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章詒和大姐忽然來電話，興沖沖地問我故鄉是叫利川吧，答曰是。她又問那你認識一個叫譚宗派的老人嗎？我笑問：您怎麼會知道他的啊？她說她第一次回故鄉安徽，在那裡的一個故老，和她談起了我的家鄉，並向她推薦了老譚——說這是一個埋名深山的高人。我對章大姐笑道——這是我的至交，沒有人比我更熟知其人其事，其悲辛的一生……
老譚——我一直叫他老譚，與我忘年相交三十餘年，其實算起來，他應該是我的父輩人物。從80年代初開始，我們就這樣沒大沒小地訂交起來，故鄉街面上，鮮有不知我與他的深厚淵源的。那時，我是縣教研室的菜鳥科員，他是縣志辦打零工的編輯寫手。而他剛剛出獄未久，徹底平反的申訴，還正在頻繁奔走苦求之中。
他是50年代利川的文學作者，我是80年代山中的文藝青年。整整兩代人，卻因為閉塞艽野，有此同好者非多；雖曰蕭條異代，竟然也一見如故地相知相惜了。那時我大學歸來，青春潑皮，在小城橫來直去，很有些揮斥方遒的公子哥惡態。老譚則是身形魁梧，卻一身寒素。二十年深牢大獄回來，還不免有種劫後餘生的謙謹——但那表面的恭順與和藹背後，我依然能覺出其中的傲岸。在山中，他這樣一個50年代初的州府一中的老高中生，骨子裡是眼空無物，且不與人群的。
二
老譚身高一米八，與我初識之日，不過四十有六，正當壯年。那時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國家撥亂反正，社會略顯鬆綁。牢釋人員的他，尚待政府更名其賤民身份，但依舊對未來積極樂觀，似乎看不出絲毫怨恨。他鏡片後面的小眼，總是笑意盈盈，和我們詩社那幫小混混，也多能玩笑一處。因為貧困，他從不煙酒。
其時，我和一幫兄弟在創辦地下詩刊《剝棗》，老譚雖非社中同仁，但卻是積極的參與者。我們組織詩會，則更多仰賴他的協助。他在勞改隊辦展覽，練就一手標準的美術字，但凡寫大字會標之類，全看他一個人在那兒畫字並剪貼。我們有些活動偏激，他便在一邊善意警告——我深知他的冤獄始末，也理解他的那種寒心和餘悸。
我和他走得更近，是因為我調到宣傳部之後，計劃編寫一本話說利川的閒書。我強調必須借用老譚，上級開恩，就成全了我這一企圖。於是，我和老譚得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一起出入整個縣域的鄉村山水之中。在那一段時間裡，我才算是真正瞭解了這個隔絕世界二十年的流徒，對故鄉民俗文化和文史的爛熟。
他帶著我走鄉轉村，深入邊僻之野，訪古問道。通常，在那些崎嶇泥濘中，我根本無法跟上他的昂首闊步。他初出獄那兩年，就是挑著擔子，憑借一個漆匠的手藝，鎮日行走在這樣的艱難之中尋覓口糧的。他熟知哪裡有風景，哪裡有遺賢；他指著沿途的墓葬告訴我，這是巴人的懸崖穴墓，那是拾骨葬的古俗，這是苗民的合墓，那是古代漢民的廬墓——把墳墓安在家裡堂屋中以示敬祖的古禮。
那時鄉下沒有招待所客棧之類，我們總要借居農戶，搭伙寒門。老譚總是很快就能和山胞們搭訕熟悉，會將乾淨一點的床鋪讓與我睡；當然，更多的時候，我們則是抵足而眠。他熟知一切土家的民俗風情和禮儀，會唱山歌孝歌和號子。他仔細教我分辨哪種是石工號子，哪種是抬喪號子。可以說，關於故鄉的那些民間文藝，我的知識多半取之於老譚。
三
