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場裡潛伏的作家很低調
按說官場小說也算是通俗小說的一個門類，與黑道小說、偵探小說、玄幻小說、武俠小說等並列，但其他小說作者除非是特立獨行之輩，否則的話不會有意低調，哪怕是黑道小說作家都不算低調，甚至著名的孔二狗還去過「鏘鏘三人行」做電視節目。但很少有官場小說作家很高調，尤其是那種真的是官場中人而寫小說的，即使因為稿費高達近兩百萬元、排在作家收入排行榜的前列，也很低調地不讓單位知道這件事。
其實這事兒還挺奇怪的，前段時間魯迅文學獎出了一位官員作家，人家就沒事兒，不但在日理萬機之餘寫一些羊羔體的詩，還振振有詞地說自己是藝術與工作兩不誤。都是官員，除了題材不同之外，想必文藝作品的地位也不會因為一個是詩歌、一個是小說而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羊羔體詩歌。但這到底是為什麼，可能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大概這事兒要從暗箱說起。一般說起暗箱操作，意思說的都是私下裡面的勾兌，而什麼地方這個詞用得最頻繁？當然用在政府工作上最為頻繁，因為別人暗箱操作也沒啥意思，最多是公司裡的雞蟲得失，不會到達社會生活層面。官場小說要是不寫暗箱操作的話，看著就像言情小說了，把這些東西寫出來之後，不低調點兒看來是不行的。
官場又涉及政治方面的鬥爭。原本政治鬥爭並不是什麼怪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鬥爭。但我們的宣傳當中，官場並非是一般人們意義當中的官場，而是那種無可置疑的高尚之地，是為人民服務的地方。這個雖然誰也不信，但誰也不能就這麼說出來。一貫正確的東西要是也被看做了江湖，雖然大家都知道這是事實，總歸也是不好的。
而且官場作為一個江湖來說，有其特殊性。作為一個官員來寫官場，必然不會是寫歌功頌德的軟文，多少要爆料一些內幕、黑幕什麼的，這就等於是吃裡爬外的做法。要知道，雖然官場本身的鬥爭形勢相當嚴峻，畢竟那是在內部的事兒，跟大老娘們上街哭訴遇人不淑還是兩個意思。這就等於是破了利益共同體的金身，要是被人知道了的話，大概不會有好下場。當然，寫詩作畫都是正經事兒，不會遭此厄運。
您說官場小說的作家們如果本身就是官員的話，是不是會很低調？這是屬於不得不謙虛、不得不低調的事兒嘛。其實您如果仔細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在國外，官場小說是一個很繁茂的門類，因為那些寫作者可不管官員們是不是願意看到，反正是把他們寫進去就對了。在我們這裡，官場小說作家雖然有兩個收入不菲，但整個隊伍還是不夠龐大的。
這是因為官場小說有兩個要素，一個是你要知道官場的辦事流程，一個是你要有官場的經歷。咱這裡的辦事流程以及背後的貓膩之多，幾乎讓體驗生活這事兒完全不靠譜，而官場中人就是明白其中奧秘，利用這種奧秘找尋利益還忙不過來呢，哪裡有時間寫作嘛。這也是官場小說一出來總是受追捧，但不像玄幻小說似的，讓很多人投身其中的原因。
豪華車上坐著個謊言
北川政府災後花大價錢買豪華越野車，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了。而當地政府給出的答案如同「衡山雲霧十三式」一樣撲朔迷離，一會兒是還沒有掏錢把車提回來；一會兒是給縣公安局用的，沒開過幾次（《南方都市報》報道）。至於說為什麼要買這麼豪華的越野車之理由，當然還是當地領導執政為民的思維方式：地震後路況不好，要及時趕到老百姓出現狀況的地方去，就要有越野車。
任何合格的司機都能告訴這些領導的是，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越野車裡，最可能到達災區群眾家裡的應該是北京吉普。我作為一個自己有車已經十年、越野車開了六年的老司機很負責地說，要是北京吉普過不去的地方，其他民用越野車都不太可能過去。我從來沒打算讓領導同志們達到越野拉力賽的水平，但覺得他們普通的常識還是應該有的。不過，他們是坐車的人，很難說還有什麼常識能夠剩下。或許他們的常識是關於車的氣派與舒適度的，這就超出了我們一般人的常識範圍了。
災區的人民何以有幸，能夠在自己家門口看到震後的領導坐著如此高檔的車來解決自己的民生問題，同時還有號召向災區人民捐贈過冬物品的啟事在各個網站的首頁掛著。這種奇妙的反差都能夠讓山東那位作協主席重新吟誦出「縱做鬼、也幸福」了，甚至余秋雨大師還能含淚勸告災民一次。
關於這事兒其實沒什麼好評論的，事情發展到現在，基本上就是在看一場表演了，是一個關於如何用一個更大的謊言去掩蓋前一個謊言的表演。比如說演出的實況是當地政府已經從他們政務公開的網站上撤下了車輛的品牌、型號以及配置，就留著一個價錢在那裡。這一幕讓我們這些觀眾很不滿意，主要是認為他們掩蓋的行動實在是太不專業了。正如一隻老虎對烏龜云：難道你穿上個坎肩我就不認識你了？——難道你只有個價格，我就不知道你買了什麼檔次的車了？
與購買什麼檔次的越野車相比，我倒是更關心這個政府採購被「悍然」修改的問題。因為在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只要是透明度足夠高的話，監督他們購買什麼車、花了多少冤枉錢，都是可以進行曝光的。而政府採購公示所要起的作用，也正是在於此。
但如果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能夠如此修改其公示的內容，我就不知道這玩意兒還有多少意義了。如果公開的不是被遮蔽的真相，就是缺乏基本條件的事實，甚至根本就是一筆糊塗賬、謊言的話，這種公示不但沒有任何意義，而且是足夠成為另外一種讓人們陷入無知之中的手法，公示也就變成了謊言的另外一個載體。
