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走紅，連漢奸也重新成了熱門話題。有人說李安與張愛玲豐富了漢奸與愛國志士的形象，還他們人性的本來面目；也有人說這叫做美化漢奸，所以不只本來就很成疑問的張愛玲要因此罪加一等，甚至李安都快變成新漢奸了。
我們中國人學歷史就像小孩看戲，任何人物一出場，首先要問：「他是忠臣還是奸賊？」除此之外，再無第三條路。這種看待歷史的方法對還是不對？只要把同樣的眼光挪向我們此刻身處的現實測試一下就行了。你說馬英九是忠的嗎？他為什麼也要贊成台灣「重返聯合國」呢？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尾隨美國入侵伊拉克，八成是奸的了吧；那你又怎麼判斷他恢復英國經濟活力的政績呢？你能肯定地說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嗎？
俗話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即白，我們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寬容一下自己的貪心和過錯。可是一轉頭，我們竟不能以同等的寬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了。我的意思不是要寬大地對待漢奸，而是要歷史地對待歷史。什麼叫做「歷史地對待歷史」呢？那就是把一切放回歷史的境況之中，看人的轉變，事件的出現。談論漢奸，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漢奸」這個概念放回歷史裡頭，審視它的生成與演變。
忠奸之辨遠非全然相對、沒有任何客觀的標準。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論大部分的漢奸在他生前是不會輕易接受「漢奸」這種稱號的；所謂「漢奸」，多半是後人的判斷，而後人的判斷則往往依據了不同的標準甚至某些個人的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歐陸各國也紛紛掀起了肅清「通敵者」的風潮(「通敵者」一般英譯為Collabormtor，他們似乎沒有「德奸」、「日奸」和「荷蘭奸」的概念)。那是個百廢待舉的廢墟年代，廣廈已毀，人才難求。於是在現實的需要下，許多貨真價實的「通敵者」者一一過關，重回舞台，重操故業，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可是這裡頭也有一些人為求自保，就大力檢舉昔時友伴，因為他越是慷慨激昂地揭發其他人的罪行，他自己就顯得越清白。更有一些戰前在事業上極不得意的人，比方說沒什麼天分的年輕指揮家，這時以愛國者的姿態出擊，狠批幾位造詣非凡的大師曾經出任納粹偽職，主理過一批大牌樂團或者歌劇院。他們的言論很正義，但是他們的心態很陰暗：既然我在專業上爬不過你的頭，我就要在愛國的問題上絆倒你，取而代之。
這些往事，皆有史可考。關於「通敵者」的糊塗賬，西方史學界已經研究得十分透徹，實況絕非歷史劇裡那般正邪分明。反觀中國，幾乎所有超越簡化、二元對立模式的聲音都成了異議，甚至也成了一種「漢奸」的雄辯。可是，另一方面，也還是有很多人覺得事實不是如此簡單，比如說汪精衛到底是不是漢奸呢？這就是一個令很多人感到困擾的問題。大家都很難想像，曾經追隨孫中山先生搞革命，因謀刺滿清攝政王而入獄，且賦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好漢子，怎麼就會成了一個與日本議和，成立南京偽政權的大漢奸呢？於是坊間就有許多傳說了，其中一種最令人神往的版本是這樣的：其實汪精衛是假裝的，他早和蔣介石串通好了，俟時機一至，他就會起兵反日。
其實這種美妙的民間故事依然不脫傳統忠奸二分的歷史觀，它反映了大家心底的渴望和想像。大家不只希望能夠準確地把汪精衛嵌在一個簡單的範式裡面，還很希望一個好人能夠由頭忠到尾;既然汪精衛一開始是條好漢，他就應該繼續好下去，這才符合我們既有的世界觀。
但是什麼叫做好人呢？我們能夠穩當地判定一個人是真正的愛國志士嗎？去世不久的美籍中國史權威魏斐德曾在其名著《上海歹土》裡面指出，孤島時期的上海有不少業餘特工，他們平常可能是文員，也可能經營家小店舖，收入不大好的時候就受雇去施襲暗殺。假如事敗被捕，說不定就莫名其妙地成了烈士。更常見的或許是李士群和丁默村等有名的漢奸，你說他們親日倒不如說他們是想謀利。就像托洛斯基所說的「職業革命家」，搞革命不是為了理想，而是為了謀生，革命於他們而言不外乎職業。為什麼李士群等人可以一生遊走於國、共和汪偽之間，最後又秘密地替重慶政府辦事呢？這就是因為他們全是職業的特工，誰給活幹就幫誰，處身亂世，但求苟存。加拿大著名的中國史學家卜正民在他的近著《Collaboration》(且暫譯作《合作》)提出了更具挑戰性的問題：有些人曾經幫侵華日軍指認出匿藏於平民中的敗逃國軍，結果害死了這些抗日軍人，看來這應該是最罪大惡極的漢奸了，但這種惡行卻起到了保護其他平民百姓的效果，使得他們免遭日軍濫殺的厄運。那些漢奸的目的到底是為了無辜百姓，還是純粹無恥的自私呢？我們很難判定，因為我們往往只是看了表面的行為就定了他們的罪，沒有興趣去翻箱倒櫃查檔案深究他們的口供和心理。
或許是外國人的緣故，沒有太多包袱的卜正民甚至還舉了很多實例說明現實情況複雜。比方說歷經屠城之後的南京就有一個典型漢奸，城裡的洋人稱之為「famous Jimmy」，這個王姓漢奸在日本人手下負責分配糧食給市民，同時提供一些妓女慰勞日軍。卜正民認為，若是不看目的，你很難判斷其行為的好壞。一方面他極力向日軍爭取最大限度的糧食配額，使許多百姓不挨餓；但另一方面這也曲線地強化了日軍佔領的合法性。一方面他找來中國女子供侵略者享樂，同時這卻也使得日方不再有借口任意欺凌婦女。
歷史絕不只是一堆事實的積累，它的書寫，它的構成，全賴我們從什麼角度詮釋，而這個角度的選取就和許多價值觀甚至政治的立場有關了。大家都知道，中國抗戰史至今仍是一塊荊棘滿佈的森林，兩岸曾經各有不同的詮釋，連國民黨共產黨誰的功勞大都還是問題，不過兩黨都以領導民族抵抗外侮的成就論證自己的合法性。既然如此，雙方的官方史學就都必須以一套分外分明分外嚴格的標準辨識那混淆灰暗的年代與人物，不容半點含糊。因為歷史教育始終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有責任生產一批符合標準的好國民。何謂好國民？典型在夙昔；何謂壞國民，漢奸簿上斑斑可數。
只不過這種符合國民教育目標的史學不一定就是套上好的道德教材。因為道德教育不能只是傳授一堆抽像的原則，提供幾個完美的人物典範，還要給出一些複雜的處境，讓學生知道怎樣在現實的環境(尤其是黑白難判異常艱困的處境)下明智地行動，把道德原則應用在實踐的需要之中。多年以來，中國和海外的史學界對抗戰的歷史研究已經推進了不少，可是大家的成果仍然沒有進入大眾的意識和教育的層面，特別是漢奸那一段往事。今天換上更客觀的目光重新審視他們，不是翻案，也不是單純的學術興趣，而是為了更好的道德教育。可別忘了，所謂的「是非不分」，並不是指有些人不知是非為何物，而是他們雖有是非觀念但不知怎樣實踐在具體的時空當中。漢奸的歷史不就正好說明了這點嗎？
原題為「焉能辨我是忠奸」，刊於《南方週末》2007年1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