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聖彼得堡八月的陽光是柔和而明淨的，一如濱河街兩側那巴洛克風格的建築，流溢著寧靜與明朗的情調。風從涅瓦河上款款而來，不經意地撫弄著行人的衣角——這裡人們的神態也是悠閒而散淡的，不像莫斯科人那樣行色匆匆。他們用不著那麼浮躁，莫斯科是政客和商人的舞台，用聖彼得堡人的話來說，那是一隻外表美麗的彩貝，內裡卻腐爛發臭了。聖彼得堡人自矜的是一種很有底氣的雍容優雅，雖然這中間帶著幾分古典，幾分慵懶，令人想起油畫上那個叫葉卡特琳娜的貴婦人。
但，聖彼得堡絕不是一座女性化的城市。
只要稍稍走進城市的深處，你就會發現，這裡的紀念性建築大多是與戰爭有關，與那些曾經叱吒風雲的著名統帥有關的。冬宮廣場上的亞歷山大柱是紀念1812 年衛國戰爭的產物，你簡直無法想像，這座高度為47.5 米，直徑近4 米，總重量達600 噸的龐然大物，竟然是用整塊的花崗石雕成的。十二月黨人廣場上的青銅騎士像堪稱俄羅斯民族雄性的徽章，彼得大帝那燃燒著征服慾望的目光堅定地向著大海，向著遠方，那目光曾激起青年普希金嘹亮的詩情。戰神廣場——來源於羅馬戰神的名字——坐落著庫圖佐夫和蘇沃洛夫的塑像，他們的名字都曾經和一代天驕拿破侖聯繫在一起，讓人們想起19 世紀初葉歐洲戰場上那一幕風雲際會的壯麗景觀。就連交易所大樓前聳立的圓柱上面，也裝飾著金屬船首的模型，因為在古希臘時代，斯巴達人喜歡把戰敗船的船頭釘在圓柱上，作為海戰勝利的象徵。
這是一座崇尚英雄的城市。
離開聖彼得堡時，我買了幾塊「青銅騎士」的袖珍銅版畫，莫斯科沒有這種份量的工藝品，那裡的自由市場上氾濫著白樺樹製作的套娃。
也許就在那個時刻，我開始觸摸這兩個帶著幾分古典色彩的、質感有如青銅雕塑一般的字眼：英雄。
是的——英雄！
二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正在逐步淪入平庸。
這是一個普通人的時代，一個大傢伙兒彼此彼此的時代，一個既沒有奇跡也沒有權威更沒有大喜大悲的時代，一個許多人白天忙著掙錢晚上坐在電視機前嗑瓜子的時代。因特網，牛仔褲，可口可樂，卡拉OK，當然還有壯陽藥和新一代避孕用品，所有這些，從總統到打工仔都可以平等地受用。《給咖啡加點糖》《愛情麻辣燙》《來點鹽，來點醋，來點芝麻醬》，連影視劇的名字也這樣有滋有味。但太講究滋味又恰恰導致了味覺感官的退化，反倒覺得什麼都沒有滋味了。大家見了面，無非是「吃了吧？」「發了吧？」「離了吧？」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到處瀰漫著一團混沌和曖昧的氣息。如果我們沒有「銅琶鐵板唱大江」的雄邁，那麼有一點「楊柳岸曉風殘月」的情致也是好的，可是沒有。我們當然有諸多的不如意，但絕對沒有憤怒，因為我們連憤怒的表達方式也要看別人的臉色，要別人畫圈同意。長此以往，甚至連哭和笑都成了一種奢侈品，我們擁有的只是默默抽泣和莞爾微笑，卻失卻了可使靈魂沐浴的痛哭和能叫人身心解脫的大笑。大眾傳媒平均每三天推出一個超級巨星，然後又用花邊新聞把他臭上一頓悄悄地遺忘。比爾·克林頓似乎風頭正勁，他先用自己不安分的陽具把世界攪得一驚一乍的，讓電視機前的人們很興奮了一陣，然後又在巴爾幹半島搗漿糊。其實那種按照計算機程序進行的轟炸根本算不上戰爭，也無法令人產生那種「我自橫刀向天笑」或「乾坤忒重我頭輕」之類的情懷。權勢者和巨富當然到處都在雨後春筍般的滋生，但我們這個社會似乎只有暴發戶而沒有貴族，只有奢侈而沒有享受，只有嗜好而沒有審美。
沒勁！大家都這麼說。
庸常寂寞中，我們呼喚英雄，呼喚那曾作為世界歷史脊樑的巨大身影，呼喚那光芒絕世的人格精神和意志力量。
哦，久違了，英雄，爾等別來無恙？
呼喚英雄是對歷史深情的凝視。因為歷史曾被一個個英雄的名字定格，他們是橫空出世的群山，負載著一代又一代的盛衰興亡，即使過時了，那偉岸的身姿也不失原始的崢嶸。他們是奔湍的長河，以喧天排空之勢留下了悠遠的回聲，即使枯竭了，那蕭索的河床也能證明其當年的浩闊。
呼喚英雄是對生命激情的傾慕。沒有哪一種偉大和深刻是從宵小庸常中滋生的，如同瀑布的落差產生勢能，在英雄們身上，這種激情無一例外地體現為一種生命本體的強悍，一種追求卓越的天性，一種捨我其誰的歷史主動精神，一種義無反顧的道德力量。激情，使英雄受孕，那轟轟烈烈的誕生是人們無法向平靜的日子索取的。
