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冰火兩重天
小時候還有很多走街串巷幫人崩爆米花的，基本傢伙就是那個放在火上不斷旋轉的密封爐子，上面往往還帶著一塊壓力表。當時這種人來到附近，基本是周圍孩子們的節日，往往大家都是自己準備著老玉米豆、大米去爆米花，等到慢悠悠地弄好了之後，我們都躲得遠遠的，好奇地等著那一聲巨響。童年生活有時候蠻有趣味，比現在的微波爐爆米花有趣得多。
美國人拍了個紀錄片打算重現這個過程，從中國進口了一個老式爆米花的爐子——這點我挺佩服老美，居然還能找到這種產品。往下就比較有趣了，做實驗的那位穿上了防爆服，沒錯，就是美國軍隊或者特警用的那種拆炸彈的防護服。穿上這東西之後，爆米花這個工作看上去就很專業了，比當年我見過的那些穿著老棉襖的小販強太多。搞笑固然搞笑，熟悉美國文化的人都知道，這絕對是他們對待工作的態度，那就是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則。
當然，雖說美國人不太瞭解中國，但很多中國人還是挺瞭解美國的，這幫人對於安全有著相當偏執的重視，以至於他們的英雄都在電影上，實際上平日裡循規蹈矩的人佔了絕大多數。說好聽點兒這是對於生命的尊重，說不好聽就只能說是死板了。這方面美國人還比不上德國人、日本人，那是能把人逼瘋的。
有一次我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去訪學，中間有點兒私事少開了半天超級無聊的會，坐地鐵去了另外一個地方，美國方面管接待的人士差點氣瘋不說，居然險些報警。在他們看來，倒不是說少開一個會有特別大的關係，而是覺得你人生地不熟的，萬一走丟了會出事。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是完全哭笑不得，被當成道路白癡完全不好玩。
但這也正是他們厲害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不心存僥倖，按照各種規章制度走，起碼出事的幾率會大大降低。我這種無可無不可、自由散漫慣了的人，有時候反而適應不了美國人這種看上去自由散漫、無拘無束，實際上各種事情都有正規程序與做法的地方。
您看，這就是不同。我們這裡是規矩挺多沒人遵守，他們是規矩看上去不多，但大部分人都遵守。兩個國家的差距，可能這是其中一項吧。
高考中的數典忘祖
考了659分的重慶高考文科狀元何川洋被爆料說民族身份造假，而何川洋父母的身份更是令輿論對此事的注意升級：其父系巫山縣招辦主任何業大，其母為巫山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編辦主任盧林瓊。高考狀元、身份造假、父母的官方身份，幾者相加，想不引起關注都難。
造假當然是不好的，不論是作弊還是更改民族身份。更改民族身份不為別的，只是為了政策規定的加分而已。國家的少數民族政策我等不敢妄言，而且對少數民族的加分政策確實有幫助少數民族的作用在其中。但有意思的是，這種政策往往被利用來給強勢民族身份的學生加分，這不知道是否是當年制定政策者能夠想到的。而雖然現在不講究慎終追遠，對於祖先的崇拜也大不如前，但為了能夠加上些分數竟然擅改自己從祖宗方面傳承下來的民族印記，說是數典忘祖也不算過分吧。自古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家」，連自己的祖宗都消失在高考的戰雲當中，指望考出一批為百姓說話的忠臣恐怕也就是妄想了。
但此事的重點倒未必是眾所關注的身份造假與父母皆官，而是一個重慶文科的狀元竟然也為了區區一點的分數而造假，讓人覺得頗為不可思議。我們可以先看看何川洋的班主任是怎麼說的：「何川洋沒有一科特別突出，也沒有一科特別不好。」何川洋雖然一直是年級前十名，但一次都沒拿過年級第一名。對於何川洋考了659分的最高分，班主任說是「爆出了冷門」。
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角度看：作為平日裡學習不錯的學生，對於高考也是心中無底的。正是因為這種心中無底，才導致了他的父母為了讓孩子有個更好的前途而改換了他的民族身份。要是這次沒有爆冷門奪得重慶的文科狀元，此事未必會引發任何關注。冷門爆得不是時候而已啊。
在可憐天下父母心的同時，我們當然應該譴責這種行為，尤其是有某些證據表明，這次修改民族身份有利用職權的嫌疑之時。但是，或者我們也可以這麼想一下，為什麼對於一個學習尚可的孩子來說，依然需要那點分數作為一個「雙保險」？
高考無疑是殘酷的，提倡了這多年的素質教育與改革高考體制，其實質並無真正的改變，雖然不能完全說是一考定終身，但分數的一點差距就是冰火兩重天。熟悉高考的人都知道，近些年裡，或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學生即使成績差一點也是有大學可上的，但在其他地區，那種競爭的激烈與殘酷是很難想像的。在這種背景下，無數考生的家長都患上了「分數恐懼症」，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法，只要能提高最終分數就是好的。何川洋的父母固然有可能利用了官員的身份，其實他們在這個教育體制下依然是可憐的。
說這些並不是為這個學生以及他的父母乞憐，而是希望我們要反思的不是一個簡單的改換民族身份或者濫用權力的問題，這些東西是一個大背景下的枝葉，根源遠不在此。至於如何能改變這種高考制度，也遠不是一篇小文能夠說清的。只是新聞裡面說，何川洋已經跟北大重慶招生組簽下預錄取的協議，現在正在等處理的結果。孩子是無辜的，如果他的考試並無作弊的話，這就是他的成績，不能因為更改民族身份而被抹殺。父母如何處理倒還罷了，禍及孩子總是不好的。如果能夠把成績與改民族身份的事情分開處理，倒是不失為兩全之道。只是這個兩全之道很是悲涼：孩子一紙文憑的代價是家長受到黨紀國法的處理，這也算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情之一吧。
千古忠奸未有知
所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長跪在西湖岳王廟前的秦檜夫婦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學會了上網，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能看到這條消息而感到欣慰：荊楚網轉網友拍的照片，稱自己在山東榮成成山頭福海風景區旅遊的時候，看到了一座當地旅遊機構建立的「奸臣紀念館」，裡面列出了秦檜先生的同行們之大名與事跡，據說詳盡得很。網友的說法是這個做法很「雷人」。
在還沒有具體的消息與資料之前，討論忠奸的問題似乎是遠了點，更何況中國雖然有「蓋棺定論」的說法，但只要是時世不同，這棺材板蓋上了還是可以掀起來的，不論是弄出來鞭屍還是梳洗打扮一下放到聖人祠堂裡陪祀冷豬肉，又或者是先陪祀然後鞭屍，更極端的是鞭屍也鞭了好幾次，冷豬肉也吃了好多年，總是折騰個沒完沒了。到最後還有人打油詩云：周公恐懼留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是當時便身死，千古忠奸誰人知。誰人知？不學無術者反正是不知。
就我看來，這件事如果是真的，應該也不是為奸臣樹立一座什麼永不磨滅的豐碑之類的豪舉，其後面的原因很可能簡單到讓人哭笑不得的程度：這「紀念」二字應該是某人不學無術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這樣：某人（很可能是領導）覺得自己這地方開發旅遊要有噱頭，也要有人文的景觀。但自己這裡沒啥名人，風景雖好也不算出眾，所以要出奇制勝地突出一個文化類別的東西，什麼能夠吸引眼球？結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於是不是對此物種有與眾不同的愛好不好說。建了東西總要有個名頭吧？關於人物的人文景觀如果是新近設立的基本都冠以「紀念」之名，所以這東西就叫做「奸臣紀念館」了。基本算是個沒文化惹的禍。
這種事情算是屢見不鮮，當年曾有人徵集過近年最雷人的標語口號，票選前十條基本都是讓人以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這東西雖然平日裡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應用的時候，能夠用好的確實不多見。
