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稱中國的文人大抵可分為以下五種：入仕途而發濟者、入仕途而困惑者、入仕途而遭貶者、入仕途而遁入空門者、不入仕途者。從以上分類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條主線，似乎沒有它，中國的文人就很難劃分歸類，想是中國的文人寸步離不開政治的影子。但同時我們又發現，完美意義上的「自身健全」是無法獲得的，這不僅是因為知識的深邃與軀體的快逸永遠處於互為「異化」的狀態之中，更重要的是任何歷史現實和現實歷史中的人格都必然帶有一定的局限。
戰國時期的愛國詩人屈原，在他的作品《楚辭》和《離騷》中，盡顯作者寬闊的胸襟、自尊的人格和高尚的品質；晉朝的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在他的詩作中流露著淡泊名利的文人氣質；唐朝詩人李白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詩句，盡顯文人本色；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道盡了人生的真諦，生命的意義；鄭板橋的「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種視官位如糞土的膾炙人口的名句，至今令人回味。透過他們的筆墨字跡，我們看到的是一副副錚錚鐵骨：不畏強權，不畏皇權。
當然歷史上也不乏一入仕途，便趨炎附勢、低聲下氣，只懂溜鬚拍馬之類的變節文人；不乏一朝得志便趾高氣昂、頤指氣使、殘害忠良的諂顏媚骨。回顧柳宗元、范仲淹等文學家被權勢差遣，幾遭貶謫流放、四處飄零的命運，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史上特有的一種「貶官文化」和「貶官文人」們在遠離政治中心和偏廢世俗物慾後，用自己的文化人格「把偌大一個世界的生僻角落變成人人心中的故鄉」的精神價值。山水是文人真正的老師，而文人是山水真正的知音。許多的文人都會寄情於山水，因為山水的啟迪，他們性情清靈，文思泉湧。自然界蘊涵著太多的魅力和深刻的哲理。余秋雨先生曾說他常佇立前人佇立過之處，觀察自然與人文環境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領受自然的恩澤，感悟自然界的真諦。在現實生活遭遇挫折以後，一部分人依然孜孜以求地尋找著自己的人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重合；一部分人則走向了遁世出家的道路，在道家的道觀中尋求羽化升仙，在佛家的寺廟中探索禪語珠璣，以達到精神的安慰，從而形成了中國古老文化的多元。中國文化不但是多種並存的，而且有它獨具的奧秘和魅力。同時這也說明了中國文化雖同根同源，但因其信仰和文化傳承的途徑不同，而使這直抒胸臆的音符迥然有異。
「柔情鐵骨基於尊嚴，出仕隱退皆為國家。」無數的中國文人為國為民，鐵骨錚錚又柔情愁腸。掙脫了種種倫理和觀念枷鎖，恢復了自我的獨立人格，煥發出自己獨到的文化人格魅力後，他們能否找到屬於自己的精神家園？「可惜終究要返回，返回那種煩囂和喧嚷。」中國，「什麼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
余秋雨先生感慨道：「我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圍著我們，才使人生保留進取的樂趣」，「我還只是在說湖。還有海，還有……那裡會有多少蘊藏呢？簡直想也不敢想了。然而，正是這樣的世界，這樣的國度，這樣的多元，這樣的無限，才值得活一活」。這些出自肺腑的感歎，正是對生命意義的呼喚，它鼓舞生活在新時代中的人們，面對新時代的發展，該如何肩負起時代的重任，如何去開拓、進取，展現豐富的人生，如何去表現出我們的氣質和氣概。
數不盡的硬骨頭
◎文人不可無傲骨
中國文人長期處於一種多方依附狀態，依附權勢，依附教條，依附未經自身選擇的觀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結果，最難保持尊嚴。
——《漢堡殘稿》
五千年的文明，卷軼浩繁，中國文人佔據了太多太重要的地位。他們是中國歷史的軸心，也是中國文化的載體。而聯繫著中國一代文人從古至今的文化情結，是那始於春秋秉承於兩漢魏晉歸結於明清的中國文人風骨。那些有德無才或是有才無德的人都算不上「文人」。他們受道家和儒家影響最深，常常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清高、才情、理想化、憤世嫉俗和追求完美主義……從很大程度上說，中國文人的這些特點表現了一種高貴的品格，而他們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始終把尊嚴放在第一位，在精神上他們永遠是那麼桀驁不馴，在人格上他們永遠是那麼寧折不彎，似乎天生傲骨。他們的作品，滲透出中國文人特有的浪漫主義的柔情氣質和鐵骨錚錚的豪邁氣概。
傲風而立，傲視群濁的三閭大夫屈原，一身正氣，一身傲骨，雖處江湖之遠，卻依然心憂國勢衰微、民生凋敝的楚國。一生傲骨堅挺，不與世同濁，皆因屈原的「方」與「正」。他太出眾了，學識淵博，記憶力強，通曉治理國家的道理，熟悉外交辭令。對內同懷王謀劃商討國家大事，發號施令；對外接待賓客，應酬諸侯……雖然懷王「終不悟」，但屈原的「存君興國」之志從未泯滅。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屈原卻無論是否在其位都要謀其政。儒家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屈原則是不管窮達都要兼濟天下。「位卑未敢忘憂國」，屈原的愛國之心既不會因個人的榮辱而動搖，也不會隨楚國的治亂而改變。對祖國的一片忠心是屈原傲骨的內在精髓。
顯得有些老態的屈原整一整峨冠博帶，揮一揮臨風長袖，一口喝下漁父端上來的大碗濁酒。在哀民生之多艱的憂愁中，可見他的錚錚傲骨和蔑視王的權杖的烈性。他投江的背影劃成一道燦爛的虹，一道洞穿歷史的長虹，刺破了汩羅江上方的天空，就這麼悲憫地躍起，決絕而又坦蕩。排開濁水，暢飲清流；脫開昏醉，奔向淒寒的獨醒。他的傲骨在江水中傲立了幾千年，昭示著告訴世人，這就是理想和信仰，這就是祖國和人民，這就是人格的神聖與精神的絕對純淨。
千百年來，對讒佞的譴責還在繼續，但我們已不屑再提那些齷齪的名字，怕玷污了潔如玉石的傲骨和麗若霞輝的辭章。羅曼羅蘭說：「最美的花，只有心知道孕育的不易。」於是，我們在緬懷屈原的同時，也想到了記載屈子的史公——司馬遷。那個傲骨風行，傲彌尊嚴，忍受世間奇恥大辱卻任傲風銳當的司馬遷。司馬遷太沒有城府，那個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與他並沒有什麼交往，他只是覺得自己是個史官，有必要以事實說話。可是他的生活太簡單了，讀書遊歷，在政治上他沒有經驗，不懂得事實在權力面前往往不堪一擊。
月光透過獄窗撒在斑駁幽暗的囚房裡。他完全可以像屈子一樣選擇死亡，但作為一個史官，他不甘心，《史記》還未完成。屈辱地接受宮刑，這也許就是他在劫難逃的宿命。有轉折的風景才是美的，他用他的行動維護了一個史官的尊嚴，堅挺著那副傲骨站立起來，握起沉甸甸的筆桿，從一個匍匐於殿的宦官，成為一個華夏史臣，於是歷史便如此般精彩。「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沒有驕傲，沒有退步，幾千年來依然傲骨雄風逸濤四海，司馬遷無悔千年。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屈原做到了，司馬遷也做到了，他們一路走來，在痛苦與快樂中，在付出與收穫中，在甘甜與淚水中，在傲骨與選擇中，走向成功。
大凡真正有才華的人，其實都是暗藏著這種驕傲的。世間那些內蘊驚世才華的人，一般都是高傲的，絕不肯唯唯諾諾、蠅營狗苟、瑣瑣屑屑地活，巧言討好於權貴者面前，奴顏卑膝在庸人們之下。古往今來，世上那些極風神俊逸、極有才華的人物，往往是一樣的，一樣的年少氣盛，一樣的恃才傲物，一樣的遺世獨立，一樣地於俗世中抗爭。
魯迅先生逝世後，毛澤東盛讚「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與媚骨」；而「骨頭最硬」的魯迅先生生前卻盛讚魏晉時的嵇康「骨頭最硬」。嵇康一身傲骨，桀驁不遜，亂世中不肯對權貴稍作妥協。竹林七賢之一的山濤曾贊「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最後的嵇康也果真如其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嘉平元年（公元249年），「高平陵政變」爆發，曹爽與司馬氏兩大政治集團的鬥爭，以曹爽的失敗告終，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後，司馬氏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政權。此時，擺在嵇康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徹底歸隱；一條是投靠合作。剛腸傲骨的嵇康毅然選擇了前者，其他「六賢」雖避入竹林，標榜與當世惡勢力司馬氏集團各行其道，但在司馬氏集團的分化瓦解下，劉伶整日泡在酒中，山濤、王戎、阮鹹、向秀，甚至阮籍或趨炎附勢，或被迫違心出仕，終背棄了自己的理想。能夠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唯有嵇康。曾經「二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的嵇康，對於司馬氏集團謀篡曹魏，專制鎮壓的統治深感不滿，已經不是曾經歸隱於竹林之中的「隱而不發」，而是公然聲言「非湯武而薄周孔」，公開宣佈與司馬氏集團的山濤、呂巽絕交，傲形於色、怒形於色。嵇康在這種違背理想和原則的懦夫面前，盡顯了男兒真性情。
