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與人品不一定成正比
有個廈門大學的女博士到一個叫政和的貧困縣調研有關生態與經濟發展的課題，還沒回來就在微博上大肆抱怨「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購物不好」，打算提前走不說，還在微博上發誓：「1．畢業後不下基層！2．畢業後堅決不下基層！！3．畢業後死都不下基層！！！減肥，回去找個好男人。」
減肥是不是能找個好男人不好說，而且為了減肥的話，我看這個政和縣就不錯嘛，吃的不好就少吃，買不到東西可以省下錢辦嫁妝，實在是風水寶地。
當然，這只是調侃該女博士一下，而且不打算在這裡痛罵這位出身於農村而似乎有忘本嫌疑的女博士，因為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向下衝鋒實在太過於容易，以至於完全沒有什麼價值。
事實上我倒是想問問直接對該女博士開罵的朋友，如果換作是你的話，現在把你送到一個貧困縣城中，你是否能無怨無悔？廣州的地鐵我沒坐過，但北京地鐵那種擁擠的盛況我是知道的，但為什麼很多人還是在這樣的城市裡，而不去那些遠沒有這麼擁擠，但也遠沒有什麼前途可言的貧困縣城中？
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習慣了城市的生活——這話怎麼說呢？按照國外的說法，是「我願意居住在最喜歡的比薩餅店送餐範圍之內」。確實有不少人能夠忍耐離開自己的日常生活，到貧困山區做義工、做代課的老師，但他們知道自己能回去。如果告訴你說從此需要你扎根基層、永無離開之日，大概很多人都會對這種事兒豎中指：上山下鄉都結束好多年了，你以為我傻？
這位博士之所以倒霉，是因為她的身份是個博士，要是我說這句話估計沒人搭理。我們總是認為，一個人的學問與人品應該成正比，至少表面上要成正比。實際上學問跟人品之間到底有什麼必然聯繫，實在是很難說。而這種所謂「選擇吃苦」的人品是不是特別值得誇獎、先天就無比正確，也很難說。
在我看來，這事兒不過是一個個人選擇的問題，她有選擇的權利，而且純屬私人選擇自己的生活道路，口誅筆伐大可不必，上綱上線的話就請把同樣的問題反問一下自己。
真正的主人是「他們」
「京城四少」之說，起自晚清、民國，而「四」為數字單位把幾個出色並且類似的人物組合在一起，大約是春秋戰國時的風氣。但一直以來，這種事兒都是褒義的居多。有人說世道澆漓、人心不古，如果從這所謂「四少」的演變來看，倒也未必沒有道理。當年所稱「四少」者，都是那種富貴閒人兼各有所長，總之是那種文人裡的貴族、貴族裡的文人。民國已降，這「四少」是越來越不堪了，幾乎等於了「京城惡少」的代名詞。
近日，媒體報道「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爍已經被起訴，罪名是非法持有槍支彈藥，以及破壞私人財物。與之同時被起訴的人還有幾個人，不是替他買槍的，就是幫他打架、銷毀證據的。槍支彈藥的事兒就不說了，看來最近流行舞刀弄槍，李雙江先生的兒子打人一事當中，也有一把模型槍在後座上，可謂是一股流行趨勢。
網上流傳有這位王爍的起訴書，事情的經過已經描述得很詳細了，但只是看起訴書的話，往往也就得之皮毛，這種事非深知其中內幕的老江湖不得解。在此，試著為讀者剖析之。
王爍的罪名有數項，只提出一件來說。事情的經過如下：王爍開著一輛大眾的R36款豪車，與另外一位叫做王珂的奧迪A6型轎車在北京最為繁華的地段上發生摩擦，王爍駕車急剎逼停王珂，然後王爍出來用「槍狀物」對著那位王珂比劃，等到王珂報警之後，王爍倒車撞擊王珂的奧迪A6，致使其起火燃燒。這裡的受害者王珂，被人懷疑為京城四少的另一位。兩者鬥氣、相撞，可能未必只是偶然事件。
如果事情說到這裡，想必很多人覺得這是富家公子的行徑，雖然涉嫌毀壞別人財物，大家可能也就是看熱鬧的心理罷了。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位撞人的王爍先生所駕駛的車雖然很貴，但還不算什麼，主要的那副車牌異常的牛，行內人一眼就知道，這是某涉密保衛單位的專屬號段。而被撞的那位也不是善茬兒，其奧迪車的車牌是軍用某部的，兩者看著是富家公子的爭鬥，後面跟著的影子都不是一般人。
實際上這件發生在2011年12月的事早就有報道，但報道的文字語焉不詳，根本沒有指出事件的背景，甚至還說王爍的車牌涉嫌套牌，言下之意是無法查實。而這份起訴書則證明此事遠沒有這麼簡單，當初是誰把這個消息隱瞞、為什麼隱瞞，足夠讓人遐思無限。
而也就是在幾個月前，這位撞車的王爍先生還砸過一輛寶馬X6，也是因為行車產生了摩擦所致。但那位被砸車的車牌一看就是普通的有錢人，並非具有如此背景的人士。要知道，這其中的差異可就大了。兩個特殊號段的車主相互之間都有這樣的衝突，而一般的有錢人也逃不過這樣的命運，這要是碰到我等無權無勢的老百姓，看來性命可能堪憂，只能寄望於永遠碰不到他們了。
更為有趣的是，這樣一個私藏槍支彈藥、公然在大街上打砸的人，在所謂「投案自首」之後，竟然於2012年的6月取保候審、在家閒居了。這種車牌與這種待遇聯繫到一起，想必我等心中自有衡量，兩者是不是有因果關係還真是難說。
從這件事我們知道了兩個情況：特權車未必都是公務車，很多都是這樣的人在使用。用金錢當然是可以交換到權力的，就像權力可以換到金錢一樣，兩者都是硬通貨，而且互為表裡。如果說特權令人痛恨的話，這種買來的特權就更為令人痛恨。因為特權的使用多少還有公務行為在其中，而買來的特權往往就真的是純種特權，並且其囂張的程度要超過真正特權很多倍。閻王總是笑嘻嘻的，分權的小鬼則永遠凶神惡煞。
有時候我們會想，在這樣隱藏著無數大鱷的城市裡，我們普通人真是城市的主人麼？這些權力主導的城市當中，真正的主人是「他們」，這些城市是「他們的城市」。有時候他們是在隱形操縱著，有時候也會如同冰山一角一樣偶露崢嶸，讓我等百姓看到這種真正的豪門恩怨與生活。但如果您不知道江湖上的事兒，可能根本感覺不到這種主導社會的潛流。
順便說一句，這位被起訴的王爍先生當時29歲，起訴書上的學歷是初中。您看，這就是真正有錢人與唐駿這樣用野雞大學裝點門面的人之不同，他們甚至不屑於弄個起碼的學歷來裝樣子了，一切早都已經盡在掌握。這是他們的城市與未來。
中國的現代隱士
最近長沙有對兒四十出頭的白領夫婦，放棄了優厚的城市生活與高薪，到了一處山野之地，撿著別人廢棄的房子種地，而且很快就自給自足地過上了日子，跟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兩歲多的孩子。然後他們還可以上網發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引來了無數人的羨慕。
話說這種隱士的生活一直是文化的一種追求，而且這個追求還不分東西方，各國都有對於這種生活的大量描述，很多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當中表達過對於這種生活的嚮往，按照現代的話說，那叫做羨慕嫉妒恨。實際上這是一種文化的基因，是對於群居生活壓力的一種主動逃避與消極抗爭。這兩位從城市出走的原因也是於此。
前兩天看到蘋果公司的掌門人喬布斯說過的一段話：「從17歲開始，在這33年當中，每天早上我都在鏡子裡問自己，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中最後的一天，我今天原本必須要做的事是不是有意義的？如果連續有很多天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我的生活就錯了。」有時候可能很多人覺得這段話有些矯情，但如果真的能這樣問自己的話，說不定我們的生活會幸福得多。那並非是成功人士在豐衣足食之後的想法，更多的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反思。
在現代社會當中，這種反思更為讓人看重，但也更為不易得。原因很簡單，古代是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做一個隱士所付出的代價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幾畝山田就足夠讓人活著了。而在一個剛剛跨入工業文明沒有多少年的地方，社會的緊密結合與分工合作越發地明顯，每個人都在一個龐大的網絡當中，借助這個網絡支撐自己的生活。這個生活未必是賺錢，而是所有現代生活的必需品都要仰賴這種社會網絡才能得到，我們的生存技能已經極度退化，變得無法離開這個社會網絡了——還有多少人會種地或者用柴鍋給自己做飯呢？
