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創造的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充分顯示了炎黃子孫的無窮智慧和寬廣胸懷，讓世人認識了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而光輝燦爛的國家。余秋雨先生在《文化以溝通為業》中讚歎道：「中華文明之大，相當一部分取決於它的普及企圖和傳播力量。暫處衰勢時它會隱匿自保、清高自慰，而一旦有興盛的可能，總是百川連注、眾脈俱開、氣吞萬匯。」
中國文化最顯著的特徵之一，便是它的悠久性與綿延性，僅僅以有文字記載的文明而言，便有五千年的漫長髮展歷史。這不僅僅是一個時間上的概念，更在空間裡蘊藏著廣袤地域範圍內的各種多姿多彩的文化。《中庸》說：「至誠無息，不思則久，久則征，征則悠久」，縱觀世界各國，唯有中國文化還存在著博大、獨特、豐富、傳承等諸多方面的特徵。在五千年的漫長歷史過程中，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燦爛輝煌的華彩樂章可供人們欣賞領略，同時我們也看到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有著極為複雜的不斷轉換或衍遷的過渡性變局，彷彿穿行於風光旖旎、千回百轉的畫廊中一樣。
幾千年文明歷史，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再到「第三次浪潮」，傳承精華、延續薪火的最廣泛載體，無疑當屬於書籍。藏書文化廓清了傳統文明生生不息的發展線索；圖書典籍，有興有廢，亦聚亦散，精華光大，糟粕泯亡，記錄了中華文化的嬗變軌跡；一座座藏書樓在時代與人性的考驗下穿越歷史走來，昭示著「古典文化事業」在產生、傳承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坎坷和問題。從藏書歷史中我們感悟到了滄桑和無奈；教育也是人類社會運行和發展的重要機制，人類取得的一切進步，都有賴教育予以保存和傳承。歷經榮辱興衰的書院文化，再次復興在我們眼前，面對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碰撞、衝突和融合，我們該如何抉擇？語言在我們的生活裡起著重大的作用。也許由於太平淡無奇，所以我們對語言很少注意，但語言承載的文化又何止是一個「浩瀚」所能形容的！在我們的教育計劃或者哲學家的思考裡，語言的地位太低太低。世界上講漢語的人最多，但世界通行的語言卻不是漢語，當漢語在世界一路走紅的同時，我們是否錯過了它「內冷外熱」的一面，是否該思考一下現行的教育體制究竟怎麼了？
精博傳世的中國傳統文化，沒有在自己的社會內在發展中走向近代，而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引起變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矛盾衝擊的過程中，互相會通融合，經過長期的歷史積澱與傳承，而形成新的文化。雖然當代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都活躍著大量的西方文化因子，但中國人應當始終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余秋雨先生在《文明的碎片》題敘中說到「消解文明的日常理由往往要比建立文明的理由充分。這便決定，文明的傳播是一個艱難困苦甚至是忍辱負重的過程。」
在收藏背後呼喚
◎風雨中文化遺存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
——《風雨天一閣》
偉大的俄羅斯現實主義作家高爾基說：書籍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可想而知，沒有書的世界，人類的記憶就好比流動的沙丘，生命的根須將無法駐足，疲憊的心靈將得不到生息。我們不禁要問：書是什麼？無數書生跳入書海，尋求答案，往往窮盡畢生的心血和忠誠。書，是聖賢們與我們永恆同在的活的靈魂；書，是人類崇高面孔的左右臉龐，書，是承載著知識的海洋。一本書鑄就一個不滅的靈魂，一本書成就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傑出的民族，一段輝煌的歷史。因此，書籍是大於時空的意義符號，書籍是人類精神不滅的象徵。正是由於對書的敬畏和愛戴，世上有了這樣一群人，他們把收藏書籍當做生命的真諦，嘔心瀝血只為尋求那一片知識的棲息地。
在我國古代，有這樣一些文人學士，他們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由於清苦寒貧，他們無法收藏很多的書，而這些書往往又因為改朝換代而失散流離。所以，余秋雨先生說「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托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劃，對如何使自己的後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於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有一定影響的藏書樓達一千多座。然而歷經滄桑，現存於世的僅有120多座，其中大多更是「樓在書亡」。
都說「亂世藏金」，可是在我國清朝末年藏書的習慣卻蔚然壯觀，形成了我國近代歷史上最為著名的四大書籍收藏家及其藏書樓。它們分別是江蘇常熟瞿紹基的鐵琴銅劍樓，浙江歸安（今浙江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山東聊城楊以增的海源閣和浙江杭州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樓。四位藏書樓的主人，又被稱為「清末私人藏書四大家」。在四家藏書樓中，鐵琴銅劍樓排在第一位，因為它是清中葉以來，歷史最為長久的藏書樓。有詩云：「琴劍飄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崢嶸一閣留天壤，文獻東南此大宗。」
鐵琴銅劍樓，位於歷史文化名城常熟古裡鎮，始建於清乾隆年間，迄今已經有二百多年的歷史。瞿氏五代藏書樓主都淡泊名利，以讀書藏書為樂。創始人瞿紹基，自幼就喜讀書，深受家鄉藏書文化的熏陶，由於家庭經濟條件的許可，使他能一心一意收藏書籍。經十幾年的收集，瞿氏的藏書達10萬多卷。瞿紹基的藏書處原叫「恬裕齋」。瞿氏第二代、紹基之子瞿鏞，對鼎彝古印兼收並蓄，在金石古物中，尤為珍愛一台鐵琴和一把銅劍，鐵琴銅劍樓由此得名。解放後，「鐵琴銅劍樓」藏書幾乎全部歸入北京圖書館。鐵琴銅劍樓經歷了初創、發展、鼎盛、劫難、穩定、善終等階段，給後人留下了比較完整的藏書和藏書樓，為中國歷史文化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海源閣，位於聊城市東昌府區光岳樓南萬壽觀街路北楊氏宅院內，為單簷硬山脊南向樓房，面闊三間，上下兩層，下為楊氏家祠，上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處。海源閣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進士楊以增所建。楊以增平生沒有別的嗜好，只是喜愛讀書，特別喜好收購書籍。他在任江南河道總督時，正值戰亂，一些藏書家紛紛將書散出，楊乘機收購歸入自己的海源閣。他兒子楊紹和（同治進士）又有所擴充。海源閣藏書樓上層中間門額上懸掛「海源閣」匾額一方，為楊以增親書，額後有楊以增自題跋語。海源閣藏書浩瀚，是楊氏四代人潛心搜集的結果。如今藏書約4000餘種、22萬餘卷。珍本書主要得之於黃丕烈等藏書家，很多是孤本秘籍，其中宋元珍本逾萬卷。四大藏書樓中以瞿楊兩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書為最多，因之又有「南瞿北楊」的美稱，深為海內外學者所仰慕。楊氏藏書後歷經戰亂，迭遭破壞，所藏圖書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輾轉收入北京圖書館和山東省圖書館，得以保存至今。
皕宋樓，位於浙江湖州，藏書為三部分：皕宋樓（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鈔手校本）、十萬卷樓（藏書以明刊本為主）、守先閣（藏明後及明刊的重校本和傳鈔本）。據時人李宗蓮《皕宋樓藏書志序》說皕宋樓中藏有「宋刊至二百餘種，元刊四百餘種」。皕宋樓創始人陸心源是清咸豐時舉人，一生愛書，從青少年時就開始藏書。陸心源一生著述頗豐，是一位大學者，其遺作匯成洋洋大觀的《潛園總集》達940多卷，藏書達15萬多卷。可惜陸心源的後人是在不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保護那一大批書籍的，卻不知道其價值並非僅僅為了收藏而收藏。在陸心源去世後13年，即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陸心源長子陸樹藩將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等藏書以6萬元賣給了日本人，後歸屬日本財閥巖崎靜嘉堂文庫。此舉造成中國文化遺產的重大損失。著有《書舶庸譚》的董康說：「古芬未墜，異域長歸，反不如台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守故都」，這次事件被稱為「皕宋樓事件」。後陸樹藩將守先閣剩餘之書捐贈給剛興辦的海島圖書館。
八千卷樓位於浙江杭州，主人丁申、丁丙被時人稱為「雙丁」，丁氏兄弟均博覽群書，對圖籍嗜藏不怠，一生專好讀書治學，在其祖父丁國典、其父丁英藏書的基礎上訪求圖書，或購或抄，在將近30年間，聚書1.5萬多種、20餘萬卷。除有宋本40種左右、元本約百種之外，明刻精本、《四庫全書》底本、名人稿本和校本、日本和朝鮮所刻漢文古籍等較多，是其藏書的主要特色，並且其中很多都曾為明清藏書家所遞藏。丁氏宅院的祖居自清末、民國和抗戰後日漸衰落，丁氏子孫徙居各處，八千卷樓也似「王謝舊堂」。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丁氏後人將全部藏書低價售予江南圖書館，後藏南京圖書館，該館辟專庫貯藏，完好無損。丁氏兄弟傳名後世，不僅因為家有8000卷藏書，還因為他們在戰亂中盡力搶救和保護了杭州文瀾閣的《四庫全書》。
藏書樓走到了現代，積蓄、昇華、蛻變、涅槃，圖書館成了它的最後歸宿和嶄新化身。面對風雨滄桑的藏書樓，余秋雨先生不禁感慨：「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愴的文化奇跡」。從各大藏書樓創建和它代代相傳的歷史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文化獨特而艱辛的流傳方式，既表現了中國人的文化良知和堅韌精神，又反映了家庭代傳的封閉系統不可避免的困惑與悲劇。對於那些珍藏書籍的人來說，他們的精神生命大於他們自己的領域，因為目力所及，都是人類崇高思想的精髓，是大於世界而永恆於世界的存在。
中國深厚的文明，使每一冊書籍都散發著誘人的燦爛。在莫高窟的耳洞裡，我們發現了大量古代文書，史稱「敦煌遺書」，其數量、內容、範圍、價值，前所未有，國內外學術界以此形成了一門當代的顯學——敦煌學。從此一例，中國藏書文化的博大浩翰可見一斑。季羨林先生曾感慨「中國藏書事業甲天下，過去如此，現在仍然如此。」令人扼腕的是，中國歷史上圖書所遇浩劫也是非常之多。罪責難逃首推秦始皇，焚書禁書，以期江山永固，萬世長久，孰料過了十幾年就烏呼哀哉了；曲阜孔府中的魯壁，是孔子後人藏書於牆中，冒死抵禦專制的感人場景的遺留。項羽的又一把大火，燒嬴政的皇宮燒他的書，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倒是明智的蕭何知道藏書的重要，搶救、保存了很多重要文獻，在西漢坐穩天下後，又主持建造了石渠、天祿、麒麟等藏書閣，使皇家藏書固定有序，像模像樣；清代乾隆帝力倡讀書藏書，主持修訂《四庫全書》，但在建造七閣、彰揚天一閣、集納書籍的同時，也銷毀了幾千種十多萬部不利於統治，語涉偽妄、牴觸、違礙、譏刺、詆毀、悖逆的「不經之書」。至於民間自行聞風而棄而毀的書籍就更不計其數了。清末民國，覬覦中華文明已久的西方列強，終於有機會乘虛而入，大肆搜羅，使許多中國文人精心收羅的珍貴典籍，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流落海外，成為遠離故土的「海外遊子」。
歷史是一本教科書，可以閱讀，透視古今。今天，我們趕上了一個好時代，國泰民安，文物書籍外流的態勢終於止住了。國內的藏書界正努力通過各種途徑，以期實現流散異邦的古籍文典早日「回歸」。
◎融入藏書的世界
如果有一天，我們突然發現，投身再大的事業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當做一個事業，聆聽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當做一個故事，我們一定會動手動筆，做一點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這樣的故事稱之為「收藏人生的遊戲」。讓今天收藏昨天，讓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斷片連成了長線，原先的水潭連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會再有腐臭和乾涸的危險。
——《收藏昨天》
收藏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人生的態勢。在人與物的對峙中，人生因為收藏而美麗，藏品因為藏鑒而閃爍。我們可以從收藏中感悟其承載文化的深意，體味物趣，獲得精神上的慰藉和滿足，從而達到一種品質的提升，創造一種更高的境界；而收藏品則揭示了一個時期歷史的發展與文化的走向，跨越時空，見證著人類的發展。因此，收藏也是一種精神和境界。
我國有不少名人深諳收藏之道，他們涉獵廣泛，藏品豐富。收藏因名人而更具活力，名人也因收藏而更顯風采。其中以藏書最雅，一些名人甚至將它作為自己畢生的心愛事業。
中國私家藏書綿延至宋，已成為士大夫的普遍時尚。北宋司馬光，是我國傑出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他曾經做過宰相，還主持編寫了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司馬光愛讀書，也愛藏書，有「藏書癖」之稱。他家建了一座藏書樓，內有各種文史書籍萬卷以上；他埋首於這座藏書樓達數十年之久，還給它的所在地取名為獨樂園。他很愛惜書本，每次讀書前，為免把書弄髒，總要先揩抹桌面，鋪上一層氈毯，然後小心地把書平放在毯子上，這才開始閱讀。每當他看完一頁，總是先用大拇指輕輕托起書頁邊緣，然後加上食指，小心地翻過，從來不用指甲去刮書頁。他輕易不肯捧著書讀，更反對人家把書卷起來讀或把書頁折角。
南宋大詩人陸游，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文學家，也是著名藏書家。他一生嗜書，藏書豐富，與書結下了不解之緣，並將居室取名「書巢」，在書史上也佔有一定地位。但是長期以來，他作為藏書家的聲名卻為詩名所掩。