心狠手辣的司馬昭，對這個桀驁不馴的眼中釘，又豈會放過。在斷頭台上，傲骨錚錚的嵇康彈奏了一曲絕響——《廣陵散》，那寬袍博帶在風中飛揚，他用了最優雅的姿態面對死亡，時年僅四十歲。幾千年過去了，依舊有餘音繞樑，今人依舊能穿越歷史的天空感受到嵇康的悲哀、怨恨和痛惜，還有他那錚錚傲骨的精神。
當然，傲骨不等於傲氣，藝術大師徐悲鴻曾說過「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這句話道出了一個深刻的人生哲理。傲氣，一是盛氣凌人，傲慢自負，自我感覺良好，也許某一方面高人一等，優人一招，先人一步；一是並無過人之處，只是虛張聲勢，故弄玄虛罷了。不管屬於哪一種類型，都是過高的評價自己、蔑視別人，習慣仰面朝天，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態度。這類人呈現出來的是一種自負的心態，自以為很了不起，自高自大，盈氣於內，形態於表，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氣勢，用不可一世的表現來傲視別人。說白了，這種人的態度是製造假象，想在氣勢上壓倒別人，爭取心理優勢，並逼人就範，令人臣服。傲氣的實質說穿了是一種稚氣，既不謙虛謹慎，也不時常反思，有了一點成績，便傲氣畢露。
老子告誡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而如果一個人鋒芒畢露，一定會遭到別人嫉恨和非議。很多有才華的人，往往就是因為傲氣。而妨礙了其自身的遠大前程，甚至引來殺身之禍，三國時期的楊修便是其一。
楊修，聰慧絕倫、思維敏捷的「倉曹主簿官」，一個因雞肋而喪命的文人，其家世代簪纓，原本他也可為一方郡守，可僅僅是為了曹操那句「千里無雞鳴，思之斷人腸」，他委曲求全，由公卿之後變為一名小小的主簿。從曹丕偷出了楊修為曹植做的答教，到裝吳質的竹簍又裝了絲帛；從「一合酥」到花園的「門內有活」；從力諫出兵，到「黃絹幼婦外孫齊臼」，再到最後的「雞肋」，我們這位聰明的主簿充分展現了其出眾超群的才華學識，同時也讓曹操看到了他的隱隱傲氣。正因如此，曹操的一句「再敢有擾亂軍心者，以楊修為鑒」，斷送了一個文人的一生，一個恃才傲物，卻又悲涼慷慨的文人。
後人有詩歎楊修「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也說「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楊修之死給我們留下了重要的啟示：一是才不可盡露，傲氣不可彰顯；二是，事不可點破，不能太不給主人面子。楊修是歷史的一面鏡子，他的死雖然可惜，可他死的確實使後人清醒：人不可有傲氣。有了傲氣的人，往往會自命不凡，認為自己能幹，比別人高出一籌，從而目中無人。這就是他今後失敗的先兆。有了傲氣的人，當成功的時候，讚揚、奉承之詞迎面撲來，他就會飄飄然，聽不進批評和忠告，辨不清真假與是非，最終還是失敗。對於這種人來說，成功無異成了「毒藥」。
據《史記》中記載，孔子曾經拜訪過老子，向他請教禮儀。老子告誡孔子說：「一個聰明而富有洞察力的人身上經常隱藏著危險，那是因為他喜歡批評別人，因此，一個人還是節制為好，切不可處處佔上風，而應當採取謹慎的處世態度。」這就告訴我們，做人切不可太盛氣凌人，而是要謹言慎行、謙虛待人。事實上，倘若一個人能夠謙虛誠懇地待人，便會得到人們的好感，若能謹言慎行，則更會贏得人們的尊重。
有一部分傲骨文人，在特立獨行、堅持原則之後，既未遭殺頭，當然也未被高看一眼，而是被「貶官」。但是，其「官」貶而「文」不貶。「貶」而發奮，竭力地反思社會人性與制度，創出了燦爛的文化奇觀。從屈原、司馬遷之後，貶官們都在各自擅長的領域演義了一番，硬是將灰暗的命運抹上了一道亮麗的色彩，於不自覺中形成了一種「貶官文化」。
◎腹有詩書氣自華
一切文明的第一本質在於它們與非文明的區別。這一點遠比文明與文明之間的區別和衝突重要。因此，只要是文明，就不必在互相對比和衝突中過於自卑，或過於驕傲。
——《借我一生》
人生的道路往往坎坷不平，失敗和挫折隨時都會降臨，冷眼、諷刺也會隨之而來。對待這些是唉聲歎氣地把原因歸於「自己天賦不足」，從此一蹶不振呢？還是不怕嘲諷，尋找原因，迎著困難而上？這就要看是否有「傲骨」。那麼如何培植我們的「傲骨」呢？如何做一個有志氣、有信心、失敗後並不氣餒，相反，會頑強不屈在新的基礎上不斷探索的人呢？
宋代文學家蘇東坡說得好：「腹有詩書氣自華」（《和董傳留別》）。書，給我們帶來了智慧的源泉和精神的力量；書，給我們帶來了遐想和樂趣；書，宛如是神聖的殿堂，那麼另人心馳神往；書，好似一葉小舟，載我們駛進浩瀚的知識海洋！
著名劇作家莎士比亞說，「生活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文學家高爾基也曾說過，「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作家弗蘭西斯·培根也說：「史鑒使人明智，詩歌使人巧慧，數學使人精細，博物使人深沉，倫理之學使人莊重。」一個不愛讀書的人，是絕對談不上有什麼高雅氣質的，「氣」是包裝不出來的。
「腹有詩書」還有一個典故，據傳，被尊為「醫中之聖」的李時珍一生喜愛讀書，在他的家鄉，有一位庸醫，不學無術，不但喜歡假裝斯文，還購買了許多醫書以此來炫耀自己。有一年，梅雨季節剛過，庸醫命家人將藏書搬到院子裡曬。各種古典醫書攤開滿滿一院子，他自己洋洋自得，在院子裡懶散踱步。這恰好被路過的李時珍看到，他一時興起，便解開衣襟，躺在曬書架子旁邊，袒胸露腹，也曬起「書」來。庸醫一見，莫名其妙，驚問道：「您這是做什麼？」李時珍答道：「我也在曬書呀」。庸醫問：「先生的書在哪裡呢？」李時珍拍拍自己的肚皮，笑著說：「我的書都裝在肚子裡。」
這個典故顯然是在譏諷挖苦庸醫的不學無術、賣弄斯文。評價一個人的知識，不在於書架上擺有多少書，而在於腹內裝有多少書。也就是說，要看這個人是不是真正喜歡讀書學習，是不是真有學問。
讀書，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孔子讀《周易》時，至韋編三絕；西漢學者匡衡，少時為借書，寧肯給別人幹活不要工錢；劉向曾說「書猶如藥，善讀可以醫愚」；晉代孫康「如囊螢，如映雪」；明末顧炎武「白頭至老，未嘗一日廢書」等等，這些都讓人欽佩不已，古人的治學精神實在讓人感動，就是在近代史上，大凡有成就的人也無不重視讀書和學習。
被譽為「文化崑崙」的著名學者、作家錢鍾書，平生淡泊，獨鍾情於書，人謂「書癡」。錢鍾書出生於書香門第，以週歲抓「周」抓到書而取名「鍾書」。過嗣伯父後由其開蒙讀書。七八歲時，已能囫圇吞棗地閱讀家藏的或書攤上租來的「正經」和「不正經」的小說。14歲時，曾借讀到大批通俗文學雜誌如《小說世界》、《紅玫瑰》、《紫羅蘭》等，乃恣情瀏覽。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喜博覽中西圖書。上課時從不做筆記，但常一面聽講，一面閱讀與課程無關之書。他的同學饒餘威在《清華的回憶》一文中寫到錢鍾書時說：「他自己喜歡讀書，也鼓勵別人讀書。他還有一個怪癖，看書時喜歡用又黑又粗的鉛筆劃下佳句，又在書旁加上他的評語，清華藏書中的畫線和評語大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筆。」
錢鍾書讀書完全出於喜好，「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楊絳《記錢鍾書與〈圍城〉》），「似饞嘴老貪吃美食：食腸很大，不擇精粗，甜鹹雜進」。尤喜讀「極俗的書」，而精微深奧的哲學、美學、文藝理論等高頭講章，則像「小兒吃零食那樣吃了又吃，厚厚地一本本漸次吃完」。亦喜讀詩歌。至於厚重的大字典、辭典、百科全書等工具書，他「不僅挨著字母逐條細讀，見了新版本，還不嫌其煩地把新條目增補在舊書上」。讀書同時還兼作筆記。從其自題詩句：「書癖鑽窩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晨書暝寫細評論，詩律傷嚴敢市恩」等句可見其讀寫之情。
而錢鍾書的「傲骨」事跡也不是乏善可陳的。一代「鬼才」黃永玉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錢鍾書的事跡，說道：「文革」中，上面忽然大發慈悲通知學部要錢先生去參加國宴，辦公室派人去通知錢先生。錢先生說：「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那麼，我可不可以說你身體不好，起不來？」「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這又是何等的傲骨！楊絳先生說，人是有良知和靈性的。可見，與其用任何華麗的外衣來武裝自己，都不如用知識武裝自己。「知識就是力量」，讀書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精神成長，拓展著一個人的人生寬度，涵養著一個人的精神氣質。讀書能增長知識，開闊眼界；讀書能明白事理，增強能力；讀書能陶冶性情，德潤人心，沿著書籍構成的階梯，學做人，學做事，攀上一個又一個科學的高峰，爭取不斷超越，走向卓越。讀一本好書，可以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讀《論語》，讓我們懂得了什麼是高尚的情操，怎樣做一個胸懷坦蕩的君子；讀《西遊記》，讓我們明白了什麼是不怕苦、不怕難、堅持到底的勝利精神；讀《簡·愛》，教會我們如何做一個智趣高尚、心靈豐富的人；讀《基督山伯爵》，教會我們如何做一個沉著冷靜、毅志力強的人……讀東方傳統典籍，可以品位它的情辭並茂和垂之久遠；讀西方的名著，可以體味其博大的人文關懷和自由思想。余秋雨先生在談到自己讀書時的情景曾說，「我讀過一些古典名著，開始可能會讀錯，但寧可讀錯也要讀，逐漸會走出錯誤，從而提高自己」。
