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汶川地震最可怕的意見不是批評救災工作，也不是「過早」出現的重建監督，更不是懷疑防震的程序有缺漏，而是那林林總總的「分化言論」。比方說日本救援隊只懂得向死者致敬，卻救不出一個活人；又比如說某些藝人商人捐錢捐得夠不夠多。很多人都已正確地指出，天災面前，我們不需要更多的對立、分化與偏見。可是在這些涉及人群的比較和分類的各種言論裡面，有一種格外值得大家注意，那就是幾條事後終被證明無根據的謠傳。例如姚明這回獻出的款項是不是還不如他捐給美國新奧爾良風災災民的多呢？幾乎在災後的第三天，這個故事就開始在網上流傳了，許多人一時氣不過，紛紛大罵姚明不是中國人，向美國球迷獻媚，渾然忘了祖國的苦難。直到有人認真核查過資料，發現這是沒有憑據的「誤傳」之後，這個故事才止於智者，爭論也漸漸平息下來。
我想起多年前反日浪潮方興未艾之際，也有一個流傳甚廣的神奇的故事。話說某城某夜，一間酒吧裡來了一位面貌甚斯文的男子，他主動坐到一桌客人身旁，和他們攀談。然後他挑起了一個敏感的話題，那就是比較日本人與中國人的國民性。他一直笑瞇瞇地提問，總想引導大家承認日本人比中國人優秀。大伙越談越覺得不對勁，漸漸發現這個普通話說得字正腔圓的青年原來根本是個日本人，而他的言論也極盡辱華之能事。故事一上網，自然激起公憤，很多人覺得這鬼子太過放肆，撒野撒到中國的土地上來了。
雖然這個故事看起來很不真實，也有不少人懷疑它的真假，但大部分參與討論的網民還是覺得它反映了日本人的心聲，是以成為反日的堅實證據。這個故事有趣的地方在它的流傳過程和演變，有人說那個城市是武漢，也有人說是北京，還有人說是上海，總之在哪裡的可能性都有。它的內容也越來越詳細，那名日本青年一開始只是談到兩國人民行為生活的差別，後來則主張日本的統治有利於中國人的進步，最終甚至還說出了中國女孩應該會愛上日本男人的話……假如這真是個虛構的民間傳說，第一個創作它出來的人到底在想什麼？後來為它加油添醋的人又有什麼動機呢？從效果上看，這個故事可以刺激起大家對日本人的怒火，所以它是為了證明日本人有多壞，替反日找理由。也就是說，參與創作的這些人似乎覺得大家對日本的仇恨還不足夠，應該要再加把火才行。
就和姚明的那個傳說一樣，它不是先有一個確切的理由，再合情地生起大家的不滿；而是先有不滿，才回頭為自己的情緒製造一個說得過去的基礎。
我們不只可以看見人對偏見的執著（我們討厭日本人，討厭姚明等名流富人，所以不惜為此捏造事實好說服自己和別人，我們的討論是合理的），還會發現這種情緒表達方式的怪異。它分明就是一種自虛，我們硬是想證明日本人對我們有多歧視，姚明又是怎麼地離棄我們；似乎在這裡能夠找一種殘酷怪異的快感。
弗洛伊德曾經描述過幼童的一種奇行，他發現他們有時會把自己藏起來，好讓大人找不著，這時他們會感到格外的緊張，深怕大人會自此忘卻他們，甚至趁機拋棄他們。可是在這個躲藏的過程裡，他們卻又享受著刺激的快感，把它當成一個好玩的遊戲。然後，他們或者被發現，或者乾脆耐不住性子自己跑了出來，與父母相擁團圓。這就是有名的「去/來」（fort/da）遊戲，後來成了精神分析史上著名的模式，引起無數的詮釋和爭論。有學者認為這是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製造一個被捨棄被厭惡的狀態，同時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於是可以期待破鏡重圓的圓滿幸福。正如一人偏執地懷疑伴侶的不忠，把任何小事理解為對方變心的蛛絲馬跡，甚或幻想出豐富的情節。
表面上他很痛苦，實際上他很享受。當伴侶九牛二虎地證明了自己的忠誠之後，他那失而復得的滿足才能達到最高程度。
問題是這個結局並不是真的結局，對愛侶忠誠奉獻、對父母全心愛護，以至於對他人的認同，肯定是一個永無止盡的追尋。所以小孩會一遍又一遍地玩著這種遊戲，情侶會一遍又一遍地期待誓言與許諾，直至我們真正長大真正自立。
編撰日本人歧視中國人的傳說，也可以看成是種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預期中的徹底道歉、真誠擁抱，我們就永遠無法停止這種近乎自虐的荒謬行為。從中日兩國的複雜歷史看來，這種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為什麼要捏造姚明不愛祖國的故事？又為什麼偏偏要選在這國難當前的時刻呢？能不能說它表達了我們對暴發名流的偏見，總是覺得他們會瞧不起草根百姓，於是希望他們用上很大的力氣去表現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又能不能說我們對叛國分外執著，總是懷疑他們一旦出國揚名在外就會斷根叛逃，於是希望他們費盡心血地證明自己仍然是個百分百的中國人？
當我們缺乏自信，心存疑慮，因此形成對他人的偏見和要求時，這種情緒的表達是不會管你地震不地震的。只要一有機會，它就會浮現。因此震撼全國的災難也就成了讓我們盡情表露偏見、區分人我，從而自虐圖樂的時機。
原題為「災難時期的自虐」，刊於《am730》2008年05月30日、2008年06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