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
蜂擁一時的反日浪潮在政府的全力壓制底下，看來暫時是平息下來了。為了遏止人民的憤怒，許多機構採取了非常粗暴的措施。比如說有些報章乾脆把「日本」二字列為禁忌，不要說不能發表反日言論，就算一篇介紹日本餐廳的文章也得暫時禁刊。但是在民間醞釀多年的仇日情緒是否就這麼簡單地煙消雲散了呢？當然不。既然如此，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遲早還是要再拿上檯面，所以許多民間人士倡議的「反罪」運動因此還是得繼續推動，有關的論述也必須繼續深化。
說到反罪，說到日本的戰爭責任，很多人會直覺地以德國在二戰之後的表現來做比較，追問日本人為何不像德國人那般深切懺悔。得出的答案往往歸結到日本文化的本質或者各式各樣的「日本人論」，例如人類學家本尼迪特(RuthBenedict)經典著作《菊花與刀》裡的著名判斷：日本的「恥感文化」不同於西方的「罪感文化」。這種化約的文化解釋不只大而化之擺脫了歷史細節，而且過度強調了日本的特殊性，反過來正好證明了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會認錯，因為他們的文化就是如此。因此這類很知識分子的論述方式，竟然與大陸網站上激進的平民言論不謀而合。那些被認為很民粹很粗暴的憤青同樣覺得日本是「死不認錯」的，因為「日本人骨子裡就是這麼賤」，只不過知識分子懂得使用一些學術詞彙罷了。
我們的確可以也的確應該把日本拿來與德國比較，只是我們不只要問「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那般痛切自悔」，而且還得自問身為戰爭受害者的自己：為什麼我們不像納粹受害者那樣去追究加害國的責任呢？納粹德國在波蘭、捷克、俄羅斯等多國犯下的罪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德波歷史問題」、「德捷歷史問題」與「德俄歷史問題」，而是被視作一組跨越國境的「反人類罪惡問題」。當一個波蘭猶太人在戰後痛斥當年納粹暴行的時候，他會很清楚這不只是兩國之間的歷史仇恨，而且是發生在波蘭的一件重大罪惡，這個罪惡也曾降臨在其他國家之中。反過來說，有多少中國人意識到在抗日戰爭以外，曾經有過萬菲律賓戰俘受虐至死？有多少中國人知道日本在整個中南半島殺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中國人有興趣去瞭解日本帝國在韓國怎樣推行皇民化運動？中國人總是習慣性地把日本當年犯下的罪行狹隘地理解成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而非禍及整片東亞的反人類罪行。
同樣地，包括《經濟學人》在內的許多西方知名媒體也傾向淡化日本的戰爭罪行，將其描述成「日本與亞洲多國的歷史矛盾」，並且詳列戰後日本官方曾經作出的道歉次數，證明日本業已清除罪責。日本國內也有許多意見認為他們道歉道得夠多了，不懂中國幹嗎還老叫他們認錯，覺得這是一種利用歷史的勒索手段。問題是，如果今天認錯認得實在很徹底的德國出了一個政客去希特勒靈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書將種族滅絕說成是人類純化，大家又會怎麼樣呢？恐怕不只各國傳媒將嚴辭聲討，德國政府和一般百姓也會義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關鍵並不在於日本作過多少次官式道歉，也不在於那是普通的道歉還是深有悔意的謝罪；而在於儘管有今天，居然仍有人敢於公開聲稱侵略亞洲其實是解放亞洲，卻不用擔心任何後果。
至於成為中國人抗日戰爭記憶坐標的南京大屠殺，中日曆史學界的爭論之一是死亡的確切人數。中國史學界大多堅稱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超過30萬；而日本方面則有史學家認為這個數字不可靠，因為當時南京城內根本沒有30萬人。歷史事實的確要客觀地發掘研究，但是無論當年死者的確切人數有多少，都不可能改變屠殺事件的邪惡性質。正如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難人數直至今日仍有爭議，但它滅絕人性的恐怖本質卻毋庸爭論，更何況根本地去否認它的存在呢？可是如今日本有些右翼學者要不乾脆宣稱「南京大屠殺虛構論」，要不就是把焦點放在罹難人數等「無關宏旨」的技術問題上。