我們總是談輿論監督的重要性，輿論監督最重要的就是掌握事實，否則根本談不到任何監督。政府的採購不能由第三方提供準確的數據，甚至都沒有一個統一的、必須填寫的項目表格，那就是一種忽悠。而這種行為之所以能夠打著政務公開的旗號在進行，與其根本不想被監督的思維底色一脈相承、並無二致。所以，豪華越野車、被更改的採購信息，以及驢唇不對馬嘴的解釋，其實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個完整的鏈條，具有環環相扣的特點。
這種鏈條不打破，以高唱災區人民之名的豪華越野車算得什麼？這種謊言會坐在各種各樣的車裡，在各種各樣的場合碰到，而且塗脂抹粉、粉墨登場，你都認不出來它本來的面目。
包裝如過厚的粉黛
每到年節，各種關於禮品包裝的新聞就很多。關於這個我實在也不想多說了，因為很多人都從社會心理的角度說事兒。這倒是也沒錯，咱們這裡送禮的境界往往是不求最好、但求最花，文化水平與禮品包裝的繁雜程度成反比，越是包裝的繁複，就越是表明沒文化，只有官化的面子國家才會有咱們這種禮品包裝，概無例外。
關於這種反思說的人太多，我倒是想講一個真實的豪華包裝的故事。
話說當年有一雲南經營翡翠起家的老闆想開飯館，開張以後給前一百名朋友、客戶每人贈送了一餅茶葉。您想想，翡翠老闆開的館子能不豪華麼？客人的檔次能不高麼？很多人拿到茶葉不是隨手轉送，就是不知道扔到哪裡去了。
過了數年，飯館生意與翡翠生意都蒸蒸日上的老闆想起這事兒，為了繼續回饋客戶，宣佈高價回收茶葉包裝盒，因為那個盒子上當作扣袢使用的是一枚上好的翡翠平安扣，當時或許不算太值錢，現在則已經價值不菲了。得到消息的那些人基本都面面相覷：誰真的把翡翠當扣袢用啊，我們都以為那是玻璃的…。。有人腸子後悔成青色，比翡翠的色澤都濃艷。
包裝到這個程度大概算是極致了，這也側面證明豪華包裝屬於毫無用處的東西，往往真的豪華也並不為人所賞識，一個原因是沒幾個人有那種鑒賞的品位與辨識真貨的能力，另一個原因則是很多人壓根兒就沒想著您這豪華是真豪華。
這就是我們現在送禮包裝的悖論所在。您看，一邊兒是拿著豪華包裝想讓人覺得鄭重，一邊兒心知肚明地看扁豪華包裝，最糟糕的一種狀態則是送禮的人知道收禮的人看不起豪華包裝，收禮的人也知道送禮的人知道這點，但兩者只能在這條豪華包裝的路上攜手狂奔，這只能說他們其實都已經被綁架了。
綁架他們的除了社會風俗之外，更多的是我們這個社會目前的審美能力。我說過一句話：中國的大多數問題是審美能力的問題。這話不是瞎說的，而是一旦我們擁有正常的審美能力，往往很多事就不能這麼忍耐了。
關於什麼是正常的審美能力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在很多國家裡我感受到一種讓人舒服的東西。比如在日本用蒲包包裝的小禮品，在法國簡單包裝但匠心獨運的紙質包裝，甚至您看看標準工業品的蘋果手機外包裝，您都能感到一種真正的簡潔之美。
一個社會審美能力低下是可怕的事情，而培養這樣低下的審美能力還真不是朝夕之功，至於怎麼培養的咱們就不說了，免得還要再寫個幾萬字才能說清楚。至於後果嘛，想必大家也是看到了，想要改變的話，我們不妨多去出售進口商品的商店走走，雖說咱們總是自誇為文明古國，但現在算是禮失而求諸野了。
士紳與貴族
中國的歷史上，「士紳」大概作為正面形象延續了兩千年，後來才被從根子上打倒，以至於到現在我們一說起「士紳」，首先反應的是「土豪劣紳」這個詞兒。士紳的時代已經遠離了我們，沒人能夠回憶起當年士紳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了。
說起來「士紳」是有專指的，並非家裡良田千頃就是士紳階層，而是具有了其他一些身份，才能稱為「士紳」。古人把社會階層排行寫作「士農工商」，這裡的「士」也是士紳裡面的「士」。何者為士？自從有了科舉之後，士就指那些能夠通過哪怕是科舉考試第一級的人，後來其定義有所寬泛，能夠入官學學習的也可稱為「士」。所謂士紳，就是家裡至少有個秀才的富裕家庭或者家族，退休的官員回到地方上，也是直入士紳階層的。如果該人是個清官沒有什麼家產，當地的縣令等人也是要年節問候的，因為這些致仕的官員（致仕是退休的意思，余秋雨老師則說是出山做官的意思，我這裡取其古意）還有向皇帝報告當地情況的責任。
而這個士紳階層是最為地方官所重視的一個階層，不但當地重大事宜要請來議事，就連租稅田賦之類的事情，很多時候都是包給他們收取，後來還衍生出一個「糧紳」的名詞。當然，這個說不上是個好差事，如果心腸不夠黑的話，往往會因此破產，但要是夠黑的話，則有可能發財。
士紳的作用當然不止於此。作為一個士紳來說，他至少有幾個層面的事情要做，才能符合社會對於他的要求。首先，他必須在公眾層面上為其他人進行服務，比如說天災的時候設置粥廠、年節的時候出錢請戲班、賽會的時候牽頭、辦學的時候捐資、兩個村子打架的時候組織談判。
在另外一個層面上，他還要關心與維繫價值觀念。由於中國古代同族聚居的情況很多見，同族當中的士紳就要能負擔起整個家族在某些內部事務上的裁判職責——順便說一句，這方面有兩個裁判機構，一個是家族裡輩分、年齒俱高的人士，另外一個就是具有士的身份之人，後者的權威其實超過前者。
形成這個士紳階層參與社會管理的體系，其實是古代一種沒有辦法的折中結果。我們知道，現代管理在現代技術的支持下，往往也不能窮盡社會管理的所有層面，倒不是技術不夠強大，而是這種管理的成本之高，沒有任何一個社會能夠承受。這種成本倒不是單純的登記造冊，而是在這種管理方面必然會遭遇很大的反彈。因為在很多層面上，社會中人不需要那種一刀切式的整體管理細化到每個人身上。
現代社會如此，古代社會在這方面更不可能做到，有個說法叫做皇權不下縣，其意義就是政府認可這種最基本的自我管理模式，而只在縣一級政府設置管理者，用來管理某些涉及公共事務的事兒，以及處理自發管理不能解決的糾紛。這在古代社會裡，是可以承受的管理成本。歐洲的貴族領地之類的制度雖然由其他原因而形成，管理成本比較低也是原因之一。
之所以這種管理是有效的，是因為古代社會是一個活動半徑有限的社會，長期的共同居住會自然產生優選的領頭人。土豪劣紳不是沒有，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受限於這種生存環境，並非真如現代影視作品當中的那樣，是橫行鄉里的惡霸地主，順帶著還能強搶個民女、霸佔點土地什麼的。實際上要是讀史書，很多時候士紳階層是維持社會管理與穩定最中堅的力量，要是這個階層真的壞到家，社會不會在每次王朝更迭之後迅速恢復穩定。