魯迅先生是盡人皆知的偉大文學家，同時他也是一位一生熱愛收藏的收藏家。他把收藏除了作為一種休閒消遣外，還用來增長學識、探究歷史。他常常買些自己感興趣的古器古籍回來，作為研究和探討之用。魯迅先生也酷愛藏書，其一生藏書費用約合今日人民幣52萬元。在他的《魯迅日記》中記載著明確的書賬：購藏9600多冊書籍、6900多張古文物拓片，共計16500件圖書。從他開始在北京教育部工作，到最終在上海病逝，24個年頭中，魯迅收入的平均11.1％，專門用來藏書購書。
毛澤東既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時也是一位偉大的書法家和詩人。他一生酷愛讀書寫字，個人藏書達10萬餘冊，有的是買的，大部分是別人贈的。他有一枚藏書章，是1963年請上海博物館的篆刻家吳樸堂刻的一方「毛氏藏書」印章。他的所有藏書上均蓋有這枚藏書印章。書中朱墨紛呈，批語、圈點、勾畫滿書，直線、曲線、三角、叉等符號滿目都是。因為收藏、閱讀了大量古籍，毛澤東無論是講話還是寫文章都喜歡引經據典，達到了信手拈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境地。
我國許多藏書家的樂趣並沒有僅僅停留在圖書上，他們還喜歡在新獲圖書上蓋一方自己的印章，以表達個性情志。明代藏書家祁承的藏書印章是：「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恆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不僅流露出了愛書之情，而且表達了讀書之樂。清人《榆園叢書》作者許益齋，其藏書印文深含哲理：「得之不易失之易，物無盡藏亦此理。但願得者如我輩，即非我有益可喜。」其藏書觀、珍書情，更顯境界高雅。與藏書章的作用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藏書票」。它是一種小小的標誌，以藝術的方式，標明藏書是屬於誰的。是讀書人愛書、藏書的標誌，被譽為「版畫珍珠」、「紙上寶石」、「書魂」、「書海之帆」等。
世界上第一枚藏書票起源於15世紀，是由德國人設計製作的，迄今已有550年的歷史。這枚藏書票的畫面是一隻嘴裡銜著野花的刺蝟，上面寫著「慎防刺蝟一吻」。接著，藏書票傳入英國、法國及美洲大陸。17世紀後，收藏和交換藏書票成為一種時尚。隨著藝術品收藏的興起，各國先後成立了藏書票協會。藏書票的產生雖然比郵票早300年左右，但與郵票類似的是，它從出現之日起，就演變為收集和收藏的對象，甚至有時它的收藏功能已經蓋過了藏書的標誌功能。原因是，藏書票具有很高的藝術欣賞的特質，它圖文並茂，色彩斑斕；小小票面不僅可以傳遞某種思想，還適應各種畫種和製作方法，變化無窮，趣味無限。
藏書票在20世紀初傳入日本，大約20世紀30年代初傳入我國。其實，在此之前，一些傳教士、西方學者和外交官就已經將藏書票隨書籍帶到了中國（上海圖書館有收藏證明）。我國現今發現的第一枚藏書票大約出自1914年，它是中國台灣藏書票收藏家吳興文先生發現並收藏的。該枚藏書票貼在1913年版的《圖解法文百科辭典》上，印有「關祖章藏書」字樣，畫面是在滿壁皆書的書房裡，一位頭戴方巾的書生正在搜索圖書，秉燭展卷。在辭典的扉頁上，還用鋼筆寫有如下英文字句：「關祖章藏於美國紐約特洛伊城第八街一七七號，倫斯勒工藝學校，1914年9月26日。」該枚藏書票用西方引進的木刻技法，構圖又完全是中國古典傳統風格，極具收藏價值。
因為藏書票不僅具有藝術欣賞功能，更具有獨特的藝術個性，所以很多藏書家和藝術家都喜歡收藏、製作藏書票。魯迅先生就很關注藏書票，曾托日本友人從日本購買過，現在，在「上海魯迅紀念館」中還珍藏著魯迅先生收藏的各國和中國早期藏書票。魯迅先生對藏書票的迅速普及和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中國最早的文學人藏書票「鳳凰」便產生於30年代的上海。它是由著名作家葉靈鳳，於1933年親手繪稿刻印的。他思想進步，和詩人郁達夫等人積極推介西方文化，並開始注意和推介藏書票。親手製作了這枚書票印出後，他寄贈書票給日本友人太田臨一郎。後來李樺、賴少其等一些青年木刻家受其影響，也積極製作藏書票。可見這枚書票有史料和藝術雙重價值。
由愛書而藏書，由藏書而有藏書票，由藏書票而衍生出一個專門的藝術門類，並培育出一支收藏愛好者隊伍。如今，中國的藏書票已普及全國、走向世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余秋雨先生在《收藏昨天》中提到「希望世間能有更多的人珍視自己的每一步腳印，勤於記錄，樂於重溫，敢於自嘲，善於修正，讓人生的前前後後能夠互相灌溉，互相滋潤。」
是一種情托起了藏書票，這種情便是人類對知識的崇拜和對書籍的熱愛。現實生活中的很多讀書人，一不小心便淪為藏書人，雖然他們常常有書不讀，卻能專注於藏書，所以想要得到好書很難。歷史上只藏書不讀書的人有不少，登峰造極的莫過於天一閣的主人范氏子孫，他們甚至把藏書作為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錢繡芸，一位為了能到天一閣裡看書而不惜嫁給范氏家人的偉大女性，最終只能因為其家族保守先祖遺產的嚴格條款規定而鬱鬱終老。1673年，黃宗羲成為范氏家族允許登樓查看其藏書的第一人，此後范氏家族也改變了其規定：只要是具有真正大學問的人便可以入閣觀書。
在我們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中，有時候，精神文化是很難得以傳承的。精神較於物質讓人更難以堅持。書籍，在中華民族有了文明史以來，就成了保存中華文化的一種載體，也是傳承著中華民族精神的最好的工具。它的流傳，比人的繁衍有時候還要困難。因為，除了保證不因人為的破壞而中斷以外，還需要一種極其堅強的毅力和精神。范欽一家圍繞創辦天一閣的故事，讓我們領悟到，在中國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要具有一種文化精神。
精神是構成文化的最重要因素。沒有精神，再多的文化也是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存在了，也會消失和毀滅，只有精神才能使它永遠存在，並受到它的滋潤。
獨立自由之思想
◎興衰榮辱的書院
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覆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歎不已的創舉。
——《千年庭院》
對於學生受教育的地方，我國的最初稱謂是校、庠、序、學。《孟子·滕文公》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學校之稱由此而來。書院，是在我國封建社會中期興起的，它萌芽於唐末五代，興盛於宋、明，普及於清代，在中國歷史上已經延續了千年之久。它是我國封建社會一種特有的教育組織和學術研究機構，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為我國古代教育發展和學術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書院的最大特色，在於它在系統地綜合和改造傳統的官學和私學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不是官學，但含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由私人創建，沒有政府的認可與資助，與官辦高等學府在許多方面呈現截然不同的面貌，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
從春秋戰國時期開始，我國古代幾千年的教育制度，在各代雖略有差異，但其特徵卻一脈相承，從其組織結構和辦學方式來看，主要分為：官學與私學。西周奴隸社會的官學是由國家政權機關主辦，高度集中的，「學在官府」是其傳統，維護「學術官守」的傳統。此時的官學是建立在土地國有的經濟基礎上，它的社會階級基礎是占統治地位的奴隸主貴族。
春秋戰國是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歷史轉變時期。隨著經濟政治的變更，教育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私學便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的。私學是私人根據社會或個人需要而設立的，分散的，特點是由「學在官府」變為「學在四夷」，促進了學術的下移。孔子在創辦私學方面可以說是留芳千古。孔子重視教育，擁有弟子三千、門生賢人七十二，還在曲阜杏壇講學，培養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識的人才。余秋雨先生曾說「天下最大的學校，一定是孔子創辦的那一所。」孔子是我國歷史上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中國的第一位私學教師，他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打破了文化知識為貴族專屬的局面，將文化知識移植到民間。他首先提出「有教無類」的方針，不分貧賤富貴，均可以在他那裡受教。孔子興辦的私學，可說是書院教育的雛形。對中國古代學校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早已是學界定論。在中國歷史上，宦海浮沉，陞遷不定，進入仕途的文人們常常進退難測，不僅要具備激流勇進的精神，也要有消極恬退的思想準備。當他們失意，或不滿時政時，既想堅持「志於道」，又渴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脫，於是儒釋道的觀念左右他們走進山水，讀書著述，隨性所致。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逐漸形成習業山林的風氣，深山幽谷中出現了一些私人隱居、讀書治學的地方。從地方志來看，書院最早出現於唐太宗時期，如大將軍李靖在山東讀書和研習兵法的書院。從官方的文獻記載看，則始於中期唐玄宗時代開設的東西二都麗正、集賢書院。清代詩人袁枚在《隨園隨筆》中寫道：「書院之名起唐玄宗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朝省，為修書之地，非士子肄業之所也。」但在五代末期，已經形成了具有聚眾講學性質的書院，廬山國學，也稱白鹿國庠就是代表，地址在江西廬山，是著名的白鹿洞書院的前身。當時書院就已有私人辦與官方辦兩類。在最初，書院還僅僅是官方藏書、校書的地方；有的只是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還不是真正的教育機構。
宋代經過連年戰亂之後，官方所辦的學校遭到了破壞，有名無實，而且國家還沒有充足的力量來興辦學校，此時私學教育和啟蒙教育得到了充分發展。學者們開始選擇名山勝地建立書院，作為聚徒講學和研究學術的場所。這種書院成為當時一種新型的教育體制，它的誕生是我國文化教育史上的一大轉折點。從此，我國教育即呈官學、書院、私學三軌並行的體制。當時的大宋，可以說是一個繁華如夢的王朝，一個崇拜文化的王朝，正是那燦爛的文化造就了它的繁華，而大宋文化的根源就在於赫赫有名的四大書院：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湖南的岳麓書院、河南登封的嵩陽書院和商丘的應天府（睢陽）書院。它們實際上已成為全國最有影響的學術中心，是大宋文化的縮影。宋代的書院大多繼承了孔子辦私學的傳統，還承襲了其自由、開放的辦學風格，成為中國民間自由學術思想的代表。
在各個朝代，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書院類型的私學，而當這些私學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時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認可和資助而轉化成官學，而一旦成為官學之後，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後趨於衰落，被其它新興的私學取代。有學者將其稱為「三部曲」，即私學由興起，到轉為官學，到最後衰落的三個階段。以四大書院為代表一些的書院，其前身多為地方官或其他人私創，後來朝廷通過賜額、賜書、賜田和任命教官等手段加以控制，使其具有了半官辦性質。隨後因辦學重點轉移、財政困難、管理不善等原因而關閉。但也有很多書院在制度上，既吸取了官學與私學的經驗教訓，又採納了佛教及道教講學的經驗，博取各家長處形成別具一格的特色，加之許多著名學者由官學轉向私人書院、印刷術的發展為書籍的出版提供了便利條件等，從而使書院得到了更好的發展。
元朝統治時期，也非常重視教育，常常獎勵學校和書院的建設。不但文化興盛的江南普遍創建或復興了書院，連北方也相繼設立了許多書院，但其管理和講學水平都很一般。到了明代，情況又有了改變。明代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政府重點是辦官學，提倡科舉，所以不重視書院。從整體上說，書院處在一個發展的低谷，而這時也正是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的低落期。程朱理學長期處於官方學說的地位，使它失去了往日的進取而流於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這種僵化。到了嘉靖（公元1522—1566年）年間，以王守仁、湛若水為代表的理學思想家，以書院為陣地，發動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由此明代書院由衰到興。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嘉靖、萬曆（公元1563—1620年）年間，中國書院東植朝鮮半島，形成了幾乎與李朝相始終的朝鮮書院制度，造就了其立國的文化基礎。中國書院文化傳播由此可見一斑。
清朝書院承襲明朝遺風。清初，政府一直奉行「不許別建書院」的禁令。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准許各省創建書院，但一直實行嚴加控制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獄的影響，迫使書院改變了最初的學術追求。多數書院都以科舉為業，對學術的發展沒有過多的增進，但書院的這種形式得到了迅速發展，普及程度有了較大的提高，影響了東南亞等一些國家的辦學。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印度尼西亞華僑創建的明誠書院為海外第一所華人書院；其後，新加坡華僑也在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創建了萃英書院；美國的舊金山也在光緒十年（公元1884年）建有大清書院。雖然這些海外華人書院與朝鮮等仿照中國制度建立的書院有所區別，但是書院已傳播到中華文化領域之外，為促進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貢獻。