文字只是運用錯誤也就罷了，最多是出點諸如「寧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個」，以及這種「奸臣紀念館」的笑話，但文字之後是文化的表現，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義，往往是一種能夠真正識別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詩裡說的，不論是周公還是王莽，在他們還沒把事情做完之前確實很多人都不能論斷他們的行為是忠還是奸。能夠判斷這件事的，除了通過一般的常識，還要通過各種跡象與行為。後一種往往會得出不一樣的結論。而後一種的分析判斷，沒有文化作為底蘊，則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許我們的文明裡有所謂「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反智主義說法，但終究還是很看重文化這件事的。因為沒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覺性，那種對於國家或者正義的忠，遠不是憑借樸素的感情所能比擬的。
順便說一句，歷代權奸當中，除了嚴嵩等幾個異類之外，大多數還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這東西學好不容易，學成個基本識文斷字然後去禍害天下倒是很簡單的事情。當然，這話我不是在說起這個「紀念館」之名的人，而只是說出這麼個現象，請勿誤會。
故宮的金縷玉衣
大概上過學的中國人都知道「金縷玉衣」這個東西，那是古代喪葬制度中的一種器物，用金絲穿玉片，成盔甲狀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個人形雕塑。據說玉有保持屍體不腐敗的功效，這個理念是這種葬制的來源。當然，這是王侯之類人物專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沒有資格的。
古玩市場上有時候會有這種玉衣的殘片出售，整件的東西相當罕見，也不是民間藏家能夠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審理的一樁案子當中，原北京燕山華爾森實業集團法定代表人謝根榮，3年期間違規騙取建設銀行貸款7億余元。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這位謝先生曾經向建設銀行的有關人士出示過自己收藏的兩件金縷玉衣，從而得到了對方的信任。而這兩件所謂的金縷玉衣其實都是西貝貨，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鑒定中心鑒定委員會主任、北京電視台《天下收藏》欄目特聘鑒定專家牛福忠串起來的，用的是謝根榮給他的玉片。
但為什麼銀行的人士會認為這兩件東西是真貨、從而相信了他的經濟實力？很簡單，這兩件行內稱為「藥」的東西，經過了故宮五位專家的鑒定，並且給出了價值24億元的評估。而故宮的專家也是做金縷玉衣的那位鑒定專家請來的，最後拿走了幾十萬的鑒定費。
事情過了幾年之後，在東窗事發之時，其中一位專家已經去世了，另外幾位專家很輕易地就把主要責任都推到了去世專家頭上，都說自己只不過是友情出演，主要還是聽了那位專家的意見之後才做了那樣的鑒定。這話當然屬於不要臉的範疇，連基本的擔當都沒有了，把應該一體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頭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實際上這件事行內人一眼就知道，純屬友情鑒定、金錢鑒定的一種。古董行花樣多、水深，這是其中一例。比如說買到假貨又不甘心，找個專家鑒定一下之後，假貨也就堂而皇之地燙了金，成為了真寶貝。據說某電視鑒寶欄目當中，還有人把自己手裡的東西換個人拿上去鑒定，然後給出一個天高地遠的估價，從而哄抬市場價格。而各類專家當中，故宮的專家屬於價位最高的那種，除了迷信「故宮」兩字之外，重要的就是這幫人見多識廣，按說不會走眼的緣故。
在一個正常的社會當中，專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作為某些領域的建議者與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專業與聲譽就是他們的生命，也是別人願意付錢給他們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專家這個詞兒在咱這裡基本屬於罵人話，主要的原因倒不是專家不專，而是他們利用專家的名聲與社會信譽度，明目張膽地為各種假貨保駕護航，而且還不是在古董這一個領域，其他地方也會看到他們奮戰的身影。
如果我們回過頭看很多社會問題，總有專家們出來為各種機構進行粉飾，這個景象讓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於，知識在任何地方都是讓人清醒的東西，而且總是會劃定一個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識的人具備最起碼的智力誠實、學術誠實，不會讓他胡作非為，這就像一個經過訓練的武林高手，不會隨便出手肆意妄為。只有一種情況他們可以放棄這種約束，那就是知識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來不擇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這個工具的時候還得不到懲罰。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這是因為權威在我們這個社會已經成為了威權，而威權是被用來肆無忌憚地謀利的。這種威權既沒有約束，也沒有授權，自然也就不會對知識本身負責，而只是把知識當做工具。從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話是這麼說的：如果開始闢謠，這事兒基本就可以當真了。當威權必須要證明自己合理性的時候，必然要綁架其他力量為其背書。
這幾乎是一個隱喻，是一個社會價值觀潰敗的縮影。當一個社會最該有公信力、美譽度的群體都成了這樣的時候，真是讓人無語凝噎了。最該有美譽度的公益機構幾乎成了藏污納垢地聖地，最該被相信的專家學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鑒定者成了造假者，一個社會就沒有了公正可言。現在很多社會事件中，往往可以發現原本應該作為維護正常標準的機構與個人，恰恰就是造成災難的人。
金縷玉衣無論如何華麗也是屍衣，專家的頭銜無論如何耀眼，如果是這樣使用，早晚也會變成他們的屍衣。
生前身後不安寧
名人的生前身後事基本都能成為街談巷議的題材。季羨林先生主要的學術功績是沒幾個人能弄懂的，大眾名聲多來自於其散文，以至於後來季先生駕鶴西去之後，舉國媒體鬧出一個「國學大師」的大笑話。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為轟動的消息倒是他的秘書涉嫌盜竊其收藏的事件，以及在他葬禮之上出現的鬧劇。
不知道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關工作得當，前一起疑似「內鬼」的事件很快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最後到底是個什麼結論，到現在也沒人知道。信誓旦旦的季門弟子所承諾的猛料也再無音訊。沒想到沒過多久，一起更為「真實」的盜竊案又再次光臨，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潤園的故居被盜——或許稱為洗劫更為合適，季先生的關門弟子錢文忠在博客裡說：「幾千冊珍貴的線裝古籍，數量不等的佛像、銅像，其價值是難以計算的。若論市場價格，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起碼以百萬計的數目。」