呼喚英雄更是對現實世界深刻的悲涼與失望。當萎靡不振的精神披上「太平盛世」的大氅，當一個三流歌星也讓少男少女們迷戀得死去活來，當「偉哥」的發明者堂而皇之地登上諾貝爾獎的莊嚴殿堂，回眸英雄的身影，怎不令人有怒髮衝冠、拔劍斫地之慨？「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絕不是一個東方民族古典的絕唱。
三
崇尚英雄當然不是崇尚名人、崇尚功利、崇尚權威。至少不全是。
且不說名人的出名有各種途徑，特別是在一個大眾傳媒高度發達，整容包裝術日新月異的時代，誕生一個名人簡直有如探囊取物一般倚馬可待。也不說名人的質地有高下之分，青銅、岩石、水泥、泡沫塑料等等都可以「制度」為偶像，甚至兒童用尿泥也能捏出幾個有鼻子有眼的玩意來。就是那些貨真價實的名人，儘管他們的光環來自其迥出時流的品格，恐怕也很難把他們歸入英雄一類。
例如雷鋒。雷鋒當然算得上名人，而且當之無愧地算得上是青銅石雕質地的名人。
但我只承認他是一個打著那個時代烙印的人道主義者。雷鋒的人格精髓就是那廣為傳頌的四句話：對待同志——對待工作——對待敵人——對待個人主義。現在看來，這「春夏秋冬」似乎過於四季分明了些。例如，即使是面對敵人，也有個政策界限問題，更何況在那個時代，「敵人」這一概念本身就相當含混，有時甚至指鹿為馬。又例如，個人主義這一籠統用語中的權利與義務，是不是應該「秋風掃落葉一樣」一風吹，也是大可分析的。但雷鋒想不了那麼細，因為他把這些分析都推給了他的上級。他是正直的，善良的，勤勉熱情的；同時又是馴服的，忠誠的，知恩圖報的。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戰士，一切都是那樣樸素而透明，我們不能苛求他具備多麼深刻的理性思考或歷史主動精神。雷鋒死於1962 年，當時二十二歲，設想一下，如果他活到「文革」，二十六歲的雷鋒將如何走過他的「春夏秋冬」四季情感呢？他或許會一邊去公共汽車或火車站上扶老攜幼做好事，一邊又得急匆匆地趕去參加批判會。他或許會有很多困惑，但他肯定會用流行的政治信條來戰勝自己的困惑，因為那些大抵都是可以歸入個人主義或溫情主義之列的。我不願再想下去了，這樣的推論實在有點殘酷。
雷鋒屬於那種在任何時代都會閃光的好人，他不是高山大海，而是淹沒於草叢中的路標，指向一種高尚純粹的人生。這樣說不是對他的貶低，恰恰是對他人格精神的欣賞。
那麼功利呢？我們難道能撇開功利來談論英雄嗎？
是的，英雄絕不會排斥功利，比之於常人，他們有著更多的對自我價值和人生成就感的關愛。「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們天生就是自命不凡的一群。但這種關愛的指向應該是民族、歷史、生命之類的大命題。因為指向過於闊大，他們的結局往往是悲劇性的。中外遠古神話的主角大都是這樣的悲劇英雄，這中間，我特別欣賞誇父，這位壯士的行動似乎有點匪夷所思，他只是不停息地追趕太陽，一路上喝乾了黃河和渭水，還不解渴，又向一個大湖奔去，最後渴死了，棄杖化作一片桃樹林。你說他有什麼功利目的嗎？似乎沒有。他只是體現了一種對未知世界的探索與超越精神，一種不屈不撓的生命意志，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光榮與夢想。要說功利，這是一種足以涵蓋整個人類精神的大功利。誇父追日的意境很美：西沉的夕陽，巨人飲於河渭又北奔大澤的身影，棄杖化為桃林的富於詩意的結局。為什麼是桃林而不是其他什麼樹林呢？這恐怕也體現了一種美的選擇：讓英雄的葬禮達到美的極致，這是壯美和優美的統一，是轟轟烈烈之後的燦爛與寧靜。在這種大美面前，世俗中那些淺薄的大紅大紫還有什麼值得誇耀的呢？財富、權勢、女人、玉堂金馬、禮炮鮮花，還有悼詞和哀樂，這些與崇高無涉，與精神超越無涉的功利，都只是過眼煙雲而已。我向來不大欣賞中國歷史上那一類功德圓滿的大人物——宰相，即使是那些口碑很不錯的宰相（王安石等少數幾個除外），我也很難承認他們是英雄，因為他們大都是一些精於利益計算的世故老人。不錯，他們是兢兢業業的，但他們缺少在歷史關鍵時刻仰天長嘯的精神脊樑；他們是富於智慧的，但沒有詩意的智慧終將異化為一種蒼白的精緻；他們也往往是雍容大度的，但所謂的「宰相肚裡能撐船」恰恰成了明哲保身、見風使舵、圓滑如珠等等職業技巧的大雜燴，而鞠躬盡瘁說到底也只是一塊徒有其表的功德牌坊。
我們再來說說這個與英雄休戚相關的問題——權威。