余秋雨先生在《遠年琥珀》一文中說過：「文化如遠年琥珀，既晶瑩可鑒又不能全然透明。一定的沉色、積鬱，即一定的渾濁度，反而是它的品性所在。極而言之，徹底透明，便無色彩和圖紋存在，而沒有色彩圖紋，便沒有文化的起點。」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慈禧太后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不得不頒布詔書，將各省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地普遍設立中小學堂。至此，中國一千多年的書院制度被人為地劃上了句號。從書院的產生到發展、興盛到衰落，我們可以看到作為傳承文明、傳播思想與文化載體的書院，同文化傳承有著難解難分的姻緣關係，它始終是封建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統治階級既有調和，又有鬥爭，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教育主張和教學特色。用哲學的觀點來解讀，書院改為學堂，使中國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脈傳承，使中西文化得以交融貫通。所以，書院並沒有就此灰飛煙滅，而是在這次「改制」中得以涅槃重生。
◎書院文化的復活
文化，在它的至高層次上絕不是江水洋洋，終年不息，而是石破天驚，又猛然收煞。最美的樂章不會拖泥帶水，隨著那種神秘指揮的一個斷然手勢，鍵停弦靜，萬籟俱寂。
——《奇怪的日子》
書院作為一種高級形態的教育和學術機構，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縱觀我國歷史，國勢興，則教育興、學術興。書院起源於繁榮的唐代，至宋代，達到了全盛時期，曾為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無法比擬的貢獻。然而在近代，書院被學堂所取代，歷經了近百年的沉默。20世紀整整一百年，中國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各種革命和運動的「否定」。可是，書院仍然是中國文化人心中永遠抹不掉的記憶，仍然是中國文化人所嚮往的一個美好的精神家園。今天，人們又開始認識到它的價值，書院文化又在人們現代意識的覺醒下悄然興起，象徵性地對當今的現代教育制度進行反駁。
山東省作協主席張煒認為，書院的繁榮，是中國文化、政治和經濟全面進步的標誌。經濟發展了，人們的文化信心便開始增強了，中國該怎樣發展，如何發展，很多人開始回顧中國歷史和文化傳統，去那裡尋求資源。書院文化的內涵相當豐富，它是在書院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經過長期的傳承與創新，形成了有別於傳統中國其它文化內涵的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的獨特思想成果。
書院的出現使得傳統中國的社會教化局面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書院在傳授對像方面是極為開放的，雖然書院在招收生員上有嚴格的名額限制，但書院教學是面向廣泛的社會群體的，實行開放式的辦學。而且在寬鬆自由的辦學環境下，學術大師們集聚書院講學，師生之間相互答疑問難、相互激盪提升，由此獲得新的觀點、思想，促進了學術創新精神的形成。書院已經發展成為以文化傳播、普及為核心的社會教化的重要機構，這是它直接為社會服務的重要方式。在1901年，書院改制之後，胡適先生曾感慨過：「書院之廢，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有學者分析認為，今日的傳統書院，如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等，基本上已經成為旅遊景點，成為文物部門和旅遊部門共同保護的單位，只有建築存在，已不再進行學術研究和教育活動。岳麓書院則代表了煥發現代活力的傳統書院，與現代教育相結合，招收研究生，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書院文化，並辦有中國書院的輯刊，正在搜集各方面書院文化的典籍。
中國傳統書院和學術是互動的關係，學術發展借助講學，書院是相對自由的、不受約束、非體制化的講學形式，自由活潑。當然，新的文化學術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社會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西方文化再度大量湧入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發展遭遇到了斷裂處境，這使得一批知識分子及文化人士開始思考用書院這種方式，來實踐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一種文化「對接」。在現代書院中，中國文化書院是一位實踐傳統與現代的文化「對接」的先行者。1984年，著名學者梁漱溟、馮友蘭與北京大學哲學系張岱年、季羨林、湯一介等學者創辦中國文化書院時，就吸納了大批海內外學者加盟，而且與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建立合作機制，集中名家講學，傳承中國傳統文化。
張煒認為，書院是中國的偉大傳統，今天的堅守十分不易，因為要防止走調，防止形似而實非。他在山東創辦的萬松浦書院，就具備了中國傳統書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獨立的院產、講學遊學及藏書和研修的功能，穩定和清晰的學術品格，以學術主持人為中心的立院方式，傳播和弘揚文化的恆久決心和抱負等。張煒說，獨立的院產、講學、遊學、藏書和研修的功能，穩定和清晰的學術品格，傳播和弘揚文化的恆久決心和抱負，是書院的基本要素和功能。
各種書院的相繼成立，使社會各界特別是學術界對傳統書院的「復活」和現代書院的創立這一重要文化現象再度關注和討論。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志民認為，現代書院的創辦，顯示了中國作家、學者自覺的文化使命感和積極的文化創造姿態，對於我國的文化體制，也是一種創新和探索。
歷史文化學者、中山大學袁偉時教授也對現代書院予以了肯定，他認為，「這體現了各個知識階層派別從各自角度或愛好出發，或傳習傳統文化經典，或以西方文化為啟蒙，都無可厚非。」他說，「只要不是將書院變成一個封閉的堡壘，傳習傳統文化只要不是將之變成民族主義的東西，都是有益無害的。因為它們構成了中國多元的文化事實。」實際上，中國書院的重要意義正是它對今天教育機制及無法自由辦學的補充功能。
書院在復興的道路上也遇到了不少問題。馮驥才說，目前書院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先例，凡事都要創造。「我們是第一批人。最大的困難沒有可以倣傚的，最大的優點可以發揮想像力自由創造。」師資也是一個問題。書院不少導師是由北大教授兼任，但忙於本職的青年學者們，卻難有更多精力照顧書院。就此，岳麓書院院長朱漢民認為，由純粹學者主持的書院要發展，關鍵是要解決體制問題。岳麓書院屬於高等院校，集中了很多人才從事教學研究，有學位授權體系，有博士點和碩士點。承擔了很多國家的研究課題。書院如果要紅火起來，必須在制度上理順，不要把它僅僅當做文化遺跡。用的好，仍可成為今天學術研究的重要場所和基地。其次是要有保護書院的理念。我們所做的，不僅是保護古籍，更重要的是傳承與弘揚，這是岳麓書院的理念。我們也借助市場，通過旅遊收入平衡開支，可用於文物保護，又可以支持學術研究經費。第三，積極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前來講學，使岳麓書院請進來，走出去。主事者一般沒有精力也不善於產業化運作，學者們往往不具備太強的社會活動能力。中國文化書院導師、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還認為，「沒辦法授予學位」也是該院及其他中國書院目前面臨的普遍困難。
在建設現代大學文化的征程中，充分挖掘書院文化的精華，以揚棄的態度將其轉換為大學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應是構建現代大學文化的重要途徑。中國大學體制應屬典型的舶來品，這是由近代中國特定政治社會條件所決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合理性並不意味著大學文化也可以照搬，因為文化是歷史積澱的產物，也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重要體現。正如梅貽琦先生所言：「今日中國之大學教育，溯其源流，實自西洋移植而來，顧制度為一事，而精神又為一事」。大學文化的構建需要在充分挖掘包括書院文化在內的優秀傳統基礎上，對其精華部分加以現代化轉化，使中國大學文化呈現出中國氣派、中國特色。余秋雨先生在《文化敏感帶》中談到，「一個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帶集中在思考層面和創造層面上，那它的復興已有希望……」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必須把握好自己，堅韌不拔，百折不撓。只有厚德才能使人生充滿活力；只有篤學才會使社會充滿生機；只有傳承才會在回歸中超越；只有開拓才會促進嶄新的文明昇華。我們應當在先進文化的引領下，為青年一代的成長，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百年書香校園創造更好的業績，譜寫更新的篇章。
傳承知識的音符
◎感悟語言的多元
終身沉埋在華語圈域中的人很難辨識華語真面目，要真正看清它，須走到它的邊沿，進出一下山門。
——《華語情結》
如果我們身臨文化熔爐之中，便會發覺中華文化是如此地源源流長，那麼地讓人夢縈情牽。中華上下五千年，既有平淡如水的尋常人生活，也有驚心動魄的歷史景象，雖然與時空有阻隔，但我們與歷史之間是沒有距離的。那是因為我們同生華夏地，同長黃皮膚，同飲長江水，同飄黑頭髮，更重要的是我們有一種共同的語言——漢語，它承載著悠久的中華歷史傳播到世界各地。
人類的語言在最初產生階段是紛繁複雜的，具有模糊、不穩定、隨意性等特點。同一種語言也會因部落的遷徒融合、圖騰崇拜的變化、時間地理的變遷而產生變種，比如方言。據估計，世界上大約有5600多種語言，其中使用人數超過100萬的語言有100種左右，超過5000萬的有20種左右。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是有聲語言的書面形式。任何文字都是在一種具體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文字依附、從屬於語言，沒有語言就談不上文字。世界上有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民族，歷史上有過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時代，卻沒有只有文字而沒有語言的民族或時代。語言雖然可以作文字的基礎，但語言畢竟不等於文字，儘管各國科學界和宗教界做出很大努力，然而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二的語言沒有相應的文字。文字記錄語言，依附於語言，又反過來影響、提高語言，促進語言的健康發展，平時面對面說話，來不及錘煉推敲，而且話一出口，看不見、找不到，文字把語言記錄下來，變成了有形的、書面的東西，這就使人們有可能對它進行加工，這種經過加工的語言，比起它的自然形態來，無疑更加精練、更加嚴密、更趨於規範化了。
古人認為文字的發明，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淮南子》裡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一般的文字也都沾上了迷信的色彩，有字的紙不能亂扔，要放在有「敬惜字紙」標籤的容器裡，積聚起來燒掉。文字裡邊當然也有避諱，嘴裡不能說的名字，紙上也不能寫；必得要寫就得借用同音字，或者缺一筆。正是因為有了文字，才有了記錄人類文化和人類歷史的大量典籍，使我們今天依然能大體知道古人的歷史和文明狀況。也正是因為有了文字，被稱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作品，才有可能被創造出來。文字是語言的最好助手，是人類文化傳播的功勳使者，也是文學以及藝術的偉大工具。可以說，文字的創立，體現了人類的偉大智慧，是人類社會發展史及人類文化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源遠流長的漢語文化從她的締造者那裡就被授予了跨越時空的使命，其中吸納了多少文人的情懷。從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愛情告白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友情誓言；從杜工部筆下「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愁思到「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邁；從《三國演義》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到《紅樓夢》的兒女情長……這所有的文字記載都傳承著漢語的精華，凝聚成了我們心中的漢語情結。
漢語自古以來就有文言文和白話文之分。在我國古代，用口頭語言及用書面語言來表述同一件事是不同的。總的來說，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並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作品中的語言。而古白話是唐宋以後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書面語。古白話雖說是白話文，但不同於我們今天所說的白話文，一般都是以口頭語為基礎而夾雜一些文言成分。我們現在所講的白話文，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產物和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由於當時看到西方國家的語言和文字是統一的，回顧我國語言和文字卻是分離的，因此便開始提倡白話文——也就是用語體來代替文言。
魯迅，可以稱得上是白話文的鼻祖。魯迅，原名周樹人，出生於浙江紹興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其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近代史和現代史交接的時期，所以他目睹了推翻封建王朝的辛亥革命，也見證了成為中國現代史開端的「五四」運動。他從小就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化的熏陶，後又走出國門留學日本，在那兒又廣泛接觸了西方文化。在經歷了當時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變遷後，魯迅形成了自己的獨立思想。他的精神滲透於每一部作品中，並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讀者。