而且在精神層面上，古代的隱士也早就漸行漸遠。古代的隱士踐行的是一種現代社會已經沒有的理念，除了為了躲避世情之外，更多的是尋求某種精神的超越。而現代隱士則更多的是厭倦與懷疑，那並非是躲避亂世，而是在躲避盛世的喧囂。
但現代隱士也有比古代更為優越的條件，很多作出這種選擇的人，往往具有身在物外而保持聯繫的能力。這兩位還可以發博客描述自己的生活，就是現代隱士最為有趣的寫照，他們可以通過離開社會的具體生活層面，但保持著對於社會的瞭解與交流，只是這種瞭解與交流對於他們來說具有更大的選擇餘地。
這也正是現代社會所帶來的某些變化。原來的隱士們只能在離開社會與生活在社會當中二選一，所謂「大隱隱於市」基本就是自我安慰的話。現代隱士則可以通過現代技術使得自己既處於社會之外，同時也處於社會之內。這在古代是不能想像的，也由此產生了不同的社會意義。
這種社會意義在於選擇的多樣性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經歷過很長時間對於個人生活完全無法把握的時代，無論是螺絲釘還是一塊磚，每個人在社會當中必須有一個別人幫你設定好的位置，而設定這個位置的人本身也是被另外一些人設定了位置。整個社會在一個固化的環境下窒息了創造力與前進的動力。也就是在最近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們的社會才進化到了可以讓個人選擇是天經地義的階段，而且在物質上與精神狀態上做好了準備。
當有些人在這種狀態下作出了成為一個現代隱士的抉擇時，就等於指出了另外一種人生的路徑是可能的，由此更加強了個人選擇與個人權利在社會當中的認同度，在某種意義上對於社會發展是一種具有推動意義的行為藝術。而且可以告訴其他人，很多東西不是你們想像的那麼可怕，沒有什麼人間力量是我一定要奉承、一定要仰賴才能活著的。這與古代隱士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只不過影響的範圍更大、社會意義更深了。這是一種其他領域當中的「不合作運動」。
所以，當看到這些現代隱士的時候，讓人心中湧起的未必全是歸隱田園的可能性，也可能是改變社會的雄心，因為從這裡可以知道沒有什麼能主宰我們尋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些訓誡都是危言聳聽的浮雲。
年輕時保持基本良知
有一天我寫了這麼一段話發在了微博上：「年輕的時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線定得太高不好，一個是生活會太艱難，二是還不知道世界其實很複雜，對錯沒有那麼簡單。年輕時保持基本良知即可，隨著年齡增大、經驗增多、社會資源更豐富，再把底線逐步提高。」結果被罵得很慘。很多人連看都不看「保持基本良知」這幾個字，直接就認為這是我在教年輕人無惡不作，然後回頭是岸。
這事兒倒是不太奇怪，因為咱這裡的歷史盛產不能達到的聖人，以及知道自己達不到、從而自甘墮落的庸人，就是少了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努力做到自己最好一面的普通人。很不幸的是，一旦青年人受到了誤導，往往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給自己訂立了一個高標準，當在生活裡撞得頭破血流的時候，那種底線迅速降低到沒有的程度，還不如直接因為不懂事兒墮落的人呢，因為不懂事早晚會懂事，懂了一半產生的幻滅感，那就完全沒有底線可言了。
這事兒令人感慨的地方在於，我這輩子活到40歲，見過最多的就是理想主義者與號稱自己有道德潔癖的人掉進糞坑，而堅守最起碼底線人的，往往不會墮落。正所謂堅守底線、往往游刃有餘；道德高標，最終婊子牌坊。
這話似乎與喝酒沒有關係，實際上也算是酒桌上的人生總結。我年輕的時候，往往因為爭強好勝而高估自己的酒量，高著高著就自己信以為真了。而且年輕就是資本嘛，別說少數民族先天帶著幾分酒氣問世，就是憑藉著多年習武練就的好胃口，喝倒一般人還是很容易的。尤其當自己噸數超過某個指標之後，我們把體重除以酒精，就會知道單位體積所能容納的酒精含量。
到了對於自己有著基本認識，並且承擔了某種責任的時候，自然也就不會浮誇自己的酒量，如果歲數逐漸變大還這麼喝，原本一天能緩過勁兒來的身體，必須要等到兩天左右才行。這就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的認識，由此也能夠認識到，當年覺得自己引以為豪的酒量，其實並非是真的知道能喝多少，更多的是一種不知天高地厚。而現在能夠坦然說出自己不能喝多少，並且有了節制，是一種對於自己真正的自信。
可惜，有這種自信說不會喝酒的人很少，更多的人一生當中從來沒有說過自己不能喝，往往都是赴湯蹈火的路子。但只要您自己觀察一下就會知道，凡是在酒桌上聲稱自己不能喝的人，往往酒量還可以，而且往往是整個桌子上在社會中最成功的幾個人。
這就是提高自己的底線，脫離了單純的拼酒與無意義的叫囂，換得的是一種沉穩。不沉穩的例子還是有的。某人曾經跟著我們夜闖三家，闖到第三個的時候已經不行了，結果直接走到隔壁的房間挨個人敬上一杯。那桌的客人看來基本也是全部喝高，竟然沒有發現這位並非是自己人，大家就這麼吆五喝六地喝了起來。等我們想起去找這個以為掉進廁所的哥們兒時，旁邊那桌基本都不省人事了。後來，當年同桌喝酒的人多少都有所成就，就是這位逞強到極致的人物，至今越混越慘。
所以說能夠最終明白自己的基本底線在那裡，在這個基礎上能夠懸崖勒馬的人才能得到最大的收益，逞強鬥狠的人士，往往會倒在終局的半途。我是在幾年前才明白這個道理，現在才知道把自己酒量的底線提高，直到達到微醺的境界是多麼難得，而說出「我不會喝」，是人生中最大的擔當之一。
群眾喜聞樂見就是個瞎話
據說咱這裡對於文藝作品的要求之一，是「群眾喜聞樂見」這幾個字，但實際上群眾喜聞樂見的東西，往往也是整肅的重點。網上曾有傳說稱諜戰劇以及案情劇將被叫停三個月，對於小道消息我們應該是重視的，這次也不例外，沒幾天就有正式通知下達到了各大衛視，5、6、7三個月不播諜戰劇與案情劇了。
關於這事兒請先讓我們為編劇、導演、投資方默哀一下，在中國投資影視作品最大的風險不是藝術質量，而是各種政策風險，很多投資就是這麼打了水漂。另外我們為群眾默哀一下，因為喜聞樂見這件事再次被強暴了。
在我們的記憶當中，這個能放、那個不能放的指示實在是太多了，在我的印象裡，上次是說很多情感劇不能放，因為涉及好多在某些人看來不太健康的因素，比如三角戀、不倫戀之類的東西，還有點兒小三兒什麼的。問題是一個人循規蹈矩地談戀愛、結婚、生子，最終買了塊天價墓地幸福地死去，這種東西拍出來有人看麼？生活沒有衝突、變形，藝術也就沒有了價值，這跟你是不是提倡正常生活沒有什麼關係。
但這個道理與倡導「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的人沒啥關係，他們的職責從來不是考慮藝術如何，而是考慮社會風氣、道德指數以及其他——其他屬於那種不能言說的東西，你懂的。
為什麼會如此？這個要從兩個方面看，也就是說把「群眾喜聞樂見」分成「群眾」與「喜聞樂見」兩個部分來看。
什麼是群眾？一般來說，群眾就是指我們這樣的普通人，雖然說不上有多麼墮落，但總是喜歡點兒俗事兒的老百姓。這麼說吧，就是看《阿甘正傳》會感動，但私下裡也會看看三級片的人士。這原本應該是群眾的定義，但在掌握群眾定義的人眼裡，這不算是群眾。至於他們怎麼定義群眾是我們不知道的，就知道有時候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有時候說被一小撮人蒙蔽的人民群眾。實際上我懷疑群眾就是個幌子，是拿來作為一個形容詞的。
「喜聞樂見」這件事也是要看判斷的，誰的喜聞樂見？在原來很難說到底是什麼，但現在有了很是先進的收視率調查之後，群眾喜聞樂見早就是一個一個數字了，想知道群眾到底喜歡什麼並不難，難在裝作不知道什麼是喜聞樂見，然後睜著眼說瞎話地指導著群眾應該喜歡什麼。
所有事情的重點就在於這個「應該」二字。咱這裡的藝術還是其他什麼都是領導們「應該」的結果。這麼說吧，群眾喜聞樂見其實不過是領導們的喜聞樂見，或者說甚至都不是領導們的喜聞樂見，因為他們喜聞樂見的東西咱也都知道，不會比群眾高尚到哪裡去，「文革」的時候那些內參小電影就是證明。這是領導們覺得群眾應該喜聞樂見的成果。
說起來咱這裡總是抱怨得不了什麼奧斯卡獎，想必都是被這種喜聞樂見剝奪了自由發揮能力、自由發表能力的結果。
以遮羞布愛國的荒唐鬧劇