這件事無法不讓人想起季先生生前最後那段日子所發生的事情。幸好網絡是有記憶的，各類因為當時爆出的「疑似秘書盜竊事件」所留下的新聞採訪都還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北大當時對季先生之「重視」真是空前之舉，不但很少讓人去探望，連季先生自己想花些錢都被限制著。季先生在接受某週刊採訪的時候說：「我是周扒皮，最後只剩一張皮了。×××發財了，××也發財了，我成了窮光蛋，我拿100塊錢都困難。」最為有意思的是，當時這個事件最終也沒有到立案調查的程度，並且並無一個合理的解釋。
盜竊案畢竟是警方的職司，分析案情、決定是否立案相信各方必有權衡。這次與上次不同，這是張明顯著的盜竊事件，無論北大外宣部門與警方作何解釋，不立案偵查想必是說不過去的，而這樣一批東西如果流入市場，以筆者對於古玩行業的瞭解，順籐摸瓜抓到案犯也不是什麼難事，說不定挖出蘿蔔帶出泥，還有些讓人驚訝的東西等在後面。如果並非是被盜而是另有因由，這個故事相信會更加精彩了。
但此事的重點倒不是於此，而是如北大這樣的學府對待一個學術大師的態度。記得有先哲說過，「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是有大師之謂也」，一個學校的鎮校之寶是它擁有或者擁有過的學術大師，否則的話，未名湖畔再怎麼風光旖旎，也不過是一彎淺水罷了。從各類報道來看，北大對於季先生的態度確實像是飼養一尾高檔的觀賞魚，有著按照級別所給予的照顧，也有著當做擺設的冷漠。甚至在出事之後，熟練運用太極功夫進行推搪的手段，在在都顯示出其態度之曖昧——這些幾乎是需要搬家公司才能運走的東西就這麼消失，作為一直強調校園管理的校方，不知作何解讀？
前段時間，有個中學校長推薦的特招生在被北大面試的時候問招考人員，現在的北大是否還有當年的勇氣與志向？那個招考人士回答得頗有官場特色：「特定的時代，大學的使命是不一樣的。」這話說得就像現在這些事情的註解似的，真正的大師成了觀賞品與裝飾物，而圍牆倒是拆了又蓋、蓋了有拆，大量的博士文憑頒發給了官員與商人，就連推薦研究生都考慮到了出身，還說這是符合規定的。
越是市場經濟，也就越需要有大師、文化與象牙塔，而在這種狀態下，一個大學的墮落比一個政府機構的墮落更讓人痛心。
無能樹木、何談樹人
北大算是又出事兒了。事情倒是不大，把自己所屬地盤上十幾棵樹砍了而已，樹齡似乎也不長，樹身也不算龐大，不到一人合抱那麼粗吧。看見砍樹的學生都覺得這事兒不好，畢竟北方樹不多，校園裡有樹才顯得有品位，尤其是大樹。要知道，北大也算是慶祝過自己百年校慶的地方，說什麼也不能讓人覺得「樹小牆新」，像個暴發戶不是？
但北大校方也有自己的道理，這是為了拆掉三座筒子樓，改建成學生的活動中心，還真似乎是為了學生著想的架勢。只是之前的報道說的是將要把大樹移栽，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直接一砍了之。
這幾年北大大動干戈、大興土木的時候挺多的，一棟棟老式的樓房躺下、一座座新式的房子站起來。如果當年北大把自己南牆拆了是顯示改革開放、走出象牙塔的決心，後來修上南牆是已經打定主意在自己院子裡動土了，是不是深化改革則讓人很拿不準。
對於砍樹這件事大家反應這麼大當然是好事兒，這證明環保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學生當中，都知道樹木也是人類的朋友，有樹才能有一個良好的環境。前段時間南京砍樹鬧出了偌大的風波，也是出於同樣的理由。只是這個理由早就被大眾所認同，奈何在很多時候並不會被掌握著樹木生死的人認同，這大概也算是中國社會的某種縮影：很多時候社會已經進步到了某種階段，一幫老百姓站在進化的前沿看著那些秉政者在後面爬行。
如果只是幾棵樹倒也罷了，長在校園裡的樹還是有所不同的。中國有言：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樹木與樹人都需要一些耐心與智慧。學校、尤其是一所已經百餘年的學校，既有樹木的責任，也有樹人的要求，樹木與樹人在一所老校園當中，是合而一體的事兒。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留下老樹、大樹，不但是承載一片綠蔭，更多的時候是提醒很多在這裡讀書的學子，這個校園並非是一個新潮的地方，它可以有新潮的思維，但承載的更是歷史的厚度。沒有這種厚度，所有新式建築都不過是需要時光陶冶的東西，它們還沒有紮下根呢。北大雖說在世界上真說不上能排第幾，但怎說也是中國接受大學制度以來的先鋒之一，就憑這個地位，哪怕是留下一些東西撐起門面，就比滿眼的新式建築、成不了林的小樹苗要好得多。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年當中，急功近利的並非整個社會，作為社會壓艙石的大學也被捲了進來，甚至更為變本加厲地成為急先鋒。這幾年北大的拆建速度比較快，而清華前段時間那個「真維斯樓」也算是讓人笑掉大牙，讓人奇怪的是，據說這都是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地方，您見過哪個世界一流大學做出這麼下九流、毀文化的事情來著？
所以，這確實不是一件大事，但又確實不是一件小事，這事說明了一個早就有人擔心的問題：現在北大的管理者不但在精神上沒有去追趕那些前進的意識，甚至根本沒有把北大的過去放在眼裡，在他們看來，這個地方不過跟那些應該裝上拉鏈的馬路一樣，不過是一團可以隨便雕刻的爛泥罷了。
澡堂子的興衰
老北京當年把公共浴池叫做澡堂子，是個聚眾洗澡的地方。那時候的房子裡普遍沒有浴室，衛生間都少有，能夠在熱氣騰騰的地方洗個澡是件大事兒，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天裡。曾經一座有著九十多年歷史的澡堂子因為拆遷也可能要消失了，該地還是電影《洗澡》的取景地。為了不讓這個澡堂子消失，當時的管理者打算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據說申請要是能批下來的話，這個地方就有可能不被拆掉。當然，咱這裡古廟舊居都拆了好多，這個願望是不是能夠達成還真是很難說。
其實說起來中國很多城市當年都有這種洗澡的習慣，揚州就號稱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上午那是說的著名的湯包，下午就是澡堂泡澡。而且縱觀古今歷史，有這種情況的國家也不少見，我們的東鄰日本也同樣有這樣的設施，而且澡堂子還真不能說是只供洗澡的地方，更多的時候是酒肆茶寮的補充，大家在這裡完成的社會功能除了清潔身體之外，更多的是進行某種程度的社交活動。
要是我們再往遠了說，這種集社交與清潔為一體的設施足可以追溯到古羅馬的時代。光榮屬於希臘、偉大屬於羅馬。古羅馬的城市是頗有現代化意識的城市，不但在城市中已經有了高達六層的公寓樓，而且各種公共設施相對齊全。現在走在意大利羅馬的大街上，各種古代建築不時映入眼簾，其中就有當年的公共浴池。
那時候的公共浴池不但便宜，而且是向社會所有階層開放的，甚至奴隸都可以花上一點兒小錢進入其中，與某些大人物同池共浴。而且也相當科學，當時不但有搓澡的手藝在，就連現在我們的干蒸浴室也是有的，甚至還配備有醫生，以便於救助那些實在扛不住冷熱交替的人士。
古代社會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公共設施，實際上是有其歷史原因的。如果想實現在家裡洗澡的願望，至少有兩件事是必須的，一個是擁有隨時可用的水源，一個是可以加熱，並且有單獨的房間。我們知道，城市當中的市政自來水出現並沒有多少年，現在我們認為必須的生活條件，在一百年前還是科幻小說——在五十年前，是我們這裡的科幻小說。
與之共同進步的是，我們的居住環境已經發生了巨大轉變。原來中國的城市是一個扁平化的城市，也就是說沒有多少高樓，人們的居住環境是在平地上，建立一個公共浴池所需要的社會成本比改造所有老式院子要少得多，攤薄了成本之後，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受清潔的便利。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很多文化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原本的社會在公共生活層面上的需求必須借助這些場所才能完成，酒肆茶寮當然也是很好的地方，但更多的人不喜歡花費那麼多錢，或者那種地方的交往也往往是朋友之間小聚為多。澡堂子算是大家都赤條條的地方，交友或者侃山更毫無顧忌。這個老澡堂子的擁躉也認為，他們在這裡交流更為放鬆。