在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揭開了中國進入白話文小說時代的序幕，也預示著文言文時代的終結，這篇小說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內容和形式的現代化特徵，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的偉大開端，開闢了我國小說發展的一個新時代。作為一個中國人，魯迅是深愛著自己的國家的，他甚至把一生的精力都傾注於創作救國。他的作品不單單只是作品，更是當時社會血淚的寫照，是敲醒沉睡中的國人的警鐘。他關注著民族的發展，也思考著人類面臨的問題，並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堪稱現代中國的民族魂。魯迅自己曾認為，他的創作之所以在當時「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原因就在於「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應該說，魯迅的小說真正做到了「內外兩面，都和世界的時代思潮和流」而又並未梏亡中國的民族性，並具備獨特風格的「現今想要參與世界上的事業的中國人」的文學。
近百年的事實證明，推行白話文讓國人得益匪淺，白話文早已深得人心。然而五四一代學者是帶有明顯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的。它的現代性最嚴重的弊端就表現在：五四文學的反傳統主義，「使中國作家不但與被拋棄的古典傳統割斷了聯繫，而且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大眾和民間傳統也割斷了聯繫——失去了後者就不可能和群眾產生有意義的聯繫」。白話文運動在中國文化史上，從教育方面說，因為白話文的提倡，從而使教育更加普及了，人民的知識水平也因此而提高，對國家的進步有貢獻。但是從中國傳統文化角度看，卻又如被攔腰斬斷了一般。我們古老的文化遺產都蘊藏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可是接受白話文教育的人對於古籍中的古文，幾乎沒有任何接觸，那麼又如何能談得上繼承自身優秀的文化呢？
當然，時代畢竟如滔滔江水一去不返，單純的復古主義沒有任何的意義，但是，如何整理五千年的文化遺產並發揚光大，卻值得我們深思。我們看到目前華語文化也陷入尷尬的境地，其發展形勢亦不容樂觀。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楊錦麟在接受採訪時說到：所謂濃厚文化氣息，估計是一種「假象」，不過我喜歡這個氛圍和「假象」，至少證明，中華傳統文化的氛圍，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新認同和喜歡。華語文化的狀態正在受到商業化、庸俗化，以及卡通文化的衝擊。華語文化的發展，現實的情境，未必對華語文化的健康發展有利。現實中的各種制約因素和思考模式，可能會使華語文化對傳統的承接，以及對現代的延續遭遇到可以想像的瓶頸，這也就使得華語文化的蓬勃發展出現了諸如海外的華文文學、散文、詩歌以及華語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通俗歌曲，在馬來西亞以及台灣、香港等地區都能獲得出人意表的發展，是一個值得深思的文化狀態。
薩丕爾（E．Sapir）在它著名的《語言論》中曾說道：「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徵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在更多國人忽視華語的同時，華語在國門外卻得到了較好較快的發展。一位加拿大女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學好漢語是我很多年前就開始追尋著的一個夢。因為只有懂得漢語才能更好地瞭解中國古老而神奇的歷史與文化，才能瞭解今天迅速發展著的中國」。那麼現在，你的夢又是什麼呢？
◎走紅背後的思考
那時唐朝強盛，華語走紅，種種交往中主要是異邦人學華語。這就像兩種溶液相遇，低濃度的溶液只能乖乖地接受高濃度溶液的滲透。儘管當時作為國際都市的長安城大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是各國僑民、外籍居民及其後裔，華語反而因他們的存在而顯得更其驕傲。
——《華語情結》
余秋雨先生在《華語情結》中曾這樣說道：「語言像山嶽一樣偉大。不管哪一種，堆壘到20世紀，都成了山。華語無疑是最高大幽深的巨岳之一了，延綿的歷史那麼長，用著它的人數那麼多，特別有資格接受E．Sapir給予的「龐大」、「廣博」這類字眼。」可以說，任何一種語言文字都深深地植根於其民族文化特性的土壤之中，都與其自身賴以存在和運動的社會和文化血肉相連，每種文化都通過自己的語言來論及實在。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中國歷史上的鼎盛時期，也是中國歷史最開放，中國人最自信的時期。當時的這個東方泱泱大國，使全世界都為她而傾倒。當時的長安現在的西安，既是唐朝的首都，也是著名的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世界各國商賈、貨物的彙集之地。現在，其他國家居住的中國人為了紀念那個時代的繁華盛世，還常常將他們居住的地方稱為「唐人街」。那時的長安比歐洲的任何一個大都市都要大，吸引了形形色色的外國人前來目睹她的風姿華韻。由於來中國的人太多，唐朝皇帝不得不下令成立一個特別部門專門打理這些人的飲食起居，並讓私塾先生教這些外國人學習漢語。
唐朝的文化影響了日本與朝鮮。在唐朝時，日本有語言而無文字，當時日文的發明者根據漢字的一些部首來標定日語的一些發音，而很多日語中當時就沒有的詞彙則直接借用了中文的寫法和漢語的發音。韓國文字的演變歷程也是來源於中國。從6世紀到8世紀，日本一直把唐朝作為效仿的對象。原本佛教是從印度傳到中國，但中國卻能把它加以改造變為自己的東西，然後再輸送到鄰國。余秋雨先生在《華語情結》中說道：「華語，連帶著它背後的整個華夏文化人格，曾經被一個異邦人收納到何等熨帖的程度。語言優勢與心理優勢互為表裡，使得唐代的中國人變得非常大度。」
今天，我們彷彿又聽見了唐朝的迴響。如果說中國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的「英語熱」，表明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堅定願望，那麼最近幾年來興起的世界性「漢語熱」，則體現了一個正在崛起的中國開始顯示對於世界的日益深入的影響力。如今，世界各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政要還是學子、民眾，都有相當大數量的人在埋頭讀中文、練漢語，形成了政府倡導學、民間扶持學，領導帶頭學、民眾主動學的局面。
法國前總統希拉克稱「學習中文是對未來的一個極佳選擇」；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做一個人，你一定要瞭解你的背景、你的根。如果你是一個華人，你完全不會講、不會看、不會聽、不會寫華語———中國話，我看你或多或少一定是很難過的，是有自卑感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當一國的民族語言被作為外語普遍學習的時候，就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著該國國際地位的真正提升和國際影響力的深化。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美、最古老、也是最難學的語言之一。中華文化悠久燦爛，漢語音諧符美，使用人群龐大，但漢語正在崛起的最根本、最強勁的動力就是中國的崛起。中國二十餘年的快速發展使經濟實力日趨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漢語的實用價值隨之大幅增長，影響力大大增強。為此，漢語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越來越被外國人看作一種必須獲得的知識。很多國家都已經認識到，「在未來50年裡，漢語將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帶領下與英文並駕齊驅，成為主要的國際交流語言」。
在這種大背景下，為增進世界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瞭解與學習，以聖人「孔子」為名、回歸中華文化主流的「孔子學院」，作為在世界範圍內傳承漢語教學的載體，應運而生。中國教育部在北京設立「孔子學院」總部，並通過總部授權在國內外設立以開展漢語教學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孔子學院，也稱為孔子學堂，並非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學，而是推廣漢語文化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機構，是在借鑒國外有關機構推廣本民族語言經驗的基礎上，在海外設立的以教授漢語和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非營利性公益機構。它秉承孔子「和為貴」、「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動中外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以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為宗旨。其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給世界各地的漢語愛好者提供規範、權威的現代漢語教材；提供最正規、最主要的漢語教學渠道。「漢語橋」等世界性的比賽活動也成功舉辦多次，目的就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在世界上進一步傳播漢語，讓不同國籍、不同膚色的大學生在比賽中用同一種語言——漢語，來表達他們熱愛漢語、熱愛中國的心聲。同時提高各國青年學生學習中文的興趣，增進對中國的認識和瞭解。
漢語在世界一路走紅的同時，我們也明顯地感受到了當今的漢語熱多少顯得有點「內冷外熱」。因為中國國內漢語與中文教育出現的問題日益嚴重，如學生的中文水平比之20年前明顯下降，文句不通、辭不達意的教授也比比皆是。在一些教育制度的設置和文化、學術價值的評估上，也是重英語而輕自己的民族語言。余秋雨先生在《華語情結》中也談到，「這些年在華語圈邊沿上晃蕩進出的人數之多，可能已達到歷史之最。青年知識分子中很少有完全不理會外語的，這實在是中國走向世界、走向現代、走向未來的吉兆，一點也不應該抱怨。從趨向看，進出華語圈的人還會多起來。幾乎所有大城市裡的父母親，都在關注著子女們的外語成績。至於華語的好不好，反而已不是關心的重點。」不可否認，英語在當今世界確有優勢，受它的影響也不足為奇。不僅僅是漢語，其他語言包括處於霸權地位的英語，也都面臨著其他語言要素的衝擊。但是，以英語為權重，為標準，為唯一重要指標，來衡量選擇人才是錯誤的，不科學的。封閉了太久的中國人太想與國際接軌了，不慎過多地接上了「英語」的軌，搭上了並非真正的「國際」班車，最終不免走錯方向。而且受英語和網絡語言的雙重「夾擊」，漢語的「純潔性」更難以保持，再加上近代以來白話文運動的某些失誤，「優雅的漢語」成為奢望。
台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用「百年中文，內憂外患」來說明「漢語的危機」。這樣，一方面是海外的漢語熱，一方面是國內的漢語危機，可謂「兩重天」。如果說，漢語熱成為連接世界與中國的新橋樑，那麼當人家架起了橋樑的那一頭時，我們這一邊的橋墩可千萬不能出現裂痕。語言的純潔性事關一國的文化凝聚力及軟實力。語言並不僅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維護一個民族生活、思維和行為方式的載體。詩人荷爾德林曾說，若詞語破碎，無物可存在。大哲學家海德格爾說得更直白：語言是萬物之所以存在的家。
當然，提倡維護漢語的純潔性，謹慎漢語英語化、網絡化的趨勢，並不是反對學英語本身，也不是讓漢語故步自封，拒絕革新，而是批判盲目崇拜英語的行為和心態。語言是民族的命脈，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民族獨立的象徵。語言是根植於民族靈魂與血液間的文化符號，她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更是真實記錄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蹤跡，成為延續歷史與未來的血脈。我們必須給予我們的母語——漢語，足夠的地位和愛護，激勵國人去學習去發展去發揚，吸引世界上更多的人來學習漢語、運用漢語。
不可忽視的教育
◎無法迴避的考試
科舉制度實在是中國封建統治結構中一個極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廣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會競爭欲挑逗起來，納入封建政治機制。時間一長，它也就塑造了一種獨特的科舉人格，在中國文人心底代代遺傳。
——《狼山腳下》
自古以來，中國就很重視人才的選拔，而人類選才的方法不外乎兩類：一為推薦，二為考試。考試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一項偉大發明，在世界史上佔有特別的地位，促進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可以同中國的四大發明相媲美。作為考試制度的發源地，中國擁有悠久的考試歷史。
傳說，堯舜禹時代，就有「四岳會議」、舉薦、公舉、查核、考績、考察、試用等選舉形式，這給後世統治者選擇人才、考核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啟示。考試制度的最早淵源可以追述到夏商周時期。191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11版「考試」條說：「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是中國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的制度（據公元前1115年的記載），以及對已進入仕途的官員的定期考核（據公元前2200年的記載）。」當人們需要測度、甄別人的知識和才能的差異以「選賢與能」的時候，考試便應運而生了。
考試一詞由「考」與「試」二字組成，《尚書》中有「試可乃已」、「試不可用」、「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等記載。《大英百科全書》的說法是根據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學者有關科舉的論著而來，而這些論著的說法又是根據《尚書》的記載而來。