報載，在《功夫熊貓》上演時抵制行為藝術的趙半狄又出名了，這次是他把一貫擺弄的卡通熊貓弄成了時裝，到巴黎做了個時裝展示。其中，有「二奶」、「貪官」等形象。當然，一如既往地遭到了大量的批判，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賣國辱華」。大致的意思是說，這些形象在國內展示是沒有問題的，拿到國外去就違背了「家醜不可外揚」的道德準則，並且把熊貓這麼可愛的國寶打扮成如此，未免有損我國人的形象。
假如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個邏輯應該是這樣：把自己不好的地方展示出去就等於是賣國，要是把這些東西封鎖在國內而別人不知道就算是愛國。這個論斷能推導出一個很尷尬的結果，那就是閉關鎖國的老佛爺慈禧是最大的愛國者。
而說起熊貓的國寶形象貌似遭到侮辱就大發雷霆，實在更是令人莫名驚詫了。記得中國的形象是龍嘛，啥時候改成熊貓了？再說龍這東西算是傳說中的動物，怎麼往它身上附麗美好的東西都不算過分，反正沒人見過。把一個國家的形象寄托在一種真實動物身上並且感同身受，其荒誕幾乎等同於上次章子怡小姐在海灘上行為不雅而遭到丟國人臉的批判。更有甚者，熊貓畢竟是動物，有時候做出的事比章小姐恐怕更不靠譜。我們的面子不是維繫在女演員身上，就是維繫在一種以竹子為主食、間或食肉的動物身上，想到這裡，難免令人無語凝噎。
記得在電影《紅高粱》剛剛上映的時候，其實也出現過這樣一次爭論。很多愛國神經繃得比階級鬥爭都厲害的人跳出來說，這是一部賣國辱華的電影。我現在還能記得當時的言論如下：「這是一部把中國不甚光彩與落後的面貌當作賣點的電影，是迎合了外國人那種好奇心與獵奇欲的東西。其導演完全是因為展示了這些才得獎的。」挺抱歉的是，現在中國電影提起來還真沒幾部能上得檯面的東西，全仗著當年那幾部賣國電影在撐門面呢。現在誰要再說這個，估計就會讓人說成是神經病。
可惜的是，這種神經病從來就沒有真正痊癒過。當年是什麼樣，現在換個主語一樣的話就能再用一次。有時候你就很難理解，怎麼這些人就跟韭菜似的，一茬一茬的沒有盡頭呢？
從最簡單的道理上看，一次一次感到別人在侮辱自己，除了很少的情況下確有其事之外，更多的恐怕是一種神經過敏。只有那種內心裡極度不自信的人，才會認為全世界都是在說他。我們在生活中可以碰到不少這樣的人，在一個集體裡生活，他總是認為自己是受害者，任何漠不相關的東西在他看來，都可能是一種惡意。而這種人往往是這個群體中最弱的。久而久之，有一種精神病的名字倒是比較適合：受迫害妄想狂。同時，他會怕任何人指出或者知道他的弱點，一旦被指出，這人就會怒發如狂，這時候他就會像個迫害狂了。
在一個國家中，這種病症一旦發作，尤其是面對自己同胞時發作的話，賣國辱華的帽子肯定是最先飛過來的。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不論在什麼狀態下指出本社會所存在的弊端與病症的，恰恰是醫生、是真正的愛國者。而在一個扭曲的社會裡，指出這些的人就是賣國，就是侮辱了這個群體。潰爛之處燦若桃花嘛。
遮羞布不是愛國，誇獎傷口的紅腫不是愛國，這應該是一個社會最起碼的、最基本的道德誠實。以遮羞布愛國者，缺乏這種任何人類社會最根本的素質。也難怪有人刻薄地稱這些人為愛國賊了。用遮羞布愛國的話，恐怕這塊布永遠是扯不去的，而國是否能真強，也實在是一件說不好的事情。
努力培養奴才的禮儀
向過往的貴人致敬這件事古已有之，據說前朝某大詩人就曾經在某貴人的車馬滾滾而過之後，親吻了那有幸承載貴人車馬的土地——按照這個做法，熱愛土地就有了別的解釋，而且禮儀這件事也就有了別的解釋，至於到底是什麼解釋，我個人的理解是他挺不要臉的，別人怎麼想我就不知道了。
至於說最近發生的另外一件事，我的理解跟上面那事兒基本相同。報載貴州黃平縣目前在公路上出現了一個奇景，不少中小學生在公路沿線行走時遇見車輛，都要停下腳步敬少先隊隊禮。之所以出現這麼奇怪的景致，是因為該縣的領導說「這是全縣推廣的禮儀方式，有助於減少安全隱患，也讓家長和老師放心，對此過往司機表示感動，孩子們則稱已經習慣了」。
我說了，這事兒我個人理解為挺不要臉的，不是說這些被強迫「習慣」的孩子不要臉，他們是無辜的，而說的是主導這件事的當地教育部門。我能理解的車輛與行人的禮儀之一，是車輛應該禮讓行人，尤其是孩子。讓孩子給車輛行禮還真不知道是個什麼禮儀，據說這種行為能讓司機有些感動，從而降低安全事故——我不知道別人如何，反正要是我看見這種景象非嚇一跳不可，減少事故看來可能性不大。所以，查諸先賢，也只有那個崇敬地親吻貴人車馬痕的人物可資引用。除此之外，我無法用任何其他方式表示對此事的厭惡之情。
而且那張新聞照片也不能不讓我產生生理上的不適：三個衣著破爛的孩子從低到高站在路邊，向一輛黑色轎車行禮。老實說，我從來不算個有多少教養的人，禮儀這件事我從來是能躲就躲。要是有這樣的事情在我車前發生，我倒是未必會感動，而是會請他們把手放下來，告訴他們說，我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如果願意的話請向我笑一下就好了，我當不起你們向我敬禮——我也想不起任何一個陌生人當得起孩子們的這種禮儀。
好奇心起，上網查了一下這個縣的基本資料，發現這是個國家級的貧困縣，平均海拔高、少數民族眾多。這個國家級的貧困縣，到底是在培養孩子一般的禮儀呢，還是從小就傳授對於財富的畢恭畢敬？
要求生活在貧困中的孩子向過往的車輛致敬，本身傳達的意義可以不論，可能最直接造成的印象，就是向財富與強勢致敬。對財富與強勢致敬雖然經常能看到，只是這種行為不能這麼赤裸裸地加諸在天真未泯的孩子頭上。我們的社會已經給了富人很多的特權與方便，但這些東西畢竟還是需要富人付出代價才能得到的，如果這種不用付出代價就能得到的禮儀成了標準格式，首先毀壞的就是我們一直在追求的平等。要知道，固然在財富程度上有差異，現代社會最基礎的共識，就是「人人平等」。這個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
這種所謂的「新禮儀」要是被推廣，真不知道培養出來的孩子將來會是什麼樣子。在我看來，除了培養出一幫合格的、對於財富與強勢保持尊敬的奴才外，實在是沒啥其他的意義。這哪裡是禮儀？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跪拜罷了。
大家都會做算術
有時候解決生物學的問題，也不妨用經濟學的視角去看。別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人類才懂得數數，其他生物可能沒發明什麼二進制、十進制，但在進化的過程當中，都學會了用經濟學的方式調理自己的生活，主要的一個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生存與繁衍下去。其實這也不奇怪，生存就是一場博弈，而博弈論正好也在經濟學上有所應用，而且是很大的應用。
那咱們就從細菌或者微生物它老人家說起。《圍城》當中方鴻漸先生從那時候的「西太平大學」——克萊登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講座，那時候出洋留學的海歸算是個新鮮物種，是要大家都過來看西洋景的。雖然方鴻漸學問確實沒學到，書多少還是讀了些，原本這事兒還真能應付過去，結果演講稿丟失，只好就他記憶所及談了談鴉片與梅毒對於中國的影響。鴉片這事兒咱不說，梅毒這件事倒是可以說說。
梅毒是一種絕大多數情況下靠性行為傳播的疾病，方鴻漸老師的意思倒不是講梅毒的病理學，這個他也不懂，他的意思我記得好像是說15世紀梅毒從南美傳到歐洲，然後西方人來到中國後把梅毒也帶了進來，這病在晚期的時候能夠促使某些患者爆發出創造力。醫學上好像是有這個說法，這是因為感染腦部而導致的精神異常。但醫學上還有一個說法，這是後來才發現的：梅毒對人體的毒性在數百年的傳播當中，已經開始下降了。
其實這也不算個很奇怪的事兒。根據生物學家說，我們這幾十萬年的進化，其實一直是跟著很多病毒、細菌一起走過來的，好多細菌都被收編了，或者至少不會再搗亂。而梅毒這種東西在外界生存不易，在體外活不了多久，盡快把宿主殺死不符合它最大程度傳播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某些毒性比較小的就被選擇了。這個解釋是不是靠譜很難說，但還有一個例子似乎也能印證。
經生物學家研究發現，急性痢疾的發病有一種規律，就是如果當地靠近活水之類的水源，則病毒的毒性明顯提高，要是當地沒有這種迅速傳播的條件，這病發作就沒有那麼厲害。經濟學家提出的解釋是，因為有活水或水源的話，病毒可以很方便地大量傳播，寄主的受害時間短、反應強烈對於它們是有好處的，而要是沒有迅速傳播的條件，則必然要選擇毒性輕一點的，免得那位倒霉蛋還沒到能傳播的地方就死翹翹了。這就是說，在自然的選擇裡，早就存在著這種適應性的博弈，甚至在每一次疫情當中，都能找到自我調適的機理，而這種調適用生物學可以解釋，而用經濟學、博弈論來解釋，也並無不通之處。