現代社會的交往場所有了很大改變，不但經濟發展之後選擇更多，人們對於個人隱私也更為在意。實際上很多人並不喜歡與好多人坦誠相見到這個程度，或者用桑拿這種形式取代之。桑拿與老澡堂子的不同，就像現代小區與老北京大雜院的不同一樣。
既然如此，這種已經過去了的文化與生意，是否有保留的必要？是否值得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上佔有一席之地？這個還真是不好說的問題。實際上澡堂子做的都是鄰居生意，如果周邊都拆遷完了，單獨一個澡堂子在那裡就沒有生意了，因為老主顧很可能因為拆遷走人而天各一方，這種盛況不再的話，澡堂子的存在也就沒有了意義。
實際上老式的生活方式轉變所帶來的並不止這些，原本的大雜院文化等已經隨著現代社會的來臨而轉變了，是不是都要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值得商榷的。不開玩笑地說，當年北京胡同裡的公共廁所還算是一個景致呢，蹲在其中也有很多的社交功能。但似乎現在大家都去裝修自己的衛生間了，沒人留戀這個東西。
所以說有時候老東西沒啥用了，而且以後也不會再有新一代的人懷念，讓它消失也就罷了。
語言純潔很無聊
商務版的《現代漢語詞典》一直是識文斷字的好幫手，雖說查字典已經是一件相當老套的事情，但這東西想必是不會從我們生活裡消失的。當然，詞彙的消失與補充，則是一件相當正常的事兒。字典永遠會在，內容不斷更新。
2012年，國內百餘名學者聯名寫舉報信，送至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該舉報信稱，商務印書館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收錄「NBA」等2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違犯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等法規——看著這條消息，心中就無來由地起了反感：這兩年看NBA的時候總是聽見什麼「美職籃」，弄得腦子總要轉個彎兒才能反應過來，而扯到CPI的時候，非要用「居民消費指數」這種稱呼以正視聽，尤其令人深惡痛絕。
這個倒不是說炫耀自己知道這些英文縮略語的意義，而是覺得既然說到《現代漢語詞典》，我們首先要明白的是，這裡面最重要的是哪個詞。在我看來，最重要的「現代」二字，如果您編撰的是《漢語詞典》，收入英文縮寫的詞語確實不合適，但如果是現代漢語的詞典，那就是當下漢語的狀況，而當下漢語當中，很多英文縮寫已經成為接觸這些詞彙的群體的常用語，忽視或者打算強制改變這個現實，未免太不現代了。
漢語拼音在大陸已經普及多年，這是咱們自己引進改造的，再說大學學位證都要用英文四六級來換取，現在有這個結果，您能怪編字典的？對語言文字的純潔化要求就像30歲的老處女，有意義、無價值。
這事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在一個快速變化、資訊相對開放的社會，作為文化載體的語言與文字面對強勢文化的時候，應該如何抵抗其入侵。承認自己的文化不夠強勢是很為難的，所以才會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拾遺補缺的工作，能扛一會兒是一會兒。
但很遺憾的是，強勢的文化並不會因為這樣的保護而減輕威脅，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幾部美國大片正在電影院排期上映，我也正在翻找自己的電影院優惠卡，而且堅決不看中文配音的，一定要看原音——這個倒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原音更能有感覺。
順便說一句，今天成為強勢的那種文化之所以有這個江湖地位，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包容與變革精神。
左牽黃，右擎蒼
蘇軾老先生號稱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有詞云：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左牽黃，右擎蒼」大概說的是他老人家在打獵的時候左手牽個黃狗、右手駕著獵鷹，一派豪邁的架勢。但這路子的豪邁看跟誰比。近日，吉林有一位仁兄直接把兩隻小老虎牽到街上遛彎去了，雖說當年草原部落的酋長們也養過豹子、老虎什麼的打獵，但現代社會裡，除了某些君主制國家的酋長之外，別人也是沒有這個實力與豪氣的。哪怕是兩隻看上去出生沒有多久的乳虎，這個級別也足以讓東坡居士汗顏了。
對於任何人牽任何動物遛彎兒我都沒意見，就目前我所見過的情況，牽個鬣蜥啥的完全體現不出一個人的檔次與另類，最搞的還有牽著一棵白菜出門的——抱歉，那基本是拖著一棵白菜，回家估計都不能吃了。但我個人覺得對於法律還是應該有所敬畏，畢竟無論是哪種老虎都算是國家保護動物，隨便牽著上街或者私人飼養，似乎不太符合目前的規定。
當然，對於某些猛獸不讓私人飼養還是有依據的。在這漫長的人類進化史當中，能馴養的不是在給我們看家護院、跑步犁田，就是最終擺上人類的餐桌。凡是沒有被飼養的，基本都有不能飼養的理由，比如說實在是野性難馴，基本不適應與人同居的日子，或者是成本過高，以至於把主人吃破產。
現在咱們這裡生活確實好過了，很多人都有條件養一些明顯看著不那麼實用的寵物，而根據有錢人定理所言，有錢人所做的事情是不以績效考核為基本的，越是沒用且昂貴的東西越是能夠得到青睞。從這個理由來看，養老虎算是個很合乎邏輯的選擇，幸好是恐龍絕種了，不然侏羅紀公園絕對不是夢想。
其實我倒是更希望這是個行為藝術，畢竟這個時代沉悶得很，在街頭能看見兩個小虎崽也算是能有一個談資，為我們日漸蒼白與沉重的生活添上一抹虎紋的色彩。
記者無文化、教授少常識
北大最有名的未必是未名湖與紅樓，更多的可能是兼容並包的傳統。這個傳統發揮到極致之時，前有辜鴻銘先生的辮子，後有孫東東教授的言論。近日，當年說上訪者「99％都有精神病」的北大孫東東教授再次發難，直斥「記者沒文化，《人民日報》的記者除外」，以及醫院「躺著進，豎著出，這不是正常的；豎著進，躺著出，才正常」。之後再次發表聲明稱：有關言論實屬無中生有，嚴重失實。現特提出強烈抗議，同時保留通過法律途徑追究相關人員責任的權利——記者這個行當可能沒文化，但絕對有錄音機與攝像機，倒是想看看孫教授怎麼追究此事。
這兩句話中，前者可能是很多人關注的重點。這事兒當然挺好玩的，好玩的地方不在於教授說記者沒文化，而是在於他是面對《人民日報》記者這麼說的，可能是腦子一時不清，忘了對面也是個記者，然後趕緊找補一句以示區別。記者雖然文化比較少，但既然《人民日報》的記者已經除外了，不顯示一下自己有文化都對不起孫教授。所以，笑納了誇獎之餘，還是把孫教授的言論給曝光了。孫教授不能怪人家，誰叫你把高帽子送上的？
我倒是比較關心後面這句言論。如果這句不是沒文化的記者瞎寫的話，問題可就實在是太大了。要知道，孫教授在北大誤人子弟之餘，還是起草某些醫療方面政策、法規的專家型學者，是要被咨詢的對象。而他這話的意思是如果閣下去醫院的話，站著進去、躺著出來，或者說那時候是躺在棺材裡出來才算正常，而躺著進去自己健康地走出來算是不正常——這話聽著不像說醫院，而是在說屠宰場。如果這次不是因為記者沒文化而導致的誤讀，我覺得後面這句比說一個群體沒文化更可怕。您想，醫院原本的責任是救死扶傷、治療傷痛，結果其正常的職責竟然是恭送病人歸西，就說火葬場與醫院總是有合作，這麼緊密的合作與一條龍服務還是讓人不寒而慄。
孫東東教授的意思當然不是把手術台當做了殺豬台，而是說大家要樹立這種意識，醫院也要向患者講明白這裡面的風險。孫東東教授還說，之前的那句口號「救死扶傷、施行革命人道主義」是不對的，正是因為這樣的宣傳，導致醫患糾紛越來越多。他建議院長們，應該多宣傳「死人是正常的」，多給患者和親屬講清不利的方面。
其實現在到醫院看病的人都知道，院方借助自己的專業優勢，已經從各種免責聲明、告知書之類的東西上，把自己的責任推卸得差不多了，闌尾炎手術都能一堆文件，證明閣下要是因為某些原因掛掉不是他們的責任。至於說革命人道主義還是人道主義就不談也罷，沒錢治病被趕出去也不是一次兩次了。