1983年的老譚，終於在他的固執申訴下得以改判無罪。國家沒有任何賠償，當年陷他於獄的警察和法官，沒有任何道歉。但是，他終於獲得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安排到工藝美術廠，再調入文化站、文管所，還算是用其所長。
老譚的妻子，是其出獄之後娶的一個極端賢良和勤勞的農婦，靠擺攤賣親手醃製的泡菜腐乳之類，勉強幫老譚貼補家用。他中年得子，白屋之中，珍如珠貝。老譚見我喜歡那孩子的頑劣，便送給我做「教子」，幾歲的娃娃，呀呀歡叫著我這個尚是童男的「教父」。按民俗，這樣的易子而教，也需行一個簡單的古禮。老嫂子專門備了一桌好菜，我則給孩子送去一套讀物和一把玩具劍，意思是要他長大也明白書劍恩仇。
後來我出山，每還，必與老譚長談。再後來，我又輪到了他坐過的牢房。他、劉鎮西和我，一代代山裡讀一點書的人，似乎宿命地都要押解到省城，想起他們前輩曾經的坎坷，也就不覺得自個兒的艱難了。等我出獄再見他時，他已然滿頭星霜。老少兩代罪人相視一笑，背身卻各自掩飾著各自的淚痕。依舊必請回家，依舊老嫂子親炊的土菜，依舊我獨酌，他陪茶，但他們二老的密佈皺紋裡，卻平添了一些哀愁……
原來我那「教子」如我，青春早戀，被老師訓誡和同學嘲諷，突然有些失常。原本是理科狀元的他，堅決棄學，眼看高考在即，二老束手無策。等到我在北京安營紮寨了，老譚電話求我，說孩子休學一年，依然考上民院，入讀之後又被網絡迷途，堅決要求退學。他準備帶孩子到北大校醫那兒去治療，希望我略助一臂。
我急忙將他父子迎來寒舍同住，孩子入院治療，我則請老譚幫忙看稿編輯，順便開支一份工資以便聊補困窘。六旬退休的老譚，工資幾百元，老妻亦衰朽殘年，依舊還在寒冷的菜市守著那些罈罈罐罐。老話說，落葉添薪仰古槐——我是深知他們一家的捉襟見肘的。可是，布衣之交的我們，杯水車薪的涓滴互助，又何能盡釋寒門的重負？
我很多時候，只能說，他的苦難要麼是命中注定，要麼就是時代的造就。他在青春時代即被改寫的命途，便像魔咒一樣限定了他的後來。
四
很多時候，我想不清楚究竟該怎樣來給老譚定位。幾乎每一個縣市小鎮，都有一個或幾個類似於老譚的人存在。他們熟知本地的人文掌故，埋首於故紙堆讀寫並傳承著民間的道統。他們平生寒苦，不逐蝸名微利；白眼朝天，萬事雞蟲，看穿了浮世的淺薄與功利，只是低調，彷彿卑微，而實則睥睨冠蓋地活著。他們在漏雨深巷中堅守古禮，寒泉淡食甘之如飴，在世界的檻外、微醺的樽邊獨自冷笑，抑或歌哭……這就是貫穿千古中國的遺民。
老譚出生於1935年，3歲之時，抗日的武漢會戰開始，省府敗退鄂西深山。真正的亂世，正由每一個國民分擔。他們家並非巴人之後，他的始祖是蒙古軍官，元末被派往利川鎮守南蠻。元朝覆滅之後，分駐僻野的蒙兵無法北歸草原，只好在明初落業當地，他們祖上則歸為譚峒安撫司所轄，因此改巴人姓氏為譚。
其後明清兩朝，列祖有的當過總兵、知縣，封過侯爺，但多數都是平民，於歷史上無足輕重。老譚的父親在光緒新政時，曾出任縣衙吏員、警員，後辭職，在家和吏員葉松甫父女、仵作楊志清一起，悉心研習揚琴。其父是利川揚琴曲的首創人員之一，琴書自樂到民國，家道敗落，但他卻和秀才黃成緒一起創作了大量「揚琴曲子」（劇本）。可惜，這些劇本在「文革」中都被付之一炬。
鄉間的樂者，自古都是師曠一輩人物的精神傳承者，自命清高，不事經濟，以身入衙門為恥。老譚的家訓是「人生莫當官，當官必作冤。孝義要牢記，讀書足吃穿」。他在新政初年便考上州一中，成績名列前茅，卻因體檢而落第；而他的同學，則不乏清華北大者。他1957年便在省上報刊發表組詩，在當日的山中，可謂才俊風流。但是，未能上大學的他，則只好到硫黃廠打工。也許因為粗通化學，在養病中又被聘請到工藝廠研製肥皂。