其實用經濟學解釋生物學的內容，最經典的描述還不是看不見的細菌，而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我們知道，很多動物都有斷肢再生的功能，壁虎可以把尾巴斷去逃生，海參可以拋掉內臟溜號，但基本上沒人見過高等動物斷肢再生的奇跡，唯一的奇跡是人類發明了斷肢再植以及移植技術。按照生物學家的解釋，這是因為高等動物的斷肢再生牽涉的生理問題太多，無法進行有效的再生行動。按照某些跨界經濟學家的解釋，這就是因為高等動物一旦肢體折斷或者少了某些重要器官，再生這件事實在要消耗太多的資源，而且很有可能在這種消耗資源而還沒有達到目的之前，該高等動物也掛了。少個手指頭或者爪子可能不會死，調動全身資源去修補倒是可能死得很難看。這就是一個經濟學問題：值不值得。
有句話叫做「手裡只有錘子的時候，看見什麼都是釘子」，但經濟學這個錘子在社會生活以及其他方面還是挺好用的，道理很簡單，無論是進化的力量還是什麼其他力量，無論是否有意識，所有的事兒歸根到底都是這三個字：值不值。
酒場見人心
酒後吐真言這件事完全是真的，當事人傾心一吐為快，但其他人則實在是不堪重負，彷彿某個負擔從此就落在了自己肩上。這事兒主要糾結在於，吐露的真言往往事關另外一個人，原本那是他們之間的事兒，現在就成了大家的事兒，到底說還是不說？那顆八卦心，從此不能平靜。
第一次見到酒場上吐露真言，是在一幫酒友組團到北戴河腐敗的時候。原本是個相當歡快的螃蟹局，各類螃蟹已經就位，大家也按照吃海鮮不喝啤酒的習慣把平時鐘愛的啤酒換成了二鍋頭。酒過三十巡、蟹吃五十個之後，某人猛然涕淚橫流地敘述他與太太之間的深情。平日裡該人屬於溫文儒雅的典型，也是我們這幫人裡最有文化氣息者，娶的太太也是美貌與智慧並重的類型，少不得總在我們跟前秀一下恩愛。結果沒想到看上去很美的事兒，背後往往都有一部難念的經。
等這位吐露真言、被送到醫院打吊針之後，一幫酒友面面相覷，這事兒在我們心裡烙下了深深的陰影。您看，原本我們認為天仙眷屬的兩位人士，在背後還有這麼多不為人知的隱情，以後看著這兩位秀恩愛的時候，難免會想起這位現在躺在病床上打吊針的仁兄之慘狀。有些秘密對當事人是負擔，對不小心知道的人來說，估計也是某種負擔。
後來這個事情被另外一次酒局化解了。話說當時也是喝多，席上正好有那兩口子，某人喝多了之後實在忍不住把這個場景說了出來，並且點評曰：「你老公真是好人，跟這麼個人還鬧啥彆扭？好好過日子就算了。」此言一出，幾乎能聽見滿座的人都出了一口長氣，這個秘密從此就不再是我們的負擔了。據說兩人回家之後日子還是繼續過了下去，不知道是不是這次爆料起了一定作用，這算是個美好的結局。後來另有一次，我們把另外一對出了問題的兩口子送到醫院一起打吊針，本來要分手的兩人也是這麼又走在了一起。真話是有好處的。
至於說考驗人的智慧，往往就是喝酒的智慧了。喝酒這事兒對於很多人來說，樂趣並非全在自己喝多少，而是看對方喝了多少。在我們偉大的酒文化當中，灌別人酒的方式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某地上條魚，頭三尾四——魚頭對著誰就先喝三杯，魚尾對著誰要連喝四杯——都是小兒科了。
記得我結婚的時候是去草原度的蜜月，關於這事兒有個令我至今都難以忘懷的景象：參加我婚禮的人有十多個穿的是衝鋒衣、背著旅行包過來的，這幫人的意思是要跟我一起出去度蜜月。在他們的印象裡，我出去就是玩兒，至於是不是蜜月不在他們考慮的範圍。
草原人民豪爽好客，到了蒙古包裡沒一會兒就被連著哈達的酒碗灌下去了三碗之多，他唱歌我就要喝酒。三碗之後猛然醒過來，問：我唱歌，你喝不喝？得到肯定答覆之後，我連唱三首，其怪遂絕。
其實一直到現在我最佩服的一位是個從來不喝酒的人，他曾經端著一杯紅酒去敬酒，回來以後一口沒喝，而被敬的人分別都喝了好幾杯。這應該算是最高的酒桌智慧。但此君的智慧沒有圓滿，回來後居然誇耀自己的忽悠手藝，然後他就悲劇了。得瑟是沒有好處的。
人性經不起試探
總是有女大學生被包養的傳說，這個傳說大約是有幾分真實的，但是不是像有人想像的那麼多、那麼齷齪。但這個傳說到底有幾分真實，前幾天幾個北師大的女生做了一個實驗，她們在論壇上發帖求包養，標明了興趣愛好年齡之類的事情，並且留下了電話號碼。看來這個實驗還是挺成功的，這些天裡有十幾個詢價的短信。
據這幾個大一的女生說，她們只是對這個社會不太瞭解，「媒體經常報道一些女大學生因為貧窮等原因開始慢慢墮落，想瞭解一下是否真的容易受社會誘惑，於是發帖」。這算是某種釣魚的行為，不知道通過這種實驗，她們對於社會與人性瞭解了多少。如果就是好玩兒也就罷了，但由此要是引發了她們對於社會、人性的某種過於陰暗的想法，恐怕這個實驗就算是把自己給害了。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人性的底線是輕易試探不得的。《聖經》有言：不要試探你的神。神是不可以輕易試探的，人性也同樣不可以輕易試探，因為這東西包含的意義太廣泛了，表現的形式也很多樣，輕易地試探其底線，又是利用網絡這種大面積眾所周知的宣傳手段，必然會讓最不堪的那一面呈現在自己的眼前，而那並非是人性的全部，只是一種廣泛宣傳之下的沉渣泛起。
但這種沉渣泛起還是有一定社會意義的。包養女大學生這種傳說能夠成為某種社會真相，除了確實有個別情況是真實事件之外，也算符合了社會大眾對於很多社會事件的想像。在很多人看來，這個社會已經到了為了不付出努力而得到好的生活，可以隨時出賣自己的程度，在這個大背景之下，女大學生當然有可能被包養。任何一個嚴肅的、有理性的人都不會這麼看，但這個符合大眾希望認知的事實。
著名的記者閭丘露薇說過，我們不能憑借印象來批評。這句話放在這裡也同樣適用。有時候對於社會的想像變成了論據，在並沒有多少事實支撐的狀態下，得到了一個自己所希望的結論。這種事情放大起來是相當可怕的。比如說邵陽的沉船事件裡，網絡傳說有60個孩子死亡，與官方數字大相逕庭。但如果我們看到那種船就會知道，即使超載也不會裝夠60人，哪怕是孩子。可就是有人用超載數倍的汽車、火車作為例子說事兒，完全不顧那種船並沒有一個結實的船艙、所以不能玩命兒往裡塞人而不掉下水這個事實。
憑借印象試探人性與社會有時候是有用的，這也是為什麼常識如此珍貴的原因。但常識的取得必然需要一些專門的知識，然後才能形成一種正常的社會印象，進而用這種盡量不跑偏的常識來觀察社會。
回到這件事上，在這樣輕率的實驗當中，真正打算包養大學生的有幾個？接到十餘條這樣的短信，有多少只是為了好奇？如果把這種好奇、湊熱鬧的都刪除，你能肯定的又有幾個？而瀏覽過這個帖子的人有多少？這幾個佔了多少的比例？作為一個實驗，這並非是在實驗人性的善惡，而是給了自己一個搞暈自己的機會。
年輕的時候就把自己的道德底線定得太高不好，一個是生活會太艱難，二是還不知道世界其實很複雜，對錯沒有那麼簡單。這話的意思不是說讓人無惡不作，而是在某些時候保持基本的底線與良知即可，並不需要像這種釣魚實驗一樣，深刻體會人性的惡，從而變得似乎是看透一切。其實有句話我沒說，很多年輕人在高道德標準的教育下，通過這種形式瞭解了最惡的一方面之後，那種幻滅感與虛無感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傷害。
君子與小人
我一個朋友去新疆參加某民族節日，按照他回來以後的說法，那節日沒勁透了，跟各地整的那些各種神頭怪臉的節日沒什麼區別，甚至因為地方偏僻，連規模都沒多大，就是一些穿民族服飾的小姑娘在城門跳了一會兒舞就結束了，感覺很對不起自己的飛機票錢。既然到了平日很少有機會去的地方，還是應該去看看風景。這個小城有個公園，風景頗不惡，於是該朋友就走了進去。公園裡有個小湖，像所有類似的公園一樣，有船可以出租。雖然一個大男人自己在湖上泛舟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沒事可做的時候，也不妨作為選擇之一。
等到讀完租船須知以後，該朋友直接就笑翻了。這個規定云：租船每個小時需要十元，如果晚還半個小時將收三元，不足半個小時按照半個小時計算。該朋友馬上找到管理員跟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他只租一個小時的船，但實際劃了兩個小時才回來的話，那他只需要付十六元就可以了，比他正經租兩個小時的船便宜了四元。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管理員張口結舌看著他半天，嘴裡蹦出一句話：「你關內人吧？只有你們才有這種心眼兒。」（他們那裡把內地人稱為關內人）朋友說：「既然是制定規章制度，有這樣的漏洞總是不好的吧？」管理員：「如果沒有你這樣的人，要規章制度幹什麼用呢？」按照我的這位朋友的說法，他當時就「慚且退」，覺得自己想這麼多是件很不好的事情，尤其是為關內丟人了，讓人覺得關內人都是狡猾的狐狸，專門鑽這種空子。