說起來醫學是一門專業性極強的科學，而由於工作性質，對於職業道德的要求也更嚴格。大多數醫生都是很有職業道德的，在目前不太如意的醫療體系之下做了太多力所能及的工作，應該對他們的付出抱有最大的敬意。但這些醫生的努力，在孫東東這樣掌握著建言權的專家學者撥弄之下，變成了卸責的能力。
有時候說起來世風日下真的未必是普通人的責任，更多的可能是這種有文化、無常識的學者專家們的功勞。
人類中心主義
隨著廣大人民衣食保暖的問題得到解決，城市裡的寵物也多了起來。當然，流浪的寵物也多了起來，尤其是流浪貓。貓這東西生存能力超強，是天生的專業殺手以及經常迷路不回家的物種，也有一部分是被人拋棄的。但可愛這件事並不因它們是流浪貓而減弱，某友是愛小動物的人士，每見貓狗必撲上去親熱之。某次看見一隻異常可愛的流浪貓在小區曬太陽，她清嘯一聲打算上去自我介紹一下，那貓也清嘯一聲，被嚇得跳起來就跑了。
熱愛動物與大自然總是沒錯的，重要的是不要把動物嚇得慘叫一聲跳起來跑掉，這大概算是愛之而又害之的結果。但人類的愛心總是很氾濫，尤其是發揮起來的時候。最近專家版的《動物保護法》在徵求意見，其中規定了很多關於動物保護的做法，主要是不虐殺或者虐食。有些動物保護的人士對此很是不滿，說這是個綏靖的法律，沒有真正達到動物保護的目的，而且沒有脫離開「人類中心主義」的範疇。
「人類中心主義」大概是這麼回事：人類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東西要看人類的臉色，按照人類的價值觀來分門別類、劃分用途。這種思維方式最近數十年被很多思想進步的人士所批駁，大致跟當年批駁「征服自然」的論調相似。
當然，不能說人家沒有道理。無論從古代宗教的「眾生平等」，還是從現代的科學研究所顯示的動物自我意識上說，尊重生命總是好事。可問題在於，批駁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者，其基礎恰恰是人類所獨有的智力與邏輯能力，就目前尚未發現地球上有另一物種發展到能用「主義」來互相掄棍子的現狀來看，人類中心主義是件必然會發生的事兒。只要具有反思與保護的思想，必然就是以「人」這個特殊物種為基礎進行思考，除非是給自己頭上來一磚頭，然後就可以泯然大眾、天人合一、四肢著地、奔騰如煙，要不直接回到樹上也是可以的。
人類自己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當然會顯得很滑稽，更滑稽的是，其基本論點之一是DNA：主要是說很多動物的DNA其實與我們人類比較相似，最相似的甚至達到98.5％。關於這點就完全是生物進化的不幸了，由於DNA本身是很懶的東西，大致來說所有現存物種的DNA都具有相似度，蚯蚓算是跟我們很不像的東西，但也有70％的DNA與我們是同樣的，但它老人家能長出半截身子、雌雄同體——人類當中除了極個別的現象外，這招兒是誰也沒學會的。
不過，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的人士把自己裝進去的邏輯還不止這麼一點。前幾天參加一個研討會，主題是善待動物。關於這點其實我個人倒是沒啥意見，而且確實是想鼎力支持一下。比如說在該研討會上我就建議不要談什麼「動物權利」、「動物福利」之類的大詞兒，畢竟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飯都吃不飽、孩子上不起學、沒有多少社保福利，雖然這兩個詞本身不是說讓動物們有投票權或者享受經常出問題的廉租房，但總是會讓人產生某種反感，因為很多人類很不幸地具有「人類中心主義」的毛病，一說到這些就先想起自己的境況。
其實更為討厭的是，在很多抱持這樣善待動物觀點的人看來，另外一群人的生活與文化就是一種垃圾，比如說您不幸有時候吃點兒狗肉什麼的。如果說「人類中心主義」算是歧視動物的話，不知道把另外一群人歸入垃圾算是什麼。說起來，大概能夠明目張膽地歧視同類的，應該只有人類了吧？這樣的環保與動物保護，我看還不如「人類中心主義」。
古典名著的權威
在中國拍古典名著其實挺有風險的，文化太深厚了就容易讓人變得很執拗，一旦不能「忠實再現原貌」，自然免不了口誅筆伐。最新的那版《三國演義》就號稱很真實，但看見演員騎在比狗大不了多少的駿馬上，揮舞著清朝中期的兵器，腦袋在寬大的頭盔裡晃得像個滾珠似的，還真沒覺得跟真實這事有什麼關係。
喧囂多年的新版《紅樓夢》在選秀、黑幕、選秀變成扯淡後終於開機。沒開機之前就換掉了第三任導演，該導演號稱要讓「紅樓十二釵」穿上露背裝亮相。這個自然是輿論大嘩，有人反諷曰：比基尼、丁字褲與高跟鞋要不要也上陣？
說讓演員穿丁字褲當然屬於妄想，就是現代題材的電視劇，您老也休想看到這樣的場景。這倒未必是演員不願意為了藝術而犧牲，而是我天朝自有尺度在，不容演員這麼犧牲。但露背裝相信是可以的，連《滿城盡帶黃金甲》的低胸裝都可以，露背裝也不是什麼過大的尺度。當然，估計這些評論者要說的主要意思在於，既然是拍古典名著就要真實再現當時的風貌，不能把古代愛情悲劇拍成現代三角乃至多角戀愛，尤其是跟時裝劇要區分開來。
關於藝術這事我是這麼想的。從小我們受到的某種教育就告訴我們，藝術是為現實服務的東西，凡是不能反應現實的藝術，多少有些不太靠譜。一直以來，所謂的藝術的主流都是所謂現實主義的藝術，但凡真有個抽像的東西出現在大家面前，一般人還真是不認。
這種教育多了以後，看見什麼都想往「真實再現」上靠。所以，露背裝的說法一出，挑戰的倒不是藝術的創造力，而是大眾「真實再現」的神經。大家可能都覺得，古典名著是不能褻瀆的東西，想要拍好就要按照原樣去拍，最好是一幾一案都要與當時的社會狀態與實際生活相吻合。
但藝術要是這麼混下去，估計離死的那天也就不遠了。藝術總是要不斷地發展與創造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也算經典了吧，某導演就把這個生生地拍成了現代槍戰時裝劇。我們這裡也不乏這樣的人才。張導演紀中先生把金庸大作中的青城派弄成了「草裙舞」固然相當扯淡，但這種探索的精神未必是扯淡的。武林中人嘛，有個把門派的服飾特別一點，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我總是覺得這種一說起古典名著就認為是不能再進行藝術創造的想法，有一點先天的迂腐味。尤其是在面對所謂「四大名著」的時候。《三國演義》本身就是演義不說，《西遊記》根本就是神怪小說，《水滸》是根據傳說改編的，《紅樓夢》倒是有點寫實的味道，可人家曹雪芹沒說是哪個朝代。
有時候這種看見古典名著或者什麼已經成為權威的東西就自動上去保衛其純潔性的做法，你都不知道他們是從哪裡學來的。要說寫這些東西的古人，都是開創前人所未有風格的大師，估計沒指望後人把自己當作牌位供起來。願意自動成為大師牌位衛士的，基本都是毫無創造力的庸眾。
所以，接受不了露背裝的人，真的不適合看《紅樓夢》，或者說不適合看任何有藝術含量的東西。《霸王別姬》裡有這麼個鏡頭，葛優演的「戲霸」問：「別人的出場都是六步，你為什麼是七步？」您說，他那是看戲麼？
遠離讀經，珍惜經典
中科院院士楊秋子說博士要能夠背誦《老子》與《論語》前七章，不會者不能參加他的博士考試。估計這個消息一出，大概應該是罵聲一片了。這事兒不奇怪，除了文科、還必須是讀中國文學有關的科目以外，我們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種應用教育，甚至博士也不例外。至於人文之類的東西，按照當年電影《少林寺》的說法，叫做從此不上該寺戒條。
應該說中國的經典被兩種人把名聲給搞臭了。一個是原來的那些人文工作者，也就是八股那批人，除了把傳承了幾千年的剩饅頭嚼到毫無滋味以外就沒幹什麼別的。現在這幫人的精神後裔還在倡導一個叫做「讀經」的運動，依然是那個古人已經把什麼都說清楚了的欠揍德性。任何腦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只是把這些東西背熟是完全不足以在現代社會生活的。
還有一幫人認為古代經典都沒啥用，看人家船堅炮利的掌握著號稱科學的東西，我們就可以把這些都學過來一通發展，將來我們就是科學大國了、從此就站起來了。這當然也是腦子進水，人家不會只是表面上的實用科學好用，真正的東西是那種深植於其中的人文精神。這種精神也不是他們的特產，我們這裡其實也是不少的。