現代社會也有走向公民自我管理的傾向，除了理念上的公民社會之外，節省社會管理成本也是原因之一，但這種自我管理與古代不同，並非是因為聚居一地的同鄉、同族產生的結果，而是用選票進行的活動。這是另一個話題了，不妨以後再談。
我們都行賄了
印度出了一個網站，名字叫做「我行賄了」，內容倒是也不太出奇，就是述說老百姓們在辦事的時候要給管這件事兒審批的人行賄，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鑒於這種事兒大家都知道是無可避免的，於是在這條消息傳到國內的時候，馬上就有人也建了同樣的網站，還是一出現就是三家，讓大家發表自己在生活當中行賄的心得體會。
這種網站開張之後門庭若市大約是必然情況，網站的運營者只是開張第一天在微博上推廣了一下，第二天就差點因為蜂擁而至的流量把網站給幹掉。這位運營者洞察了網絡的先機，但確實沒有估量到現在的社會現實，以至於過分善良地把網站對抗滾滾洪流的能力降低了，以至於讓很多人骨鯁在喉的行賄之事無法一吐為快。
其實我們看那些行賄事例就可以發現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基本都是一些單方面的付出，與真正我們知道的行賄還不是一回事兒。這個道理很簡單，真正的行賄是那種相互之間的交換，你給我好處、我給你更大的好處，這是不會說出來的。而平民百姓所能夠行的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兒，掌握著公權力的人並無好處來交換，而是他掌握著行政傷害的能力，讓你不得不多付出一些成本，但不會有現實的、可見的收益。比如說駕照考試，您就只能得到盡快成為馬路殺手的資格，而不會因為獲得更為實際的利益，這叫做只能止損、不能得利的行賄。
可能您看著這種事兒眼熟，沒錯，這不算真正意義上的行賄，這種行為叫做「潛規則」，是掌握權力者用不傷害你換來的收益，可以比之為搶劫的一種，與互利的行賄是有本質區別的。
一般來說，這種行賄等於是加大的社會運行的成本，要是您擺個小攤而必須給除了黑社會之外的城管、衛生等部門繳納一些這樣的費用，換取他們不上門打砸的話，這筆錢必然就會加入到您的經營成本中，然後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這種成本的增加，在純經濟學理論當中是拉平費用的實際成本的方式，可以肯定地說，這是很多地方的管理出了毛病。只是這個毛病並非是管理成本過低，從而導致必須通過這種方式把公共管理者的收入拉平到合理水平，而是公共管理成本太高，以至於全部權力集中之後，使得這些人取得了無可約束的審批權、懲罰權，造成了枉法成本過低。
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每個人都覺得這是一種必然會發生的現象，想要不受到行政權力的傷害就必須如此的話，這世道就真的麻煩了。因為這就已經等於承認了這種行政傷害權的合理性，必須要對其低頭才可以。既然成為了合理的東西，其他行賄受賄也就不是什麼大事兒了。有人說過，我們這裡一邊罵著腐敗，一邊不是收紅包就是送紅包，這個景象想必還是挺傳神的。
咱也說回來，一下子冒出三個同樣的網站，而且都是門庭若市的，要說起麻煩來，估計也是早就麻煩了。
那些高調的人與事
做人要低調是現在很流行的事，流行，就稱不上真的「低調」，而往往只是高調的另外一種模式。但世上總有真正的高調之人、之事，與那些低調的、影響我們生活的人、事相比，竟然有些無足重輕了。
陳光標先生在四川地震的時候高調救災已經頗為讓人敬仰，這次他再次高調慈善出手，百元大鈔以十萬元紮成一捆、壘成十三行猶如「錢山」、四名「金盾護衛」荷槍實彈保衛，由此再次引發輿論的關注。很多人再次祭出「作秀」之類的詞彙對這種高調的慈善表示應有的義憤，但我們應該知道，凡是苛刻待人的人士，無論高調或者低調的慈善都是很難做出的，因為他們無此能力與寬容。
在看著這高調的慈善之時，有些低調的事情正在進行當中。一個是北京醞釀徵收機動車環境稅；北京市律協發佈通知，人事檔案不在北京市所屬人才機構存放的人員，將無法獲得在北京市律師事務所申請實習的資格，該新規被質疑存在地域歧視。無論是新的稅種也好，那種隱含著地域歧視、早就為人所詬病的制約人才的方式也罷，早就落後於時代的事情在低調著進行著。
還有一種是高調中蘊含著低調的東西，可能更能引發人們的聯想。中央說了，地市級以下的駐京辦應當撤銷，高調地宣佈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各地駐京辦紛紛上京的歷史會終結。但實際上很多人並未如此想。某位縣級駐京辦主任，其認為駐京辦撤不了，因為「維穩需要我們」。此人並不是妄言，而是在很多時候，京師的維穩重任確實是地方駐京辦最重要的工作。於此維穩壓力日重的時候，高調的撤銷與低調的回應，最終的結果很可能不過是明撤而暗存。
正如張家界把《阿凡達》中疑似取景於「南天一柱」的景觀更名為「哈利路亞山」一樣，很多時候高調與低調只不過是名詞上的差異。高調者雖然未必符合很多人關於道德與法律的審美觀，但對於社會有著實在的貢獻，而那些低調者在審美上根本可能不能進入人們的視野，對於人們生活的影響可能倒是更多。尤其在我們這裡，低調的那些東西往往倒是更能夠禍害到我們的生活。
貴族的戰爭——征伐
夏朝建立之後，除了中間有個后羿苗裔篡位之外，顛覆一個國家這件事基本上還沒什麼人做過。在社會學的領域當中有個叫做「路徑依賴」的說法，這是說很多在後世看來根本就不算什麼的主意、做法，在第一個人做的時候，其實算是開天闢地的創舉，在他之前大家都覺得按照原本的道路走，不能超出其範疇。所以說第一個拿花比喻女人的確是天才，後面就都是蠢材了。但後面的蠢材可能想像不到，第一個把花跟女人聯繫到一起的人，在思維上是多大的跳躍。