「考」與「試」是兩個意思相近的概念，都有「考查」、「檢測」、「考核」等多重含義。是西漢的董仲舒創造了「考試」一詞，首次將「考」與「試」二字連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考功名篇》說：「考試之法，大者緩，小者急；貴者舒，而賤者促。諸侯月試其國，州伯時試其部，四試而一考。天子歲天下，三試而一考。前後三考而黜陟，命之曰計。」由此可見，最初「考」字更側重於考核政績的含義，「試」字更側重於測度優劣的含義。當「考」與「試」合為一個詞之後，其內涵逐漸演變為特指考查知識或技能的方法和制度。
其實，中國古代考試作為一種選拔人才、任用官吏的方法，其歷史源遠流長。春秋以前，出於世官和選舉；漢代推行察舉與征辟；曹魏時實行九品中正制，這些還不算是真正的考試制度。
就嚴格意義上說，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考試制度——科舉制，以隋朝元年（公元605年）由「進士科」取代「察舉科」為標誌。科舉是中國古代讀書人所參加的人才選拔考試。它是歷代封建王朝通過考試選拔官吏的一種制度。由於採用分科取士的辦法，所以叫做科舉。科舉考試是我國歷史上一種十分重要的選拔官員制度，其雛形出現於2000多年前的漢朝，正式形成於隋而確立於唐，完備於宋，一直延續至元、明、清，直到1905年清末廢科舉、興學堂才消失，它前後在中國經歷了1300多年。
《荀子·大略》曾說：「學者非必仕，而仕者必如學」，這還是未實行科舉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荀子的看法，待到科舉實行後，天下讀書人的聰明才智便都被吸引到了讀書作官的道路。在1300多年的漫長時日中，求學而不為入仕的人則是少而又少，每逢開科取士，讀書人總是趨之若鶩。余秋雨先生說：「科舉以詩賦文章做試題，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麼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科舉制度作為選才的主要手段，有嚴格的程序、法定的內容、較為科學的方法，所以說是一種規範了的制度化的考試制度。它實行公平競爭。在考試內容上，明確規定以儒學經典為依據；在考試方法上，有一套諸如「鎖院」、「彌封」、「謄錄」等防弊制度；在制度上防止特權侵入，訂有考試法規和嚴厲的懲罰制度，從法律上保證科舉考試的正常進行。
正是由於科舉制度具有的上述這些特點，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穩固，所以，歷來被視為掄才大典，受到隋唐以後每一個王朝的重視。它的影響既廣且遠，它不僅在中國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遠播海外。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紀一度仿行過科舉，韓國（朝鮮）、越南曾長期實行過科舉制度；16世紀，中國考試制度傳至西方，19世紀，英國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20世紀以來，考試隨著社會的發展得到廣泛的應用。科舉制對東亞和世界文明進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孫中山先生曾指出：「現在各國的考試制度，差不多都是學英國的。窮流溯源，英國的考試制度，原來還是從我們中國學過去的。所以，中國的考試制度，就是世界上最古最好的制度。」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試制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繫了起來，形成一個多面互動的整體。科舉對於儒家經典的傳播，對於中華民族的融合，對祖國的統一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國歷史上的各項制度中，科舉制是歷時最久，變化最小卻又影響最大的一項。在實行科舉制度的歷史時期，除了皇帝、貴族等極少數世襲者外，從中央到地方的絕大多數官員都是科舉出身。如科舉選拔了從王安石、包拯到海瑞、張居正這樣的政治家；從白居易、柳宗元、劉禹錫到歐陽修、蘇東坡這樣的文學家；從韓愈、朱熹到蔡元培、黃炎培這樣的教育家；甚至還有沈括、宋應星、徐光啟這樣的古代科學家；連清末激烈批判科舉的康有為、梁啟超、張之洞、嚴復等人也是科舉出身。
科舉考試制度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公平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但同時，科舉考試制度又成為套在廣大讀書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鎖，既禁錮思想，又摧殘人才，讀死書、死讀書的現象屢見不鮮，這種現象在清朝後期尤為突出。由於民族危機的嚴重，西方文化的衝擊，再加上其自身固有的弊端，科舉製作為一種考試制度，日益顯得不合時宜，並成為社會進步和思想文化教育發展的障礙。魯迅曾經感歎說中國的改革太難，即使是搬張桌子改個爐子幾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來，中國自己是不肯動的。所以，科舉制在1905年終於被宣佈廢止。
雖然科舉制度已經終結不復存在，但其中的一些合理的因素還是被人們保留承襲下來了。它所體現的許多有價值的觀念具有永久的生命力，特別是公平競爭、廣泛參與、惟才是舉的思想不但在封建社會是進步的，並且還超越時空，超越社會發展階段，成為人類共同的基本理念。當然，作為中國教育制度中一項比較重要的考試制度，科舉制度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正如余秋雨先生在《千年一歎》裡所說，「許多文明的捍衛者往往成為這種文明的葬送者。」一味保守傳統的做法只會讓文明失掉了它的土壤而無法再生活下去。經歷了一千年以上的長時期發展，科舉制既有改革，也有演變，積聚了不知多少人的聰明才智，在歷史進程中佔有一席之地，這決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西方人還採用此制度來彌縫他們政黨選舉之偏陷，而我們卻對考試制度在歷史上有過上千年以上的根柢。這是歷史留給我們最可寶貴的遺產，也是對世界思想文化寶庫的巨大貢獻。
◎尊師重教的關懷
他們在專業教育上的最後一課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課程上，最後一課一定也會推延到彌留之際，可惜那時他們找不到學生了，縹緲的教室裡空無一人，最重要的話語還沒有吐出，就聽到了下課鈴聲。
——《終身的教師》
教育，是一個國家文明的基礎。百年大計，教育為本，這是亙古不變的真理。1977年，鄧小平在「教育優先發展思想」中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我們要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我想從科技和教育著手。」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依靠教育。」1987年，黨的十三大進一步提出「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教育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始終與人類社會相伴隨，人類起源時，便有了人類的教育。古代中國，我們的祖先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視教育為民族生存的命脈。所以遠在四五千年以前就開始了有組織的教育活動。《周易·序卦傳》說：「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物生必蒙，故授之以蒙。」萬物生成以後處於蒙昧階段，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啟發他、教育他。這充分反映了殷商先民對教育的重視。當時中國教育已有相當的積累，知識大體具備規模，為學校教育的興盛發展創造了條件。西周時期已逐步形成了一個以「禮、樂、射、御、書、數」為主體的「六藝」教育體制。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中華文明的果實成熟了，中國教育進入了「古典」時代，產生了私學和專門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群體，一大批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教育家，如群星燦爛，各家學派教育思想競相爭輝。
孔子非常重視教育，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教育甚至比政令、刑律等更加重要和有效，提出了「庶、副、教」的理論；認為在人的成長和發展上，教育起著決定的作用。他一生致力於通過教育培養士、君子和成人，就是能「修己為安人」的治術人才。他最早探討了人性問題，認為人的先天素質是相近的，個性差異是後天教育和習染的不同造成的，強調「行相近，習相遠」。其道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以「禮」和「仁」為核心，以「孝悌」為基礎的忠恕之道，強調克己復禮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此在教育內容上特別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都說明了這一點。同時他也肯定了教育的決定作用。在教育對像上，他提出了「有教無類」，即：無分貴族與貧民，也不分華夏與華夷諸族，立主擴大教育對象。孔子創辦的私學，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他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孔門弟子輯錄的《論語》一書，是研究其教育思想的主要參考資料。他所使用的教材，既是他整理過的「六書」，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
除孔子外，《管子·權修》有云：「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學記》則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孟子似乎更加重視教育，把教育看成是區分人和動物的重要標誌，他在《孟子·騰文公上》中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教育是傳遞社會文化的重要工具。人類把自己的經驗系統化、社會化，理論化，積澱成特定時期的文化，並代代相傳，為後代進一步發展新經驗、開拓新知識領域打下基礎，從而使文化越來越豐富。人類意識到了這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因而自覺地把傳遞這些經驗當做自己的使命。
著名人文大師柏楊對於教育也有自己的精闢見解，他認為：「社會上每一種正當的行業都是神聖的，不分軒輊，沒有等級。巷口那個擦皮鞋的朋友，跟坐在大辦公桌後面肚子鼓鼓焉的傢伙，有同等的地位。但教育這個行業卻更神聖，因為教育培養出來的國民素質，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盛衰敗亡。」「人才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教育出來的。」「我們絕對不認為教育是萬能的，但我們認為教育是最重要的，非常非常最最重要的。沒有教育，就沒有人才；沒有人才，就啥都沒有。」
知識為人類開闢了認識世界、通往宇宙之路，而教師則帶領我們打開了知識的大門。我國有著悠久的尊師重道的傳統，古代就有「人有三尊，君、父、師」的說法。《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古人席地而坐，以西邊為尊，故尊稱家庭教師為「西席」和「西賓」。《師說》中有：「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強調師道尊嚴，給予教師很高的地位。重視教育必須尊重教師，尊師本身就是重教，而重教必須尊師。另一方面，尊師也是為了尊道，師嚴是為了道嚴，師道尊嚴的目的是為了學生敬學而有為，也就是程頤所說：「致敬盡禮而後往之，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於有為也。」人的成長成才離不開教師。一個沒有教師、沒有知識的社會，不過是一片貧瘠的荒漠。
張謇是我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值得一提的是張謇還曾是近代中國師範教育的首創者。「國之有師範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今江蘇南通市）始」。這是張謇在創辦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通州師範學校後向世界所發出的豪邁宣言。在舉辦實業的過程中，張謇深深意識到教育的重要性，認為「人才是立國之本，而人才出自教育」，這是古今中外不變的道理。在各項教育事業中，張謇極為注重師範教育，他從愛國主義角度明確指出：「欲雪其恥（國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範始。」他把師範教育視為一切教育之母，認為只有發展師範教育，專科以上的高等教育才能有其基礎。
還在學堂讀書時，就寫下了「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這樣的座右銘的陶行知，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人民教育家。由於他一直生活在中國社會的底層，所以從童年時代起就對民間的疾苦有深切的感受，特別關注中國的農村，立志為改變中國貧窮落後的面貌和廣大中國農民受剝削壓迫的悲慘處境而奮鬥。他一生推行平民教育，反對「沿襲陳法，異型他國」。陶行知的老師杜威提出「生活教育」這一概念，而陶行知把它翻了半個觔斗改成「生活即教育」。陶行知主張生活即教育，反對教育即生活。他說「生活即教育，是把一個鳥放在林子裡；教育即生活是把鳥放在籠子裡。」「生活即教育」是從書本的到人生的。
陶行知「學高為師，身正為范」這句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甚至是作為衡量教師的準繩。教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的主導者，必須要擁有較為博學的知識、豐富的文化內涵和紮實的專業功底。只有這樣，才有能力指導學生。但是「教師」一詞有兩重含義，「既指一種社會角色，又指這一角色的承擔者」。陶行知說「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學生不應該專讀書，他的責任是學習人生之道。」為人師表，意味著的不僅僅是傳授知識、傳承文明，更重要的是育人，要道德高尚。「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作為教師勢必要身正。唯有每個教師，不斷完善自身，樹立高尚的人格，才能有教師是文明的使者，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的美譽。
