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近日席捲中國各地的反日浪潮，我們很容易就陷入一個思想陷阱：要不義憤填膺地在旁吶喊打氣，全力支持；要不就是站在一邊，抱著懷疑犬儒的態度冷嘲熱諷。以上兩種非此即彼的立場並不足取。此外，當然還有很多論者會同情中國民眾的情緒和立場，同時呼籲遊行人士和部分激烈的「憤青」保持冷靜理性；但又往往失之於缺乏思想的深度，點到即止。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這場反日浪潮，又怎樣確切地去掌握在它背後浮現的所謂「日本問題」呢？
讓我們先來看看懷疑各處反日遊行和行動的諸種論點有什麼問題。有些論者（包括我的好友）認為發生在過去一周內的各處遊行只是官方暗中發動的虛假「民間行動」，因為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允許真正由人民自主發起的抗議集會。我覺得這種說法實在太過想當然耳，純粹來自對於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脫離實際甚遠。凡有機會採訪過當年在北京抗議美軍「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集會的記者，都知道那一次遊行不只得到了官方默許，甚至還有學校加入組織，派校車接送學生到美國大使館。可是這一趟遊行卻大不相同，不只沒有官方介入的跡象，甚至找不到一些像樣的組織單位（如「愛國者同盟」），完全是一次由三兩個網友以網上留言和手機短信動員起來的「聰明群眾」
（Smart Mob）行動。而且幾條遊行路線的設定也是臨時「走」出來的，充滿了隨機應變的色彩及意外。
其實只要看多點內地新聞就知道，這一兩年來由民間發起，但政府事先一無所知的群眾運動不在少數。有的是官方不能容忍的，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願正式稱之為「示威遊行」，於是叫做「上訪」和「請願」的。我並不是要說中國政府已經大開遊行自由之門，只是想指出今天的中國的確可能出現既非官方策動，亦非官方可預先阻止的民間群眾集會。最近的反日遊行就是這樣一種集會，只是官方明顯地沒有干預介入。
也有些人強調政府不介入就是一種默許。從19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的潮流開始，一股勢力愈來愈大的新民族主義就日漸成形，並且助長了所謂的「憤青」現象。在這個過程裡面，官方的確有一定的角色。倒不一定說是積極的倡導，而可以是左右透過傳媒報道信息的種類和範圍的細緻，就可以構成助力。不過如果過度重視官方的角色，可能就會忽略了民間自主及社會內在的種種因素，可能就會輕視了政府以外還有什麼東西構成了當前民族主義的熱潮。關於這點，我以後還會另文細談，現在暫且不表。
當然，還有朋友提出歷史反省的責任問題，認為中國不能一方面要求日本反省歷史，認真道歉，同時卻掩蓋自己歷史上的失誤。我贊成這個說法，可是在同意之餘也有必要指出，中國自己的歷史懺悔意識不足，不等於日本也自動地不用懺悔。同樣地，就算當前民間反日情緒是由中國官方鼓動，就算北京、深圳、成都和廣州的遊行是由官方組織，也不等於批評日本修訂教科書就是錯誤的。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理由只是因為「官方默許」和「官方引導」，就要否定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和它所針對的問題。
還有一種看法在內地也相當流行，就是主張「抗日不如自強」。與其罷買日貨，不如先搞好國貨的質量和信譽；與其耗費時間和精力去散佈仇日言論，上街焚燒日本國旗，不如集中精神檢討自己的社會體制，壯大國家實力。這種想法的第一個問題是假設了我們現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強化中國本身，於是可以漠視仍然在世的慰安婦繼續得不到合理賠償，而且還要受到日本新版歷史教科書的侮辱（按該書的說法，慰安婦其實是自願的軍妓）。第二個問題更是嚴重，因為它很容易就會導致一種「今天我且啞忍，瞧明天我強了之後誰狠」的復仇心態。什麼叫做「自強」？我們「壯大國力」之後要幹什麼呢？這裡脫不掉一種把中日曆史問題看成兩個彼此競爭總得分出敵我高下的簡化國際觀，不只解決不了眼前的歷史罪惡如何分析如何解脫的問題，且徒添了威權式的國家主義。我們根本隨時都要反省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目的是為了民眾更民主更理想的生活，既不因日本而起，更不因勝過日本就可終止。
簡單地說，所有懷疑反日情緒的看法就算全部正確，也無法遮蓋明擺在這裡的「日本問題」。但這是否意味著所有的反日情緒，所有那些包括抵制日貨和傷害日本留學生的反日行為，就都是正確的呢？當然不！「反日」從一開始就反錯了對象，把日本修改歷史教科書、日本意圖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日本與美國軍事聯防和釣魚台問題一股腦地混成一團，並且連接各種各樣的「日本人論」，本質化成了對日本的整體否定。南方朔在其專欄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實不是日本，而是罪惡，可說非常精準。但如何區分反日與反罪？怎樣分析反日情緒？「日本問題」又是一種什麼樣子的問題呢？