權威是什麼呢？是一種威懾力。封建社會的帝王大多是權威的體現者，因為他們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舉手投足都可以「威加海內」，將億萬人的意志統一在個人的喜怒好惡之下，但他們中間真正稱得上英雄的實在寥寥。權威的主體是權力，一種由血統和地位賦予的法力無邊的魔杖，權力一旦消失，權威便悄然坍塌，這就是權威的概念。
英雄無疑需要權威，歷史上的英雄幾乎無一不是權威主義者，他們的事業也無一不是睥睨一切的偉大表演。但僅有權威還不夠，英雄是一種光彩照人的人，他們身上的光源是一種稱之為威望的綜合魅力，這和他們的血統、地位沒有關係。英雄的主體是人，是人的意志、才華和人格力量，因此，平民布衣中亦有英雄。秦始皇三十七年十一月，嬴政南巡至會稽，項羽在人群中看到那翠華搖搖的威儀，不由得脫口說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也。」這無疑是一種英雄意識，他守候在歷史舞台入口處的身姿是何等躍躍欲試。而在類似的場合，另一些人的姿態就猥瑣多了。漢光武帝劉秀當初在家務農時，聽說城裡有個叫陰麗華的姑娘長得很漂亮，便私心悅慕。來到長安，看到為皇帝出行開道的執金吾衣甲鮮明、神氣活現，也心嚮往之，於是感慨道：「當官要當執金吾，娶妻要娶陰麗華。」和項羽相比，他的感慨就顯得太「紅薯腔」了。當然，劉秀後來發跡了，他自己當了皇帝，既娶了陰麗華等一群女人做老婆，又有執金吾為他開道，而豪氣干雲的項羽後來則四面楚歌，自刎烏江。但歷史卻用青銅銘記著，項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而劉秀則不是。任何一個社會都充斥著形形色色的成功，膚淺的成功如同膚淺的失敗一樣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歷史的成績表上向來忽略冠軍以下的名次，只有超拔卓絕的成功（或失敗）才能真正留下一點痕跡，而英雄們所追求的，正是這麼「一點痕跡」。
那麼，英雄的定義到底是什麼呢？
有人把英雄定格為事變性人物，這是一種把英雄泛化的指認。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外國童話中那個以手指堵住潰堤孔隙而拯救了全城的荷蘭兒童。這個小孩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秉賦，他的全部條件不過是：一隻手指和恰恰經過那裡的幸運機遇。不錯，這個事件本身關乎全城人的生命，稱之為「大救星」也並不為過。但我們卻無法承認他就是英雄，因為英雄的概念中不僅包含著適逢其時的機遇，更應包含著某種非凡的才能。
在《歷史中的英雄》一書中，悉尼·胡克是這樣說的：「英雄就是具有事變創造性並且能夠重新決定歷史進程的某些人。」
這是一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所下的結論，但在我看來，他無疑是對的。
因為，我們從中聽到了那種轟轟烈烈的巨人的呼吸……
四
「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有一位哲人這樣說。
這裡說的是一種英雄意識，正是這種高昂的主體意識，使得他們從膚淺而平庸的生活常態中脫穎而出，有聲有色地走向歷史舞台的前沿。
當然，具有英雄意識不一定都能成為英雄，這是肯定的。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不具有英雄意識的人絕對不會成為英雄。
也就是說，英雄使自己成為英雄，懦夫把自己變成懦夫。
英雄意識造就了一種非常人格：堅毅、果決、眼界高遠、超人的意志力、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膽略，當然還有那永不枯竭的激情和野心，等等。所有這些，就其原始意義來說，都是首先應該屬於男性的。
是的，所謂英雄意識，首先是一種男性的自覺；而英雄的品格，其實是一種旺盛的男性生命力的張揚。
1961 年9 月，蒙哥馬利來華訪問期間發生了一段有意思的小插曲。一天晚上，蒙哥馬利在街頭散步時走進了一家小劇院，當時劇院正在演出《穆桂英掛帥》。中間休息時，蒙哥馬利退了場——他不喜歡這齣戲，理由是：愛看女人當元帥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愛看女人當元帥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當時中方負責陪同的熊向暉將軍當即反駁他說：英國女王也是女人，按照英國的體制，女王是國家元首和全國武裝部隊總司令。這位退役的陸軍元帥一時無言以對。