直接起兵改朝換代這件事，始自成湯（又叫做商湯、殷湯）。商湯是以建立的朝代命名，殷湯是用地方命名，實際都是這位成湯。成湯的祖先是殷契，母親叫做簡狄，有娀氏之女，是五帝當中帝嚳的次妃。三人行浴，看見玄鳥墮其卵飛過而產卵，簡狄可能覺得吃生鳥蛋有利於健康，所以就生吞了下去，沒想到懷孕生了契。吃個生鳥蛋也不算什麼，三人一起洗澡也說不上過於低俗，畢竟那算是上古時期。後來的故事才有意思：「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從五帝直接就跳到了禹。奇怪的是，即使那時候人類的壽命實在不能算高，經過這多年之後才熬出頭的話，怎麼也算是有點怪異了。
這件事的真相早在三國時焦周那會兒就有了疑問，焦周認為，這估計是因為商湯的祖先可能是個無名小卒，所以後世為了證明商湯的根紅苗正，把他的先祖歸結為五帝之一的某個妃子與一個卵生動物，從而增加其合法性。有好多學者都考證過這種懷孕的方式，大多數認為從實際出發，這是表現了當時還在母系社會的晚期，還有可能只是知道母親這方面的血脈、家譜，而不知道下種的父親到底是誰。但這個說法其實有個漏洞，是因為後面的世系就都是父系的血脈了，社會不可能改變得如此之快。
實際上說，這種說法主要還是增強得天下的正當性。後世的學者認為得天下並且穩坐江山只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大家選舉上去的，哪怕是虛假的選舉也好，這叫做民眾同意；一種就是血脈來源源遠流長，時間就會帶來合法性。但這種合法性必須要有一個開始，最好的開始在上古時代當然是神跡降生了。這種神跡降生無可究詰，只能大家將信將疑。後世一般就不用這麼複雜，因為前朝已經出了足夠多的大人物，拉過一個來做祖先是很方便的事。
大致可以肯定，這個家族在大禹的時代已經開始發跡，然後在夏朝的時候成為一個部落的首領，並且有了越來越大的權力與勢力。從殷契這位始祖開始，這個部落到成湯的時候已經遷徙了八次之多，最終落腳於河南偃師附近。有學者考證殷商部落大概是遊牧民族轉化成農耕民族而來，最終落腳在後世的中原地域，成為完全的農耕民族。
在成湯成為這個部族的首領之時，有個叫做伊尹的人開始輔佐他。後世關於這位最早踐行丞相職責的人物是如何與成湯君臣遇合的，一般有兩個說法。一個是說他本來是個廚子，從廚師做菜的方式裡悟出為政之道，然後找個成湯吃得很爽的時候把這套道理一說，成湯覺得這廚子不是一般人，正如女人可以通過胃口而控制男人一樣，臣下也能通過君王的胃口進而控制他的心。兩人一拍即合，在自己的部落當中掀起了改革的風暴，那時候叫做修明政治什麼的。
還有一個說法就比較正規，說是伊尹算是個處士——也就是那種沒有經過仕途的人，成湯聽說過他的大名，結果五顧茅廬請他出山。這個故事符合後世士大夫的審美情趣，也是有志於為帝王師、實際為帝王狗的文人最瑰麗的想像，但比之前面那個從廚子到將軍的故事，明顯有穿鑿附會的嫌疑。
政治修明之後，成湯開始了他奪取天下的第一步：征伐。征伐這種權力一直以來都是歸於天子的，就像現在一說主權國家，哪怕是聯邦制的國家裡，軍事行動也必須是中央政府的事兒。在那個時代當中，只有天子有權力去征討某個敵對勢力或者不服管教的屬邦，諸侯是沒有合法權力去教訓自己看不順眼的其他諸侯的。這個權力從來就沒有真的下放過，一旦諸侯之間可以自由征伐，就代表著名義上的中央政權基本的控制力消失了。
成湯首先在這個方面做了一個試探：伐葛伯。葛伯的地盤在殷商部落的旁邊，成湯征伐的理由是其「祭祀不修」，這個借口大概是那種可大可小的借口。一般來說，人家自己是不是修祭祀關你鳥事？但這個基本上是現代的思維方式，在上古的時代裡，祭祀本身就是一種必須進行的國家活動，通過這個表達對於祖先以及神靈的敬畏，從而得到上天的保佑。要是上天不能保佑黎民以及各路諸侯、天子的話，大家都是要倒霉的。所以，這個借口在那時候很說得過去。
成湯說：「我曾經說過，人可以在水邊看見倒影，就像看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就知道治理是不是足夠好一樣。」伊尹在旁邊聽著就讚歎：「牛逼！能聽勸告的話，王道就進步了。您這國家裡，好人都成了官員，您就趕緊努力砍人吧。」成湯接著說：「既然那孫子不能好好混，我就要大大地處罰他，而且不會給他任何機會。」這事兒就這麼成了。當然，這段對話是《史記》裡面的，不能保證其真實性，而且前後也看不出來有什麼必要的邏輯，大概就是我既然是好人，把你這壞人滅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
很有意思的是，成湯在這個時候做征伐之事之後，並未直接挑戰夏朝的權威，展開直取其國都的攻擊，而是只攻擊、吞併了周圍的小諸侯。這當然是增加自己實力的方式，但其根本原因還是他並未取得所有人的信任。即使再大的諸侯，也畢竟只是一方豪強，如果其他諸侯對你產生不信任的話，夏朝的統治力還是有一些的，那是不能直接抵抗的。
於是，遠交近攻的公關手法是在征伐、吞併周圍小部族的同時就展開，那就是著名的「網開三面」的宣傳。不是網開一面麼？這是後世弄錯了，實際上成湯當時看到有人在田野裡用網捕鳥，四面八方都是圍好的，他上去解開了其中的三面，只留了一面而已。這個動作不是真的像後世所說，是「湯德致亦，澤及禽獸」，而是向所有其他諸侯說明，你們盡可以安心，我只是對著那些不知死的傢伙動手，你們的權力不會受到侵擾。
吞併了周邊的小部落、竊奪了天子的征伐之權、做好了安撫其他大一些或者是離得比較遠的諸侯之後，成湯依然沒有直取天下，而是還在等待機會。機會很快就來了：昆吾氏造反。
按說當時情況根據勝利者成湯方面的說法，是夏朝君主夏桀昏庸無道——這點還是應該比較正確的，如果不是昏庸到了一定程度，怎麼也不會看著屬於自己的征伐特權落入一方諸侯的手中。至於夏桀的什麼肉林酒池的記載，在成湯的後裔「紂王」身上再次出現了一次，這到底是報應還是兩段記載被重合就不得而知了。反正這些說法對於昏庸無道這件事來說，都是最好的註腳。
而昆吾氏造反的原因不詳，是不是因為夏桀的昏庸而導致的官逼民反很是難說，至少史書上並無記載，只是記載了成湯因為昆吾氏造反而再次動用了已經得到的征伐之權。這次與平日裡的吞併周邊小諸侯不同，而是得到了統御其他諸侯一起征伐的權力。後世評書裡有什麼「天下兵馬大元帥」之類的說法，大致來說就是這種有了正式授權以後的宣戰權與統御權。