其實正常人都能通過常識來判斷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綿延了這麼長時間的文明肯定不會是一無是處，但在現代社會裡古代的經典又不會全然好用。我們知道，文明總是一種繼承與發展，完全否認或者完全復古都不是正常人的思考方式。而能夠瞭解古人的思考方式或者理解自己文明中某些特質、打下這種人文的基礎，對於將來的研究未必是壞事，即使這個研究是純現代科學形式的。話說回來，就是在科學研究上沒啥實用價值的話，至少寫字說話還能不至於詞不達意吧？能夠把情書寫得文通句順，對於找老婆多少也會有點用處嘛。
我這個人雖然讀了很多古代經典，但原來並沒把這些東西當作有用的東西。只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與知識的提高，越來越覺得從方法論或者哲學的角度來說，這些經典、尤其是楊院士指名閱讀的兩部書，確實值得拿來作為一種人文思想的底蘊。所以，我個人感覺這要求是不過分的，只要不是走到一味強調「讀經」的極端上，珍惜並且學習一下這些經典，是每個學生應該可以做到的事情。順便說一句，民國那些學術大家，不論文理科的學者，對於古代的經典都異常熟悉，其大家風範，真不是現在學者所能及的。至於是不是因為這些經典陶冶了其情操不敢說，至少這是當年他們的特徵之一。
江湖規矩還是要守的
前兩天有人在網上爆料，說是北京的一幫城管、公安把流浪者的棉服等東西給搶了。當時這新聞我都沒在意，主要是覺得這事兒太過古怪，這些人畢竟都有一份不錯的收入，搶這些東西能做什麼？難道是晚上值班太冷？如果他們供職的機構不能提供御寒衣物的話，怕是也沒這麼多人去考公務員，也對不起咱們經濟總量全球第二的盛名。
後來才通過正式的報道得知此事不假，只是雙方的說法有差異。流浪者方面說是他們搶走，而公安、城管一方則說是收拾流浪者不要的衣物。話說您相信哪個？北京今年可稱不上溫暖宜人，流浪者的身家無多，大概是不會把御寒的衣物、被褥隨便就丟棄的，他們可不是財政出錢養著的人員。
咱們中國是個有著優秀武俠文化傳統的國度，當然，也可能是有著優秀武俠小說文化傳統的國度。加上小說兩個字之後，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武俠文化是一種以俠客自居的文化，而武俠小說文化，則是意淫為主的俠客精神，而這種精神在現實生活裡相當罕見。從這種事情上來說，我們這裡比較接近後者。
為什麼這麼說？作為一個對傳統江湖稍有瞭解的人而言，當年道上的兄弟們還是有些風骨的，一般遵從「三不偷、五不搶」的政策，雖說執行情況不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也是很有些盜亦有道的感覺，其中一項就是不偷不搶叫花子的財物。從道理上來說，強盜都說自己是替天行道，搶這種人與自己標榜的道義不和，從實際而言，這些人實在也是沒有什麼油水，沒必要壞了名頭。
說起來兩者之間確實不能這麼簡單類比，畢竟國家執法人員與當年的俠盜們還是有區別的，區別的地方在於，一個是可以沒有道德約束，一個則必須有道德約束。為什麼國家執法人員沒有約束？這就要從他們工作的性質說起了。
想必這些人也是普通人，他們得到的命令應該是清理整頓市容環境，整頓的目的之一，就是清空這些有礙觀瞻的流浪人員。在這個任務目標之下，強制把人打翻弄走總是不好的，怎麼才能讓他們自願走掉或者消失？剝奪他們生存的基本環境。搶走這些御寒物的目的就在於此，這種行為算是一種完成任務所必須的「惡」。正如當年開運動會想把低端人士清除出北京一樣，直接清除不是個好辦法，但他們可以規定地下室不能出租，讓你們沒有棲身之地、不得不走。
不得不說這種執法還真算是人性化了，至少比起當年的那種直接扔上車去昌平篩沙子強得多，最多就是冷一些嘛。但這種軟驅除後面的猙獰，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這比強制驅除更為邪惡。
因為強制驅逐我們還有媒體或者大眾可以監督、聲討，也有那些慘不忍睹的照片可以激發大眾正義感，但軟驅逐發生之後，即使有現場照片，其衝擊力也不足，而且他們完全可以找到各種借口說自己的行為是正義的、符合規定的，被驅逐者只能默默消失在城市裡，甚至倒斃街頭也很難指責這種始作俑者的不是。
有時候死刑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種虐殺，軟驅逐在這個冬夜裡就是一種虐殺，是找不到責任人的虐殺。一個政府機構一旦用這種方式虐殺民眾，其良心完全就不可聞問了。如果這種做法成為一個國家中的常態，我們這裡就不要再談良心與社會正義，那玩意兒餵狗都不會吃。
書法也成是俗物
中國古代文人有「琴棋書畫」四門清課，算是陶冶性情、增加點兒文化修養的修身之道。但文人入世的途徑之一是做官，無論現實的官場怎麼俚俗，畢竟都是文人聚集的地方，這些修身之道與官場文化結合，成為應酬的一種方式。可以說原本文人的修身之道，一開始就與官場結緣。後來咱們這裡盛行的題字文化，除了附庸風雅之外，更多的也是古官場之流風餘韻。在這點上看，用字母文字的蠻夷們就相差很遠了，就是題字也題不出個花兒來。
也正是因此，各地書法協會各種頭銜之多、之濫，是完全不用奇怪的。不但書法協會如此，畫畫的、寫作的，凡是有點兒文藝范兒的地方，都能數出一長串各種副主席、榮譽主席、執行主席、聯席主席等等，以至於這些地方要開會的話，光是介紹到場的領導就能用掉至少5分鐘。在下不學無術，有時候在某些場合接到某位聞人的名片時，總是被上面各種文藝界副主席頭銜所震驚，後來見多了，也就把這種敬意拋到了九霄雲外，簡而言之，這東西不值錢。
當然，這是我作為門外漢的看法，這種頭銜想必還是值些銀兩的。微博爆料說，新一屆陝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常務副主席等加起來足足有64人之多。《南方都市報》記者核實了一下，除去2名兼職秘書長，該協會新近選出的主席、常務副主席、副主席、名譽主席、顧問以及秘書長加起來一共52人，另有10名副秘書長，協會領導數量高達62人。其中還不乏退休以及在任的官員。
可能有人覺得退休以及在任官員成為這種協會主席什麼的不可思議，但這種事並非值得關注的焦點。首先，我們要允許官員們有個業餘愛好嘛，比如說陝西官場一定不會全是「表哥」楊達才那樣的鐘錶鑒賞家，如此有文化積澱的地方，有些官員加入這種半官方組織不是怪事。其次，中國古代有僧人曾經說過，沙門不依王者不可興盛。出家人尚且如此，書法協會這樣的組織以有權力者為靠山，應該說是題中應有之意。
這種頭銜對於官員來說，除了少數藉著頭銜明著賣字、暗裡腐敗之外，基本上就是個附庸風雅的意思，但對於很多「書法家」來說，這可是實在的真金白銀。雖說我對於書畫一道完全外行，但聽過行內人解說，說是一旦掛上這種頭銜，其每個字、每平尺價值馬上得到提升。
另外一種好處則在於掛上這種頭銜，在文化幫閒的序列裡地位馬上也就不同。我們知道，長期以來，各種文化協會的主要負責人都是地方名流，咱們這裡又有政協這麼個東西，可供容納大量這種文化幫閒人士。一旦成為政協、人大之類的委員，多少總是有好處的，至於這個好處是不是錢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夠有不少隱形的權利。前段時間不是還有酒駕者高喊自己是什麼政協委員麼？這就是在我們這種特殊的環境下，獲取某種特權的證明。
其實作為一個普通人，我更想知道的是這些個頭銜擁有者到底用不用公帑養著。作為半官方機構的管理者，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行政級別的，不但有行政級別，每年政府還要撥款給這些人，以便於支付其辦公開支。擁有這些頭銜的人越多，理論上支出的經費也就越多，加上其中還有退休、現任的官員，這筆錢是否可以公開出來曬一曬？
書法原本不是俗物，但現在變得這麼俗，其中說不定還有某些私下的交易，大概也是某種特色了。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話說當年金庸先生成名於武俠小說，最初被人所知是第一部《書劍恩仇錄》，聲名鵲起、脫穎而出的是《射鵰英雄傳》。「射鵰」並不是一部完全獨立的書，而是有所謂「射鵰三部曲」，《射鵰英雄傳》是第一部，主角郭靖、黃蓉深入人心的形象，甚至使得曾扮演過83版射鵰的翁美玲永駐很多人心間。
近日，在「射鵰」當中曾出現的地點——襄陽——要樹立起郭靖、黃蓉的雕像，是為新的城市名片。老實說，小時候看這書之時才知道有個襄陽，就像到了嘉興首先想到的除了粽子之外，想起來的居然是「江南七怪」一樣。武俠小說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可謂極大，很多東西是從金庸先生的小說裡學來的。