博覽群書，你可以擁有幽雅的氣質，脫俗的情味，伶俐的談吐，靈慧的頭腦……
通過讀書，你可以播種陽光，揮灑青春，啟迪愚昧，創造文明……
但是，目前我國國民的讀書現狀卻令人擔憂：圖書閱讀率雖然止住跌勢，但其形勢仍不樂觀。據第五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統計，2007年，我國國民圖書閱讀率僅為48.8％，與紙質圖書的實際閱讀狀況相對比來，目前紙質讀物的「淺閱讀」趨向愈加明顯。而網絡閱讀作為一種新興的讀書方式，正隨著電子技術的日漸普及，獲得越來越多的讀者尤其是青少年讀者的青睞。在不讀書的原因中，排名第一位的是「沒有讀書的時間」；其次是「沒有讀書的習慣」。
傳統閱讀不能丟，「沒時間」更不是不讀書的主要原因。魯迅先生曾說過：「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只要你願意擠，總是有的。」他本人就是把大家喝咖啡、談天的時間，用在了學習上。最終魯迅寫出了許多好文章，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現實生活中，不論你的學識有多高、稱謂有多少，你學到的知識都只是知識海洋中的一滴水，何況當今新知識不斷湧現，知識的陳舊率和淘汰率速度日益加快。立身以立學為本，立學以讀書為要。「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周易》）認識當自強，生命應無悔。余秋雨先生在談到讀書時說：「怎樣才能提高生命質量？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集中人類歷史上別的力量加固自己，才能成為一個不平凡的人。而個人的魅力會傳遞給學生、孩子、家人和周圍的人……」
文人政治的隱憂
◎折腰的那些文人
中國古代，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文官之顯赫，在官而不在文，他們作為文人的一面，在官場也是無足觀。
——《陽關雪》
在任何體制之下，每一時代最顯著而且最巨大的力量都是政治，對個人最直接、最尖銳的威脅無疑就是政治權力。社會的前進離不開政治權力的協調，文人的發展也需要政治的推波助瀾。早在孟子之時，他就曾說過：」士與仕，猶農夫之耕也「，他的話就已經為中國文人立下了出路，指明了發展方向。因為文人只有將其學問知識與政治有機結合，才能體現文人文化的價值，才能展現文人的才華。脫離了政治的舞台，文化就成了單純的文化，沒有生命力的文化。是政治賦予了文化以輝煌，給予文人崇高的地位，使他們有了高官厚祿的滿足。
可以說，中國古代的政治是文人的政治，文人通過品質或者讀書考試取得官職，文人的儒家思想通過社會政治發揮其功能。大多數的士大夫，都兼有官僚與文人雙重身份，上堂審理案件，退堂吟詩作賦。歷代通往仕途的道路，從漢的察舉，到晉的九品中正，隋唐至清的科舉制，為文人走上仕途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
在中國封建王朝兩千多年的歷史中，積極融入政治體制中的儒生，當然不乏一些有志於弘道，真正關心民間疾苦的可稱為知識分子的官員，但更多的是一大幫不足以安邦定國，甚至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迂儒、俗儒。他們所追求的，不過是榮華富貴、封妻蔭子，而他們一旦從文人轉化為官僚，便變得尊君從勢、阿諛逢迎。正是歷史現實中每一朝代都充斥著這樣的官僚，中國社會才長久地陷於動亂與腐敗的泥淖之中。
宋朝是我國歷史上重要朝代之一。宋代歷史上湧現出許多頗具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科學家、英雄豪傑、仁人志士，以及獨領一代風騷的文人墨客，堪稱人才輩出的時代。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奸臣——秦檜，便發跡於這個朝代。長期以來，秦檜一直被視為漢奸或賣國賊，用臭名昭著、遺臭萬年的詞彙形容他一點都不為過，但他的另一個身份就是文人，而且滿腹經綸、才華橫溢，絕對稱得上是文人中的文人。
秦檜出身於書香門第，登仕之前，做過私塾先生，教書育人。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他不僅科舉高登進士第，還是新科狀元，連夫人都是絕色佳人加才女。他曾任禮部尚書，兩任宰相，前後執政十九年。而且，秦檜還是書法大家，寫得一手天下絕倫的好字，開創了一代書風，我們所說的細明體，實際上就是秦檜創造的。除書法超絕外，秦檜的詩詞歌賦、琴、書、棋、畫都稱得上上乘。但就是這樣一位文人中的文人，一遇政治，晚節不保。在南宋抗金勝利，全民士氣高漲的時刻，他害死了岳飛等抗金名將，受到歷代人民的唾罵，遺臭萬年。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廟裡，還高掛著葉劍英元帥手書的「心昭天日」的巨匾。大殿裡岳飛塑像是紫袍金甲，氣宇軒昂，按劍而坐。秦檜、王氏的鑄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飛墓地牆根的鐵柵欄裡，可憐了他的一代「秦體」也因為名聲不好，而只能稱為「細明體」。
孟子曾斥責公孫衍、張儀為「以順為正，妾婦之道」（《孟子·滕文公上》），在這裡用來斥責那些甘為附庸的官僚文人也是十分恰當的。文人去做官，未必都是好官。眾多的文人一但進入官場，常常把聖人的教導拋到腦後，按官場套路行事，為非作歹的每朝每代都有，比如說上面提到的秦檜。歷代的一流文人，沒有一個是小人；但為高官者，往往會出現一個半個禍國殃民，比如和珅。
大清王朝二百九十六年，和珅是清朝所有大臣中最為貪婪的一個，即使在歷史的緯度上，他的「貪」也是可圈可點的。經查抄，和珅財產的三分之一就價值二億二千二百萬兩白銀，玉器珠寶、西洋奇器無法勝數。他的家產相當於當時清政府國庫15年收入的總和，正如民間諺語所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然而，誰又知道一代貪官和珅也是文人出身呢？
據嘉慶年間整理的《和珅列傳》記載，和珅並非後人傳說的那樣不學無術。他出生在一個並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但從小就受到較好的教育，十來歲時被選入鹹安宮官學，接受儒學經典和滿、漢、蒙古文字教育。兒時的和珅天資聰穎，勤奮而有才華，且記憶力驚人、聰明決斷。乾隆在《平定廓爾喀十五功臣圖贊》中特別提到和珅精通滿、漢、蒙古、西藏四種文字。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20歲的和珅繼承祖上三等輕車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參加順天府科舉鄉試，雖沒有考中舉人，但沒有功名的和珅，後來卻多次成為科舉的最高一級考試殿試的讀卷官，參與《四庫全書》等多部典籍的編撰。
乾隆一生喜愛作詩，愛擺弄書法，且書法作品很見功力。和珅在詩文和書法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比如他的字跟乾隆的很是相似，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因此乾隆後期的一些詩匾便是和珅代筆的。據考證，如今掛在北京故宮崇敬殿的御制詩匾，即為和珅代筆。
和珅的文章也寫得像模像樣。據史料記載，和珅被關進牢獄的第七天，即正月十五元宵節，在大牢中寫下一首題為《上元夜獄中對月》絕命詩。單從這首詩的文采來看，如他自己所認為的，他是有才的，和珅在詩中認為自己被處死的原因也是由於才華導致。當然他的下場不能完全如他所說，歸咎於他才華的超眾，但他的才華，的確是讓他在乾隆年間，做到了文華殿大學士、首席軍機大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嘉慶皇帝雖然在乾隆死後十五天，就迅速地殺掉了和珅，但是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清國史館將編好的《和珅列傳》送嘉慶過目。嘉慶見記載極簡單，只記錄了和珅的官階履歷，很不滿意。他批示：和珅並非一無是處，他「精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貪鄙成性，怙勢營私，狂妄專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罰，為此嘉慶下令重新編寫。
一介文人，「誤入仕途」，害人害己，終落得抄家自盡的下場，其一生對清王朝的根基動搖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余秋雨先生在《蘇東坡突圍》中說得好，「中國世俗社會的機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願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利用他、搾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拒他、糟蹋他、毀壞他。」