師德就是兩把雙刃劍，只有你能夠揮灑自如，相輔相成才能夠發揮超強的威力，否則就如同沒有箭的弓毫無作用，甚至會一敗塗地。陶行知說過，教師的服務精神是教育的命脈，金錢主義最足以破壞教師職業的尊貴。因此，作為教師要愛學生，要對每一個學生都傾注深厚的愛。這種愛，是無私、高尚的，是無微不至、不由自主的，而不是裹著「負責」精神的暴力型的，或是「愛你沒商量」保姆型的……只有擁有一顆愛學生的心，我們的教育事業才會永不言敗。
「兩千年前的孔仲尼，兩千年後的陶行知」（郭沫若）。陶行知懷揣著「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赤子之枕，為人類、為教育事業為中國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鬥爭事業鞠躬盡瘁，奉獻一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教育是百年大計，關係民族的前途命運。教育如同一縷陽光，受教育者沐浴著這縷陽光，靈魂得到了喚醒，教師在這種喚醒中則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教師，為人師表，是一本最直觀的教科書，無論是在教育史上，還是在人類發展史中，她都是一種無法抹殺的教育力量，它對人類的進化、歷史的發展和文化的傳承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郁達夫在紀念魯迅時說過：「一個沒有偉大人物出現的民族，是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尊敬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教師本來是個職業，但由於這個職業的工作對像具有特殊性，因此就演變成了一種特殊而神聖的事業，注定了每一位從教者的莊嚴使命——傳承文化的火種。教師的工作平凡而偉大，教師的使命光榮而艱巨，教師的責任任重而道遠……
余秋雨簡歷
◎余秋雨其人
余秋雨，著名文化學者、戲劇理論家，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
1946年8月，出生於浙江省余姚縣橋頭鎮（今屬慈溪），在余姚農村度過充實美麗的童年生活。
1951年，四歲開始上學，比正常兒童早了兩三年。
1957年，舉家遷至上海，在上海晉元中學開始了他的中學生活。
1958年，畫畫小有名氣，被幾家單位請去畫大幅宣傳壁畫
1962年，在上海市中學生作文大賽中獲大獎，並選入中學生課外閱讀教材。
1962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戲劇學院。
1963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當時最難考的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
1968年8月，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當時正逢浩劫，父親被同事誣陷錯劃為「右派」，叔父因熱愛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遭到紅衛兵及造反派的殘酷迫害而含冤自盡。
1969—1971年，為全家生活所迫赴江蘇吳江縣太湖農場勞動。學校復課後參加過由周恩來總理親自組織的大學教材編寫。後在恩師盛鍾健先生的幫助下，到浙江奉化縣一所半山老樓裡苦讀中國古代文獻，研習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1983年之後，經過又一番潛心苦讀，陸續出版了：《藝術創造論》、《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戲劇思想史》以及Some Observationson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 Theatre等一系列學術著作。先後榮獲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全優秀教材一等獎。
1985年，在從未擔任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被破格提升為教授，並以39歲的年齡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
1986年，被任命為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上海市委咨詢策劃顧問，並被選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當時獲此稱號的全國僅十五名，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
自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寫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辭職後更以親身歷險考察國內外各大文明為人生主業。所寫的《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歎》、《行者無疆》等，開啟一代文風，長期位踞全球華文書暢銷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認為目前全世界各華人社區中影響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大陸公佈的近十年來全國最暢銷書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獨佔了四本。這些著作，獲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獎、中國出版獎、上海優秀文學作品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連續兩屆）、金石堂最有影響力書獎、台灣中國時報白金作家獎、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的華語作家獎、香港電台最受歡迎書籍獎等。《借我一生》又創立了「記憶文學」的新體裁，剛出版就引起海內外廣泛關注，被香港《亞洲週刊》評為年度「全亞十大最重要的華語書籍」之一。
1999年，參與香港鳳凰衛視《千禧之旅》特別節目，對凡是在人類歷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古代文明遺址進行了認真仔細的參觀考察，因而成為目前世界上唯一穿越數萬公里危險地區的人文學科巨匠，也是美國九·一一事件之前，最早向文明世界報告恐怖主義控制區域實際狀況的學者。旅行日記後被命名為《千年一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000年秋，再次跟隨香港鳳凰衛星電視台對輝煌的歐洲文明進行了歷時三個多月的詳細考察。回國後，旅行日記被華藝出版社率先出版，《行者無疆》一書問世。
2004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編輯部等單位選為「中國十大藝術精英」和「中國文化傳播座標人物」。相繼被聯合國選為研討《2004年人類發展報告》和參加「2005年世界文明大會」的唯一中國文化學者。
2005年春季，在台灣各大城市巡迴演講。盛況空前，每場都擁擠了數千名聽眾，被台灣媒體稱之為「難以想像的余秋雨旋風」。天下文化出版公司所編的《傾聽秋雨》一書，記錄了這一盛況、這幾次演講內容。
2007年，被澳門科技大學聘為榮譽教授。
2008年，被全國網民投票評為「2007全國十大學術精英」第一名，又被亞太測評系統評為「影響世界一百年的百名華人」。
2008年9月，由上海市教委設立在上海戲劇學院的「余秋雨大師工作室」掛牌成立。
◎平易中的語言魅力
——桑庚楚
余秋雨先生的作品為什麼會持續十年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這是一個神秘的問題。
很多人都在探詢答案，因為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受歡迎。
有人認為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歡迎，是因為他新穎的文化觀念。余先生的文化觀念不慍不燥，開明智慧又契合人心，當然是受歡迎的重要因素。但應該看到，再好的觀念也只具備引領意義，而不會讓人反覆品味、愛不釋手，何況，有精彩觀念的知識分子遠不止他一人；
有人認為，是因為他作品中的知識含量。但記得余先生早在八年前就對媒體記者說，好的散文是排斥知識性、學術性的，那些有太多文史色彩的部位，常常造成「文氣滯塞」，是他文章中不好的部位，遲早會刪掉；
有人認為，是因為他的作品迎合了世俗的需求。但顯而易見，余先生的書中沒有艷情、警匪、湊趣、玩波、挑逗的成分，也沒有故弄玄虛、譁眾取寵的色彩，也就是說，從未迎合流俗。喜歡讀他書的人，一般都是各行各業有文化的人士；
有人甚至認為，他的作品受歡迎，是「商業炒作」的結果。這實在是一些賣不掉書的文人的自我心理安慰，完全與事實不符。余先生出每一本書，幾乎都沒有召開過新聞發佈會、新著座談會。在我印象中，只有那本現在已經不再重印的《文明的碎片》出版時，由「布老虎叢書」負責人安波舜先生在北京文萃閣召集過一次，那也是幾本書合在一起的一個座談會。可以說與其他作者相比，他在這方面的「炒作」幾乎無跡可尋。
那麼，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受歡迎的秘密究竟是什麼？
我認為有很多原因，這篇短文只想談一個最具體、最感性、最技術的原因：語言。
語言在文學中的重要意義一定被我們輕視了，我們更重視的是內容。其實，語言才是真正的基元，就像唱腔在京劇中的地位。大家迷京劇，總是迷唱腔，很少有人迷具體內容的。有了唱腔，才有風味，內容才活起來。
語言是文學的「唱腔」，全部風味、韻致就在那抑揚頓挫間。海內外讀者喜歡余秋雨先生的作品，首先也是著迷於他談論每個話題時的口氣、節奏、神情、心態，而這一切都非常感性地滲透在他一句句的語言中。
簡單說來，余秋雨先生的文學語言有以下幾個特徵——
第一，剝除裝飾。即徹底剝除了語言的外在裝飾，裸露出語言本身最樸素的肌理。
語言的外在裝飾，在他早期的學術著作中倒是時時呈現，可以判斷那是他挑戰學術話語枯燥性的一個實驗，我們在《中國戲劇文化史述》和《藝術創造工程》中都能看到。但是，當他一寫散文反而進入最本真的語言狀態。人們讀到《文化苦旅》的第一句是：「莫高窟大門外，有一條河，過河有一溜空地……」樸素得讓人眼睛一亮。
為什麼寫學術著作講究色彩，寫散文卻洗淨了色彩呢？這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一位青年學者出現在學術講壇上的時候特意選了一套時髦的西裝，試圖改變一下過於沉悶的氣氛，但當他來到體操運動場真正要呈現自己形體美的時候，就不在乎外在的服飾了。從學術進入散文，也就是脫去外套進入生命的自然狀態，越樸素越美。
文字間有大量信號足以證明，余秋雨先生是很能雕刻文字的，可以雕刻得非常優美，但他放棄了這種雕刻，故意追求「淨空無色」、「真水不香」。例如張愛玲年輕時寫的句子：「房裡有金粉金紗深埋的寧靜，外面風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我估計，余秋雨先生也會喜歡，但他不會這麼寫，覺得雕刻過度。
除了剝除色彩的裝飾外，他也不喜歡「氣息」的裝飾。他的文字既沒有名士氣、簡古氣、園圃氣，也沒有桐城氣、新月氣、哈佛氣，更不追求京味、川味、塞外味。他讓所有的氣味都回歸內容之中，只讓語言變成當代中國文化人日常的感性話語，然後再來負載不同的內容。這是一種捨棄，甚至是一種犧牲，但他手下這種無聲無色的語言進入了一種無障礙狀態，幾乎具有了無限的發揮可能。我認為，這也是余先生自從操持文學語言之後能夠縱橫馳騁、無學不窺、無遠弗界的原因。有的作家，則讓過於有特色的語言困住了生命，只能發一種腔調、擺一種姿勢了。
第二，溶化艱深。為每一個艱深的話題尋找最平易的話語入口，使當代的精神前沿獲得了娓娓動聽的世俗牽動力。
例如，他要通過對清代歷史的重新認識來探討中國民族主義的思維陷阱，這本是很難通俗得了的課題，但在《一個王朝的背影》開頭卻從每一個中國人從小就在歷史課裡產生的誤會說起，一下子把所有的讀者都帶入了，而且帶入得那麼平等。又如，他要通過對清代晉商的升沉來探討中國商業文明的命運，也是夠大夠難的題目，卻也從自己對山西的抱歉之情說起，由一種頗有普遍性的誤會和無知，引入感情，再引入論題，於是這個論題也軟化成大家都能接受的了。余先生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如此，這並不僅僅是謀篇的策略，而是以誠懇之心左右了語言，使語言具有了一種內在的吸附性。
其實除了開頭之外，通篇都是這樣。因為隨著文章的推進，時時都會出現思維高點，余秋雨先生都用誠懇之心、平易之筆緩緩軟化，使廣大讀者方便進入，並充滿趣味地一步步攀援，卻又不降低高度。這其實是最難的事。英國歷史學家屈維廉（G. M. Trevelyen）說：有一種說法，認為通俗一定容易，有趣一定淺薄，晦澀一定艱深，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容易讀的東西最難寫。
據我所知，自從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成功後，很多抒情作家開始寫文化，很多歷史學家開始寫通俗，但都沒有成功。哪有這麼容易的事呢，要把最前沿、最深刻的思想傳達得人人愛讀，必須比深刻的思想更深刻，然後用生命的熱力去慢慢溶化，再熔鑄成美的形體，比什麼都難。在這個意義上說，余秋雨先生不可模仿（儘管看起來最容易模仿）。
第三，感性敘事。盡可能挖掘語言的感性敘事素質，並鋪展為感性場景。
余秋雨先生的文學語言，著重於感性敘事。這與著重於抒情或議論有很大的區別。他一再申訴散文和小說的敘事功能，甚至在《美文》雜誌發表的一封他給一位中學生的信中，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他認為敘事是文學之本，抒情和議論都應以敘事為基礎，因此他希望中學裡的作文教學應加強敘事訓練，縮小抒情和議論的比例，並把它們沉澱在敘事之中。但是，由於抒情常常被誤會成「文學性」，議論常常被誤會成「深刻性」，敘事歷來不被充分重視。余先生的文章中，幾乎不見單獨的抒情，偶有較長篇幅的議論，但主體部位一定是敘事。最佳的議論也都滲透在敘事之中，敘事之前的議論。只是介紹性、引入性、鋪墊性的手段，為了引出敘事。
即便滲透著議論，他敘事的基本途徑也是挖掘感性，努力尋找能被五官感覺捕捉的信號。
敘事到一定程度，他會鋪展出一個感性場景，使讀者身臨其境。這是感性的大集合，也是精神的閃耀處。余秋雨作品的文學素質，往往在這種感性場景中表現得特別透徹。香港董橋先生說，在朋友之中，余秋雨先生是最善於在寫作中組織場景的，他認為這與余先生從事過戲劇專業有關。
敘事是一條美麗的山路，而場景則是山頭觀景的亭台。
我想，這也是余秋雨先生敢於在語言中洗去裝飾和色彩的原因。他認為語言的感性遠超語言的色彩，同樣，對場景的鋪排勝過一切零星的裝飾。