為什麼日本不像德國？這是因為中國人、日本人乃至於世界各地的主流媒體，都沒有把日本的軍國主義當作是納粹德國那般的反人類罪惡來看待。當然，有很多論者以為納粹的罪惡是一種極為特殊的類型，而日本軍隊的暴行則只不過是所有戰爭都會出現的暴力加大碼罷了。下次我將說明這種觀點的錯誤。「手下不留情的殘忍之事是用匕首挖出母親胎內的孩子。看到乳兒的話就拋到空中，在母親面前用刺刀接住乳兒給母親看。」這是二戰時期曾在中國服役的日本軍人服部彌一的證言，他接著說：「到戰場之前連一隻小蟲豸都不敢碾死的我，在自身獸性的內部潛伏著以殺人遊戲為樂的不知深淵的魔鬼生命。」這段話最可怕的，在我看來並非那種殘殺嬰兒的手段，而是一個曾經連小蟲也不敢踩死的人，怎麼會成了以屠殺為樂的兇手。
另一位日本軍人在1937年9月10日接到召集令，加入了「華中特遣軍直屬部隊野戰瓦斯第二中隊」，由名字就知道這是一支毒氣作戰部隊。因為國際法禁用毒瓦斯，所以它是秘密行事的特種部隊。這名軍人參與過當年進攻南京的作戰，在部隊裡很受尊敬，因為他的性格溫厚，被認為是個「忠實而正直的士兵」。南京大屠殺之後的3個月，他進駐定遠，寫下這麼一封信：「……現在眺望定遠城外，風景異常清明秀麗。柳吐新雲，河水淼淼，油菜花一片金黃。平原千里，一望無垠，遠處迷迷濛濛，但見白雲如絮……明麗的春光任何漢字的形容詞都可當之無愧。尤其是楊柳之綠、油菜花之黃，顏色鮮艷近似原色，極為悠然自在的構圖……」轉戰異國，猶能寄興春光的這位士兵，就是我深深景仰的一代大師、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
研究小津安二郎的佐籐忠男曾經指出：「實際上小津只是不能夠積極贊成軍國主義，決不是消極地不贊同軍國主義。」小津的為人「可以侃侃而談個人道德問題，但一提到國家、民族、社會、政治之類，就有些羞於開口。如果說小津的道德是平民百姓的道德，那麼這個平民百姓的道德基礎就在於此。談論個人道德個人能夠負責，然而社會、政治問題即使談論個人也難以負責」(佐籐忠男：《小津安二郎的藝術》)。那麼，參與南京之役和施放毒氣，到底是個人的事，還是社會政治的事呢？我不清楚小津安二郎會怎麼想，因為在他那些貫注了人道精神與平民關懷的電影裡，沒有直接的答案。
在描述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裡面，我們常常看到對比起粗野不文的美軍，德國軍官總是一派儒雅，喜歡誦讀歌德甚至能夠彈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為什麼這樣的人會參與如此駭人聽聞的冷酷殘殺呢？這大概也是德裔美籍哲學家漢娜·鄂倫(Hannah Arendt)去耶路撒冷旁聽納粹黨徒艾克曼(Adolf Eichmann)受審時，心裡帶著的疑問。她驚訝地發現「艾克曼既不陰險，也不凶橫」，完全不像一個惡貫滿盈的罪犯，就那麼彬彬有禮地坐在席上。他甚至宣稱「他的一生都是依據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的所有行動都來自康德對於責任的界定」。艾克曼所做的一切都來自遵從命令，頂多就是特別熱心軍階晉陞罷了，所以艾克曼形容自己只不過是「一座機器裡的螺絲釘」。
這就是後來非常有名的「平凡之惡」(evil of banality)。人類不需要是個什麼大奸大惡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個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難以想像難以言傳的邪惡。「真正困擾我們的不是我們的敵人，而是朋友的行為。持續一生的友誼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摧毀，就因為害怕錯失了加入歷史的潮流。他們只是在納粹的威勢面前失去了自己下判斷的能力。」(Hannah Arendt《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很多學者形容納粹的罪行是史無前例的「極端之惡」(radical evil)，其規模其內涵超出了人類想像力的邊界。