政治對於文人，總是會想盡辦法去引誘、拉攏，將他們全部異化為「政治」，上升為統治階級的工具。而那些流落在民間的文人，總是會被政治所排斥，懷璧游離在正統文化之外。文人大都是感性的，而政治卻要求理性。當文人由感性變為理性，他便不是文人，而是被政治同化掉的「官文人」，戴上了「官」帽便不免有些「冠冕堂皇」的色彩，究竟是文人還是政客就說不清了。
中國文人注定是悲哀的，在政治上他們永遠只是帝王利用的工具，他們不可能分享帝王的權利、利益，他們的氣質以及童真的一面注定他們玩不起政治，只能是被別人操縱的角色。「一為文人，便不足觀。」歷史上還有那麼一群文人，才華橫溢，為了百姓，登上廟堂。憑著那種文人獨有的浪漫情懷，那種思維方式，去理解政治的現實與殘酷。猜不透，玩不轉，最終的結局只能是悲哀。
◎謫貶文化的前沿
一個風雲數百年的朝代，總是以一群強者英武的雄姿開頭，而打下最後一個句點的，卻常常是一些文質彬彬的淒怨靈魂。
——《一個王朝的背影》
中國的文人大都有「學而優則仕」、「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政治情結，綜觀古今，幾乎沒有一個不與政治牽連的，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他們常常以「積極入仕」，「濟蒼生」、「安社稷」、「安黎元」的憂國憂民思想為己任。但是他們懷揣的美好夢想，最終都會被殘酷的現實、政治鬥爭的波譎雲詭撕得粉碎。政治給了文人以榮光的同時，也給了他們以黑暗：有被打壓趕殺的淒慘，有被排擠靠邊的失落，有被遺棄放逐的無奈！他們似乎命中注定是為政治而生，為政治而死，即使有了憤慨，有了悲鳴，有了不平……文人仍需要政治，政治也離不開文人。他們在榮光中追求輝煌，在黑暗中追求光明，這既是做文人的喜悅，也是做文人的無奈和悲哀。他們似乎陷進一個永遠走不出的怪圈：代代相承、週而復始。於是，我們看到，失意落魄的文人傲骨嶙峋，位居險要的文人殫精竭慮，國破家亡的文人聲嘶力竭，猶豫不定的文人躊躇前行。
大學問家孔子，生於亂世，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有一腔報國之熱血。對治理國家的許多問題，也常常進行思考，發表一些見解，但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是一個悲劇，最高統治者對於他始終是採取一種若即若離、敬而遠之的態度。他真正參與政治的時間只有四年多，在這四年多的時間裡，他幹了不少事，職務提升也很快。但終究因為與當權者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那時他已50多歲，迫於形勢，他離開了魯國，開始了被後人稱之為周遊列國的政治遊說，14年中，東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險，險些喪命。後雖被魯國迎回，但魯終不用孔子。聖賢尚困苦，何況是普通的文人呢。
余秋雨先生在《洞庭一角》一文開篇就提出「貶官文化」這個概念。古制中國，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貶謫。在數不清的遭貶人員中，常常有飽讀詩書之人。貶了官，失了寵，摔了跤，悲劇意識就來了。這樣一來，文章有了，詩詞也有了。過些時候，或過了一個朝代，時過境遷，天子覺得此人不錯，撥亂反正，恢復名譽，於是受貶官員人品文品雙全，傳之史冊，通之後人。又因他們在受貶期間親熱過山水亭閣，足跡所到之處，便成了遺跡，這便形成了貶官文化。
產生這樣的文化，其根源主要在於當時封建社會不合理的制度對於人性的壓制。「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進而迸發出思想的火花。這種貶官文化在中國佔有很大的比重，在國外則顯得不多，恰是因為形成貶官文化的這一群體，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接受著正統的儒家思想教育，形成了一種有別於他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這種思想並沒有像西方近現代民主思想一樣，把君主從神祇上驅逐下來，以分權制衡，而是承認君主一人專制的絕對權力地位，而企圖以「仁」、「禮」軟化君主權威，企圖使君王成為視民如子、愛民如子的權威。而他們對自己在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則是以「師」、友、臣的身份來協助君主。
《論語·泰伯》載有這樣的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到了唐代，韓愈又提出「文以載道」文學必須承擔道德內容。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更確認了文人萬世不朽的神聖使命。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曾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憂」便是中國古代那些文人的精神底色。
公元1046年，范仲淹因倡導變法被貶，恰逢謫守岳陽友人騰子京重修了岳陽樓，便邀其寫一篇樓記。落寞之人，情感百轉，看浩瀚洞庭，想人生榮辱，在痛定思痛之後，觸景生情寫下膾炙人口的著名《岳陽樓記》。文章開頭即寫，巴陵洞庭，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而後又寫洞庭，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長煙一空，皓月千里……岳陽樓之大觀被范仲淹寫得淋漓盡致，並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豪邁之語。也正因如此，余秋雨先生說他的「胸襟大了，洞庭小了」。我們可以看出，范仲淹儘管困惑，儘管困苦，卻依然樂得其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謂「痛並快樂著」。我們看范仲淹《岳陽樓記》的時候，所領略到的也就是作者的偉大情操。但他所說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因為這個「天下」只是儒家思想的「大一統的天下」。
《岳陽樓記》算得上是貶官文化的上乘之作。是中國古代貶官文化中洋溢著極其人性化的一種溢光流彩的道德展示。中國文化中多了諸如范仲淹之類的文化人格，亦是中國文化的幸運。然而，他們卻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因為，命運之神畢竟是失落了他們，畢竟是讓他們忍受了太多痛苦與磨難。在范仲淹之前的柳宗元，也沒有躲過被貶謫的命運，而且是一貶再貶。余秋雨先生在《蘇東坡突圍》中說道「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於他所處的具體時代」。
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貶至永州任司馬，心情極為抑鬱，當他面對永州那荒涼無人賞識的山水時，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了其中，化做了美妙絕倫的文章。十年後，被貶永州的柳宗元被一紙詔書召回長安。他按捺不住喜悅，急急趕去。從永州至長安，他經過了汨羅江，屈原的形貌在他的心中立即交疊了起來。他隨口吟道：「南來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汨羅遇鳳》）看此詩不知是歎服屈原的悲壯境遇還是對自己回長安的懷疑。柳宗元喜氣洋洋地回到長安，兜頭而下的卻是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筆一劃，他又被貶到了更為邊遠的柳州。
這一貶再貶，無疑是當頭一棒，此時與淒楚南歸的柳宗元同行的還有劉禹錫。兩位大文豪有著同樣的命運，自然感同身受。分手之際，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綻，隨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南行。」（《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到了柳州的柳宗元，已不再是朝廷棋盤中一枚無生命的棋子了，他憑藉著自己的文化人格，營築著一個可人的小天地。他不屈地挖井、辦學、種樹、修廟，可能由於過度勞累，年僅47歲便客死柳州。
歷史是這樣的無情。無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貶，會不會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樣好的文字？無論歲月怎樣流逝，只要翻閱柳文仍然會為其折腰，這不僅是因為他留下了許多凝結著悲天憫人思想的不朽詩文，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有著自己的獨立文化人格，而不再是朝廷棋盤上的一枚無生命的棋子。文字能夠如此穿越時空，恐怕是受貶者自己也沒想到的。