《文化苦旅》中最動人的篇章，都在於感性場景，例如《道士塔》、《陽光雪》、《沙原隱泉》、《風雨天一閣》、《牌坊》、《廟宇》、《信客》、《老屋窗口》、《臘梅》、《這裡真安靜》等等。連深沉的《山居筆記》中的一些篇目，如《蘇東坡突圍》、《千年庭院》、《抱愧山西》、《鄉關何處》、《遙遠的絕響》中也包含著令人難忘的感性場景。兩本考察日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自不必說，最近出版的《借我一生》的感性場景就更多了，這需要另有專文研究。
我認為，在常人難於構築感性場景的地方居然構築起了感性場景，這是余秋雨先生作品的無敵亮點。
第四，優雅警句。這是在感性敘事、鋪展場景過程中加入的哲思，似乎是議論，卻又不盡然，而是突如其來的思維靈感，如電石火光，燭照前後。
余秋雨先生筆下的警句，都用口語方式呈現，沒有格言架勢，也沒有布道模樣，而只是依據感性場景自然流出。但一旦出現，卻顯得凝煉雋永，與前後文句迥然不同，讓人反覆吟誦，輸入記憶。這種以尋常方式呈現的非常，立時拔出高度，顯得貴重而優雅。貴重而不失隨和，優雅而更見親近，這真是遣詞造句的化境。余秋雨先生在講述蘇東坡後對「成熟」的那番警句，在講述李清照後對「名譽」的那段雋言，在講述清代興亡之後關於文化靈魂祭奠的那個結論，在解剖「小人」過程中的連篇精闢論斷，一直延續到考察文明過程中對繁複物象的痛快判語，都是很多讀者能夠隨口背誦的。這真是一個驚人的景象，我自己就經歷過很多這樣的場合，一群原先並不相識的人在一起聚餐，突然爭相背誦起余秋雨先生文章中的警句雋言來了。背誦過程中發現，在場的其他客人雖然沒有讀過余秋雨先生的書卻也能立即聽懂，而且立即安靜，品賞一種只屬於文化的優雅。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坊間也有大量的名人名言錄，那些名人名言也都很精彩，卻獨獨余秋雨先生的言語被大家記憶得最多、最深？除了種種內容上的原因外，還因為這些言語是他筆下延宕已久的感性場景的產物。感性場景很難忘記，這些言語也就被深深銘刻了。其他名人名言再好，出現時卻沒有這種感性場景。這就是兼為文學家的思考者余秋雨先生的特殊優勢。
第五，非凡節奏，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極可誦讀，我聽過好幾位德高望重的朗誦專家誦讀《文化苦旅》的錄音帶，都極為振奮。但是，與其他常見的朗誦文本相比，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不適合表情濃烈的排比渲染。它們隱藏著一種難度最高的口語潛質，那就是內在節奏，可以說是內心節奏。
這種內心節奏常常體現為作者喁喁私語間的心理徘徊、進退自問。你看這段：「只要歷史不倒退，時間不倒退，一切都會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詳地交給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飾天真是最殘酷的自我糟踐。沒有皺紋的祖母是可怕的，沒有白髮的老者是讓人遺憾的。沒有廢墟的人生太累了，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太偽詐了。」
這是一段議論，魅力全在內心節奏。有無奈歎息，又有自我說服，然後產生聯想，最後得出感歎式的領悟——這每一層，都由不同的語言節奏來表明。試讀幾遍，即可明白。
在敘事過程，余秋雨先生的語言節奏更是發揮到駕輕就熟的地步。一般寫作教師講得更多的是文章的詳略關係、簡繁關係，都沒有切中要害。一篇文章，即使詳略勻停、簡繁得當，也可能是乏味的。其實，這一切，除了內容之外，都因節奏的進度而取捨。余秋雨先生筆下的詳略、簡繁就是靠節奏來調配的，可以詳至細微，也可以略如跳躍，全部受控於那個神秘的整體節奏。他寫什麼都好看，說什麼都好聽，也都與節奏的魔力有關。
只要細細品味就能發現，余秋雨先生的文章每一篇一開始敘述，就進入一種擇定的節奏系統，他知道推進的速度，更知道迴盪旋轉，即使那些難啃的段落，他也能用放慢或加快敘述速度來貼合讀者的心理推進邏輯，然後再前前後後迴盪幾圈，在餘音裊裊中了結。說他能夠「深入淺出」真是說輕了，實際上他是靠節奏把廣大讀者「圈」進去的，讀者受一種敘述節奏的誘惑，把所有的審美障礙和消化硬塊都溶解了。由此可見，我們所說的節奏，早已不僅僅是朗誦家口中的抑揚頓挫，而是一種近似於詩作的心理氣氛，只不過余秋雨先生連詩作的短程節奏也突破了，進入到了散文化的長程節奏。
以上四點，我認為是余秋雨先生語言特色的核心，其他還有很多派生的或旁依的特色，在此不一一列述了。
我最後想說的是，語言人人會說，但還是人間的至高奧秘。幾句平白無彩的話，卻把素昧平生的讀者深深吸引了，而大篇聲色繁麗的句子，卻無法讓至親好友讀完，這是什麼道理？一般人都認為語言只是工具，卻不知工具也有「成精」的時候。語言是「成了精的工具」，同樣的文字通向著截然不同的天地。在文學領域，有品賞語言能力的人，遠遠少於那些能對主題思想、人物塑造、情節結構作出議論的評論者。中國作家中可以把語言單獨離析出來研究的對象並不太多，在五四以後，魯迅、周作人、沈從文、朱自清可以，連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在語言上仍有一般化之嫌。另有一些，則太怪異，把格局弄小了。
在延續多年的「批餘風潮」中，幾乎沒有人批評過余秋雨先生的文學價值，當然更沒有人研究他的語言。有人用罵人的口氣說他的語言是全國最差的，這種語言本身就暴露了他的語言等級，以及語言等級背後的文化等級和人格等級。他們就像一群不會品茶的人闖進了茶館，把茶葉說成是「最碎的樹葉」，把茶水說成是「最渾的水」，實在是毫無辦法。
◎余秋雨的思想價值
——朱慶華
余秋雨先生廣受讀者歡迎的一些文章，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就開始在上海《收穫》雜誌連載了。如果要問，這十七、八年間在文化思維上對中國大陸廣大讀者影響最大的是哪一個人？我想，只要不存在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余秋雨先生一定名列前茅。
當然，思想深刻的學者不止他一個人，但只有他找到了具有社會滲透力的文學語言；反之，廣受讀者喜歡的時尚作品也不少，但那些作品大多缺少文化思維的深度。
正是在精英文化難於普及、時尚作品缺乏深度的雙重必然中，余秋雨先生就顯得特別難得、又特別珍貴。誰不想自己的作品既廣受歡迎又不失深度呢？全國那麼多人在努力，但只有他充分地做到了，而且一直領先十七、八年，這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歷史事件。
可笑的是，一些社會上最淺薄的文人經常會把余秋雨先生廣受讀者歡迎的原因說成是「媚俗」。這種顛倒說法由於迎合了中國文化界歷來宣揚的所謂「深刻的東西不會產生廣泛影響」的觀點，也讓不少人糊里糊塗地相信了。其實，僅僅看《文化苦旅》，就會發現事情完全不是這樣。
且看下面這些例子——
第一，對於一個文明古國的文物，究竟應該看作全人類的遺產，還是看作一個民族的珍寶？《文化苦旅》第一篇就表現了「這裡也難，那裡也難，我只能讓它停駐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的「兩難」結構。這個結構，到現在，到今後，都是艱深和苦澀的。讓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廣大普通中國讀者接受這個悖論，具有可想而知的障礙，但是，通過余秋雨先生的筆力，大家大致接受了。從此之後，中國大陸的學術文化界很少再有人簡單化地把斯坦因等人說成是「帝國主義強盜」了；
第二，歷史上，最高的政治評價來自於戰功，還是來自於利民？《都江堰》開宗明義提出「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不是長城，而是都江堰」，這個論斷直到今天還是冒險而備受爭議的，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辯的論述；
第三，中國的文化靈魂，應該集中居住在城市裡，還是應該散落在大地間？《江南小鎮》提出了一種既古典、又超前的構想。余秋雨先生主張文化智者應該拔離集中而逼仄的傾軋，以充分的自立和孤獨走向真正的安寧；
第四，中國傳統文化是通過什麼樣的艱難方式獲得民間保存的？這種方式各有什麼利弊？文化和生命的關係如何？《風雨天一閣》提出的是這麼一系列艱深的課題；
第五，作為中國近代特殊成果的上海文明應該如何評價？被全國人民所詬病的上海人是一個什麼樣的群落？他們在集體文化心理上有什麼優點和缺點？這一系列問題非常複雜，社會上爭議重重，余秋雨先生在《上海人》中由歷史到文化，由宏觀到微觀，論述精闢，幾乎一錘定音，至今無人能出其右；
第六，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的根本差距是怎麼造成的？《夜航船》一文比較了中國明代的張岱和幾乎與他同時代的法國的狄德羅，指出中國文人喜歡炫示文物典章的惡習與歐洲百科全書派立足開拓創新的區別；
第七，如何來看待廢墟？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早早地提出，反對把所有的廢墟刷新、修繕和重建。他說，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但是，「沒有廢墟的人生太累了，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太偽詐了」；
……
請注意，這一切都寫於十七八年前，也就是說，寫於文革災難剛剛離去，改革開放開始不久，人們的思想禁錮尚未解除，文化思維還很僵化的時代。這些觀點中的一部分，在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時候已有涉及，但「文化熱」終究集中在部分文人學者間，而且涉及方式更多的是直接搬用外國的觀念和方法。余秋雨先生所做的不僅僅是通俗化，而是通過自己的體驗調動一般讀者的體驗，因此實現了真正的文學化、生命化和普及化。
事實已經證明，「文化熱」中的那些介紹文章功不可沒，但很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人們再也不會去翻看，而唯一能長時間留下去的，也只有餘先生的文章。它們驗證了一個道理：任何一時的熱潮如果真正上升到了文學，就能延續久遠。
《山居筆記》在寫法上與《文化苦旅》完全不同。《文化苦旅》由一個個廢墟來帶出文化感悟，對地點的依附性比較大，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因景抒情」的傳統散文；《山居筆記》雖然也有空間引發因素，但卻以一個個重要的文化課堂為構建之本，充滿了學理思辯卻又不是學術論文，近似學者隨筆卻又比同類文章長得多。在理性和感性的巧妙組合上，這肯定是余秋雨先生獨創的文體。自《山居筆記》篇篇轟動後，文壇間追隨、摹仿者很多，有的近於文學，有的近於史學，但幾乎沒有誰能在文學等級和歷史氣韻的渾然天成上趕得上《山居筆記》。
更重要的，是《山居筆記》在連載時出現的許多雜誌競相轉載、每期成為街頭巷尾人們熱烈話題的景象。就廣度而言，這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山居筆記》把一個個極為前沿的文化難題端到了廣大民眾眼前。
第一篇《一個王朝的背影》，恰恰是從審視中國歷史上的民族主義災難開始的。一般中國人從歷史教科書裡接受的「民族氣節」和「攘夷情結」，最集中地表現為明末清初對滿清王朝的強烈對抗。余秋雨先生勇敢地從自己出發，檢討了這種思維慣性和情感慣性，然後從人格意義上正面推崇了康熙皇帝，並對比了明代的皇帝，得出了有力突破民族主義歷史觀的現代結論。文章最後，又以漢族大學者王國維在清亡後的自沉來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文化掙扎。這篇文章一度在社會上產生的震撼程度，十分巨大。此文還產生了一大串副產品，即觸發了近十年來「清宮電視劇」的熱潮。如果不是余秋雨先生對康熙皇帝的論述廣泛深入人心，這種熱潮不可能產生，儘管這種熱潮的方向與余先生的本意並不相同。
從這篇文章開始，《山居筆記》的每一個主題都是極尖銳、極迫切的。按照余秋雨先生自己在《借我一生》中簡約的概括，全部主題具有嚴整的連貫性：
「借東北的流放者來討論中國文化的生存災難」——這是指《流放者的土地》；
「借渤海國的興亡來討論社會災難與群體生命的關係」——這是指《脆弱的都城》。這篇文章，還首次鮮明地提出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城市文明的遺憾，因此也指出了文明轉型中的一個重要關鍵；
「借蘇東坡的遭遇來討論社會災難與個體人格的關係」——這是指《蘇東坡突圍》。這篇文章發表後被廣大讀者喜愛，各行各業的讀者至今能熟背文中關於「成熟」的那段論述；
「借岳麓書院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來救助愚昧的災難」——這是指《千年庭院》。這篇文章表現了一部以「文治教化」來對抗社會災難的千年史詩；
「借山西商人來討論文化應該如何來救助貧困的災難」——這就是名篇《抱愧山西》。這篇文章也首次以震撼性的敘述結構向全國讀者描述了中國自發的商業文明曾經有過的氣魄，以及它的寂寞和脆弱。這對於十幾年前市場經濟開始萌動的中國大地帶來何種歷史性的啟示，不言而喻。這篇文章還從根本上改變了廣大中國讀者對於山西曆史的看法，據說至今仍受到廣大山西民眾的感激。
——以上這些文章，被余秋雨先生本人概括為一個總題目：中國文化與社會災難。毫不誇張地說，這是迄今僅有的研究災難與文化的宏偉巨製。
《山居筆記》後半部分的文章，余秋雨先生確定的總題目是：中國文化的精神歸宿。
這個題目的展現也很壯觀。余先生說：「我借自己的家鄉來討論狹義的精神家園，借海南島來討論廣義的精神家園」。這很明白，指的是《鄉關何處》和《天涯故事》。
後面一組對比就氣魄雄偉了：「借科舉制度來討論精神家園在官場化、世俗化過程中的變異，借魏晉名士來討論精神家園在反官場、反世俗方面的固守」。這確實觸及到了中國知識分子精神歸宿的核心部位，在余秋雨先生之前沒有人作過這麼深入的對比。令人驚奇的是，余秋雨先生不僅僅是借科舉和魏晉來說精神家園，而且在對科舉和魏晉的研究和描述上，也精彩備至、獨樹一幟，即使在這方面的專家，也難於望其項背。就我個人而言，則把《遙遠的絕響》看作平生讀過的文章中極少數最精彩的篇目之一。
出人意料的是，余秋雨先生以對「小人」的研究，來統括以上兩大題目。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缺少精神歸宿，正是造成各種社會災難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災難是小人災難，最大的廢墟是人格廢墟。」
余秋雨先生對「小人」的研究，也是歷史上最系統、最完整、最深入的一篇。在他之後，坊間出過不少與「小人」有關的書，幾乎都要在扉頁引述他的話。我個人認為，余秋雨先生對「小人」的研究，最後是以他本人遭受一些「小人」圍攻的實踐經歷來延續的。他的經歷可能會使他的研究增加一條結論：世上有不少人寧肯被人說成「壞人」也不願意被人說成「小人」，誰說了，他們怎麼也放不過你。但最後畢竟會證明，他們的全部手法進一步證明了「小人」是什麼，因此也從反面證明了「君子」是什麼。
綜上所述，《山居筆記》不僅僅是散文。它是表現一個民族思想覺醒的重大文學成果，其思想意義不低於文學意義；而更重要的是，它居然快速地成為了廣大民眾共同接受的精神財產，這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度裡不能不說成是一種罕見的思想奇跡和文學奇跡。
我相信，要回顧文革災難後中華民族的思想覺醒史，一定避不開《山居筆記》。