回來以後，這位朋友發表的感慨是這樣的：他碰上一位維吾爾族版莊子。而且通過當地吃飯結賬是自己報數等事情他得出一個結論，「大腦皮層的進化，源於欺騙——欺騙對手，欺騙同伴，以達成個體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說，智力的進化是建立在欺騙的基礎上的。沒有牛虻，牛尾巴就不會搖；沒有騙子，大眾的智力也就不會進步。只要你一動腦筋，想達成某個願望，你就是在盤算怎麼騙人——大腦長出來，就是幹這個的。但人是群居性動物，他天生需要別人。因此，每一次盤算都是一道多元方程：F（x）算是個人利益的話，你得考慮多個變量——別人、群體、社會什麼的。此外，你還要在個人的長遠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間、戰略利益和戰術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列入算計的變量越多，得出的結果對你越有利。
最重要的是，這位朋友從經濟學出發，推導出另外一個結論：誠信不誠信的，和道德不道德的完全扯不上。這只是個經濟學的成本問題。對每一個人來說，不誠信才是常態，誠信才是變態。關於誠信的認真思考不應該是「某人為什麼不誠信」，而應該是「某人為什麼要誠信」才對。
按說這個觀點確實有他的道理，從成本核算的角度來說，當誠信的成本太高而不誠信又能得到很大利益的時候，在社會這個層面上，沒人喜歡誠信待人。因為即使某人並不喜歡騙人，但當誠信的成本已經高到危及生存的時候，大多數人就會選擇放棄誠信。
但這個故事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意思，即誠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誠信的成本，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如何提高欺騙的成本。
我們知道，這位維吾爾族管理員說「如果沒有你這樣的人，要規章制度幹什麼用」的時候，其實是隱含了一個前提的。就是他把規章制度看做一種防君子不防小人的東西。規則有兩種含義，一種是規定大家做事情應該遵守的程序；一種是告訴大家什麼是不能做的，做了會有什麼後果。第一種不消說，那是一種共同生活的程序，第二種倒是可以說說。
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家都是君子，第二種規則根本就不需要，而既然需要第二種規則，就證明這個世界上即使君子是大多數，也還是有小人。根據我這位朋友的結論，人類的進化史其實就是在欺騙中提高智力的過程，把大家都想像成君子固然離事實很遠，就是把大多數人都定義成君子，恐怕也不是事實真相。
事實真相其實很簡單。人是群居的動物，如果大家都騙來騙去而沒有懲罰措施，我們的社會沒有形成就會瓦解了，甚至在我們的祖先還在非洲大草原上的時候，就會被其他食肉動物吃個乾淨。所以，在用欺騙提高智力的同時，也用智力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後就形成了規則。按照某些現代人類學家的說法，我們之所以能進化到這個地步，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結構足夠複雜，在足夠複雜中產生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就是規則。從這裡看出來，至少從生物意義上說，事情跟人是不是君子其實沒什麼關係，也就是這位朋友說的，跟道德的指數沒關係。
規則就是提高欺騙成本用的，或者說，好的規則未必能降低誠信的成本，但一定會讓欺騙的人覺得成本太高，高到他不願意支付的程度。也就是說，如果把誠信問題看成一個經濟學問題的話，好的規則不是讓人成為君子，而是讓人不敢成為小人，做小人的成本太高。用政治學的話講，叫做「好的制度讓壞人成為好人，壞的制度讓好人成為壞人」。
溫和與容忍的國人
前兩天看到蔬菜大幅度漲價的新聞時，由於做新聞的時間比較長了，馬上反應出來的是這麼一個流程：有司出來說「這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季節性漲價」，以及「嚴厲打擊蔬菜漲價」，再以及國家統計局說的「蔬菜價格上漲1.5％」，蔬菜與消費者情緒穩定。我要承認，這裡多少有些戲謔的意思，比如說這個價格上漲1.5％就是直接套用了統計局評述去年全國房價漲幅的著名數字。
結果沒想到的是，這個隨口的調侃竟然有部分成為現實。首先，確實有官方機構稱這是季節性因素，其中還包括了天災造成的價格上漲；其次國家統計局說，CPI指數同比上漲2.8％，環比上漲0.2％；最後，國家統計局的相關人士表示物價的漲幅「比較溫和，可以容忍」。
蔬菜漲價與國家統計局所說的CPI不是一回事兒，國家統計局所說的CPI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即我們吃的、喝的、用的，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消費品價格參考指標」，說白了就是物價漲幅的指數。
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在蔬菜價格大幅度上漲的情況下，國家統計局又一次出來表示漲幅不大未必是靠譜的事兒。因為不但吃的、喝的東西價格上漲，汽油等東西上漲的幅度也不算小，這種基本物資的上漲必然也會帶動全體物價的上漲，就個人到菜市場以及超市的經驗來看，要說只有區區的2.8％實在是讓人難以相信。不過，我等並不會計算CPI的數據，正如我們不會計算房價的漲幅、只能幹看著那個去年全國房價漲幅1.5％的數據，覺得那是個統計學上的奇跡一樣。
同樣在這片土地上誕生的奇跡是那句「比較溫和，可以容忍」，這話因為沒有主語，所以我們就只能猜測到底是誰可以容忍。這是說國家可以容忍麼？想來國家是可以容忍的，即使這個漲幅也超過了銀行的利息，大家存錢都是拿負利息，但這個對於銀行沒有多少害處，自然是可以容忍的。而為了保證經濟的增長幅度，銀行也不會加息來降低通脹的風險，國家容忍這個幅度的CPI當然沒什麼，即使實際上比這個高很多的情況也是可以容忍的。
而且我們從CPI的定義就可以知道，這些漲價都是老百姓承擔了嘛，因為那都是老百姓的消費，東西漲價了你還不是要吃要喝？所以，在這個層面上說，國家也是可以容忍這個溫和漲幅的。
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說這個漲幅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這個大概就是「情緒穩定」的另一個表述方式了，實際上不穩定也沒什麼辦法，畢竟每天開門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生活總是要過下去。菜貴了就吃肉，肉貴了就吃菜，都貴了就少買點兒，只要還能活下去，中國的百姓確實是很能容忍的。只是大概沒人想到，在今天這個菜貴過肉的時段裡，古代白癡帝王「何不食肉糜」能夠真的實現罷了。
分析為什麼漲價以及為什麼統計數據的漲幅只有這麼一點不是我這小文的目的，那也是一個不能完成的任務。我只是從這個「可以容忍」的話語上感到一點悲哀。我們承受著高昂的房價、高昂的油價，使用著最貴的移動通訊以及買著最貴的汽車，養活著世界上最龐大、比例最高的公務員人群，居然還能有這種情緒穩定的社會狀態，誰能說中國人民不勤勞質樸呢？只是這個褒揚的代價真是太沉重了。
山寨精神是一種範式轉換
「山寨文化」儼然成為當今的流行詞彙之一，並且很可能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最終形成某種社會的風潮。圍繞此行為的討論也在不斷展開，有兩種意見正在交鋒中。
其一是有人歡呼：山寨精神是一種平民精神，是帶有顛覆與挑戰性質的草根大眾對於正統社會的反抗。另外一種自然是說，山寨不是一種平民精神，「山寨產品是中國市場體系劣質化的一個標誌，山寨文化不過是文化墮落的另一重表徵而已」（秋風先生語），「畢竟是一種以模仿為核心內涵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知識產權的侵犯。如果我們對『山寨』過於寬容，如果我們的社會成了「山寨文化」生長繁榮的土壤，那麼創新文化就更難生長了」（葛劍雄先生語）。