也許正是散落在地方上的知識青年，聲氣相求的不多，才慢慢在他的身邊聚集了幾個同樣愛讀書議事的世家子弟。這幾位因為家庭在土改中被毀，難免對新政頗多腹誹，有的甚至在當年參與過暴動和抵抗。當時光推進到1958年之時，整個國家已經在土改、清匪反霸、鎮反、「三反五反」、「反胡風分子」等系列運動中，基本消滅了所有的異己分子，而山城利川還在「反右」。專政機關根據線報，很快便鎖定了這些世家子弟（多是教書人），以及他們身邊的老譚，是潛在的可能之敵。
於是，各種秘密偵查的方式開始運作，線民被派到老譚身邊釣魚。他們故意來宣說一些近乎反動的話，勾引這位年輕的鄉村知識青年出籠。1957年，大饑荒漸至，但凡天良未泯的讀書人，豈能真無怨言。他們跟著人家的言路，卻落下了自己的話柄。23歲的老譚，完全無意地掉進了「反革命集團」案的陷阱。
五
四五個文學青年的所謂謀逆大案，完全憑空構陷。這種所謂偵破，僅為貪冒功賞而不顧草菅人命。即便三木之下，依舊無法索求一致的口供。因為，他們這些民國過來的遺少，即便對新政頗有微詞，但確實不敢策劃任何的反叛，更不要說所謂的「現行反革命」行動了。尤其是老譚，原本對新社會不乏感恩，家族也素無仇隙，所謂意見，也僅限於對某些幹部的少許批評而已。
他們在利川的看守所腳鐐手銬，一關就是三年。腳鐐磨爛踝骨，膿血粘連鋼鐵，至今腿上猶有傷痕。最後酷刑之下，人人皆懷求死之心，而不得不承認任何莫須有的指控。但畢竟確不存在的陰謀和未經商量的供述，是難以完全落實判決的，他們就這樣生不如死地渴望著早日走向斷頭台。
終於，其中一個嫌犯牟憲文熬不住這種漫長的考驗，像《肖申克的救贖》一樣掘洞越獄，但是很快被追捕回來。在那個年代，敢這樣公然越獄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的犯人，豈能不是反革命分子！於是，原本難以定案的老譚一夥，被激怒的押司很快定讞為現行反革命集團罪。於是，毫無罪行的老譚，被重判了二十年徒刑。
初被捕時，老譚戴著手銬被押回抄家，其父正坐在一把爛籐椅上，看他寫的歌頌新社會的文稿。突然面對兒子綁縛回家，老人如五雷轟頂幾乎當場氣絕。當時的老譚遠未想到此別竟是永別，還笑著安慰父母，會很快還他清白。警方把他家四代人所讀的書挑了幾擔，一併沒收。他外公是秀才，曾祖乃名醫，幾代的書香門第，初初踏入新社會，竟然就此打入了「反屬」的另冊。
之後，他們被發配到宜昌勞改。在他入獄五年之後，其父在恥辱和悲憤之中悄然長逝。他不知道家裡的消息，更不可能千里奔喪。再之後，他們被流放到更遠的漢陽，他將在那個著名的勞改磚瓦廠，和泥拉坯耗盡他的整個青春年華。
六
晴川歷歷漢陽樹，多少冤骨尋無處？
我是熟知當年漢陽勞改磚瓦廠的嚴酷的——和泥拉坯要的還只是力氣，真正要命的是出磚之日，為了搶速度提高產量，磚窯剛剛撤火不待完全冷卻，就要犯人排隊進去取磚。武漢的夏日已如火爐，犯人往往要將破爛的被子浸透冷水，披在身上衝進去抱著火熱的磚跑出來。只需幾趟下來，那濕透的被子就被烘乾。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監獄中政治犯遍地皆是。而政治犯又多是知識分子，前朝遺留的老弱病殘。要這樣一些人從事這種強體力勞動，無異於變相處死。所幸老譚雖也戴著眼鏡，卻是山中平民之家出來的壯漢。那時年當而立，尚能勉強求生。在整個中國都處於大饑荒的年代，他說幸好監獄還能填飽粗糧。