比前兩者被貶之經歷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要算是大文豪蘇東坡了，他就像個皮球，被皇帝赦了貶，貶了赦，反反覆覆可謂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貶之事不是很絕望悲憤，而是「得意時淡然，失意時泰然」真可謂一代文學宗師風範，「貶官文化」的集大成者。蘇東坡一生都在積極入仕，卻因封建朝廷的黑暗總是讓他與政治無緣，可悲可歎。在一路被貶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他一個又一個的文學創作高峰。他留給後人的不僅是豪邁的思想，豐碩的文學果實，還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資源，文學化作了景觀，比如西湖上著名的蘇堤。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說過「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難中顯現人性、創建文明，本源於他們內心的高貴」。
中國古代文人在內在理念上追求著自我精神的昇華與超越，實際上，他們對賴以批判現實的那種理想政制是相當模糊的。因此，他們始終不能找到一條真正可能實現善治的道路。在儒家思想的主宰之下，文人們即使不滿足現實，但是他們能夠希翼的，也只是有一個願意施行仁政的君主。然而，在中國歷史現實中，幾乎從來沒有一個君主及其治理的國家實現過文人們的願望。
余秋雨先生讚歎這些由於政治鬥爭而遭受陷害的文人，他說：「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氣，三分自信，華夏文明，才不至於全然黯喑。」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中國古代的文人常常在政治黑暗時，或者在某個政治低潮期，尋找自己精神上的烏托邦，這也是中國古代文化之所以產生輝煌的一個因素。也正因如此，中國的文采華章就更有了張力。可以說貶官中的傑出者對我們這個民族的貢獻委實難以估量，是他們引領了中國文學、藝術、哲學一次次攀上高峰。」
但是，「如果每宗學問的弘揚都要以生命的枯萎為代價，那麼世間學問的最終目的又是為了什麼呢？」當然，也有一些入仕的文人被政治的爾虞我詐所傷，忍受不了反覆無常、風雲變幻的政治官場，從此歸隱，或隱於山水之間，或遁世宗教。他們確實承載著中國精神的一面旗幟，一代一代流傳，他們的政治得到我們的認同，文化得到我們的認同，精神也同樣得到我們的認同。
靈感的不竭來源
◎縱情盡興山水間
我發現我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較深腳印所在，說明我的心底的山水，並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
——《陽關雪》
中國山水千姿百態，可謂得天獨厚；中國又是文明古國，歷代人文薈萃。這自然與人文的兩大特點，孕育出豐富多彩的中國山水文化。中國許多的名山勝水，不僅自然景觀雄奇秀麗，而且沉積著深厚的文化，閃耀著燦爛的異彩。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提到，「我發現自己特別想去的地方，總是古代文化與文人留下較深腳印的所在，說明我心底的山水並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種『人文山水』。這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對我的長期熏染造成的。」從歷史文化極為豐富的山山水水間，可以追尋古代文人的足跡，可以發掘出古代文化的沉澱。
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是在自然山水間孕育出來的。自然環境本身不是山水文化，而是它賴以生成的客觀條件。山水文化作為人類特有的創造，是人與自然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晶。莊子認為，人類行的目的便是「絕聖棄智」，打碎加於人身的藩籬，將人性解放出來，重新復歸於自然，達到一種「萬物與我為一」的精神境界。後被漢代思想家、陰陽家董仲舒發展為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體系，由此構建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
中國古代文人對政治的逃避，絕大多數是因為對政治黑暗、腐敗的憎惡，或是在官場被排擠。一人專制的政治體制下，文人的生存環境是相當惡劣的。漢文帝時期，文人賈山這樣描述皇權的恐怖：「雷霆之所擊，無不摧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在這種無比強大的壓力感的壓迫之下，文人的心境往往從憂患被推向絕望。余秋雨先生在《為自己減刑》中說，人類的監獄有兩種：有形的和無形的。人世間「把自己關進心造的監獄裡」的人不少，這就是「在自由中設置不自由」。有人能夠在有形的監獄中，即「不自由中尋找自由」。文人們雖然絕望，雖然痛苦，但內心是清醒的，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都藏著一個山水田園。於是許多文人便不得不把強烈的入世使命感藏起來，最終，離世俗越來越遠，走向田園，步入山水。余秋雨先生在《陽關雪》中說過「一旦這種所謂的理想、抱負不能實現，便不免會在自然的風景中尋找寄托」。
縱觀中國歷史，幾乎每一個時代都有一批文人這樣躲避現實，成為「隱者」。從《論語》中嘲笑孔子的老人到魏晉的孫登、陶淵明，再到風流天下的孟浩然，他們代表著天下聖賢淡薄心志的最終宿命。更多的人則把生命終老於山水田園，並且默默無聞地度過恬然一生。他們帶著濃郁的絕望扼殺了自己的理想、志向與抱負，轉而放任生命之水在歷史的長河中悄悄地流淌、終了。在那樣一個扼殺人性的時代，只有超出方外，醉心於靈魂，才能在超然獨立中解放自己，從而獲得精神意義上的突圍。
有人說人生有三重境界：一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二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三是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涉世之初，我們對一切事物都充滿了好奇與新鮮，用一種童真的眼光來看待眼前的事物，萬事萬物在我們眼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固執地相信看到的就是最真實的。然而，塵世之中有太多的虛偽存在，看到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我們很容易在現實裡迷失了方向，隨之而來的是迷惑、彷徨、痛苦與掙扎，有的人就此沉淪在迷失的世界裡，我們開始學會用心去體會這個世界，對一切都多了一份理性與現實的思考，山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山，水也不再是單純意義上的水了。第三重界是一種洞察世事後的反璞歸真，但並非人人都能達到這一境界。人生的經歷積累到一定程度，不斷地反省，對世事、對自己的追求就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明白了自己追求的是什麼，要放棄的是什麼，這時，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只是這山這水，看在眼裡，已有另一種內涵在裡面了。
究竟有多少文人能夠在這三重境界裡由人修煉成龍，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看到了，在踏遍千山萬水，經歷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雨露滋潤後，更多的文人墨客，置身在禪意盎然的風景中，一顆顆被生活的塵埃所沾染的心變得越發純潔，臉上僵硬的肌肉也變得越發柔和。回想起曾經的黯淡無光，如今的清新山水顯得更具有永恆的價值。那是因為神奇的自然界，給予了人類太多的思考與感動。
中國以山水之美著稱，又以詩國名世。山水養育了詩歌，山水造就了文人的風采，文人增添了山水的靈性。沒有山水的熏陶，文人便缺少了靈感與源泉；沒有文人的妙筆，山水也缺少了精神和韻味。晉宋易代之際，人們的思想、審美趣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著名文論家劉勰在其《文心雕龍·明詩》中說，「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很精闢地指出山水詩取代玄言詩的發展趨勢。那種寄情山水的放達灑脫情懷，曾感動了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余秋雨先生評價他們「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也有人將那個時代的文人身上所特有的情懷，親切的尊崇為「魏晉風度」。
謝靈運可以說是「第一個在詩裡全力刻畫山水的人」（朱自清《經典常談》）。作為山水詩的鼻祖，謝靈運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詩人，其詩充滿道法自然的精神，貫穿著一種清新自然恬靜之韻味，一改魏晉以來晦澀的玄言詩之風。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諸大家，都曾取法於謝靈運。除詩文創作外，他還兼通史學，精通佛教老莊哲學，工於書法、繪畫。宋文帝劉義隆曾稱賞他的詩和字為「二寶」。他跟廬山東林寺的名僧慧遠有深交，儘管慧遠比他大五十來歲，兩人還是很投緣。慧遠圓寂後，他特地寫了一篇祭弔的名文《廬山慧遠法師誄》，一時洛陽紙貴。
同時，謝靈運也是第一位見諸史冊的大旅行家。他酷愛登山，而且喜歡攀登幽靜險峻的山峰，高達數十丈的巖峰他也敢上，可以說是古代第一位攀巖運動的先行者。他登山時常穿一雙木製的釘鞋，上山取掉前掌的齒釘，下山取掉後掌的齒釘，於是，上山下山分外省力穩當，這就是著名的「謝公屐」。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就有「腳著謝公屐，身蹬青雲梯」。