熊向暉的反駁固然沒有錯，但是他似乎太富於民族意識了。蒙哥馬利其實是站在一種性別的立場上講話的，他發表的是一則「男人宣言」。他的無言以對並不是理屈詞窮，而是無法置辯，因為辯論實際上是在兩條平行線上進行的。老實說，我很欣賞蒙哥馬利的這兩句話，它不僅體現了一種男性的自覺，還閃現出一種噴薄躍動的自負，作為二戰英雄，一個有質量的男人，他有資格這樣自負。這當然不是藐視女性，但女性應有女性的品格，所謂男女平等並不是說要取消性別差異，恰恰是應該讓男人更像男人，女人更像女人。
那麼，這種「像」應該是一種什麼姿態呢？
歸根結底，男人注重的是：被人承認；女人注重的是：被人愛。
注重被人承認，他們追求高山般的雄峻。男人原本是一種力，一種充滿了主動精神的外展之力，他們用創造和事業來印證自己的力量。因而創造和事業天然地帶著男性的氣質，帶著男人向外拓展的時空感覺。
注重被人愛，她們追求蒼原般的詩性。女人的天然氣質是藝術化的，愛本身就是藝術，它排斥任何功利。如果它一旦和功利結合在一起，首先傷害的是它自己。將女人看作愛和美的化身是對女人的最大尊重。
因此，有人說，男人通過征服世界來征服女人，女人通過征服男人來征服世界。
我不否認女性中曾走出過不少英雄，但我可以說，歷史上的女性之所以成為英雄，就在於她們身上具備了某些本來屬於男性的品格。也就是說，她們已經男性化了。蒙哥馬利當然對中國歷史不盡瞭解，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凡是出現女英雄的時代，大多是國勢萎靡、男人們不中用的時代，於是只好由女人站出來替代本應由男人承擔的角色。例如《穆桂英掛帥》的那個時代——北宋。
一個人的性格即是他的原始生命力，即是他的命運。而英雄的性格，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時代的性格和歷史的命運。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幹？」這是湘江擊水時的青年毛澤東。
真可謂豪氣干雲，氣可吞天。
談論英雄不可能繞開毛澤東這個話題，特別是在20 世紀末期的今天。
我們就來說說毛澤東。
這是一個永遠說不完的話題，也是一個只應在博物館和紀念碑前探討而不應在茶館裡吐著瓜子皮談論的話題。不論是站在神壇上還是走下神壇，毛澤東的身影都輝映出歷史強者的偉岸，需得我們千秋萬代地仰視。當然，仰視會使我們無法看清他的某些局部，但這不要緊，既然我們審視的是一座大山，那麼橫看成嶺側成峰又有什麼不好呢？它只會增加大山的深邃和神秘。
在對毛澤東的評價中充斥著一大堆頭銜，其中包括政治家和理論家。其實，在毛澤東的早期，他首先是一位政治家，成為理論家則是後來的事。政治家和理論家在本質上的不同，在於政治家總是盡量讓自己適應環境，他具有的深刻亦是一種現實的深刻。毛澤東是20 世紀最理解中國的少數幾個人之一（另幾個人中或許應包括蔣介石），他最初的著作——例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便是這種「理解」的體現。他後來和王明等人的分歧，從根本上講也是圍繞這種「理解」而展開的。結果是，「理解」中國的毛澤東戰勝了不「理解」中國的王明，也戰勝了另一個同樣「理解」中國的蔣介石。那時候，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的一切構想都是具體實在、注重效用的。而對於理論家來說，理想才是他們的現實——一種帶著奇幻浪漫色彩的現實，因此，他們具有的深刻是一種天真的深刻。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他是把「現實的深刻」和「天真的深刻」集於一身的巨人，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他主要體現了前一種深刻，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更多地趨向於後者。特別是在1959 年他將更多的精力從事理論研究以後，他那豪放派詩人的氣質和充滿創新精神的想像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張揚。但問題是，政治家和理論家畢竟是對社會功用不盡相同的兩類人，於是悲劇發生了……