都是被壓迫的部族，為什麼被後世所稱頌的成湯會接受、甚至是主動接受這個征伐自己同志的活兒呢？這並非是尊王攘夷之類的思維還在起作用，而是一次成功的整合與試探。在成功滅了昆吾氏之後，成湯代領的其他諸侯已經接受了成湯是領導者這個事實，並且成湯也顯示了他的實力確實凌駕於其他諸侯之上。如果我們拿現代的公司做個比喻的話，這就是某個在公司當中具有龐大實力的人，根據公司發展的需要開了獨立的項目部，通過完成這個項目而團結了原本就有依附自己之意的其他部門人員，最終覺得自己翅膀硬了，開始帶隊單飛的一個過程。
也正是因為如此，征討完昆吾氏之後，成湯根本就沒歇氣兒，直接就把大軍指向了夏桀的都城。其所發佈的《湯誓》基本是威脅與利誘結合的傑作，成湯認為自己「吾甚武」，號稱為「武王」。
成湯一敗，夏桀的軍隊於「有娀之虛」，大概在今山西境內的蒲州附近，夏桀逃至鳴條、後又逃至「三亨」，在如今定陶一帶。成湯雖然沒有學習過「亦將剩勇追窮寇」的最高指示，但作為新興的統治者還是明白不能讓夏桀有東山再起之基的，劍及履及地追到了「三亨」，一戰而俘獲夏桀，還得到了天子的象徵物——寶玉。
至此，這次戰爭的結果就有了一個光明的尾巴，正義的一方再次戰勝了邪惡。應該說即使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成湯也可能是比夏桀更好的一個君主，不然也確實不會有那麼多人跟著他進行改朝換代的工作。畢竟顛覆中國第一個王朝的事兒，很多人估計是想也不會想的，這算是一條新路，如果領導者不夠出色，確實也聚集不了這麼多的人氣。
但如果我們從後世所流傳的手法上看，這次改朝換代已經開啟了後世所有改朝換代的模式，其手法已經相當的嫻熟了。這到底是成湯本身的天賦，還是改朝換代這件事原本就具有的內秉之條件，恐怕還真是難說得很。
京官與土皇帝
清朝有個說法叫做「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縣城附郭，惡貫滿盈、附墎省城」，後面兩句牽扯到很多當時的行政規劃與管理，解釋起來過於費勁，所以也就不說了，開頭這兩句倒是頗有味道。因為知縣當然是做官，只是這個官做得其實還是挺費勁的，福利不多而責任不少，很多人也就是把這個作為階梯，真要是做官的話，知縣算不上是個好選擇。
但實際上地方官還是有其優勢的。報載，遠在漠河的現代知縣們就把這個官兒做得有滋有味，他們因為與某航空公司相配合建設了當地的機場，發函要求該公司在其出行的時候要讓他們免費升入頭等艙。而這種事哪裡會被拒絕嘛，畢竟升艙所費無多，與地方政府搞好關係才是更重要的事兒。何況人家也算是留了一手，回復說明是頭等艙有空位則升，沒有就安排在經濟艙的第一排。
這事兒之所以引發了關注，是因為一位網友把煌煌漠河政府的文件發到了網上，無圖無真相嘛。但這事兒有什麼好奇怪的呢？要我說這還真算不上如何腐敗，至少當地縣委的諸位大人沒有直接買票而報銷，雖說副部級才能坐頭等艙是規定，但誰真的把這個當回事嘛，我都見過鄉長買票坐頭等艙。再說了，無論是限制「三公消費」的哪一款，都從來沒真的當真過，不然的話他們怎麼能「每年吃掉一條高速公路」（羅大佑《現象七十二變》）？
實際上很多情況下這些政策都是給京官以及地方上不是一把手的人用的，地方官本身有其很多好處，那句「前生不善、今生知縣」的順口溜基本算是撒嬌。我就曾經駕車行過某地，當地街道清潔並戒嚴，一問才知道是當地的縣官大人出巡。當時某位在某部委供職、已經將要官至副局的人士大為不解：就您這小地方，整個縣城就這麼一條看得過去的馬路，連個紅綠燈都不需要設置，擺個什麼譜呢？我們那裡處長能用簸箕裝，還有騎自行車上下班的呢。
但地方官的實惠與風光也就是在此。縣官總掌一縣之庶政，不但在地方事務上有權限，甚至還有各種陋規來保證其收入。明清兩代官吏的俸祿不多，以至於做官要是真的兩袖清風大概就只能去喝西北風，於是，很多陋規就成為了約定俗成的東西，最後居然以「養廉銀」的方式合法化。但合法化之後又有新的陋規出現，依然是可以保證不斷有進項。然後地方官總是每年把所謂「碳敬」「冰敬」送到京官的府上，以表示分潤之意，這個傳統現在還有遺跡，主要是駐京辦在操辦此事。而區區一個函商調配到頭等艙，真是小小不言的事兒了。君不見還有那種把車補都發成超過工資收入的地方麼？
這事兒讓人想起前段時間在美國發生的一件事。一個城市的拾荒者發現了市長們的工資單，那些數字大得讓所有人都憤怒，然後她公開了這些工資單，直接引發了當地市長以及其他人的辭職潮。您覺得這事兒放在我們這裡會如何？如果不會有辭職的結果，那麼，這張小小不言的函商公文被曝光後會有用麼？工資多少還算是正當收入呢，要是這事兒出在其他吏治健全的地方，估計也不會是現在這個除了很多老百姓之外，其他人都覺得正常的狀態吧。
「雅貪」的風情
經過長達數月的調查之後，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違紀違法問題終於被確認。中央紀委監察部在新聞通氣會上公佈了張敬禮的「四大罪狀」：收受巨額錢款；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並獲得巨額利益；捏造受賄事實，誣告陷害他人；生活腐化。國家藥監局新樓建設和裝修花費甚巨，規格很高，僅辦公面積就有3萬平方米，比國家藥監局原樓大了50％以上。作為藥監局新樓建設的主要負責領導之一，張敬禮收受工程施工、裝修等單位的行賄款達600萬元。
可能會有人認為張敬禮這個「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並獲得巨額利益」的罪名大概是違規賣藥所得，畢竟這位仁兄是國家藥監局的副局長嘛，這樣聯想是很正常的。但令人驚奇的是，張敬禮居然並未從事這一駕輕就熟的行業，而是選擇了「出書」這種雅人深致的行動用以斂財，蓋個大樓才不過貪污了600多萬，而出書則讓他有了1700萬的收入。說實在的，真是為他挺惋惜的，要是多出兩本的話，大概也就不用貪污了。而且您看這個措辭叫做「違規」，雖然也算罪狀之一，卻也平和許多，如果只出書而不貪污與誣告陷害他人，大概不至於身陷囹圄。