當然，讓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聳立在襄陽城，這事兒要是不引發爭議才是怪事。反對者的理由無外乎什麼「虛擬人物不宜」之類的玩意兒，完全忘了丹麥的小美人魚以及那些神話傳說當中的人士。虛擬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證明了一種文化現象的成功。最多我們可以說在作者還沒千古之前就給他筆下的人物立像有些著急，但為虛擬人物立像並不犯什麼忌諱。實際上有時候那些現在看來烜赫一時的人物，他們經常會「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生命週期還不如郭靖、黃蓉。
關於立像與否就說這麼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說幾句。
郭靖、黃蓉以及貫穿著「射鵰三部曲」的主題，不知道打算用他們作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黃蓉的身世比較複雜，父親黃藥師屬於那種自我放逐的類型，並沒有多少家國之思；郭靖則是梁山好漢的後代，屬於最終還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俠。這個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出奇。
金庸是個知識分子，他所在寫《射鵰英雄傳》的時候其實是描寫了一場正常的家國之悲，郭靖他們雖然是以武犯禁的俠客，最終會走到與當局合作的這條路上來。這未必是他們所願意的，但當其他入侵者更為凶殘的時候，俠客的目的與當局的目的有共同之處。這在「射鵰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俠侶》當中體現得更為明顯，最終奠定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基調。
如果金庸止步於此，他也就是一個優秀的小說家，遠遠說不上「偉大」二字。他偉大的地方在於，可以顛覆掉自己曾經建立的價值系統。在他後期的《天龍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權力諂媚的價值觀固然還是主流，而這個權力到底是不是正當也是受到懷疑的。大俠蕭峰出身異族、段譽則是大理王子，在他們心中的正義已經沒有多少家國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國家之後，再看什麼是自己能夠認可的俠義精神。
只是這種思考往往是以一種歸隱或者死亡作為歸宿的。在那個或者這個時代裡，單純的俠義是不存在的，他們只能在兩難當中進行選擇。這種選擇的結果，最好的結局也不過是成為令狐沖，離開所謂的俠義與紛爭，找個地方與自己的愛人終老。能有這個結局已經是不錯了，比起他們戰死在襄陽的前輩來，在白駒過隙的人生裡算是有著自己個人的幸福。
武俠小說中的「俠」其實是知識分子自身的一種寫照，不過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變成了武器的批判，從而接著給自己的兩難處境找一個歸宿罷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已然是他們最好的結局，其他都是不堪聞問。借問一句襄陽今日的守城者，你們在立這個雕像的時候，真的明白他們的精神是什麼嗎？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說起古代的刑罰，今人看起來似乎是種類繁多、嚴苛怪誕，這大致無非是古代所謂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遠，提起黥面、梟首、絞刑、千刀萬剮、五馬分屍，人們無不顫慄。這些都是事實，是文明未到的表現。實際上說，古人尚算質樸，其刑雖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殘忍，但其他刑罰倒是簡單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罰大致分為「杖、流、徒」三種，黥面而流者，高也不過三年，流配不過三千里。宋朝是知識分子很喜歡的一個朝代，開國皇帝趙匡胤雖然以一條桿棒打出一片錦繡江山，但也算是個好讀書的，據說行軍之時也載書而行。就此一點就比現代賭徒高明：現代很多賭徒因「書」「輸」同音，家中諱設書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讀書人，趙太祖明確對後人說除了謀逆大罪外「不殺大臣」。士人為官而不怕皇帝殺頭，恐怕也算是中國幾千年間的另類時代了。
對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職者，宋朝的常規做法是貶官、流放。唐宋八大家裡那幾位，基本都遭到過這樣的待遇。蘇軾「烏台詩案」幾乎被上綱上線到謀反的程度，最終也不過是貶抑到了盛產竹子的某地，掛個官銜沒啥待遇可言。東坡居士是何等人？「無竹令人俗、無肉令人瘦」，在那裡炒筍燉肉的一通忙活，填詞作詩之餘還帶著小妾。按說類似於現今「雙規」的處理，當地實權官員是有責任去好好看著這個不安分的人物的。結果當地官員的這個責任變成了盡量照顧他的生活。誰說文人並無力量？東坡居士估計從來沒有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慨，倒是頗有天下無人不識君的豪情。
與宋朝不殺大臣比較類似的倒是以蠻族入關的清朝。大概足夠粗魯而接受成熟文明過快，更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緣故，朝乾夕惕的結果是定下祖制云「不殺言官」。所謂言官就是瀚詹科道幾種專門提意見的官員，品級不高而有直接上書皇帝的權力，還特准聞風言事——聽見某種流言就可以說話，不一定要有證據。應該說清朝在這方面做的還算不錯，大致上確實沒有殺過什麼言官，就是懲罰也一般是流放，或者最重的也不過是革職永不敘用。只有在八國聯軍那個時候，慈禧大怒之下把反對與各國開戰的人殺了幾個，其中有言官在內。而沒過多少年，清亡。
清朝最著名的流人估計應該算是林則徐了。當然，他不是言官，只是因為封疆大吏任上虎門銷煙引發戰爭一事而倒霉。他所發配的地方是新疆。新疆算是在清朝時才穩定下來的疆域，由於其遼遠，從來都是發遣犯人的寶地，大致的意思是戍邊而戴罪立功。到近代之時，前二十年嚴打，也是把犯人發配新疆。這個大致就不是戍邊，而是開發邊疆的意思了。
林則徐在新疆也是沒有遭多少罪，原因也無非與東坡居士相似。或者當權者的想法與百姓或者其他官員的是非善惡標準總是有所不同，雖然經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誤會，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總是給這些人帶來徹底的傷害，倒是另外一種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類方式。有時候你會覺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過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學問的路上一帆風順，將來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曾經為民請命過。
因此，流放這件事對於很多人來說，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種浪漫與悲壯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達之後，往往就是各種送行的開始，清朝雖然有旨下即行的規矩，但也是出了城門就算。城門外早就等著各路意氣相投者，酒宴排開大致能有一個月的時間不用自己掏錢吃飯。
我有一位亦師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從來就沒有什麼純藝術
關於審美這件事原本是各說各話，因為一時一地的不同，審美的標準也有所差異。但這些年有個很古怪的現象，即只要是官方機構的建築或者是活動，只要出來現世就會罵聲一片。最新的罵聲集中在蘇州那個「東方之門」上。