這是角色的錯位，還是性格的悲劇？
這些年國內創作了不少以領袖為題材的影視劇，一些眉眼沾光的三流演員也因此一夜走紅、炙手可熱。在所有扮演領袖人物的特型演員中，最不成功的當數毛澤東的扮演者。這是因為，毛澤東本人的性格太豐富複雜了，一般的演員根本無法把握，他們只會僵硬地模仿幾個姿態和手勢，再夾帶幾句湖南話，笨拙得有如木偶一般。在我看來，這些演員的最大失敗，就在於眼神的呆滯。形象的差異尚可用化妝來彌補，但化妝師卻無法裝扮演員的眼神。
最偉大的英雄都是具有詩性的人，而真正的詩情都是藐視法則的。
事實上，毛澤東有一次對斯諾說過，他是一個打著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為什麼要打傘？因為中國有一句俗語：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但外國人卻無法體味漢語品格的豐富性，他們只能似是而非地硬譯為：一個喜歡到處亂跑的人，打著一把傘。
事有湊巧，「文革」中有一幅頗為走紅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畫面上的毛澤東就拿著一把傘，一副心事浩茫、風塵僕僕的樣子。我不知道畫家在構思時怎麼會想到這把雨傘的，他或許只是隱喻了當時風雨如磐的政治氣候，而讓人物拿著一把傘又會使畫面生動些。但無論如何，毛澤東手中的這把雨傘會讓人想得更多。
前幾年，圍繞著這幅油畫的版權問題，有關各方又鬧騰得沸沸揚揚，這當然與畫本身的藝術價值關係不大，但它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了豐富的歷史信息，從1968 年到1998 年，時間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其間正值毛澤東逐步走下神壇，人們對他的認識亦由狂熱的崇拜逐步轉向理性的審視。時間有時在悄悄地不知不覺地流逝，有時在革命的喧天激浪中，在連篇累牘的紅頭文件和陣發性的社會抽搐中流逝。在世界上所有的權力中，時間的權力是絕對的權力。毛澤東以他那「無法無天」的非常性格使他所執政的那個時代高度個性化了，然而也正是他那史無前例的個性化統治，最後終結了那個時代的歷史延續。可以肯定，關於毛澤東的爭論在長時間內不會沉寂，伴隨著這些爭論的會有很多形容詞，既有表示敬仰的，也有表示敵視的；既有表示痛心的，也有表示困惑不解的。但無論在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上，毛澤東都是一個巨大的存在，他的份量是如此沉重，即使和人類歷史上那少數幾位最偉大的人物擺在一起，他也毫不遜色。而在中國，他的份量甚至超過了同時代其他傑出人物的總和。這也正是今天對簿公堂的有關各方——藝術家、商家、國家博物館——都將那幅油畫視為奇貨可居的原因所在。
至於那幅油畫的版權最後究竟屬於誰，這已經不重要了。
五
毛澤東把自己形容為打著一把破傘雲遊世界的孤僧，其中還包含著一種人類最普遍的生命體驗：孤獨。
如果說有所謂人人生來平等的東西，那麼孤獨就是其中之一。對於每個人來說，孤獨與噴嚏一樣無法避免。
但孤獨有真孤獨，亦有假孤獨；有大孤獨，亦有小孤獨。有些孤獨只是個體孱弱的人在自然偉力面前的一絲顫動，或是人與人隔絕後的一種惶然，或許乾脆只是「小園香徑獨徘徊」那樣的閒適無聊。有的孤獨則如陳子昂所體驗的那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是孤獨的極致。
英雄人物的孤獨是一種真正的大孤獨；一種超越了閒適，超越了寂寞，也超越了蝸牛角上的較雌論雄的孤獨；一種權力金字塔頂峰上統攝萬物又四顧茫然的孤獨；一種進入了未知和創造的高寒區欲行還休、欲休還行的孤獨。他們是如此傑出，又是如此自命不凡，在自己的周圍，沒有任何人可以與之比較，他們不能同任何人真正地辯論，也不能向任何人證明，向任何人表白。高高在上的處境和恣意妄為的權力，使得他們一舉手一投足都被賦予了某種超乎尋常的意義，就像中國武俠小說中的「寂寞高手」，他們獨立孤峰，環顧八荒，只能仰天長嘯聽取自己的回聲。
這是一種怎樣令人窒息的大痛苦！
但也不全是。