應該說兩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也應該指出的是，兩者都有偏頗之處，分別把「山寨文化」的某一面進行了無限的放大而最終得出了結論。歡呼山寨文化是一種平民文化者，是看中了其反抗既有利益的一面；而反對山寨文化者，更多的是放大了其破壞性與解構的一面。
所謂山寨文化本身不是什麼新生事物。戰後日本百廢待興，由於其為島國而資源有限，最開始走的也就是山寨之路。大約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貨如同我們前些年的溫州貨一樣，是質次價廉的代名詞。當時他們的產品也大量存在著抄襲別人技術的情況。十年之後，香港、台灣也紛紛以此崛起，亞洲四小龍中，有哪一個不是憑借山寨抄襲而起家的？再其後十數年間，大陸的產品也憑此起家，至今已經有了一些自己的名牌產品與核心技術。
這就是山寨文化中經濟方面的因素：在沒有自己核心技術的狀況下，任何一個後發國家或地區都會首先選擇這條便捷之路。這也就是山寨精神的起源，沒什麼高深的理論，只是對於財富與發展的強烈追求導致的。
應該承認的是，這次的山寨文化風潮確實與原來的以模仿求發展有不同之處。這次山寨文化首先在手機等電子消費品領域出現，最初的意義並無多少深奧的地方。而把原本只是抄襲技術而產生的消費品上升到文化的層面上，倒真要拜這個時代所賜。
互聯網的出現，導致了一場傳播方式的巨大變革，其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改變，現在還只是漸露端倪。但從以往的傳播方式發生重大轉換的結果可以得知，這次又將發生的一種「範式轉換」。書籍、報刊的出現，以及電視等傳播媒體的普及，已經極大地改變過我們的社會，而互聯網的出現與這些範式轉換具有極大的不同之處。
我們知道，即使是在報刊、電影如此發達的今天，傳播方式依然是一種從上到下的、經過編輯、主編、製片人等精英階層過濾後的產品。換句話說，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是經過很多人選擇後給你的。互聯網的出現，使這種從上而下的傳播方式顛倒了過來，大眾開始真正地生產內容，每個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一種信息傳播的自組織形式已經開始成型。
山寨產品走到了山寨文化，正是在這個背景中體現出來的。本來山寨產品只是消費品，但在大眾傳播的時代裡，被抹去了表層的意義，重新替換了精神的內核，從而成為了時代精神的代表。也就是說，山寨文化本身是一種「借殼上市」。消費品需要的是消費者掏錢，而山寨文化是一種自娛自樂的文化產品全民狂歡，兩者在經濟意義上就已經開始了分道揚鑣。
話說至此，以秋風與葛劍雄先生為代表的意見，明顯是屬於看到了山寨產品的器物層面，而沒有對其進行其文化內核的思考，並且對於山寨文化本身所蘊含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在我看來，山寨文化本身如同歷史上其他發生「範式轉換」的文化一樣，開始具有顛覆性與反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每個大變革時代初期所必備的特徵，不論是百科全書派的文藝復興，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嬉皮士運動，最開始都呈現出這種顛覆性與反諷的特徵。
所以，從整個大的文化以及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我個人更贊同為山寨文化歡呼的說法，當然，也並不反對兩位學者對於山寨消費產品生產的某些批判。這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完全不用如此對立。不過，山寨文化還有一個特質是必須指出的，那就是對於權威與既得利益群體的顛覆，往往是帶有致命性的。
其實這是完全不必擔心的事。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過程，最終草根裡也會出現精英，文化的傳播或許變成了自下而上，但最終的結果是不會變的，那就是總有人會比別人更優秀。諸君如果有信心於自己的學養以及應世的能力，不妨——那個詞怎麼說來著？——淡定，更加淡定一些。
拖延症是種現代病
拖延症隨著一首老外的歌曲而走入我們的視野，實際上這東西早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老實說，這病我也有。
就在我構思這篇專欄的時候，我起碼已經看了兩次微博，中間還去給沒有喝空的杯子加水，給貓喂一個貓果凍，然後接著撿起思路繼續碼字，而這篇稿子原本應該晚上就交，估計要到早上才能到已經腦門上見汗的編輯手裡。
原來我不這樣，這樣一篇稿子最多也就二十分鐘完事兒，某報夜裡十一點半評論的稿子被撤，當時給我打電話說十二點要簽版後下印廠，我披衣而起，十一點五十交稿，一千兩百字躍然紙上。要說質量有多高倒也不見得，只是這個速度基本上算是比較罕見了。現在我寫東西絕對沒有這麼快。
這倒不是說文思如同堵了的水龍頭，而是讓人心有旁騖的事情太多。您看，社交網絡興起之後，是不是很多人吃飯的時候都不看同桌了，一人抱著一個手機玩兒命刷？各種即時通訊工具裝上之後，無論你在幹什麼，往往會跳出一個小窗口跟你打個招呼。您說您要是有事兒也就罷了，沒事兒就是想跟我扯兩句，這算怎麼回事兒？
注意力不集中特別容易造成這種拖延病，而這種現象往往是現代社會的通病。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現代社會是個異常快速的環境，一旦脫節的話，後果可能相當可怕。等你習慣了零敲碎打幹活之後，往往就習慣於把事情拖到最後再做了。從心裡說，這是不想做某事的標誌，寧可去零零碎碎地幹點兒什麼。
說起來這病是不是有改善的可能？很難。我們都害怕與世界失去聯繫，而這樣頻繁地與世界保持一種偽同步，又增強了某些厭倦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人總是想放下什麼東西、不做什麼事情，直到這件事到了非做不可的程度。
要說治療也不是沒有辦法，主要的方式就是斷網、扔了手機，然後找個地方去頤養一段光陰。但這事兒在絕大多人而言完全不可能，或者說他們認為完全不可能。至於為什麼，不是養家餬口就是有什麼心願未了，反正這日子就只能這樣過下去。那就在拖延症裡湊合活下去吧，反正拖著拖著這輩子就過去了。
天災面前，我們不能道德綁架
這兩天一開電腦，QQ群裡就有人發消息說，國外的大企業沒有捐款或者捐款的額度如何比不上中國自己的企業，還說姚明捐款很少，至少比他給美國颶風襲擊的人捐的少好多。最新的消息是萬科地產的董事長王石如何不堪，捐款捐的少了——當然，這是相比他的資產而言。言之鑿鑿的人，似乎是王石先生的管家或者會計師，對於他的資產瞭若指掌。
關於王石先生的資產有多少我沒有概念，但在這個互聯網的時代，查查一些數據還是可以做到的。我選擇了一個透明度應該比較高的事情來求證：姚明在美國安德裡亞颶風期間到底捐款了多少。遺憾的是沒有查到具體的數字，只是查到當時美國體育界捐款最高的是NBA明星加內特，120萬美元；其次是馬布裡，100萬美元。按照常理來講，如果當時姚明捐款在100萬美元這個額度，應該是在這個榜單上的。我初步斷定關於姚明捐款的數額是個假消息，是有些人在無恥地、有意地製造敵人。
求證了這個以後，關於企業捐款或者王石先生的個人捐款如何就不用再求證了。即使那些都是真的，這種連著造謠與無恥一起發作的無恥消息，其基本的指向應該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在這次天災的時候，某些人希望創造出一些人間的敵人。
從道理上來說，人家是不是捐款或者捐多少，是他們自己的事情。尤其是企業行為，包含了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在其中。除了少數平時就有大量現金儲備的企業外，其他企業未必能夠在短期拿出大量的現金來。任何人都知道，錢是要在流動中產生效益的，把錢放在銀行不是生意經。更何況還有人因為網易的老闆丁磊捐贈的額度超過網易公司而指責之——網易是上市的公司，丁磊是不是能夠完全做主都很難說。但造謠者或者指責者是不會管這個的。