那東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凱旋門，但細腳伶仃與兩樓鏈接處，確實與低腰牛仔褲神似。既然人民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而人民群眾手裡又有諸如繪圖工具等武器，這個建築基本上就被調侃得體無完膚了。當然，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奧特曼、瑪麗蓮夢露不一而足。
《蘇州日報》可能是被惹急了，發表宏論雲，審美這事兒需要有基礎才行，不是什麼人都能看出好來的。這話我基本同意，從建築的角度來看，這東西遠稱不上難看，比起什麼造型如銅錢的方圓大廈、直接把樓蓋成福祿壽三星的巨大塑像（當時我開車路過這三尊巨型樓宇，下巴差點直接砸在方向盤上）來說，這玩意兒也就是無功無過，要是比起全國很多政府辦公樓都山寨成白宮或者故宮的式樣，幾乎都算是有創造力了。
其實這事兒與審美能力基本上沒有關係，而是與民間的觀感有聯繫。說起來無論是奧運會的鳥巢還是國家大劇院的鳥蛋，以至於被調侃到體無完膚的央視大褲衩，從純粹的建築領域來說，都不能說是難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說放在這個時代裡，與其他國外的建築傑作相比毫不遜色。
之所以大家對這些東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間對於弄個宏大名字、與政治有關的工程無法忍受。這種東西在現階段的民間語境下與建築的美感無關，與民間對政府有多少惡感有關。在老百姓看來，這些東西無一不是勞民傷財的象徵，整體上厭惡感充斥心中，早就沒有審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這麼說吧，醜人穿什麼都不好看。
從來就沒有什麼純藝術，尤其是在公共建築的領域，老百姓看見這些建築，並不是看建築的本身，而是通過詆毀這些建築表達自己的厭惡之情。明白這個道理，就能明白為什麼那些其實還不錯的建築永遠不會得到誇獎。
另外一句俗話說得好：您自己長得像個包子就別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難說每個人都有自虐的傾向，但據心理學家說，確實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裡並不表現出來，而是潛藏的很深。要是沒有一個誘因的話，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會顯現。而在很多時候，這種東西顯現出來的時候，還是要有強大的外力壓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設才能真正甘心情願地把一世清名換個污名回來。
明晚清初的士林領袖錢謙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並非是他先是高蹈遠隱、然後求死而怨水涼，而是既然已經堅持到了這等地步，哪怕水確實太冷而珍惜生命，遠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終還是出山為新主子效力，正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雖然使用苦命的女人為喻，在現有的語境與社會之下有政治不正確的嫌疑，但意思還是可以明白的。
這種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藝，未必也全是外界壓力過大造成的。如錢謙益等人，其實也是有所謂理想在後面支撐。比如說要教化這些滿人，使之能夠接受聖人的學說——這個當然就是妄想了，華夏正統的龍子龍孫們有幾個真的把孔家學問當做一回事兒的？也不過是弄一堆「外儒內道」、「外儒內法」以及漢家自有法度，霸王道雜之的把戲了。儒家這種自反而縮的精神氣質倒是被用來做了多少「一隊希夷下首陽」的底氣。
但這也算是古代一種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對五代馮道的評價就大幅看漲。五代的皇帝與皇朝換得像走馬燈兒似的，唯有馮道老先生始終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來問之：汝何人？馮道對曰：癡頑老子。自污及自虐幾乎到了底。但這種話在皇帝而言是愛聽的，於是他也就好官我自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於沒人能抓住他的小辮子。皇朝時代並無民族國家概念，他也算為保存文化傳承立下功勞。南懷瑾後來在自己的書裡提到他數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貶，但看上去還是讚賞的。
文化人這麼做當然有多年被圈養之後的軟骨病症狀，實際上高貴如一國之君也並不例外。後主劉禪「樂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歷史上以後主之名名世的幾位，大多曾做過卑躬屈膝的舉動，甚至有自污為奴者。但結局其實都不怎麼好，沒有幾個能夠得終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寬仁之名的趙匡胤手下，也因為一首詞送了卿卿性命。當然，他們自污與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還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絕。
直到近代的時候，這種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衛身上有了個人的最高成就，甚至這不是他一個人在戰鬥，而是周圍一群人都以一種相當高昂的氣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當中。他們的理由更是正大，畢竟日本人統治也是統治、自己人統治也是統治，那為什麼不為了救當時淪陷區的百姓於水火中呢？至少在後來為自己辯解的時候，汪精衛那些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當中是有人如是說的，如果當年能夠捨身謀刺攝政王的汪先生當時尚在人世的話，說不定也是要這麼說的。而近代頗有人為汪精衛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確實是常人勇氣所不能為的，但要說自污、自虐到這個地步，總是令人難以置信。
說了半天，似乎自污與自虐都是高等階層的事，與我們老百姓是沒有關係的。這倒也並非無因，而是在那些時候確實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們自己來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夠觸及到這個階層的自污與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後有所謂傷痕文學流行於一時，其中幾乎都會寫到一些自我的檢討、自我的精神閹割，一次寫不過去還要接著去寫，直到把小時候偷過貧農家裡的一根黃瓜都寫出來，然後成為下次整你時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經不是強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種你自己承認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與道義的正確性。
比之當年那些高階層的自污與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個過程的歷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與非罪的界限都在於掌握當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開的天羅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