按說張敬禮這路斂財的招數還真不算是其首創，不但最近這些年裡，很多官員落馬之後都被發現有這種出書致富的情況，而且題字、寫詩、買賣古董都屢有發現，這路手法可以被名之為「雅貪」，甚至算不算貪污受賄都還有點兒爭議。
如果我們追溯古時的故事，想必也不會對此有過多的驚訝。一般來說，古代當官的多是讀書人，肚子裡總是有幾兩墨水，雖然八股制藝不算真本事，殿試的試貼詩也味同嚼蠟，畢竟也算是文化的一種。自古以來，就有官員拿自己的詩集、文集刻印送人。說是送人，還是要手下買下來才行。有些更為省事，弄點兒古籍語錄向手下或者該管的商家推銷。而很多人也湊趣，未必需要官員自己刻印詩集，而是主動出手幫著出版，是不是有多少印數單說，那筆不菲的潤筆倒是早早地送到了府上。
甚至還有官員更為風雅，對於古董之類的造詣頗深。有人曾在某古玩店寄售一隻民窯的小碗，索價頗為高昂，沒兩天就被人買走。古玩店在扣除了一部分手續費之後，把其餘的也送到了寄售者的家中。當然，古董確實是真貨，是不是值得那麼多銀子、甚至高於國寶的價格，這個就不便深究了。
至於說某位連簡譜都不認識的官員，靠著一首大型交響樂《神州頌》而紅遍全國，成為那些時日裡走穴最勤、身價最高的交響樂作者，倒還真是為「雅貪」這件事別開了一場生面。這似乎在古代找不到對應的例子，大概是因為現在音樂是個好東西，走穴能賺錢，以前這只是優伶之屬，不太能登大雅之堂吧。
上述做法都算是「雅貪」的各路功法，目的倒是一個：錢。在商品社會裡，有文化又有錢不是件奇怪的事兒，只是很多時候我們看到這樣的雅貪之時，回身再看看那些真的文化作品以及作家收入排行榜，就會驚訝為什麼如此高收入的人士居然榜上無名。比如說今年以官場小說在作家收入排行榜上佔據第22位的某位官員，也不會擁有這麼好的名次。
「雅貪」之雅主要在於所從事的原本應該是雅的，只是被藉以斂財了而已。實際上所有雅事必然的條件之一就是遠離權力，這東西基本上算是侵染性很強的物質，任何被它看上的，都必然會成為斂財的工具。
所以，有業內人士建議，官員出書應當作為重大事項匯報，就寫作時間、版稅、發行量等問題作出公報式說明，並嚴格審查企業使用官員所出書目的情況。按說這也算是好主意，至少在出書這方面能對「雅貪」做出一些微小的限制。只是這並非是那種真的能夠監管的事情，要是職務行為出書還能這麼監管，業餘時間寫書寫詩還能得到魯迅文學獎呢，這又如何監管？而雅人深致這件事並不止出書這麼簡單，連交響樂都能寫的話，這又如何監督？萬一再有點兒書法、繪畫的天賦——哪怕並無天賦、一筆「獸書」——這又該當如何？
要想遏制「雅貪」們發揚光大這點兒祖傳的手藝，恐怕只有「官員財產公告制」這種東西才會有效。因為沒有任何一種單項的手法，能夠讓官員在這種灰色地帶賺來的家業真正曝光，而且要不是因為其他事情東窗事發，這樣的事兒說不定還會傳為美談。可惜的是，這個制度到現在都不能列入立法的議程當中，稍有幾個實驗的地方也被目為官場另類。看來這條發財的大道還會有更多的官員走上去。一想到我們這裡將要有個如此文雅的官場，還真是讓人無語凝噎。
公務員的工資與性價比
公務員又要普遍性地漲工資了。報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知情人士透露，該部正在組織研究、擬訂完善公務員工資制度方案和深化事業單位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工作方案。其中前者主要包括公務員地區附加津貼制度的完善、建立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制度、對基層低收入公務員群體增加激勵措施等。後者重點則放在清理整頓事業單位津貼補貼、推行績效工資制度等方面。而國家發改委社會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工資都由公共財政發放，關注度自然很高，在具體工資構成上也理應和社會同步，參照市場同類崗位的社會定價，進行改革完善。」
這是繼2006年之後，再次出現所謂「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收入分配改革」。可能公務員漲工資總是比較敏感，而且在一般人的印象裡，公務員總是個美差，不但有工資收入，還有各種補貼、福利作為收入的來源。但實際上說，很多基層公務員確實收入不高，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實。這個其實倒也不算奇怪，因為我們看到的往往是被曝光的腐敗分子，以及掌握權力的某些人，對於默默工作的基層公務員並不瞭解。當然，我這不是在說什麼一個手指與九個手指的問題，只是要說明即使在那個普遍被認為的利益階層裡，真正得利的也是少數人罷了。
但公務員普遍加薪這事兒還是有兩點值得注意。楊所長也認為公務員的工資都由公共財政發放，關注度自然很高。所以，首先應該注意的是這個關注度到底是怎麼形成的，以及這種關注度是否起到了監督的作用。
對公務員收入的關注度高是每個社會都有的現象，不但是因為這是公共財政發放的緣故，還因為大家要衡量一下這些人拿錢之後是不是幹得足夠好。當一個地方對這種事兒關注度高到不正常的時候，必然是覺得性價比出了問題。而當一個地方不太關注此事的時候，那就說明這種關注其實已經不能起作用，大家覺得關注了也沒效果。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這些年給公務員加薪的改革，是不是走過了這麼一條從全社會熱議到過於冷淡的路？
那麼這就證明很多人認為公務員的性價比不合適，但他們又對於他們自己給自己加薪這件事無能為力。記得前段時間有位美國大媽撿到當地公務員的工資單，結果發現實在太高而公之於眾，最終導致該地市長出來道歉、減薪，而這種場景基本不會出現在我們這裡。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到底這個「參照市場同類崗位的社會定價」是個啥意思呢？按照新聞中的說法，這是要跟市場上的企業接軌，按照市場上的人力資源定價給公務員工資定價。問題是跟什麼樣的企業相比進行定價呢？