二十年是怎樣的概念？未經煉獄的人，怎知這一時間的真正長度？老譚像多數政治犯的傳統一樣——堅持「服法不認罪」，意即既然判定入獄，就必須遵守監規隊紀；但對於強加的罪名，絕不自我承認。在那個申訴可能改判死刑的年代，即便再怎麼冤屈，往往也只能隱忍。監獄還有一個惡法就是——凡是上訴或不認罪的囚徒，一律不給減刑。
犯人每月有兩三元的生活費，用來買牙膏衛生紙等必需品。老譚念及父母的孤貧，竟然還能一年節約出十元，托幹警寄給遠在深山的雙親。父母沒有回信，在那個人人自危的歲月裡，更沒有親友千里相尋前來探親。就這樣，二十年，他始終不知道家人的死活。
終於熬到了1978年，那時已經打倒「四人幫」兩年，老譚也終於熬到了刑滿。勞改隊對於那些無家可歸的犯人，一般就動員刑滿留場就業。老譚堅決要求回山，他在拖延了一個月之後，拿著監獄發的那點兒路費，挑著坐牢用的被子，第一次走到了漢口碼頭。這就是省城啊，他在省城邊上勞作了十六年，第一次看見了這個城市的模樣。
正好是深秋，1978年的第一場大雪，落滿了老譚的發間，掩飾著他那早早降臨的滿頭星霜。買舟西歸，溯流而上，五天後抵達萬州，再乘車奔赴久違的利川。二十年，兒童相見不相識，他摸索著找回深巷中破敗的老屋。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從哪裡來，山中早已謠傳他瘐死獄中。
他輕輕地踏進家門，發現陋室空堂，只有80多歲的老母正在灶屋的竹子樓上揀洋芋。他不敢喊，怕老人一激動摔下來。他在樓下站了半小時，流了半小時的淚，才看到老母親一手抱著小半撮箕洋芋，一手扶著單樓梯，一喘一哼地從樓上抖抖索索地下來。他大喊一聲媽媽，老母已經失聰，完全未曾察覺兒子的歸來。他上前跪倒塵埃，抱著母親的腳痛哭流涕，老母才白日見鬼般驚覺有人；開始是呆癡地望著他，毫無表情；後來，忽然一下就倒在地上暈死過去，撒了一地的洋芋，彷彿滿地亂滾的大顆淚珠……
七
43歲的老譚出獄後，他哥哥接納了他死而復活似的歸來。他哥親手用木板在灶屋一角為他釘了一個約有六平方米的房間，他自己拖石拉泥把地面平整，用祖上留下來的兩條高矮各異的板凳搭鋪，便算有了一間自己的蝸居。
家裡寒苦，一個老人四個侄子，全靠哥哥一個人工作，嫂子做零工周濟一家。幸好哥哥效力的電力公司，臨時需要給電線桿刷油漆號碼；老譚在監獄學過漆工，正好一個人背著油漆、刷子、雕版、板凳等，追隨著電線的方向乞食。電線桿多在巖上田里，翻山越嶺，上坡下坎，風餐露宿，一幹就是兩月，總算掙到了第一筆活錢。
胞兄四處張羅為他成家，在那個年代，誰家的大閨女敢嫁一個牢釋犯？其兄只好勸他面對現實，托人為他介紹了一個寡居的賢良農婦。老譚看其心地善良，且不嫌棄他的賤民身份，於是便在那一無所有的灶屋裡成了家。幾十年後回頭看，幸虧他們當年的互不相嫌，才有了後來的患難與共。雖謂貧賤夫妻，卻是真正相濡以沫白頭偕老的幸福眷侶啊。
成家未久，按鄉俗要樹大分椏，人大分家。於是，老譚便用油漆桶做了個爐子，正式分灶開伙。荊妻寒門出身，熟知各種野菜，老譚零工養命，三餐煮麵當飯，但好歹這是他們自己的家了。當年春節，哥哥給了他一個小豬頭和一小塊肉，朋友給他送了一些蘿蔔，兩口子寒泉配食，度過了自由世界的第一個新年。
