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種公共議題反覆被人拿出來探討辯論，那麼理論上大家都應該能夠在這個過程裡面發展出更理性的自我瞭解，學習到更豐富的認知方式。可是一種議題的循環再現，有時候也是病理性的。
例如鞏俐加入新加坡國籍這件事，網民迅速把它變成一場關於愛國與「漢奸」的辯論。為什麼這個國家有那麼多人想當「漢奸」？大家又為什麼如此關切愛國這個課題？這種議論方式的重複乃至於壟斷，很容易就會阻礙了看待事情的不同角度，甚至包括一些或許會更有趣也更有建設性的角度，比方說人才的競爭。
沒有一個國家不想保有更多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則不外乎自己培育與對外引入兩種。我不知道鞏俐移民新加坡算不算是為新加坡增加了人才，但我知道新加坡在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上從來就處在一個主動出擊的位置上。它固然也著力於培養自己的年輕人，但更擅長把握國際經濟形勢的新變化，去為自己取回一批短期內不可能製造得出來的生產力。與它本是同根生的馬來西亞自從實施「新經濟政策」開始，就在教育和就職創業的機會上排擠掉不少優秀的華人精英；而新加坡則近水樓台，很方便地就把這些無法在祖國大展拳腳的精英吸納了過去，使他們成為這個彈丸之地的發展動力。近年中國崛起，新加坡又把目標鎖定在中國身上，不只用獎學金吸引中國學子，還讓他們不用費太大功夫就能取得移民入籍的資格，反過來變成前進中國拓展新市場的先鋒部隊。它的策略如此大膽激進，乃至於本國老百姓開始心生不滿，屢有怨言。
這也許是一個島國的生存之道；對他們的政府來講，問題不單是新加坡人能不能成為世界上最有競爭力的人，而是能不能把這個世上最優異的人也變成新加坡人。相對而言，中國人口龐大，人才的儲備層次也遠較新加坡豐富多樣，似乎用不著學新加坡那套如狼似虎的獵頭狠招。
不妨再看一下美國的情況。今天的美國人口數目排名世界第三，人均教育水平也屬世界前列，可以說是要用什麼人就有什麼人；為什麼它還要持續拉攏移民，甚至出到網上「綠卡彩券」（The Green Card Lottery）這種怪招？其實在對待國民身份這個問題上，美國的策略可說是新加坡的老祖宗；只要你有才華，有我需要的能力，不管你出生在什麼地方，我都歡迎你比起新加坡，美國更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的制度和土壤的開放；假如一個非洲移民的第二代都能當總統，那還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呢？
雖然自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很多人都感到美國的大門正在日漸收窄，但是只要看看它各行各業高端人才分佈的那種族群紛雜膚色參差的景象，便能發現美國始終是一個移民傳統深厚的國家。
美國還是諾貝爾獎的大贏家，它生產出來的諾貝爾獎得主數目乃世界之冠，這裡頭起碼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第二代。就拿所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項的中國人來說吧，在得獎的時候他們幾乎全都擁有美國國籍，其中有的生在中國，有的甚至在中國完成本科教育，但最後給予他們良好研究環境和資源的，卻是這片大洋的彼岸。
為什麼美國能讓這些中國人摘取學界桂冠？何時我們才能見到一位在中國本土的學術機構做研究的中國學者得到這份殊榮呢？這是很多愛國心切的中國人都曾問過的老問題。在我看來，我們其實還可以從一個相反的角度提出另一個問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見到一位任教於中國大學的日本學者、英國學者，甚至一位美國學者贏得諾貝爾獎呢？如果有那一天，大家會不會覺得這也是中國的驕傲呢？
假如我們的學術體制和文化環境非常優秀，不只可以吸引已成名的外國名家來這裡過上半退休的優渥生活，還能引來一群正處黃金歲月的青壯學者到此鑽研學問，那麼我們也一定能孵育出頂尖的中國籍學者。只不過到了那時候，「代表」中國去領諾貝爾獎的人在人種上是不是中國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土壤豐美，社會開放，真真正正不負大國之名。
面對人才流出和移民的現實，要思考的課題不只是他們愛不愛國，也不只是怎麼留住他們，更是如何不讓中國成為全球人才競爭的淨出口國。同時，我們也許要調整一下心態，換掉那種常見的種族愛國主義；想想看，要是有一天，一個長得像「外國人」的人說著一口流利普通話，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的主播台上，甚至當上了國務院的部長；我們是不是承受得了？
原題為「從鞏俐想起李白」，刊於《南方週末》2008年1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