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觀察家在談論中國的時候有一組固定的詞彙，這組詞彙表達了一整套框架。比方說「開放」與「保守」，他們很喜歡把這兩個價值意蘊飽滿的形容詞加諸中國政府的領導層身上，辨識出誰是開明派誰又是保守派；而開明自然是好的，保守當然很壞。這套二分法依據的是一系列標準，例如開放輿論是開明，管束私人企業則是保守。同樣的形容詞、同樣的判准和同樣的觀察框架還可以套用在任何政策與事件之上。就以剛剛落幕的「兩會」來說，有人就說中國更開放了，但也有人反過來說中國變得保守了。
說中國開放，主要是因為《物權法》的通過，英國的《經濟學人》甚至認為這是一場「革命」。在許多人心目中，社會主義國家居然要保護私有產權，這難道還不是開放嗎？說中國保守的，則注意到了政府在加大教育與醫療投入的同時，還會加強約束這兩個領域的「自主」。
更何況增加政府資源的投入往往也意味著政府規模的擴張。一個規模更大權力更強的政府難道還不是保守嗎？
這些判斷的前提來自於對中國數十年的歷史觀察。回顧改革開放近三十年來的變化，我們可以總結為「集權的弱化」或者「政府的撤退」。
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府是「全能主義」的，也就是政府全面介入了人民生活的所有方面，文化、經濟和社會盡在政府的掌控之中；經濟領域、文化領域與社會空間是和政治領域高度重合的。自從鄧小平開啟了改革開放，政府就逐步撤出各個領域、還市場自行運轉的空間，還社會自主管理的可能，還文化自由表達的機會。所以在海外觀察家的眼中，整個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一段由保守邁向開放的進程。
政府越後退，人民越自主，國家就越開放；相反地，政府介入得越深，社會就變得越不獨立，國家自然就是保守了。
這種判斷的根本問題就是太過簡化，把個人與政府對立起來，分別放在天平的兩端，彷彿只要一頭重了另一頭必然就輕，中國不是更開放就是走回頭路。正好碰上近年關於改革開放何去何從的大討論，本屆兩會變得格外令人矚目，大家都急於從會議的決策看出中國未來的軌道。看見《物權法》通過了，就說這是官退民進，開放了;看見政府重新介入教育、醫療甚至房地產市場，就說這是官進民退，保守了。
其實今天中國政府真正面對的不是開放或保守的是非選擇，而是另一個政治學上的根本難題，那就是應該如何定位政府的角色。假如改革開放前的全能主義政府是一個極端，那麼一個徹底退縮的「最小國家」就是另一個極端了。在這兩個極端之間的光譜是很寬闊的，要把自己放在其中的哪一個點則是既脆弱又敏感的選擇。
很多人說過去近三十年來中國追求的經濟發展是種不計環境成本與社會代價的「粗放型發展」，其實過去近三十年來的開放又何嘗不是一種粗放型的政府撤退呢？教育、醫療、住房和一連串的社會需要都不能沒有政府的位置；新自由主義夢寐以求的最小國家也未曾真正出現過。今天我們看到的許多問題，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子，都不是太過「保守」的結果，而是政府退得太遠太快。
所以一方面訂立了《物權法》，另一方面強化自己在教育與醫療上的功能的中國政府既非更「開放」，亦非更「保守」，它只是更敏感地在摸索自己的新角色。
原題為「摸索新角色的中國政府」，刊於《南方都市報》2007年0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