謝靈運其人其詩，可以用前人所說的「得罪於當時，得名於後世」（轉引自黃節《謝康樂詩注》《登池上樓》下引「吳伯其曰」）十個字加以概括。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命他出任臨川內史，但他還是不理政事，終日出遊，被地方官員糾彈，要治他的罪。謝靈運不服，反把有關吏員扣押起來。他還賦詩一首：「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將劉宋王朝比作暴秦政權，並以張良、魯仲連自比，暗示要像他們那樣為被滅亡的故國復仇雪恥。這種行為和言論，加重了他的罪名，被判免死流放廣州。可是剛到廣州，朝廷的公文又到了，誣他又犯下了新的叛逆罪，命令將他就地正法。元嘉十年（公元433年）10月，謝靈運在廣州被處棄市刑（當街斬首），死時僅49歲。一代文豪猶如一顆流星，在歷史的天空劃過一道短暫而耀眼的光芒，倏然而逝。
余秋雨先生在《霜冷長河》中說：「舒一舒眉，為自己減刑吧。除了自己，還有誰能讓你恢復自由？」人生應以樂觀的精神，開闊的胸襟，面對一切坎坷，獲得自我解放。只要「舒一舒眉」，就能從心造的監獄中自我釋放出來，於人於己，均有裨益，何樂而不為。漫漫人生路，飄忽天地間。古往今來，朝代的變遷，歲月的流逝，仍動搖不了文人與山水所結下的不解之緣。如果這世界上真的有著文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天國，那它一定隱藏在連綿起伏、重重疊疊的千山萬壑中，隱藏在每一個渴望山水的文人心裡。
◎幽蘭寂寞水自流
文人總未免孤獨，願意找個山水勝處躲避起來；但文化的本性是溝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著高層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種聚會，哪怕是跨越時空也在所不惜。
——《廬山》
孔子曾說過：「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自古以來，文人墨客總是投身於自然山水之中，怡情悅性、歌詠吟唱。靈秀的山水與多情的文人結合的結果，便是那一篇篇傳誦千古的山水美文，山水憑借文人的筆墨，向世人述說著它們的感知。這其中溶進了歷代多少文人雅士的靈魂，抑或打造了多少流傳千古的佳話傳說，從動到靜，從有到無，這都是文人對山水神韻的一種體現。他們要的是一種清幽，而這種清幽只能在山與水之間尋得。
山依舊佇立著，水依舊流淌著，唯獨賞山觀水的人變化著，他們用心去領略，用筆去書寫。於是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有了自己的靈魂，有了自己的歷史。
廬山，位於長江之濱、鄱陽湖畔。以雄、奇、險、秀聞名於世，素有「匡廬奇秀甲天下」之美譽。巍峨挺拔的青峰秀巒、噴雪鳴雷的銀泉飛瀑、瞬息萬變的雲海奇觀、俊奇巧秀的園林建築，一展廬山的無窮魅力。據說廬山一年中大約有一百九十二天左右要在雲霧中渡過，雨水十分充沛。幾千年來，廬山優美的自然景觀，優越的地理環境，引來了無數文人墨客，高僧羽士。他們徜徉流連，興之所至，潑墨揮毫，吟詩題詠，為廬山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化遺產。這也是廬山之所以成為我國著名的山水文化名山不同於其他名山的特點，廬山的這種特點更貼近於一種「人文山水」。
春觀雲霧，得蘇東坡古今傳誦之佳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淋漓盡致地描述了霧罩廬山的朦朧之美；夏看瀑布，一首李太白的《望廬山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可謂家喻戶曉，把廬山瀑布渲染得壯觀而浩瀚；秋觀紅葉，自是「楓葉紅於二月花」的斑斕燦爛；冬賞雪景，「朝日照積雪，廬山如白雲，始知靈境杳，不與眾山群。樹色空中斷，泉聲半天聞，千座冰玉裡，何處看匡廬？」明代詩人王世懋的《廬山雪》，惟妙惟肖地描繪出了廬山的冬日雪景。讀古人珠玉般的文字，廬山之高、美、奇、幽、秀被概括得盡致無遺，讓人不禁歎為觀止，眼界隨即開闊。
余秋雨先生在《廬山》中說「廬山本來倒是文人的天地」。而如今因為世俗的擁擠與喧囂，廬山已成為一個個中外「大官人」、「大商賈」的世界，「政治活動、外交談判、軍事決定」的地方，人們避暑，療養，遊人喧鬧世俗的好去處。這是廬山文化的無奈，也是中國文人的辛酸。余秋雨先生說「總有一種歷史氣壓罩住我的全身」，「廬山沒有了文人本來也不太要緊，卻少了一種韻味，少了一種風情，就像一所廟宇沒有晨鐘暮鼓，就像一位少女沒有流盼的眼神。沒有文人，山水也在，卻不會有山水的詩情畫意，不會有山水的人文意義。」將來的廬山也許還會成為文人的天地吧，這是余秋雨先生疑惑中的一點希望。我們也希望廬山能在熙熙攘攘中，構建出一種完全出乎人們意想的文化與名勝的對應。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文人們已習慣地將生活融入自然，用自然體現生活，用墨跡讚美它們，用丹青歌頌它們。這是對時光的感慨，也是對流水的感慨，更是對年華的感慨。我們來自自然，最終也將回歸自然。早在先秦時代，我國就有萬物發端於水，又復歸於水的生命永恆循環（輪迴）觀的思想與信仰，且普遍存在，影響深遠。
清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公認的國學大師，其「境界說」對於20世紀中國文藝境界論有著重大影響。他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清末民初，《國學月報》介紹王國維宣揚和闡釋境界的《人間詞話》「是用新的眼光，觀察舊文學的第一部書」。其後，錢鍾書也稱譽該書「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昧，而非眼裡之金屑」；李長之則評價說：「科學社會主義的新興文藝批評與他無緣……但他被了點西洋近代思想的微光，這是好兆頭。」從這些評價，我們可以看出王國維的美學思想已經具備了「新的眼光」，並使西方美學思想與自己的美學思想融會貫通。王國維談成就事業、談做學問可謂高屋建瓴，鞭辟入裡，可他的死卻給我們留下了一個世紀之謎。幾十年來，猜測、推論，諸見紛陳而時有新見，又因各執一隅而難以定論，遂成20世紀中國文化界一大「公案」。
1927年6月2日上午，這位傑出的學術大師王國維，正值其人生50歲學術生涯巔峰之際，卻在北京頤和園昆明湖自沉棄世。消息甫傳，頓使海內外學界同深哀悼。他衣袋中僅有一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的遺書留給家人。其老友陳寅恪先生對於他的自沉有獨特的見解：「世之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於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余秋雨先生贊成陳寅恪先生的說法，認為王國維先生並不死於政治鬥爭、人事糾葛，或僅僅為清廷盡忠，而是死於一種文化，正如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所述「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王國維是一位具有鮮明個性的文化偉人。在他的個性與思想、生活與著作之間，我們看到存在著一種深刻的統一關係———他的著作就是他的精神自傳，印上了他的個性痕跡。王國維為什麼會選擇「自沉」於水的方式結束人生？又為什麼會選擇昆明湖？當他走向頤和園的湖水，是否覺得只有那片湖水能夠懷抱他的靈魂呢？
報國無門的屈原攜著他的「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驚鴻一瞥地消失在汨羅江畔；名冠「初唐四傑」之首、浪漫不羈的詩人王勃，在歷經生死聚散、奇情流轉後百感交集，行至南海慨然跳海自盡，時年只有26歲；29歲的天才詩人朱湘，面對現實不趨炎附勢，在生活粉碎了他的理想夢幻後，以自沉於江的形式維護了自己人格的獨立；在北京西北郊太平湖投湖自盡的老捨，寧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以保持人格的自尊，而絕不低下高傲的頭顱。正所謂「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魂兮，隨水而居！」流水綿綿，哀歌不斷，撫慰著文人的靈魂；流水潺潺，永保潔質，象徵著文人高潔的心胸，唯流水，才是文人的安魂之所。
山水的俊朗靈秀並非人人都可享受得了的，它只有在擁有一雙慧眼的觀賞者面前才會揭開那層面紗，露出自己誘人的肌膚，敞開自己純潔的心靈。
最後的一根神經
◎唐朝詩壇仙聖佛
詩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絕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潰。至於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麼萬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艱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後又轉過身來在行路者背後指指點點。文人通病，古今皆然。
——《遠行的人們》