而漢娜·鄂倫獨到之處，就是指出即使邪惡如納粹，到底也是個在地上行走的機器，是個人類零件組成的組織和機構。而人之所以會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為受到誘惑，只是不想與他人不同，只是想做個乖乖聽話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惡」。正是因為這個「平凡之惡」的觀點，我們可以討論在獨裁專制的政權底下，個人的道德責任問題。去逼問當年的德國人何以不反抗的時候，我們其實是在反省巨大的邪惡是如何由每一個人不經意的每一步逐漸積累而成。納粹黨衛軍不都是痛下決心要做兇手的，他們可能平凡如你我，他們甚至可以是個熟讀康德知書達禮的「好人」，他們只是漸漸地交出了判斷的能力。
因此我們可以拿日本與德國相提並論，因為在二戰期間，它們的社會都是極權主義盛行，「平凡之惡」浸淫了整個國度。服部彌一是個好人，小津安二郎也是個溫情脈脈的謙謙君子，但是他們都在那一刻交出了自己思考「社會和政治問題」的能力。
所謂「日本軍國主義」其實是建立在天皇制上的一種社會制度，以神格人身的天皇為中心，由上而下一層層地構成了整個國家的秩序。
在這個秩序裡面，個人沒有自主的自由可言，他的行動完全是上級替他規定的。因此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稱之為「不負責任的體系」。可是得注意這套秩序並不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什麼日本民族性，而是明治維新之後才透過各種文宣教育手段建立起來的新事物。如果要日本人徹底接受戰爭責任，就得揭穿天皇制的神話，使得大家重新認識到那部大機器裡的小零件，到底是個有自省能力可以為自己行為負責的人。對於推說「我也是個被國家欺騙的受害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的人，必須像對著錯愕的艾克曼一樣，指出他埋沒理性終於與邪惡合作的歷程。配合冷戰日皇逃過戰爭罪責可是戰後佔領日本的美國指揮部，卻為了即將開展的冷戰，選擇保存日本「國體」和社會穩定，不去觸碰天皇制的核心，一方面免去了裕仁天皇的罪責，將首相東條英機列為A級戰犯；另一方面則努力讓日本國民感到自己也是無辜的受害人，被政府的宣傳所騙。於是非常詭異地，曾經有一半人口駐在海外的日本，卻從未大規模和系統地反省自己殖民海外的經歷，彷彿它從來不曾是個殖民帝國。一切罪責，全在那極少數的戰犯身上。而直至今日，發表過《人間宣言》的日本不只沒有動搖過天皇的無上地位，他的神聖價值甚至死灰復燃，再次成為右翼尊奉的對象。順帶一提，近日很多人談論的《菊花與刀》，本來是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戰時為美國官方寫作的「敵情分析」。她認為天皇在日本是個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政治的神聖領袖，超出了價值批判的範圍，受人尊重但不一定與戰責相關。戰後美國統治當局保持了天皇制，理據之一就是這位人類學家的分析，儘管她不懂日文也未曾到過日本。
1967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許恭生的清華大學學生在校園內逃跑的時候不慎絆倒，他的同學們立刻上前用自製的長矛對著他亂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處，腿股動脈和肝臟破裂之後死亡。幾分鐘前，他的另一位同學卞雨林因為中了塗上氯化鉀的箭矢死去。這兩人都是文革期間著名的清華大學「百日武鬥」受害者，殺他們的人和他們一樣，是全國最高學府的精英，天子門生。為什麼一個純良的學生會變成亂了性的兇徒呢？最近有人常說除了日本以外，中國政府也要反省，也要承擔歷史責任。其實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們真的相信過去幾十年來的罪孽只是「極少數極少數的幾個人」的錯誤，其他人不是受騙，失了心瘋，就是「大機器裡的小零件」。
原題為「告別反日，深化反罪」，《明報·筆陣》2005年05月04日、2005年0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