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是2005年全球紀念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戰時死亡人數最多的俄羅斯在納粹德國投降的六十週年，於莫斯科紅場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一隊蘇聯紅軍接受俄羅斯人民的英雄式歡迎，光榮無比地經過克里姆林宮，一派戰勝國的氣勢。反觀死傷數字比得上俄羅斯、戰時國體殘敗猶有過之的中國，對之卻表現得相當低調。而且全國上下的官方機構、各級傳媒也是多談當年的苦難國恥，少談勝戰的榮耀喜悅。明明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勝方，中國卻表達不出一種勝利的感覺。二是近期各種國際媒體競相吹噓中國的強大崛起，《經濟學人》甚至以「中國統治了世界經濟」為題做了個專輯。而東南亞各地的傳媒和民調也顯示出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益增加，彷彿王朝時期的朝貢體系隨時再臨。但是中國人自己卻不這麼看，部分百姓則把美國日本當做凶險的國家。似乎八國聯軍圍攻京師的日子還沒過去，四處仍有強敵環伺，我們依然處在「最危險的時候」。
當然「中國威脅論」有誇大不實的地方，也有很多國人對當前中國的地位深感驕傲。但是巡視一遍中國各大網站的網民言論，我們更容易感到的是一種浮躁不安的情緒。聽說韓國要求中國人以後改稱「漢城」為「首爾」，有人立時上升到民族尊嚴的層次，說些「我們愛怎麼叫就怎麼叫，你韓國人憑什麼？咱中國人不是好欺負的」之類的話。少數更極端的言論甚至要合併蒙古、越南，好「振我漢唐天威」。另一方面則是無日無之地討論美國和日本的狼子野心，好像時時處在被威脅甚至滅國的危機之中。這兩種表面矛盾的情緒其實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都是無法確切把握中國在國際上的位置、沒有正常自信心的表現，而且是同一種民族主義的體現。
這種民族主義就是學者劉擎所說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它來源自一連串的「國恥」和創傷記憶，是百年來無數的苦痛塑造出「中國一定要強大」的民族凝聚驅動力，其最具體的日常表現就在中國人很愛掛在嘴上的「中國不會再讓人欺負」。念茲在茲地嘮叨「欺負」與「被欺負」，是因為現今中國社會的集體記憶裡有著太多消散不去的創傷經驗，猶如受傷的童年記憶陰影般纏繞終身。總是被這樣的夢魘折磨，怎麼會有健康平和的心態呢？
這一連串的創傷通常可以簡單地歸結成四個字：內憂外患。而內憂與外患不只互為因果，並且相互纏結在集體記憶的根幹上，剪不清理還亂。在這一系列的外患裡，由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就是外患之最。而八年抗戰淪喪了半壁江山，更是近世中國外患史上最大的創痛，其傷口至今淌血，其經歷仍然歷歷在目。因此抗戰似乎仍未結束，中國也沒有一種戰勝國的氣度。
很多人都會說這是日本的責任。但值得注意的是，使得日本右翼依然有壯大土壤，令其國民歷史認識不夠透徹的冷戰體系，同樣影響了中國的抗戰記憶。二戰結束之後，隨之而來的冷戰固然使得許多日本戰時政府的官員再度出山，占日美軍當局也以保持社會穩定的理由沒有徹底清算天皇體制。就算是蔣介石也要為了爭取美國的支持，不敢開出適當的賠償條件，反而「以德報怨」，甚至還請日本戰犯當軍事顧問好對付共產黨。另一方面，為了爭取日本成為盟友，中共也曾不斷向對方伸出橄欖枝。今天這個局面，難道只是日本政府單方面的責任嗎？
當中國官民不斷抗議施壓，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不要再去靖國神社參拜；當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六十週年紀念的那一天，日本民眾以破紀錄的人數前往靖國神社致祭——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如果中國的老百姓想在這一天公開追悼在抗戰中死去的平民和軍人，他們會去哪裡？他們能去哪裡？
是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嗎？這尊著名碑石是中國最大型的紀念碑，沒有按照中國傳統面陽朝南，反而為了遷就觀眾向陰朝北，饒是如此，觀眾向它獻花致敬也往往要經官方批准和組織。近兩年來，曾有人民自發向其獻花卻被公安問話阻擋的事例，請注意這些人還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據知他們只是想悼念抗戰英烈而已。何況人民英雄紀念碑也非專為抗戰而設，它紀念的是「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抗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
所有的死者紀念碑都是一種責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與現存者的生活以道德義務的形式捆綁起來，要求生者明確認識自己的活與死者的死有因果關係，要求生者以紀念的方式履行對死者的義務。而人民英雄紀念碑是一座典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是現代民族國家用來紀念其創基人，然後凝聚民族認同的常見手段。其無名可以形成一種意義上的空洞，讓民族國家的建立超乎個人行為，訴諸集體的犧牲與經歷。簡單地說，每一座無名的民族英雄紀念碑都在訴說一段故事，一段關於國家誕生的故事，一段現政權合法由來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碑文，不難發現它表達了一種從無產階級革命史觀出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故事。抗戰在這1840年以來的故事裡只不過是一個片段。
那麼八寶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紀念個別死者的方式保存記憶，但一不是專為抗日戰爭而設，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戰英魂。其實比對一下帶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義設立，但依然陳列了兩百多萬個靈位的靖國神社與較為世俗化但專為軍人而設的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原來沒有一個專門保存戰死軍人靈位與遺體的國家級墓園，更沒有一個全面紀念抗戰死難軍民的國家級建設。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最明顯的原因就是怎樣紀念抗戰牽涉中國歷史的敏感問題。請看以下這封決戰前的遺書：「父親大人：兒今奉令擔任石牌要塞防守，孤軍奮鬥，前途莫測，然成功成仁之外，當無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較多。有子能死國，大人情亦足慰。惟兒於役國事已十幾年，菽水之歡，久虧此職，今茲殊慼慼也。懇大人依時加衣強飯，即所以超拔頑兒靈魂也。敬叩金安。」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璉將軍手筆，但他並沒有死在三峽石牌之役，後來還參與過金門古寧頭一戰，是與共產黨交戰過的將軍。對於這樣的人物，共產黨應該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開始，民間史學界陸續挖掘國民黨軍隊史跡。近年政局以「民族統一大義」為前提，以對抗「台獨分裂分子」為要務，大陸媒體重新處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開了。甚至有官員公開說「蔣介石也沒有投降啊，他也堅持了抗戰」。
但對國民黨抗戰的作用作出評論依然很難。抗日戰爭的苦難，是現代中國集體記憶裡的創傷經驗，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恥型民族主義」。如果要治癒這段創傷經驗，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斷要求日本「認真對待歷史」之外，也得自己認真對待一下歷史。全面放開抗日戰爭真相的研究報道和教育，建立一個國家級烈士陵園，是自我療傷的方法。想要與日本促成全面的歷史和解，首先要自己與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傷口。
從這個角度看來，政府在抗戰結束六十週年的低調舉動，不但無益於歷史傷口的治癒，也落後於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記不只仍有戰爭受害者活到今天，關於那場戰爭的記憶也還留在民間，許多國民黨抗日將領的名字直到今天還在部分地方傳誦。另一方面，特區政府的表現同樣令人失望。港英時期的「重光紀念日」在回歸之後改稱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但只持續兩年，到了1999年就乾脆取消，為的只是維持《假期條例》裡十七天公眾假期的上限。政府總是想推動愛國教育，難道就是用這樣的方式推動嗎？
原題為「如何紀念抗戰」，刊於《明報·筆陣》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