我們知道，民間企業跟企業之間同崗位的工資差距相差不算特別大，這是市場博弈的結果。但民營企業與國有壟斷性企業之間類似崗位的差距可就很可能是天壤之別了，雖說年薪十萬的抄表工未必是普遍狀態，但國有壟斷性企業收入高是不爭的事實。哪怕這些企業裡一線工人的工資不算高，但公務員怎麼也是高階人士，怕是不會與一線工人進行接軌。而要是向這樣企業的大小頭目們收入水平看齊的話，那該是個多可怕的景象啊。而且您還不能說不能跟這樣的收入接軌，畢竟壟斷性的國企也是企業。
所以，關鍵不在於是否應該加薪，而是你要告訴我們這個加薪到底是通過了什麼樣的程序、具體加了多少、所依據的最準確的標準是什麼，如果要是你能開了天恩，把財產透明的制度也建立起來的話，相信在這個普遍漲價的社會裡，加薪也不是不能被理解的一件事。
個性官員的由來以及走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說：「隨著中國大環境的變化，中國官員的言行風格經歷了從拘謹到開放的變化。」同篇報道提到，中國官員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每年「兩會」上，官員越來越「會說話」。各種場合，官員講話不再照本宣科，見到媒體不再躲躲閃閃，甚至主動遞上名片。由此而得出結論，在話語權較寬鬆的環境下，再加上媒體的渲染，現在的官員比過去有了更多露臉和表達的機會。從敢說話到敢說狠話、敢說真話，讓一批官員進入了公眾的視野。也就是說，官員所表達出的個性已經越來越強，刻板的「撲克牌」面孔正在被逐漸打破。
「個性官員」越來越多確實是一個事實，而且其中的流變頗有意味。其實「個性官員」並不少見，從開國以來，最初的一批開國元老往往都具有強烈的個性，只是後來的一段時間內，由於歷次政治運動以及言論的環境，導致了官員說話、做事、面對大眾的時候往往只能擺出一副正規而僵硬的面貌，導致了社會對於官員的刻板印象。改革開放之後，從鄧小平開始，國家高層領導人已經開始用更有個性的語言與行動來表明自己的觀點，這些年裡，更多的高層領導與層級較低的官員紛紛開始用個性化的方式來彰顯自己的存在。
這種現象如果深究起來的話，不難從中看到一個很明顯的趨勢，那就是表現出「個性」言行的官員，在行政層級上越來越低。從原本的國家領導人到各部委的一把手，然後到各個部委的副手，然後到省市一級，甚至在縣一級的個性官員也開始湧現。這當然是官本位逐漸瓦解的結果。我們知道，作為高層或者一把手表現個性是不困難的，由於其行政級別的緣故，其言行所得到的包容度會很大。而這種現象的出現，證明各級官員已經開始獨立了起來，在相關的行政事務以及言論上，自主性增強、看上級臉色的情況減少。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甚至可以看做是權力下放、各司其職的結果。
而外部環境所發生的變化更是驚人。網絡的發展使得大眾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話語權，在這個平台上，大家對於官員的議論雖然還有一些顧忌，但其影響所及，已經改變了整個社會輿論空間的尺度。在這種環境下，任何還能有用世之心的官員，必然會考慮到自身的形象，並且通過個性化的言語與行動，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出來。這種放寬的輿論空間還間接改變了傳統媒體的運作模式與話語風格，更多的個性官員之話語被傳統媒體所報道，以至於形成了一種新的潮流。其實有時候我們甚至可以這麼看：官員也是人，他們都是具有個性的，原本他們說出來的話未必能夠上得了檯面。當傳播方式改變的時候，這些話語其實是被傳播出去了，而不是完全因為個性官員增多了。
在這種狀態下，表現出個性的官員越來越多已經成為某種必然的趨勢，而各級官員要是都能具有某種程度的個性，未必對於我們的吏治沒有好處。總的來說，這是一個良好的趨勢。
但良好的趨勢當中也不免有隱憂。個性官員脫穎而出，往往是因為他們具有強勢的一面。記得最早表現出鮮明個性的仇和最初是個普通的縣委書記，在鐵腕管理縣政的同時，他的某些做法在目前看來並非沒有可商榷處，比如說在電視上讓人示眾懺悔之類的手法，固然有大快人心、見效迅捷的效果，但畢竟還是對於權利的某種侵犯。
這也是在現行體制下，個性官員過於強勢所帶來的一些問題的縮影。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裡依然是領導意志橫行，往往很多事情在領導的嘴下一言而決。彰顯個性的言論固然有很多地方是正確的，但也有很多情況會造成拍腦袋決策之類的後果，並且在個性的光環下，使之具有了大快人心的色彩，從而具有了合理性。
個性從來不是問題，而不能被正當法律法規約束的個性總會成為問題。在歡呼個性官員出現的同時，給個性的官員之權力加上更合理的約束，恐怕才是保全之道。
官員不能不食人間煙火
廣州市是個相當市民化的城市，在這個市民化的城市裡，最大的感覺就是大家都很實際，柴米油鹽、飲食男女都能在廣州找到，很少有人有特別宏大的慾望。這與京城還是有所不同的。但廣州市長的一番話倒是很讓人糾結，他說的是房價。
在《南方日報》的一個採訪當中，廣州市長萬慶良說道：「我認為，我們的觀念要轉變，從有住房變成有房住，我工作了20多年，還沒買房，現在住的是市政府的宿舍，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每月交租600元，當然，政府會補貼一部分房租。」然後這篇文章就以「廣州市長自曝工作20年沒有買房」的標題流傳出去了。當然，一個市長這麼多年沒有買房自然是賣點，其實更重要的賣點在於，他住的那個叫做珠江帝景的樓盤是廣州的高檔社區之一，同等面積的住房要是用市價租的話，大概付出的是市長先生的十倍左右。
