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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間 |誰是它的真正敵人|

1992年,我首次參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園」朝聖。那時的「人民公園」已經和電影、照片裡所見大不相同了,一片綠草就與一般的北美公園無異,除了有幾個不知是老嬉皮還是流浪漢的男子躺在上頭。路燈的柱身上貼滿各式各樣佈告,固然有學生活動的宣傳海報,也不乏租房家教一類的小廣告。「人民公園」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見當年風起雲湧的盛況。

這塊地方是學校擁有,本打算用作停車場的。但到了1969年4月20日,幾百個學生和當地市民響應一份地下小報的呼籲,自己帶來了草皮、花朵和樹苗,要把它變成「人民的公園」。那是全球青年反抗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高潮歲月,對伯克利的學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個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維持,可以在裡面睡覺、閒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說和集會的自由交流空間,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車場有趣得多。

正當學校終於籌夠資金可以開工之際,「人民公園」已經成了天天有活動的世間小樂園了。時任加州州長的裡根(也就是後來的美國總統)要比溫吞的大學校長強硬多了,他認定這是一群佔領了公地的暴民,並且指責加大伯克利分校變成了「共產黨同路人與性戀態的避風港」。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後來的美國學運史稱作「血腥星期四」的這一天,裡根下令軍警開入校園,驅趕「暴徒」,結果有100多人受傷,一個並非示威者的學生中槍死亡,一位無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來的幾天之內,裡根更是宣佈伯克利進入緊急狀態,實施宵禁。5月30日,只有10萬人口的伯克利有3萬人不理當局警告,參加了殉難學生的紀念集會,他們的口號是「讓一千座公園綻放」。

「人民公園」終於還是保留下來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載入美國自由派的史冊,成為火紅年代的象徵。儘管新一代的學生已經不再覺得它有什麼了不起,儘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間的實際價值(雖然還有零星的演說和集會);但不論是如今負責管理它的市政當局,還是校方,都不會想到要毀棄它,更不可能搬走後來市民自發擺放的紀念碑。因為「人民公園」不只是個具體的公園,還是學校自由精神與當地社群的象徵空間。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裡的頭號景點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來一般香港人是不會太在意這塊小地方的,說不定連聽都還沒聽過呢。但這裡正是當年北大學生集會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學生領袖曾經在此慷慨陳辭;自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又有多少激盪思潮的標語和文章在此張貼,多少猛烈的論辯在此發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學遷入燕園後,展開它現代旅程之後最重要的象徵之一,它代表了一座大學應該具有的自由、開放和觀念交鋒的本色。又由於這裡是北大,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是中國的。其意義相當於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園」,值得保留下來,成為一座文化的紀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卻以它太過雜亂太過商業化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響學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塊先進的電子佈告板。

所謂雜亂,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既然是學生與周邊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間,表面的無序是必然的。國外大學不知有多少類似的角落,柱子和牆上貼滿了一層又一層的大海報小廣告,但它們非但不會破壞大學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學風格的一部分。至於「商業化」一說,就更是可笑了。大學向商業靠攏,不只是北大獨有的問題,是蔓延全球的現象(也有人認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業化的地方不是「三角地」,而是一幢幢掛上了企業名號的建築,「學企合作」的計劃,在外掛職賺大錢的教授,及無心向學專業打工的學生。到處貼滿了商業廣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無力阻止商業浪潮的大勢,甚至還主動構思種種「創收」方案,如今卻指責「三角地」銅臭味太濃,這豈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說網絡論壇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舊角色,本來也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難道就不能是個有歷史意義的地標嗎?倫敦的海德公園也早就不再是個有任何實際作用的論壇了,倫敦市政當局怎麼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進去發表演說呢?

拆了「三角地」,換上電子佈告板,這個行動最大的象徵意義,就是用一個由上而下的校方宣傳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學生發聲平台。

也許,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題為「人民公園還在,但三角地沒了」,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