山與水憑借文人的筆墨，向世人述說它們的感知。真正的文人似乎都只愛山與水，要的是一種清幽，而這種清幽彷彿只能在山與水間尋得。還有一些文人總愛客居佛院，而佛院又常建於山間。山間的佛院寂靜，給人以許多時間來打理自己的思緒，感受自然界的魅力和哲理。佛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不論是靜山，還是動水，它們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來包容這個世界，而文人就在這之間學會了包容世俗的人間。
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孔子創建的儒家學派，同老莊所代表的道家學派，是孕育於中華本土的文化。而佛教文化原本是外來的一種宗教文化，宗教是人類文化中最富有神異色彩和精神色彩的文化組合，是一種思想文化的極致，具有某種引領人超脫現實痛苦、尋找來生的理想國的麻醉劑作用，這對中國歷代文人精神影響不小。因此，它同道教文化一起，構成了中國古代文人思想元素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部分。讓中國古代文人在現實痛苦中尋求著解脫的園地，並且能夠在一種夢幻式的囈語中達到靈魂的解放與輕鬆愉悅。
起源於東周春秋時期的儒家學說，亦稱為儒學，和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等並稱諸子百家。漢朝武帝時，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如果從孔子算起，綿延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可是中國是否存在儒教，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歷史上的儒教之爭有三次，從明末清初利瑪竇之否定儒教是教，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儒教之爭，再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任繼愈先生重提儒教是教說，每一次都會引發各界極大的討論興趣。他們對儒教問題各執己說，對儒家（儒學）、儒教的態度也各不相同，或抑或揚。有的認為不存在儒教，「儒」是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中的一家，是一個學術派別；有的認為存在儒教，孔子是教主。漢武帝利用政治權利把孔子學說宗教化，定儒教於一尊。隋唐時期佛、道、儒並稱為三教，此後，三教出現合一的趨勢。在封建政權的支持下，儒教體系完成於宋代，它以中國封建倫理「三綱」、「五常」為中心，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宗教思想和修養方法。雖然在認識上各有不同，但是無論稱為「儒教」或是「儒家」，其創始人均是孔子。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文人徹底從中下階層脫離出來並形成獨立的一個社會群體，儒學社會政治層面的功能也逐漸形成和加強，同時儒學作為一般倫理道德修養和政治理想層面的作用便被削弱了。其實，歷代帝王並沒有真正接納」儒學「的思想，他們只是把儒士作為其政治統治的工具。於是文人儒士的那種濟世安民、奉獻自我和實現人生價值的信仰受到了極大的衝擊，許多文人在類似的情形下變得委曲求全、沉默逃避，或者一蹶不振、消極忘世，甚至趨炎附勢，成為權貴的奴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開始自發的反省，並試圖尋求一條新的出路，此時，老莊的處世哲學和佛教思想開始進入了他們的視線。
道教作為中國主要宗教之一，於東漢時形成，到南北朝時盛行開來。漢順帝時，張道陵創道教於四川鶴鳴山，曾在青城山、龍虎山等清幽之處修道煉丹。道教奉老子為教祖，尊稱他為「太上老君」，以《道德經》為主要經典，同時又承襲了古代的巫術和神仙方術。道教徒尊稱張道陵為天師，因而道教又叫「天師道」，後又分化為許多派別。道教的產生和我國山水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密切關係。道教宣揚修道成仙，追求超凡脫俗的「仙境」。神仙信仰起源於神話傳說，古代神話有崑崙和蓬萊兩大系統，都和山水聯繫著。道教認為，除了升天的神仙，還有一些「地仙」，居住於十洲三島、洞天福地。由此，一些洞天福地便成了人間的佳境，道侶期蔭仙風而棲息於此，遊人仰慕名勝尋跡而至。為道教所染跡的山水，沉澱著中國特有的文化。
道教到了唐代，繁衍發展到了鼎盛時期。李唐王朝皇帝自李淵始，尊奉老子為皇族祖先；奉《老子》為「上經」、「真經」，列為群經之首，並列為士人考試必讀之書；封道教為「國教」，以道教思想治理國家，最終成就了「貞觀之治」。唐玄宗崇道，又成就了「開元盛世」。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序》中曾說：「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就出生在這樣一個把道教思想作為統治階級思想精髓的時代。
少年時的李白，學習內容非常駁雜，但又以道家思想為主。他常去戴天山尋找道觀的道士談論道經。後來，他與一位號為東巖子的隱者隱居於岷山，潛心學習，多年不下山。李白對隱逸術仙生活的喜愛，貫穿他的一生。李白的抱負很大，希望做帝王的輔弼大臣，在政治上有赫赫的建樹，然後再像范蠡、張良那樣，捨棄卿相之貴，浮游江海，棲隱山泉。其功成身退的想法，從思想淵源而言，就是來源於道家。天寶三年（公元744年），李白被唐玄宗賜金放還，離開長安，《夢遊天姥吟留別》正是作於此時。瀛州，虛無縹緲，不可尋求，而現實中的天姥山在浮雲彩霓中時隱時現，這種神仙般的地方成了李白精神寄托的地方。
李白有一個不安定的靈魂，他有更高更遠的追求，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憤怒仍然鬱結於懷，功成身退的願望難以實現。政治上的失意，使他思想中的消極因素有所滋長。他在失意的時候總是想到道教，想到煉丹隱遁，想到縱酒遊歷。他在求仙學道生涯中尋求精神寄托，並以此睥睨塵俗，傲視帝王。李白的失意不同於其他文人碰壁現實後的沮喪，而是一種蔑視群小、蔑視權貴的兀傲。他非常注重個人的感受，高興就狂笑，悲傷就狂叫。我們可以發現李白很少有嚴謹的律詩，而且大部分用第一人稱寫詩，這就是他和道教所追求的那種對自身、對個性的解放和釋放的表現：「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他以這兩句詩一吐長安三年的鬱悶之氣。這種兀傲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道教思想與現實社會碰撞的結果。唐代的道教文化影響李白的一生，雖然沒有使他「功成」，實現他「願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的理想，卻助他成為了一位偉大的「詩仙」。
開創了現實主義詩風的杜甫，被後人尊為「詩聖」，比李白小11歲。兩人同為唐朝詩壇巨擘，但由於二人家世、文化教育信仰的不同，導致其性格氣質和人生經歷的不同，進而，他們的詩作風格也迥然有異。
杜甫的家世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他在《進雕賦表》裡所說的「奉儒守官」，即他的家庭是崇奉儒家，遵守儒家道德規範的；二是他十三世祖杜預所說的「立功立言」。杜甫出生在這樣一個有著詩書傳統的官僚世家，其家風必然對他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詩歌創作產生深遠的影響。儘管至杜甫時，家道中衰，甚至於窮困潦倒，但他一直保持著家庭祖傳的基因，堅持「奉儒守官」和「立功立言」的傳統家風。他對儒家思想的信仰可說是相當執著的，堪稱是儒家仁愛精神的一個傑出闡釋者。「奉儒」就是要遵循儒家政治、道德、理想和觀念，就是要忠君、愛民、濟世、宗仰堯舜、實行仁政。杜甫的抱負和李白一樣，都是要為官，幹一番事業。他一生都在為實現堯舜的「仁政」而奔走著、呼喊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使杜甫形成了積極用世、仁愛、廣博、寬厚、忠慈的性格和襟懷。而當他的忠君、濟世的仁政理想不能實現的時候，他又變得那麼激昂與深沉、憂患與惻隱。這就使得儒家的仁者情懷與關注民生疾苦的精神統一於杜甫的身上。儒家思想文化和特定的社會人生際遇使杜甫只能永遠是直面現實人生的偉大詩人。
杜甫信儒，李白信道；杜甫近人，李白似仙。這兩種宗教都是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都是從關心人文出發的，兩者之間的不同應該是道家比較注重個人，也就是個體的關懷，而儒家更注重對一個群體關懷。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始終以儒家的為主，道家為輔的原因。
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歎》中說到：「中華文明對外來文化的最大吸納就是佛教，但在吸納過程中表現了自己的文化選擇。」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以後，滲入了中國本土的道家思想，使之成為包含道家思想的佛教。經此中國化的佛教在中國弘揚光大，千餘年來成為許多文人墨客的宗教信仰。期間經歷代高僧大德的弘揚提倡，許多帝王卿相、飽學鴻儒也都加入了這個行列，也使得佛教教義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佛家經典中的哲學以及系統分明的心理分析，許多是儒、道學說所未涉及的，因而大大開了文人士子之茅塞，備受人們歡迎。唐王朝吸取前人治國的經驗，對各家學說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七世紀二十年代，高僧玄奘曾西渡流沙，越蔥嶺，千辛萬苦到印度取得真經，使得諸教並容，鼎足而立。