其實這事兒還真不是針對萬市長廉價租房有所微詞，而且縱觀其發言，還是有其合理性的，比如說確實應該轉換一些觀念，未必都需要買房才能居住，租房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只要如萬市長所說，讓人人有房住，想租房的人租得起，想買房的買得起，是廣州政府下階段工作的重點之一，而其中，首要解決的是特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問題。
說起來要是真的如萬市長這樣的價錢能夠租到這種水準的房子，買房還真是挺傻的。但咱們也都知道，這個價格也就是您能在補貼之下租到，別人是享受不了。如果以此為標準的話，大概就只能用「何不食肉糜」來理解了。
但作為一個具有基本理性的人，我們不能說萬市長這話是成心挑逗大家的情緒，也不能說萬市長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而有可能是萬市長真的不知道現在租房的價格到底是多少。
可能普通人不理解為什麼作為一個市長，怎麼可能不知道租房的價格幾何？前兩天，我太太拿個梨給我吃，說是這東西現在一個都要兩塊多錢了。當時連我也嚇了一跳，這物價怎麼高到了這個程度？因為平日裡家務是不管的，所以物價高漲是知道的，但具體到漲成什麼樣，還真沒有具體的概念。轉念一想，我這種不算有錢人、成功人士的都沒有具體的概念，大概萬市長也不會有親自去菜市場的雅興吧。
我是可以不用去菜市場的，因為有太太去就可以了，市長不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房租到底幾何，並且能夠拿出自己作為例子來證明租房的合理性，未免就過於生猛，也過於不食人間煙火了。草民當然可以這樣做，市長則不行，因為他要知道自己治下的城市到底是個什麼樣子，才能制定合適的政策作為應對。萬市長除了這句話之外，其他話都很有道理，但建立在一個不靠譜租房價格上的論證是不是會有意義，這個恐怕就要另說了。
最近一些年來，總有新聞說高官們買不起房、收入並不高，而從來沒人說過，在這種並不高的收入之下，他們的生活成本是那種「工資基本不動、吃喝基本靠送」的日子，已經不知道民間的生活了。而如果一個人的日子可以這樣過的話，其工資的含金量之高，恐怕已經遠超黃金的價值，這個隨著官位而來的含金量，已經把官員的生活與大眾隔離得很遠很遠了。
被綁架的公務員們
在過去的幾年裡，零星發生過幾次某些地方政府利用掌握公職人員工作命脈的權力，迫使公職人員成為售樓小姐以及拆遷大使的事情，每次事情一出來就會讓人覺得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但看來這個方式在很多人眼中可能還是挺有效果，新年伊始，山東聊城就又做了一次。具體情況也就不說了，不過是當地某商品房項目拆遷不順利，然後就把所有在拆遷地有親屬的公職人員動員起來，要是說不動他們的親屬配合拆遷，這些人的飯碗就算是砸了。
有時候這種事讓人覺得可能以後作為公職人員最好的出身不是大學畢業，而是應該像孫悟空那樣從石頭縫裡蹦出來才行，那樣的話自然也就沒啥親屬可供上峰要挾了。但遍查神仙譜系，有這等出身的也不過就這麼一位而已，其他人都是爹娘生養，神仙都是如此，何況凡人？退而求其次的話，以後公職人員最好是孤兒院裡出身的人士才好擔任了。
當然，此事的重點不在於公職人員與孫悟空的關係，而是在於商業開發與公職人員的關係。您看，一個商業開發項目竟然能夠讓當地政府使出這樣的手段，其背後的利益鏈條其實是可想而知的。這種利益鏈條從好的方面說，是當地政府為了發展地方經濟而與商業地產聯動；從壞的方面說，大概紀委介入是應該有足夠的理由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公職人員是政府的基礎，把自己人綁架了以後要挾別人，並且是為了商業開發而綁架，總讓人覺得事情是很怪異的，這就像飲鴆止渴一樣。但很遺憾的是，這確實是一種飲鴆止渴，因為各地大肆發展的房地產，本身就是一種飲鴆止渴，但又是他們不得不為之的事情。
在過去的一年當中，因為金融風暴來臨的世界經濟幾乎是哀鴻遍野，但中國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之下卻一枝獨秀、迎風招展，這其中房地產作為支柱性產業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此事真的像看上去那麼美好麼？其實不是的。高企的房價是把民間僅有的一些消費能力與資金壓搾了出來，用來支撐一個虛假的繁榮而已。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對於錢的胃口即使不說越來越大，但至少是無法縮小的，財政上的吃緊更是地方政府把賣地財政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原因之一。而且從絕對的收益來說，拆遷成本越是小、政府的獲利也就越高。不但地方財政得到滿足，作為政績說不定還能成為誇耀與陞官的資本。也正是由於這種預期，當地公職人員也就會成為被綁架的對象。
有朋友說過，房地產正在綁架中國社會。房地產本身並不可怕，而是現在的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了一種上下聯動的投機與竭澤而漁民間財富的管道，不但大量的資金被投入到這個領域，而且這些錢更多的是銀行的貸款，一旦出現問題，先死的甚至都可能不是地產商，而是銀行或者整個經濟鏈條。但在目前的財政以及其他體制的框架下，這種狀態幾乎沒有改變的可能。這些公職人員只是顯性的綁架而已，其實每個人都被綁架在了這個鏈條上，只是有些人因為眼前的利益而不自知罷了。
一個產業竟然能讓所有人都成為被綁架者，即使這個事件當中的綁架者也是在另外一個層次上的被綁架者，其危險程度不問可知。尤其是這個危險的根源並非是不清楚，在很清楚的情況下還能這麼走下去，只能是讓人有病入膏肓的感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