孤獨，有時亦是偉人們刻意誇飾的結果。因為生命原本包含著世俗的人間煙火，放棄對意義的追求是平庸，而一舉手一投足地追求意義則是不真實。承認和正視一個人的弱點和局限性，即是承認和正視一個人的生存方式的獨特性。可惜天下蒼生卻不願這樣承認和正視。想當年，美國總統林肯在劇院看戲時遇刺身亡，曾引起了多少人的詬病：「我們哀悼的總統竟倒在一家劇院中，真是令人遺憾！」哀悼在這裡變成了檄文，而死者卻是美利堅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林肯是一位平民化的總統，但「平民」們卻偏偏固執地認為，總統應該處在更有「意義」的場所，即使是死。這是林肯的悲劇。「沒有神秘就無威信可言。」這是戴高樂的名言。因此，人為地設置「審美距離」便成了政治家們一種自我神化的狡黠。在他們那裡，孤獨成了一柄雙刃劍，一方面承受著它那令人窒息的壓迫，一方面卻享受著那帶著光環的神秘感。
沃爾科爾諾夫的《勝利與悲劇》實際上是一本斯大林的評傳，一開始有這樣一段描寫：
「斯大林生命垂危，他躺在孔策沃別墅餐廳的地板上，中風已有好幾個小時了，但總書記身邊沒有任何人。最後，他的警衛人員在別墅外聽不到動靜，感到焦急不安，才提心吊膽地走了進去。但是他們無權立即請醫生，這需要貝利亞親自命令才行……直到過了10~12 小時，神色慌張的醫生才被帶到生命垂危的領袖面前。」
斯大林在極度孤獨中死去，這樣的死本身就有著耐人尋味的象徵意義。
他的死並不是因為病情的無可救藥，而是死於他自己所構建的某種秩序，這種「秩序」最終把領袖本人也當作了人質。領袖的權力太顯赫了，以至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權力的黑洞，任何人走近這裡就會失去正常的心智和能量，只能在那巨大的慣性中手足無措地夢遊。
斯大林死後，人們在登記總書記的財產時發現，這間工作室實在簡單不過。除了一架公家的鋼琴外，這裡沒有一件值錢的傢俱，也沒有一件可以稱得上古董的東西，甚至沒有一幅「真正的」畫。牆上掛的是普通木框鑲的紙印複製品，只有掛在客廳中心部位的那幅放大的照片製作得精緻些，那是烏裡揚諾娃1922 年9月在哥爾克拍攝的，上面是斯大林和列寧——當然，後來人們知道了，那幅照片是通過剪接而成的。
也許，對斯大林來說，權力才是永久的財富。
置身於權力「黑洞」中的斯大林當然是孤獨的，但他排遣孤獨的方法恰恰又是樂此不疲地揮霍權力。你看，他正在批閱伏羅希洛夫送來的公文，要他處理的事情真是無奇不有：有的要求批准免除拖拉機手和康拜因手們的軍事訓練；有的建議給工農紅軍蓋幾幢新的營房；有的傳來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報紙的花邊新聞；有的報告第26 騎兵團團長與特派代表之間的誤會；還有的談到有必要擴大飛艇製造業，以及正在建設的新國防項目的情況，如此等等。人們不禁要問，這中間有些雞零狗碎的事情，難道都非得總書記親自處理不可嗎？但斯大林喜歡這樣做，這是他的樂趣。當然，「樂此不疲」只是一種說法，他實在是太疲憊了，太需要調劑一下神經了。這時候，他會把注意力轉向一些極其細小的事情，並且表現出超乎尋常的熱情。此刻，他突然對一份女教師的申訴電報發生了興趣。他沉思少頃，向工作人員口授道：
梁贊省·薩索夫斯基區書記
普羅相內耶·波利亞內村：
收到女教師施林斯卡婭拍來的一份電報，要求保護一個韃靼學校的女教師……請立即加以干涉，阻止對施林斯卡婭採取任何暴力，並把結果報告中央。
中央書記約·斯大林
其實這位女教師所反映的問題並不很嚴重，區裡的一名特派員要求她交出一個「誰也不需要」的櫃子，而女教師則認為這妨礙了她「平靜地工作」。這種事，怎麼說也只是一個工作方法問題。如果我們再看看這件事發生的時代背景——1938 年，便覺得女教師的要求簡直近乎奢侈。在蘇共歷史上，1938 年意味著人人自危的清洗和血雨腥風的肅反，意味著黑名單上一批又一批被關押和處決的老布爾什維克，意味著數百萬人的流放隊伍浩浩蕩蕩地走向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那時候，斯大林每天該會收到多少申訴！可他從來連眉頭也不皺一下。而現在，一個叫施林斯卡婭的女教師的遭遇卻牽動了他的目光。他向秘書口授批復時是那樣鄭重其事，甚至有幾分興奮。他無疑從中得到了一種快感，這種快感驅除了包圍著他的孤獨：我能拯救他們，他們會為我歡呼的……