特別需要提一筆的是，無論是《文化苦旅》還是《山居筆記》，都在台灣和海外華文讀書界獲得巨大影響，並先後獲得了台灣最高文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廣大台灣讀者和海外讀者從這兩本書，既感性又理性地感受了中國文化的精粹，也感受了余秋雨先生所說的他對這種文化的「恭敬和憂傷」。
事實上，它們已成為十幾年來全球華文讀書界的重大文化現象。
余秋雨先生在完成《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後，應廣大讀者的要求又寫了一本談人生況味的書《霜冷長河》，然後跨出了牽動億萬民眾眼光的精神步伐——以生命歷險的方式考察人類各大古文明遺跡。
如果不計他在學術領域裡的纍纍成果，僅就《文化苦旅》、《山居筆記》所建立的文化功勳和思想功勳而言，本已是全民族精神領域的頂尖人物之一，應該備受敬重。這樣一個人物決定去作生命歷險了，這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會成為一個重大新聞；當他歷險回來，必然會受到熱烈歡迎。這一點，連日本媒體都意識到了，《朝日新聞》派出部長級官員到印度迎候余秋雨先生，而且選他成為「全球十人談新世紀」的十人之一。但奇怪的是，中國大陸文化界對這麼一個重要人物的重要行為置若罔聞，迎接他的是一堆空穴來風的大批判。這真是讓人既氣憤又沮喪。
余秋雨先生是作為香港鳳凰衛視的「特邀嘉賓」投入對埃及文明、希伯萊文明、阿拉伯文明、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文明、恆河文明以及全部歐洲文明的實地考察的。他自己的考察意圖，與鳳凰衛視有所區別，也就是說，他要從一系列已經死亡的古文明廢墟間找尋中華文明存活至今的原因，又要從歐洲文明中尋找中華文明的各種弱點。他直接去面對各種古老的異態文明，但他的研究主角只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文明。這麼大規模的對比性研究，他也是古往今來第一人，而且研究成果同樣深入人心，《千年一歎》、《行者無疆》仍然獲驚人暢銷。
對於這個以生命換來的豪邁壯舉，我看到網路上已有不少網友稱他為「民族英雄」，但中國大陸文化界則假裝沒有看見。我認為，他們是不敢正視，因此只能轉移視線，在所謂「歷史問題」和「文史錯誤」上挖小洞，挖不出小洞也故意把鑿子敲得震耳欲聾。
然而，事實上，大家都看到了，一個名震全國的文化智者一寸寸、一里裡地走完了烽火遍地、危機四伏的北非、中東、中亞、南亞和整個歐洲大地！
更讓大家不可思議的是，正是這麼一位著名教授，不僅每天要向全球直播自己面對每一塊陌生地的現場談話，而且還要每天寫一篇不短的文章和一段語錄，立即發送到世界各地華文報紙。須知，他們每天的主要時間是在危險地帶冒險、避禍、尋路、投宿、覓食，他是憑著什麼本事一天不拉地在極小縫隙間完成那麼多勞作的呢？他每天一篇的文章，當時天天在全球各華文報紙上連載，後來才收集成《千年一歎》、《行者無疆》的，可說是一種眾目睽睽下的即興寫作，每天能寫作的時間極其短促，既不可能查閱任何資料，又不可能修改文句，這實在只能歸功於一種旁人難以企及的心理能力、思維能力和寫作能力了。
余秋雨先生在這種延綿數萬公里的直感中，永遠沒有離開過最艱深的學術思考，例如，他一路概括了中華文明何以避開了其他文明滅亡的陷阱而存活至今的八、九個原因，都是從切實的對比中得來，又依仗著他極深厚的學術功底，實在是文化研究上的極大成果。歷史必將以濃重的筆墨記載他的這種貢獻。
至於他在歐洲大地上尋找與中華文明的對比點，然後也找出了中華文明的八個弱點，貌似具體卻又非常宏觀，與他從中東到南亞所尋找到的思維成果相輔相成。我想不出還有別的文化建樹比這種實地親身考察得出來的結論更宏偉、更有價值。
《借我一生》是一部記憶文學。余秋雨先生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定位為文學，並不是意味著虛構，虛構並不是文學的必要特徵。他認為這部作品通過對感覺和印象的精細復活，通達到生命的神秘結構。在這個神秘結構中，最小的空間和最大的空間都曾給了生命以恩惠，因此用這個書名表達感恩之情。感恩的對象，是父母，是遭遇，是上天，鴻蒙而又偉大。
這當然是文學品相。就像他在《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中用近似於散文的筆調進行「宏偉敘事」，在《千年一歎》、《行者無疆》中用近似乎日記的形態進行文明思考一樣，在《借我一生》中，他用近似於傳記片段的形態寫出了一部精神史詩。
這是現代文學形態的一種創新。由許多真實片段組合成一個底奧無窮的大結構，由大量具體的感覺凝結成一個有關人生和世界的大疑問。
但是，在這個文學大結構中，又蘊藏著大量的思想礦藏。我粗粗翻閱兩遍，至少發現了以下這些極具衝擊力的思維：
一，十九世紀之後浙東農村因闖蕩上海而改變了社會結構，因此，闖蕩者的「回家」也就變成了文化磨合和文化互補；
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陸農村社會變革，更多的不是政治意義而是文化意義；
三，大地的最後荒涼是文化的失落，有時，回春的希望會偶爾地落在一、二個善良的知識少婦身上；
四，作者的叔叔的悲劇證明，任何理想主義的殉道者總是很難找到彼岸的，只有離開了此岸而又找不到彼岸的人才會毫不猶豫地走向壯烈；
五，高層政治權力的鬥爭並不是像現在宣傳的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把災難推向了民間。文革災難的民間版本是通過「大揭發」、「大批判」而釋放了世間的惡，並使惡成了萬事萬物的審判者；
六，民間災難的最大困境是無處投訴、無處求助，連朋友、親戚也變得極不可靠，因此，轟轟烈烈的外像中隱藏著大量的中國人徹骨的孤獨；
七，傷害過你的人，永遠不會放過你，他們會因為過去的傷害而感到永久的不安全，因此不會停手。不斷被他們傷害，注定是你的宿命；
八，我們最大的教訓之一，是寵壞了本該鄙視的一切；
九，中國文化最大的負面遺產是虛假，而這種虛假又總是以道義面目和學術面目出現。直到現在，誰只要一反虛假，便陷孤立；
十，在社會轉型中開始選擇一種新的生態的人，總是對其他人的習慣生態構成了否定，因此必然會遭致你死我活的圍剿；
十一，一切因歷史原因而承襲了諸多邪惡的生命體，都有被原諒的理由，但在原諒他們之前有必要弄清他們的行止，等到終於發現他們的背影，就放過他們；
十二，世間的大道是具體的，其中一項就是在災難中救助親人，為此不惜向各方求借，包括向你所不喜歡的群落；
……
這還只是窺豹一斑。這部作品中，有關人生、倫理、社會、政治的思考，可以說是俯拾皆是。生在現世，我們已經很少看到這麼豐厚的作品了。
余秋雨先生的其他作品，即便是像《山居筆記》那樣大寫災難，像《千年一歎》那樣大寫恐怖，也多多少少隱含著一些樂觀主義的魂魄，但《借我一生》寫自己，在骨子裡卻是悲觀的，儘管書中有大量幽默片段。這是一個深刻的悖論，是樂觀於文明，悲觀於生命？還是樂觀於遙遠，悲觀於周際？或是樂觀於昨天，悲觀於今日？都有待於進一步探尋。
無論如何，他對自己充滿重重災難的人生頗感自豪，對自己接受災難挑戰的勇氣相當滿意，卻對今天身處的文化環境非常失望，甚至，有點憤怒。這是一個很少失望，很少憤怒的人，今天終於選擇了失望和憤怒，自有其原因。我想，很多讀者能夠猜測一些外部原因，而最深層的原因卻很難領悟。
從他的文字間我猜想，其中一個原因也許是他覺得受到了時間的欺騙。二十幾年前覺得災難終於過去了，但二十幾年之後，當年的老人馬、老話題、老揭發、老手法全部重現，而且借助於媒體，而媒體已不知歷史，把災難的局部重演當做了「道義」。
順著這個思維，他選擇失望和憤怒的另一個原因是，人們對災難的重演已不再敏感。因此，對於他人生中刻骨銘心的經歷，已經沒有合適的對話者。他決定在《借我一生》之後，不再寫書。
就他的年齡和筆力，現在作這個決定有「錐心泣血」的意味，但我覺得是他的另一番思想貢獻。
他的這個決定表明，他心中的文化創造和精神活動不是單向的，必須實現於接受群體和接受環境。當接受群體和接受環境已經無意於他的核心價值觀念，而且事實證明已無法挽回，他就停止創造。
他這樣做，是從反面昭示：文化是什麼。
◎一種全新的人生哲學
——胡守榮
我國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遭報刊圍攻已超過十年。經過那麼長的時間，多數讀者已經看清了事情的本質，也明白了事實的真相。估計那幾個人還會鬧下去，但肯定形不成氣候了。他們的名字已成為笑話，而余秋雨先生卻形象未倒、名聲愈彰，越來越受到廣大民眾喜愛。他顯然勝利了。
回想起來，他幾乎沒有戰鬥，甚至也沒有怎麼反駁。對方人多勢眾，動用的又是各地發行量很大的報刊。有正義感的人一時不辨形勢不便發言，多數文化界的好人都比較膽小，怕惹動了馬蜂窩對自己帶來不利，都沒有吭聲。按照余先生的氣度，又不會向任何方面求援，因此，他一直是「孤舟蓑笠」，岌岌可危。
在這種情況下，他居然勝利了，真是奇跡。
可以說，十年來中國部分報刊對余先生的圍攻程度已經創造了歷史紀錄，但是，孤身一人的余先生在基本不反擊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程度也創造了歷史紀錄。
僅僅在上個月，我本人就在北京聽了他的兩次演講。一次在中華世紀壇，他出任全國大學生辯論賽終決賽的總講評。這事非同小可，全國那麼多大學已經賽了幾個月，能到北京參加決賽的都是強隊，由各大學領導帶領，而決賽評委更是一批全國著名的學者教授，但要選一名最後壓陣的，憑威望、憑水平、憑魅力，還是只能選余秋雨先生。果然，余先生那次仍然不負眾望，講評得極其精彩，全國觀眾都在中央電視台的頻道裡看到了。
另一次是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中國辦事處，討論今年的「人類發展報告」，這就更加非同小可了，因為余秋雨先生是唯一的中國報告人。與會者公認，他的報告水平，高於其他報告。
余秋雨先生並不住在北京，我偶然在一個月之內就在北京聽到了他這麼重要的兩次報告，請問，從外部社會評價到他的內在精神狀態，倒了沒有？我想，那些一直在辱罵他的人，沒有一個人辯得過任何一個大學生辯論隊裡的普通隊員，也未必聽得懂余先生在聯合國會議上的學術報告。
我沒有看到余先生的其他生活情景，但僅僅憑著兩次報告就能斷言：十年圍攻徹底失敗。
那麼，余秋雨先生是憑著什麼樣的人生哲學和智慧方略，達到如此驚人的效果的呢？
此前讀過王蒙先生《我的人生哲學》，不錯，反映了一種善於學習、拿得起放得下的健康人生態度。正是這種態度，使老一輩在逆境中保持平靜，獲得鍛煉，還為改革開放作出了貢獻。
相比之下，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學更貼近當代，更個人化，更不借助外力，因此也更險峻、更刺激，更具有對年輕一代的號召力。我甚至認為「余氏人生哲學」有可能成為21世紀中國青年和中國文人的一種生態先導。
我研究了不少時間，認為「余氏人生哲學」至少有下列十二項特徵——
第一，立身清朗，不求虛名、虛職、虛銜，不參加各種團體和會議，只過個人化生活，讓日常時間完全處於自己可控範圍之內；
第二，一生做很多不同的事，由此來享受生命的豐盈。相信自己無所不能，又知道自己在一個時期只能做成一件事；
第三，每件事都要集中精力做得非常出色，甚至是全國一流，然後乾脆離去。由於每次都非常出色，必然會在每地留下一些嫉妒者，以及無意中被比低而存心報復的人，但又由於離去迅速，早已置身於他們的射程之外；
第四，為了鍛煉自己的社會責任感和行動能力，在年輕時做一次單位負責人，並且要做得地道、高效。但做官的時間應該控制在七、八年之內，如果超過十年，有可能成為「職業官僚」。「職業官僚」會失去絕大部分個人自由時間，因生命的不可控而走向虛假。此外，「職業官僚」還是目前中國潛伏著最大危險的工作，需要時時躲閃，不如徹底躲避。在我看來，這才是余秋雨先生那麼早就辭去官職的真實原因，極具智慧；
第五，盡快在經濟上做到衣食無憂，然後不再為經濟問題而耗費生命，更不為積累財富而陷入盲目。不實際操作任何經濟行為，因為這是除做官之外另一個讓人焦慮而又不安全的所在；
第六，人緣好，朋友不多。只要朋友有背叛友情的事實，不管是背叛自己還是背叛其他朋友，就立即刪除；
第七，基本不讀報，不上網，只看電視上的國際新聞和體育比賽，絕拒信息裹卷，不怕做一個完全不知道文壇動態、人事糾葛和政治傳聞的人；
第八，對於所有的攻擊，都看成是對自己成功的讚歎，對自己重要性的確認，因此絕對不生氣。大家看到，余秋雨先生承受十年圍攻依然生氣勃勃、愉悅歡快，足以證明他其實沒有承受過痛苦，只承受過正如他在《籐葛飄飄》中說過的一棵被籐蔓盤纏的大樹的高貴。絕不像一般中國文人那樣為了避禍而向攻擊者求和，或為了假裝謙虛而肯定攻擊文章對自己的進步有幫助。他對那些職業攻擊者始終表示蔑視，並使這種蔑視讓全社會知道，不給他們一絲安慰；
第九，在關及自身文化人格的大事上絕不向他人（包括朋友）申訴和求助，更不向官方示意，即不通過「外援」來取勝，使事情改變性質。對他的圍攻能延綿十年之久，證明圍攻者們沒有從任何方向得到過阻止的信號；
第十，越是文化環境惡劣越要做幾件真正的文化大事，例如歷險數萬公里考察人類文明。偶爾回來，又偏偏做幾件被攻擊最多的事，例如上電視，而且也要做得精彩；
第十一，永遠不給別人以「爭論」的機會，不讓任何人成為自己的對立辯手，也不相信「真理越辯越明」這樣的天真謊言。因此，余秋雨先生可以擔任國際和全國的辯論賽總講評，笑視天下全部辯論智慧，而自己卻不會在實際生活中成為一個辯論者。他一定自信，沒有哪個辯論者能夠勝過自己，但他更加相信，中國不需要這樣的辯論，而需要實踐；
第十二，可以歷盡磨難，卻不可以降低格調，包括思維的格調、行為的格調、談吐的格調、文字的格調，乃至外部形象的格調。如果格調不能保持，與其降低，不如離開。這也是余秋雨先生受盡百般誹謗而不失一絲尊嚴的重要秘密。
我可能概括得太多了。因為我聽說余秋雨先生一再對青少年聽眾說，自己終生奉行的人生原則只有六個字：善良、健康、快樂。還說如果還要縮小，可留下兩個字：善良。
二十一世紀的生活肯定與二十世紀不同。除人生的大原則例如善良、健康、快樂不應該失去外，新一代的人生遭遇正在發生越來越大的變化，前輩很難用自己的生活經驗來教育後代，因為有很多已經事過境遷，完全不管用了。
但是，我認為，余秋雨先生的人生哲學卻代表了新時代的生存智慧，儘管他年歲已經不輕。
這是因為，時代對他厚愛，讓他在新世紀的一開頭就領受了最濃烈的新世紀力量，正面力量和負面力量。
例如，報刊繁多，網絡繁榮，各種人物都在那裡發聲，而且聲音越刺激越能受到注意，在這種情況下，上一代的敏感、憂鬱、憤怒都毫無用處了，連敏感後的心理掙扎也成為多餘；
例如，政府行政部門要管的事情很多，越來越不可能來嚴格清理和管治這種民間言論，因此，上一代習慣的投訴、上訪、求助，也都已基本失效；
例如，在言論滔滔的時代，任何辯論也會在頃刻之間捲入滔滔，不見蹤影，人們越來越粗心，越來越容易接受信息，又越來越不容易輕信。唯一能讓大家記憶的是勇敢而孤獨的生態方式，以及長久保持的人格魅力，因此，與其由恆定而涉足紛亂，不如超越紛亂而保持恆定；
例如，上一代的安全由集體性保護給予，但要獲得集體性保護需要付出巨大代價，新一代的安全來自於個體的自立和自由，這也要付出代價，但方向正好相反；
例如，「文化界」早已不是一種單獨的存在，甚至不是一種真實的存在。文化已經成為各行各業在追尋的素質和名號，許多企業家和行政管理者都是層級不低的文化人，相比之下，原先意義上的「文化界」已全方位地落後於時代。在這種情況下，「文化界」的名聲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取得全社會的好名聲；
例如，隨著開放，華文文學已不僅僅集中在中國大陸，一個優秀的華文作家應該進入全球華文讀者的日常視野，因此也帶來價值標準的一系列轉變；
……
這一系列事實，大家都看到了，但余秋雨先生卻一一作出了對應。至少在目前，我還沒有看到第二個文化人像他那樣對應得那麼全面又那麼智慧。
因此，他開啟了一種屬於新世紀的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