要我說，這個事情在現在這個時候發生，是有其原因的。很多年以來，我們這裡總是在大難臨頭的時候，希望找到自己族群裡的替罪羔羊，也就是找到自己人內部的「敵人」。如果沒有，很多人就打算創造一個。這次的反應也不例外。就像在一群老鼠面對洪水時，先要咬死同群的其他老鼠一樣。
這種行為是我最不能理解的行為之一，甚至無法為其找出任何理論上的根據。通常來說，如何處置自己的資產是個人或者企業的行為，即使是從社會獲得了這些財產，應該有責任回報社會，這也是一種道義責任，而不是一種強迫責任。更何況人家不是沒有捐贈，而是沒有達到某些人心目中的數字就被撕咬，就更讓人難以理解了。有時候我在心裡很惡毒想，不知道這些撕咬別人的人，自己到底捐贈了多少？他的行為是否配得上他那伸出去的滿口利牙麼？
所以，我看散佈這些消息的人完全是混蛋。在對抗天災的時候，難道還非要抓出幾個對立的敵人不成？怎麼有些人非要有個對立面或者譴責的對象才舒服呢？沒有這個似乎就不能顯示自己的道德優勢麼？這種人為製造的敵人，對我們應對天災有任何的好處麼？還是因為沒辦法坐著神州幾號衝上天去把老天爺暴搥一頓，從而需要在人間找幾個替罪羊？
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赤裸裸的道德綁架，是一種不但不利於救助災民，反而會添亂的行為。這種道德綁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指責已經做了貢獻的人為什麼不做得更多，看上去理直氣壯和富有煽動性，其實是用道德高標與謠言堆積起來的，沒有任何可信度。
這種道德綁架最大的破壞性，就是造成一種苛求的氣氛，慈善已經不是慈善了，而是一種攀比。在慈善行為中還要造成一種譴責與恐怖的氣氛，真是不知道散佈這種謠言的人是怎麼想的。
我一直希望平心靜氣地與這些人講不能道德綁架與不能自己樹立敵人的道理，但是很遺憾的是，總是忍不住諷刺這種人幾句。或許我篡改一下某位美國總統的話試試看，看能不能讓這些人清醒過來。這話原話是這麼說的：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在這裡我改成這麼說：不要問別人為天災做了什麼，要問問你為同胞做了什麼。
對於欺詐的迷惑
騙人總是不好的，這個道理似乎誰都知道，但這個世界上又有善意的欺騙與謊言，這個如何界定，有時候對於我們的價值觀來說是個考驗。有件事兒到現在我個人還有迷惑，不妨寫出來看看。
網上出現了一個「賣身救父」的事件，是湖北十堰市竹溪縣某位遭到打擊報復的舉報者「女兒」所為。這位舉報者被一紙公安局的文書送進了精神病院「療養」了14年，網上的這位「女兒」號稱誰要能救出父親就以身相許，還有年輕貌美等字樣。結果此事迅速傳播，各個媒體紛紛趕到事發地，這位被精神病的舉報者獲救。但策劃此事的人出面承認，並無這樣的一個女兒，這是一個為了吸引注意力的策劃而已。當地政府很氣憤，說這個行動是欺詐。
要說是欺詐當然也無不可，畢竟並無賣身救父這件事，只是為了達到目的而使用的某種手段。但這種欺詐到底是為了什麼？很簡單，要說是某人因為舉報貪腐而遭到打擊報復的話，神州大地比比皆是，而精神病院與看守所、勞教場都已經成為這種行為的收容地，不知道有多少人被關押過。不但對於公眾來說已經司空見慣，媒體也會覺得這並無多少新聞性可言。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士打算賣身救父的話，新聞性是相當顯著的。
很不幸，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事實。大眾的關注確實具有正義感，但正義感也是會麻痺的，就像總是被打在同一個地方，久而久之這個地方從疼痛到麻木、再到壞死，最終有可能必須摘除。但更為不幸的是，這個地方是我們社會的良心，一個社會的良心麻木了之後，整體的墮落恐怕就是唯一的下場。從一個人自焚引發全國的憤怒，到幾個人自焚大家都覺得不夠刺激眼球，走過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欺詐的手段喚起好奇心以及關注，到底是不是一種欺詐？即使這是一種欺詐，這又是不是一種善意的謊言呢？這種行為是否能夠被原諒？如果被原諒了之後，是不是會導致另外一種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景象發生？比如說社會的誠信以及新聞價值的背離，是不是會遭到損害？
這個問題目前我沒有答案，這個答案可能在每個人的心裡。但如果我們看看是誰來回答這個問題，說不定會有一些東西能夠解開心中的疑惑。
實行這次打擊報復的竹溪縣政府認為這是欺詐，而把一個健康人關在精神病醫院裡算是什麼行為？這已經不僅僅是欺騙其家屬了，而是赤裸裸的犯罪。也就是這個縣政府，居然還能振振有詞地說出「欺詐」這個詞，真是不知道人間還有「羞恥」二字。竊國大盜沒有資格說別人是亂黨，就像強盜不能指責賊偷了他的「勞動成果」一樣。如果我們再說遠一些的話，這種遍地被精神病的狀況是誰造成的？這樣麻木的社會是誰的成果？
您看，如果我們跳出這件事本身而看到某些共性的話，大概對解開這個疑問還是能有所幫助的。
在互害的世界裡做一個好人
如果說現在是一個什麼時代，大概可以稱為是一個「添加劑」的時代。各種食品裡有添加劑，前段時間有人統計過，一個成年人每天要吃下數十種添加劑；各種思想裡有添加劑，但這個不能多說。所以，我們還是回到物質食糧上來吧。
最近比較熱門的添加劑是「膨大劑」，給水果用的，據說用了以後可以讓水果長得很大。結果有媒體爆料說，這東西用了之後很多瓜農種的西瓜大過頭，直接就爆裂了。這條消息出來以後，哪怕是某位農業專家以及某家據說從來沒有說過假話的報紙進行了闢謠，稱正常使用「膨大劑」不會造成任何後果，最為直接的後果還是使瓜農受到了損失，被逼無奈除了自己吃之外，還利用微博這種最新的傳播方式去推銷自己肯定沒用膨大劑的西。大家也紛紛表示同情，無奈這個似乎並不能上淘寶網，也不能問一聲「包郵嗎，親？」
大概對於這種添加劑的不信任還是有點兒深層原因的，主要可能是因為害怕。咱這裡的主要思維模式還處於「接觸巫術」的階段，「以形補形」之說目前還是一種可以被認可的思維模式，這點從各類壯陽藥物能看出來，基本都是以形補形。其實要這麼說的話，長條茄子大約是最為壯陽的東西了，有人把這種狀態表述為「法國長麵包的壯陽功能」而揶揄之。膨大劑既然能讓西瓜膨脹得裂開，自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可惜的是，當初用這個的人沒想到把此物用在香蕉上，不然說不定還能暢銷呢。
還有一個原因是對於各種添加劑的不信任。純天然是個在全世界都流行的詞彙，放了添加劑當然不是純天然的東西。但實際上添加劑或者各種人工的育種，早就改變了所謂純天然的面貌，如果沒有各種添加劑、農藥、化肥，恐怕這個世界早就不是現在的樣子，而食物的產量、運輸、味道都會出問題。單純地對純天然頂禮膜拜、對添加劑義憤填膺是沒有意義的，只能說明我們還不能正視這個世界的真相。
但這個世界、至少是我們這十幾億人口生活的世界還有另外一個真相，那就是對於我們自己的產品當中添加的任何東西都不信任，而且根本無論這些東西是好是壞。這種擔心並非是沒有道理的，這麼多年的生活實踐告訴我們，在這方面做到極致是咱這裡的本性，並且很多生產者是完全沒有顧忌地往食品中勾兌任何可能讓產品更好賣的東西。
有人把這種社會成為「互害社會」，意思是說即使你不吃自己製造的東西，但別人遵循同樣的路徑製造出來的東西你總是會吃吧？大家就在你餵我一口、我餵你一口的狀態下，成為親親熱熱、相互謀害的團體了。現代社會就是這種高度分工、相互供應的鏈條，一個鏈條出問題還好辦，很多鏈條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鏈條就會全部感染。
而在這樣一個社會裡做一個好人成本是很高的，哪怕是膨大劑本身沒事，你也不打算用膨大劑製造更為壯觀的西瓜，但是沒人相信你，普通商品還能通過品牌來區分是不是有三聚氰胺的嫌疑，這樣的大宗無標識食品，根本不能進行識別，那就只好都不吃了。
所以，在一個互害的社會當中，做一個好人是成本過於高昂的事情，這種成本會把所有人都逼到必須作假的地步。良心這東西在很多地方是普通消費品，在咱這裡確實過於昂貴了。
褲子可以不穿，面子不能不給
一直以來，我們認為1月14號的「世界無褲日」基本是一個傳說，就像推特啊、臉書什麼的，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任務是在這個時候從網上的圖片裡看看西洋鏡。沒想到上海也加入了這個活動，於是上海的好市民們就在自己城市的地鐵裡發現自己與國際接軌了。當然，幹這事兒的基本是老外，估計以後應該有不少國人加入。