女教師施林斯卡婭肯定會為斯大林歡呼的，她有沒有給領袖再寫一封感恩戴德的信呢？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對於斯大林來說，這只是一種專制政治的小點綴，點綴使血色專制透出幾分亮色、幾許人情味，而小民們則在這點可憐的亮色和人情味面前頂禮膜拜。這樣偶爾為之的小點綴，我們在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專制者那裡也都可以拾摭到一些。有時候，他們會故作驚人之筆，把一件小事渲染得沸沸揚揚，以顯示自己的明察秋毫和愛民如子，而專制者鐵青著的面孔也因之變得「慈祥」起來，他們是蒼天，是救星，是流動在老百姓愁眉苦臉上的聖眷之光。
我們憎惡這種「慈祥」的小點綴，更甚於憎惡那鐵青著面孔的血色專制。
關於斯大林，最後我覺得聽一聽希特勒的評價也許不無意義，希特勒曾在日記中一一評價過他的幾個主要對手：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他是不怎麼把前兩位放在眼裡的，但對斯大林的評價卻極高，這是因為，斯大林具有一種鋼鐵般的意志力量。為此，這位日耳曼狂人後來對發動對蘇戰爭很有幾分悔意。
僅憑這一點，斯大林仍然無愧於英雄。
六
歷史上真正稱得起大英雄的其實屈指可數，這些人又大多年壽不永，例如，亞歷山大，三十三歲；愷撒，五十六歲；拿破侖，五十二歲；彼得大帝，五十三歲；林肯，五十六歲；列寧，五十四歲。斯巴達克思生辰不詳，但恐怕也不會超過五十歲。粗略看去，這中間以五十來歲的居多。對於英雄們來說，這大致是一個比較合適的年齡段。
乍一聽，這話似乎有點刻薄，其實不然。
五十來歲正值人生的壯年，也正值生命和事業的巔峰狀態，這時候撒手人寰，後人往往為之扼腕歎息。其實，這樣的結局實在是所有死亡類型中最壯美的一種，逝者死於生命的亢奮與張揚之中，不必為結局的幻滅而齒冷心寒；生者熟諳了他們最為生氣勃勃的風采，也不必為老之將至的龍鍾昏聵而憂傷。如此之美境，孰能過之？
早死，有時其實是一種幸運，英雄尤其如此。
最美麗的死亡，是在生命的巔峰狀態。大山峻嶺是在最巔峰狀態時死去的，它們抖擻身姿，把自己最超越的瞬間定格下來，成為傲視平川的偉岸；雷鳴閃電是在最巔峰狀態時死去的，在撕碎自己的同時，它們轟轟烈烈的巨響和刺破蒼穹的輝煌也達到了極致，令天地萬物為之驚心動魄；宇宙星辰是在最巔峰狀態時死去的，在一次決定性的大爆炸中，它們把自己變成了能量，變成了穿越時空隧道的光，讓人們千秋萬代地遙望和探索。它們都懂得怎樣死得壯美，死得永恆，死得適逢其時。
歷史上的有些人本來也可以讓後人仰視的，只是因為他們活得太長了。
汪精衛當年曾因謀刺攝政王事敗被囚，在獄中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樣慷慨壯烈的詩句。看來他確是決心赴死的。那時的汪氏才華倜儻，意氣橫陳，革命志士加東方美男子的風采令多少國人為之傾倒！如果這時候他被砍了腦袋，倒真是成全了他，在共和英烈的記功碑上自然少不了他的名字。只是清政府刀下留人，一定要讓他活到幾十年以後，以民族巨奸的臭名而著之青史。
中國封建帝王中最糟糕的是兩類人，一類是老人，一類是小孩。其實在小孩背後的，還是老人（元老輔臣及太后之類）。中國封建社會中盛衰落差最大的又往往是這種時期：一個奮發有為的帝王，文治武功極一時之盛，但不幸的是他又活得太久，晚年的荒唐胡鬧也足以讓人們歎為觀止。於是，在我們的史書中，年老昏聵成了史學家們形容君王晚年的常用語。年老昏聵，本不該受到苛責，正如年幼無知一樣，這本是生命的法則。該詛咒的是他們偏偏「不服老」，貪戀權位，老夫聊發少年狂，結果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塗。
因此，古羅馬人在把愷撒奉為終身獨裁官後，又不失時機地把他殺死在寶座上。「我愛愷撒，可我更愛羅馬。」兇手安東尼奧的這句話，不僅成為後來電影和戲劇中著名的台詞，而且成為政治哲學中帶有經典意義的格言。
英雄遲暮，這是一種人們不願面對但又不得不面對的尷尬。遲暮意味著頹敗和枯萎，他們確實老了，渾濁的目光中瀰散著猜忌與孤獨，龍鍾的步履再也擂不起撼天動地的隆隆足音，遲鈍而偏執的思維失卻了嘹亮而炫目的智慧光彩。這就是當年那個叱吒風雲、強健得有如雄獅一般的巨人麼？他們唯一剩下的只有權力，但權力有時也是孱弱的，它甚至無力喚起一次性衝動。「英雄亦到分香處，能共常人較幾多？」上蒼造人，又何其吝嗇，屬於青蔥飽滿的生命年華只有那麼一小段，其餘都是冗長枯燥的陪襯。對生命力的衰竭，英雄與普通人一樣無可奈何。而且，對於歷史來說，衰老的英雄比衰老的普通人更具危險性，這不僅因為人們崇拜他們，把他們捧上了神壇；更因為面對衰老，英雄本身所體現的那種唐·吉訶德式的挑戰精神。