在唐代詩壇上，王維是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不僅如此，他同時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王維受家庭影響，早年即篤信佛教，平生亦虔誠奉佛，素服長齋。他的詩畫藝術成就與其較高的佛學修養是分不開的，故世有「詩佛」之美譽。王維在仕途上不是很得意的，內心極為痛苦的他「心中常欲絕，發亂不能整。」（《林園即事寄舍弟沈》）在這理想破滅的嚴酷現實面前，他既不願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對於這個正直而又軟弱，再加上長期受佛教影響的文人來說，要想擺脫這種痛苦，很容易就會從佛教中去尋求解脫。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此時的他只得用佛教的「空」理來消除內心的痛苦。
李白的道家與王維的佛家不同之處就在於李白只追求自我，根本不回頭也不低頭，而王維總是微笑著回頭或者低頭看看。這也是兩種宗教的區別，我們可以發現佛的形象總是高高在上，微笑著看著你的，而仙的形象總是飄在空中，仰著頭，背對著你。
文人雖然也受到儒、道、佛思想的影響，甚至在他們失意之時為之追求過，這無可厚非，事實上，這恰恰更好的豐富了文人的精神領域。人的性情是複雜、多面的。他們的反省，是在自我人格完美上的體驗，是在現實和理想中的生活方式的展示，這樣的精神內化，更能體現出他們真誠的一面，似乎更具有文人的魅力！
韓愈的出現，打破了文人的思路，韓愈的復古思想和文人精神的要求，實際上是對儒、道、佛精神的批判，儘管他自己可能已經受到它的影響。韓愈這一思想的提出，完全是弱化了文人自我價值存在的體系，強化了文人的社會價值體系。他的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對宋代文人。不同的人處於不同環境都會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任何東西都無所謂好壞，只不過是適合不適合自己而已。余秋雨先生在《寂寞的天柱山》中說道，「對於高品位的中國文人來說，佛道兩教往往是他們世界觀的主幹或側翼，因此這座山很有可能成為他們漫長人生的精神皈依點。」卡夫卡說：「除非逃到這個世界當中，否則怎會對這個世界感到高興呢？」
◎隱逸人格的風度
中國文人中很有一批人在入世受挫之後逃於佛、道，但真正投身寺廟道觀的並不太多，而結廬荒山、獨釣寒江畢竟會帶來基本生活上的一系列麻煩。「大隱隱於市」，最佳的隱潛方式莫過於躲在江南小鎮之中了。
——《江南小鎮》
余秋雨先生的許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傳統文人的歷史文化處境，「隱逸人格」也就成為其散文所探討的重要內容，其中，《沙漠隱泉》、《廬山》、《江南小鎮》、《寂寞天柱山》、《藏書憂》等篇章都塑造了高標出世的隱逸形象，或是表現了濃厚的隱逸傾向。中國文人這種隱逸人格的存在，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風氣和自身的教育信仰密切相關。對精神的追求是中國傳統文人在聲色犬馬之外的一個重要生活內容。懷抱濟世理想的古代知識分子在現實生活中遭遇挫折，因而心懷不滿，或者對現實麻木不仁，進而或棄官、或隱居、或時官時隱。
有少數的文人確實是投身佛道之中的，如李叔同。但大多數的文人還是將佛道當成一種風雅的娛樂。他們往往淡出了政治舞台，卻很容易地登上了中國文化的歷史舞台，並承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們在自己的藝術美創造中建構和顯現了人格精神，同時他們在自己的藝術生產活動中體會和享受到了成功與超越的樂趣。他們喜歡同僧道往來切磋，如唐朝的白居易、王維、宋朝的蘇東坡、辛棄疾等等。多與僧人交遊，從這些高僧大德超凡脫俗的氣質中受到啟發，從而寫下許多千古絕唱。名臣如宋代的王安石、元朝的耶律楚材，本身即是佛門居士，事出家人為師。
所謂「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佛學宗師慧遠與廬山文化的形成有著不解之緣。慧遠一生的弘法活動，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從出家到五十歲，他一直跟隨師父道安，學道修行，風風雨雨幾十年，由一個年輕的俗家才子，成長為一個品性高尚、學養淵深的佛教徒；五十歲時與師父在襄陽分手後，慧遠在廬山結廬，創建東林寺，此後三十年，他跡不出廬山，與俗世相隔絕，一心向佛，使廬山成了江南的佛教中心，他也因而成為一個為天下人所尊崇的佛教領袖，慧遠的名字同廬山一起傳遍了天下。
慧遠在寺中專注修行的三十餘年裡，史載其「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即使是送客，也從不越過寺前那條清澈的虎溪。傳說一旦慧遠不慎過了虎溪上的石橋，山上便有靈虎嗚號。
有一天，《桃花源記》的作者、著名詩人陶淵明與簡寂觀道教宗師陸修靜同時造訪慧遠，三人的性情興趣都十分投合，因此一談起話來便欲罷不能。直到慧遠送他們離開時，依然無法止住彼此談話的興致。在不知不覺中慧遠破了戒，越過了虎溪。此時神虎就大聲鳴吼了，三人這才驚覺發生了破戒情事；然而他們不是痛苦自責，反倒是彼此理解，會心的相視大笑。於是這過溪的場景、朗笑的剎那，便成為千古傳唱的佳話，留下了「虎溪三笑」的美談。此情此景成了歷代畫家偏愛的作畫題材了。後世一直將《虎溪三笑圖》所繪之內容，視之為儒佛道「三教親和，原是一家」的象徵，並以宋代石恪所繪為最古。
慧遠所生活過的地方，特別是他晚年生活的廬山，既是一個佛教中心，又是一個傑出的文人集團，在他的周圍有一批才華卓越的文人，他們從四面八方來到慧遠的身邊，聆聽大師的講話，並與他論道談詩，結社修行，共期佳境。人們愛他的經文，也愛聽他留給後世的種種傳說。慧遠不僅贏得了同道、信徒的崇敬，而且還受到了整個社會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文有儒士、武有將軍的崇拜。慧遠穎悟而超然的一生，給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添上了精妙的一筆。
與蘇東坡同一個時代的佛印禪師，是以文學和佛學而名聞全國的一位高僧。他小時候是一個神童，三歲就能背誦唐詩，到五歲入學讀書時，那本《唐詩三百首》，他已能夠背出二百多首。於是，老師教他讀五經——《詩》、《書》、《易》、《禮》、《春秋》。因為他聰明過人，不久五經也都通曉了。接著，他開始研究中國諸子百家的學說。有一天，他到一座叫竹林寺的廟裡，讀《楞嚴經》，這個神童，越讀越有興趣，他發覺這才是真理。到十六歲時就出家專門研究佛學了。佛印禪師因為德學兼優，名聞全國，神宗皇帝頒賜一個「高麗磨納金缽」給他，以表揚他的道德；當時很多佛寺都請他去住持。
當佛印禪師住持廬山的歸宗寺時，蘇東坡被貶到了黃州，黃州位於長江北岸，與長江南岸的廬山，正好隔江相望；因此，蘇東坡就時常坐船過江，找佛印禪師談禪論道，他們兩人越談越投機。由於會晤的次數多了，交誼也日漸進增，有時候他們在談話中也開開玩笑，從開玩笑中揭示佛教的禪理。
傳說有一天，佛印禪師教蘇東坡坐禪，蘇東坡很高興地穿起大袍，坐在佛印禪師的對面；兩個人對坐了一會兒，蘇東坡頭腦一轉，問佛印禪師道：「你看我坐著，像個什麼？」「像一尊佛！」佛印禪師心平氣和地答道。蘇東坡聽了這句話，心裡覺得很甜！當蘇東坡感到得意的時候，恰巧佛印禪師又反問蘇東坡道：「你看我像什麼？」蘇東坡看佛印禪師穿著大袍，婆娑於地，這一下給他抓到機會了，他連譏帶諷地答道：「像一堆牛糞。」蘇東坡答後，偷看了佛印禪師一下，看他有什麼表示，只見佛印禪師眼觀鼻，鼻觀心地默然端坐著。這時，蘇東坡感到飄飄然起來。
蘇東坡回家，得意洋洋！他的妹妹蘇小妹看到，問他：「哥哥！你今天為什麼這樣高興？」「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每次跟佛印師父辯論，都輸給他，今天我第一次得到勝利了。」蘇東坡說時，喜形於色。蘇小妹問：「哥哥，你是怎麼樣勝他的？」蘇東坡便把今天跟佛印禪師對坐時的談話經過，一五一十地描述給蘇小妹聽；他心裡以為蘇小妹聽了，一定會替他高興，大大地誇獎他一番，哪裡知道小妹聽了，卻搖搖頭向他說道：「哥哥，你又輸了！」「我輸？我罵師父是一堆牛糞，師父給我罵得一句話也答不出，這怎麼是我輸呢？」蘇東坡感到困惑。「哥哥，萬法（萬事萬物）唯心，心外無法，這道理你是知道的。」蘇小妹笑嘻嘻地對蘇東坡說：「佛印師父心裡想的是佛，所以他看你像一尊佛，哥哥你心裡想的是牛糞，所以你看師父像一堆牛糞。師父嘴裡走出一尊佛，哥哥你嘴裡拉出一堆牛糞；你的臭嘴巴，還不是輸了嗎？」蘇東坡經小妹指出，才恍然大悟，慚愧不已！
文人就像一條紐帶，把世間的萬物與我們的心連了起來。文人的隱逸思想皆是因現實生活遭遇挫折，懷抱的濟世理想無法實現而產生的。他們基本上都處於社會統治生活的外圍或邊緣，因此他們好以山水為家，好與僧道為友。出入山林廟舍，並不是簡單地想逃避什麼，而主要是衝著一種文化而去，衝著一種人格的風度而去。余秋雨先生在《「佛主笑了」》中說道「宗教，既可能是文明的起始狀態，又可能是文明的歸結狀態。一種文明離開了宗教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