查了一下這個「世界無褲日」，發現這是一個為了增強生活情趣而發起的活動，2002年發端於紐約。紐約的氣候真說不上四季如春，但紐約人不怕冷也算是有名的，似乎年年參加的人數都有增加。
說起來咱們這裡總是以禮儀之邦自居，這事兒是不是算在禮儀範圍之內，在現代社會有點兒說不清。身體露得太多肯定不符合我們這裡的習慣，但對於境外戶籍的人士優容有加也是個一直遵循的禮儀，比如說日本人在某地丟了車，沒過幾天就給找回來了，您要是丟了車——哪怕是汽車——估計就沒有這麼好命了。兩種禮儀走在一起，讓我們遵守哪一種就很難說了。
從目前的狀態看，由於這事兒以外籍人士居多，上海有關人士也就沒管，只是提醒這些人小心凍著，體弱者不宜。上海是個比較開放的城市，接受新鮮事物的能力也強，說不定明年真有我同胞不顧禮儀倣傚此西洋邪路，有今年的前車之鑒，大概也不會有人出來說三道四了。不過，這事兒也難說，我們內外有別的做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管不了外國人還管不了你？
其實我倒是想說一下，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各國確實都有自己的風俗習慣，紐約大街上也不是隨時跑著裸奔的人吧？入鄉隨俗是客人應該盡到的禮數，雖說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讓大家都有個驚喜也不是壞事，但能夠不這麼刺激別人視覺，未嘗不是做客之道，也算是給點兒面子嘛。
當然，如果法律沒有禁止這種行為，我個人倒是很歡迎這樣的行為藝術走入我們的生活，畢竟這也是開放之後的特產。明年記得提醒我，到這一天的時候不開車了，專門坐地鐵去。
沒有人會真正冷漠地活著
日前，廣州市文明辦公佈了第四屆道德模範獎名單，其中「見義勇為」類10名獲獎者全部是公交的士司機和保安員，籍貫多為外地，再度引發「廣州人情冷漠」的議論——這是報紙上的詞句，我在這裡全文引用，是覺得這段話言簡意賅、指向明確，已經沒啥好說的了，除了這個議論實在是不知所謂之外。
其實見義勇為者大多是從事這三種工作的人士，並不能得出廣州人情冷漠的結論。原因很簡單，在這些工作當中，公交與的士司機的工作讓他們每天都在街面上奔走，遇到各種突發狀況的時候比較多；保安員是最接近管理社會秩序的專業人士，很可能第一個到達現場，並且有一定的訓練。這幾種工作比較辛苦，廣州本地人可能從事者不多。所以，從基本的統計學上來說，這很有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而並非是廣州人情冷漠。
關於人情冷漠這件事也並非只有廣州遭此惡名，自從那個攙扶老太太反而被判賠償的案子之後，至少不下於5次曾經在報刊上看到相同的新聞，基本情節都是某人摔倒在地而無人問津，甚至另外一個版本的「彭帥案」前段時間又上演了一次。這是不是說明我們這裡都是人情冷漠了？
還有另外一條新聞倒是值得很多人想想。有位老者前些時候也是摔倒在地，確實有人旁觀，但這並非只是單純的旁觀，而是具有合理理由的。其中一個理由當然是怕被賴上，更多的理由是老人摔傷之後最好不要移動，而是應該等專業的醫生來處置。同時，有人從店裡拿來衣物蓋在老人身上。
從這種事情的出現可以看出，很多時候並非是人情冷漠，而是我們的社會更多地表現出一種理性，也更多地表現出一種專業化的態勢。試問一下，如果現在有突發事件而自己覺得無能為力，有幾個人不會拿出手機來報警或者叫救護車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現代社會由於與古代的熟人社會不同，更多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看上去似乎人情沒有當年那麼濃厚。實際上這是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是大家把原本由民間自發的互助行為交託給了專業分工不同的機構而已。用熟人社會的道德指向來衡量現代社會的社會關係，雖然得出人情冷暖的結論，但這個結論是毫無意義的。
陳志武先生出版的暢銷書《金融的邏輯》當中，對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不同進行了精闢的闡述。從經濟學上說，古代的人情味道厚重，其實是社會成本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只不過被模糊化，最終成為一種道德的準則。這不僅是因為沒有相應的分析工具，更重要的是，那種道德維繫的成本在那個時代相對的約束性高，而且容易得到大眾的遵守，從而進一步降低社會成本。
所以，在很多時候我們最好不輕言什麼世風日下、世道澆漓，你很難說清目前閣下所「使用」的到底是現代社會還是古代社會的標準。而一旦用上不合適的說法，這道德就成了打棍子，大家就都被某種罪惡感所折磨。問題是沒有人會真正冷漠地活著，只是這種熱情的表現手法與方式在進行著轉換而已嘛，何苦與自己過不去呢？在我看來，在社會的轉型期，固然應該獎勵見義勇為者，但不要輕易去探究所謂的社會根源。
在「全民弱勢」的背後
弱勢群體一詞現在挺流行的，原來這倒霉名詞說的是那些生活在底層的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徘徊在貧困線邊緣、就業不穩定、容易失業、工作條件惡劣、缺乏社會保障的人。再加上點兒收入雖然不低，但在社會上風評不佳的社會邊緣人，一起構成的這麼個社會階層。說白了就是那種要不然是窮人，要不然是被人歧視的人。
但您看現在用這個詞的場合可實在是太多了，而且基本上誰都在用。某報刊文《收入差加大致國民弱勢心理蔓延》，其中說到不但是出租司機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街頭小販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就連記者與大學教授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覺得自己是弱勢的心理在社會上蔓延，幾乎到了人人皆覺得自己是弱勢的地步。而這個原因則在該文中被歸結為收入差加大，所以大家就都覺得自己弱勢了——原來在人家看來，弱勢心理就是財迷的嫉妒啊。
要我說，這篇文章又像一位庸醫一樣，一眼就看到了肌體上的爛瘡，然後說這是因為感冒所引起的，而最終開了一包「瀉停封」。收入差加大是什麼意思？就是說貧富差距加大罷了。在正常的情況下，這怎麼能導致人們覺得自己是弱勢呢？如果這個邏輯用在赤貧階層上還說得過去，這種感覺怎麼能蔓延到幾乎所有社會階層中？
過於貧窮當然有弱勢心理存在，但只要是到了一定的收入水平或者社會地位，按說這種因為收入差距帶來的、類似於自卑與危機感的情緒就沒那麼強烈。因為即使我買不起遊艇、住不起五星級酒店，也不會覺得在社會生活中我沒有自己應該具有的權利。在一個經濟已經開始如此發展的社會，解決了基本溫飽、甚至出現了初具規模的中產階級之後，這種弱勢的心理應該漸漸減少才是，畢竟很多有著弱勢心理的階層都有了最起碼的生活保障，按說應該具有了更大的安全感，沒想到我們這裡倒是反過來了。
之所以如此，與收入差距根本沒有一毛錢的關係，而是在個人基本權利不能得到保護的情況下，大家才覺得自己都是弱勢群體，自己的生命、財產與尊嚴隨時可能被剝奪。那個溫飽的、安全的環境，隨時有可能不屬於我們，就像強拆一樣。豬長得再肥，面對屠夫它也只能是弱勢的。
而且這種弱勢心態不是一種從上到下的壓迫感造成的，而是從四面八方湧過來。幾乎每個社會階層都在某一方面是強勢，但在某一方面又是弱勢。最好的例子是前段時間爆出的為了拆遷而受株連的被拆遷戶的公務員親屬，不可否認他們在某些方面是強勢的，但在這個時候他們又是弱勢的。
這種全民弱勢的社會環境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每個人都是受害者。沒有基本權利的保護，今天是我侵害你、明天是你侵害他、後天可能就輪到我了，沒有一個人可以超越這個網絡，早晚都能嘗到滋味，然後大家就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
在這個每個人都是豬、每個人也都可能是屠夫的環境下生活當然是件挺痛苦的事兒，讓該文一說，這種源自體制深處的不安全感居然還變成了財迷的嫉妒心態，這事兒當然挺不靠譜。為什麼會如此？這大概是因為有些原因是說不得的，只好找個最不關痛癢的理由，或者更離譜一點，就是誤導大家把憤怒集中在所謂的有錢人身上。其實您看曾經的首富黃光裕，他現在自己都在坐牢呢，他難道不是弱勢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