上面我強調不能把當前席捲中國的反日遊行活動看成是官方鼓動的結果，除了還民間自發行動的清白，正視國民情緒之外，同時也想提醒各種不同立場的論者，把這一連串的集會說成是由政府鼓動和操縱，正好中了日本保守派的下懷。因為在日本的右翼勢力、保守派甚至部分進步分子，一直有這麼一種印象，認為中國是個高度集權統一的社會，沒有獨立自主的司法系統、傳媒機構和學術界，也沒有可與政府分離甚至對抗的民間社會。這種印象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根據，但它卻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比如說在戰爭歷史的事實爭論上，日本右翼就很喜歡先從中國的學術界不夠自主不夠自由開始，進一步推論所有學術研究都脫不開政府影響，而結論就是中國學界所說的「七三一部隊人體實驗」和「南京大屠殺」無非皆是政府的仇日宣傳。同理，他們也不願意相信中國百姓會有不經政府組織的遊行；就算有，他們也會認為這是政府反日教育的結果。
這種中國印象是冷戰結構的產物之一，戰後投身「自由世界」的日本和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其主流社會把日本與中國的區分，界定成自由民主開放的世界和封閉專權的鐵幕世界之別。如今日本右翼與戰時軍國主義的最大不同之一，就在於它把這種「民主」話語從傳統左翼手中搶了過來，移置成自我肯定的一種資源。透過這套話語資源，日本右翼可以一方面試圖復興天皇權威，但另一方面弔詭地以民主和開放的旗幟再次宣揚日本相對於中國的優越性。所以當日本保守陣營指摘中國學者虛構史實、官方暗中發動示威的時候，不只是否認戰爭責任這麼簡單，而且是再製造日本的優秀先進和中國的專權保守這種特定印象。
令人氣餒的，是所謂的反日糊里糊塗地把所有的事情混成一團，情緒勝過理性，對於日本政府和右翼的種種過當行為，除了左一句「日本人不知悔改」右一句「小日本天性就壞」之外，就再也分析不出個所以然來。因此才會有抵制日貨、襲擊日本留學生乃至於破壞日本餐館等種種行為。照這種全面否定日本的邏輯來看，現代中文裡所有來自日本的外來語，如「廣告」、「現金」、「幹部」和「建築」，是否也全都應該掃地出門，自此禁用呢？
反倒是日本的左翼學者在談起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和政府右傾化背後的理路時，要比一般中國知識界來得更深入更精到。例如近年相當走紅的小森陽一，就在其最近的作品《天皇的玉音放送》裡面，指出了日本自衛隊赴駐海外、首相小泉純一郎堅持參拜靖國神社、日本保守派試圖修憲與右翼修改歷史教科書等四項事端的因果邏輯。他認為日本政府派兵阿富汗和伊拉克擔任「盟軍」後援，明顯是要把自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政治軍事同盟，同時也是推動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的試探手段。而修改憲法使自衛隊成為名正言順的軍隊，則是想把日本變成「正常化國家」。這裡所說的「正常化國家」，幾乎完全是由軍事力量的正名來界定的，可說是把軍隊當成了國家的資格證書。至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它的一個小秘密是為了預防有自衛隊員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因為如果真有這麼不幸的事件，日本國民肯定會質疑他們的子弟何以要去為美國人的戰爭送死。可是只要根據傳統，把死去自衛隊員的靈位供奉在靖國神社，有天皇的威權籠罩，他們就成了為國捐軀的英魂了。
所以小泉純一郎以首相身份一拜再拜，就是想再度鞏固靖國神社與天皇國家的關係，而且這也有助推動修憲。日本不能擁有正式軍隊，日本的憲法要有第九條這麼一條，全是來自它過去發動戰爭的責任。要是想讓日本成為「正常化國家」，想讓日本國民接受修憲（須經半數公民投票通過）；把靖國神社從一個供奉戰犯的地方，轉化成一個供奉所有為國捐軀者的正常軍祠，就是很重要的象徵工作了。修改歷史教書表面看起來沒什麼大不了，採用扶桑社新出版教科書的學校少之又少；但是相關組織的普及歷史讀物卻是市場上的暢銷書，而且抱持類似史觀的出版物也愈來愈多。在小森陽一看來，這是日本右翼與政府裡應外合的文宣行動，目的就是給大家洗腦，醞釀半數國民支持修憲的理想土壤。
可見日本政府和民間右翼的諸種舉措並非毫無關聯，不是一句「日本人玩野」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而所謂「歷史問題」也不像某些倡導「對日新思維」的學者所言，是一種可以放在腦後、與現實利益無關係的包袱。纏繞著中日雙方的歷史問題不只仍然在世的受害人與加害者雙方身上，也不只仍然活在雙方後人的集體記憶與民族感情之中，而且還是一股可以影響現實政治的力量。否則日本右翼盡可提倡修憲盡可提倡建軍，又何須汲汲於修改歷史掩埋史實？如果歷史真的可以輕易地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為什麼1980年代看《龍珠》長大，1990年代沉迷村上春樹的那些內地年輕人，現在怎麼會把怒氣燒在日本頭上？
「反日」必須弄清目標，一方面針對戰爭歷史的罪惡，另一方面要把歷史和現在的政治局勢聯結起來分析，才可以對準日本右翼和保守派的全盤計劃。對於「反罪」的問題，礙於篇幅有限，只好下次另文再論。
原題為「既不犬儒，亦不激憤——分析日本問題」，《明報·筆陣》2005年04月16日、2005年0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