之後，通過其兄關係，老譚進了城關鎮的油漆廠，算是有了固定的工作。但是，好景不長，油漆廠油漆失火，本來與他毫無關係，但罪責按慣例還是栽在了他這個「壞分子」的頭上。於是，他被驅逐。包裡只有四元錢，走投無路的老譚只好走出利川，走出那寒酸但溫暖的小家，來到州府恩施。他不敢吃住，在清江橋下坐了一夜，次日便用四元錢買了兩把刷子和一小盒油漆，挨家挨戶去找活路——問別人有沒有碗櫃桌椅要刷漆。做得好隨便給點工錢，做得不好只管一點飯。
這樣混了許久，他終於找到了一樁活路——摸落麻風病院去刷門窗！雖然那是一個怕傳染誰也不願去的地方，但對急需望門投止的老譚來說，這就是天賜良機了。就這樣他又混進了安穩現世，開始漸漸熟習這個久違了的社會。久之，天性聰穎的他，漸漸地成了一個小油漆包工頭。直到申訴平反，才重新安排進工藝美術廠當油漆工，每天工資0.6元。但每月18元的俸祿，對他那個嗷嗷待哺的老妻和初生的兒子，就已然是皇恩浩蕩了。
八
煉獄出來的人，天生多有奔命的本事。勞改隊的老話說——是太陽總要升起。老譚的知識儲備和與世無爭的品格，漸漸為週遭社會所器重。後來，民委把他借去編《土家族民族志》。再後來，又因文才展露，把他調到了城關鎮的文化站。以後便搞文物、寫地方志等，成全了他位卑然而受人尊崇的餘生。
奉母，娶妻，生子，以一個布衣的身份，重塑鄉村歷史，傳承民族文化。他辛苦而自得，終於開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
我深知老譚的心靈手巧，本質上我們都是那種生命力特別強盛的男人。無論怎樣的厄運，似乎都無法壓垮我輩的精神穹窿。一個老讀書人的本色，倘若不被時代所摧殘，必將在一個開放和自由的社會凸顯出來。他對這個古老縣治的熟悉和熱愛，在山裡可謂無人能出其右。也因此，他得以告別篳路藍縷的手藝人生涯，回歸他打小熱愛卻被漫長隔絕的書桌。
1983年，在平反冤假錯案的社會背景下，他得以改判無罪。一個無罪的人，生命卻被活生生地剪走了20年，那是真正最可寶貴的青春啊。他拿著那個改判書，老淚縱橫。他無處說理，無處追賠，他只能到父親的墳頭長歌當哭——讓亡靈相信他，在這個國家，他確實是一個沒有罪過的好人。
他以後的全部生活，就在我的故鄉發掘著那些殘存的文脈。他幾乎忘記了那個時代強加給他的侮辱和折磨，無怨無悔地書寫著利川。故鄉今日的小有薄名，端賴老譚餘生的奔走和研究。他先後撰編出版的有《利川市文物普查資料彙編》《利川市文化志》《魚木寨研究》《利川文化遺產擷英》《支羅船頭寨研究》《利川燈歌》等幾本書籍，先後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各種文章數十篇。利川現有的大水井、魚木寨、利川燈歌等國家級文化遺產保護項目，都是由他主筆撰編並申報成功的。他為宣傳利川土家文化，多次接受央視及湖北、鳳凰等電視台採訪。
而今，他已年將八旬，還在參與編撰《土家族大辭典》。我們都在各自自由了的歲月裡，開始抒寫自己喜歡的文章。我浪跡江湖，他依舊寒素如昨。每年還鄉，他都要陪我重走往日山河。他依舊一身布衣，不喝酒，不抽煙，不求人，不拜官，健碩如壯年。他守著老妻和仍未更事的孩子，粗茶淡飯地在那依然破舊的老屋，讀書上網，發帖甚至QQ，一步不落地更新著自己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