這是一種多麼殘酷而悲壯的挑戰！背景是血色殘陽下的蒼原和關山，在這座舞台上，他們曾導演過如日中天的輝煌，那赫赫揚揚的大場面似乎剛剛過去，餘音不絕，那是漸去漸遠的歷史的濤聲。可轉眼間，卻已經人去場空，當年和他們一同站在舞台前沿的那些人都相繼離開了這個世界，這中間包括他們的戰友，也包括他們的對手。他們突然覺得那麼冷寂，而衰老已悄悄地向他們逼近過來。「老」是一個可怕的詞，任何別的詞一旦和它沾邊，便立即失去了生命的鮮活。憔悴是可以恢復的，衰老卻無法恢復。有如一頭好鬥的西班牙公牛，他們不願就此黯然退場，仍要保持一副王者之風和凜然傲氣。因為，他們有著太多的留戀：留戀青春，留戀功名，留戀權勢，留戀那壯歲旌旗、風雲際會的歷史場景。衰老，使他們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緊迫感，還有他們這類人與生俱來的不朽意識。好在他們有著揮霍不盡的權力，為了證明自己生命的雄健，他們無休止地折騰天下蒼生，從中尋找那種心雄萬夫、氣吞萬里的生命激情，這既是一種自慰，也是一種自欺。他們或許可以陶醉於自己的偽裝之中，感覺自己已經超越了人生的大限。但在更多的時候卻是無奈與悲涼。在時間面前，任何成功都是曇花一現的，一切的佔有同時也意味著喪失，所謂英雄蓋世，到頭來只落得一副枯骨，幾許罵聲。人，實際上都是追日的誇父，都將渴死在中途。
丘吉爾一生所獲得的榮譽幾乎可以鑄成一噸重的勳章，這中間，我覺得有三項榮譽最能體現他的份量：坦克之父，二戰英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任何人只要獲得其中的一項，就可以稱得上偉大了，丘吉爾不愧為20 世紀的巨人。
這位巨人一生沉浮宦海，三起三落，最後活到了九十一歲。晚年的丘吉爾貪戀權力，又頑固地堅持冷戰思維。1945 年，他在大選中失敗，1951 年再度上台，直到三年後因中風辭職。這時的丘吉爾不僅耳聾眼花，說話也開始顛三倒四，外加半身癱瘓，昔日那生氣勃勃、雄論滔滔的風采已蕩然無存。這期間，除去因一本回憶錄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外，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作為。美國報紙就丘吉爾九十誕辰發表的文章指出：「溫斯頓爵士還是和從前一樣，向時間和命運挑戰，但他終究是老了。」
是的，巨人衰老了，他因「老不死」而從雄獅變成了一段風乾的歷史。
不僅是丘吉爾，二戰中的幾位巨頭，到後來似乎無一例外地都有點老糊塗了。
因此，我要說，早夭的英雄是幸運的，英雄早夭的時代亦是幸運的。
也許，我這話有點大不敬了。
七
孱弱的時代不可能造就叱吒風雲的強者，太平盛世也不可能走出真正意義上的歷史巨人。英雄的土壤是那種生氣勃勃的亂世：在風起雲湧的闊大背景下，充滿了巨人之間炯炯有神的對視和輝煌壯麗的決戰，那嘹亮的生命意志和歷史詩情洋溢在舞台的每個角落，其中的任何一個情節都足以成為藝術家們世代關注的題材。只要稍稍回顧一下中外歷史上的那幾個時期——春秋戰國，公元前夕的古羅馬，18 世紀的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就會知道什麼叫「風雲際會」，什麼叫人類精神文化史上最激動人心的遇合。英雄都是在與大致相當的對手的較量中成為英雄的，因此，他們的出現往往帶有群體性；也因此，他們的消失也是群體性的。在一段相差不多的時間內，他們相繼退出了舞台。一時間，歷史由於失重而變得輕飄起來，社會生活中那令人心旌搖蕩的激情突然消失了，所有的人都籠罩在空虛之中，甚至連英雄們的宿敵也不能倖免，因為，再也沒有人會激起他們那樣強烈的恐懼和銘心刻骨的仇恨了。人類歷史墜入了一個精神的巨大的真空——後英雄時代。
這是一個在歷史慣性中安享昇平的時代，一個只會模仿而缺少原創力的時代，一個面向既往淡淡傷感的時代。歷史強者的偉岸，向大地投下了巨大的陰影，後英雄時代的人們就生活在這陰影下，他們因難以體驗陽光而蒼白羸弱。英雄們已經逝去，但他們並沒有消失，他們走進了紀念碑和雕像，走進了音樂、美術和戲劇，走進了林林總總的懷念文章和教科書。在一些國家，他們還走進了水晶棺供人們瞻仰。對屍體的崇拜，原本是遙遠的古埃及時代的盛典，而在現代，這樣的水晶棺恰恰出現在一些以無神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國家，這實在是很有意思的。透明的水晶棺使歷史變得不那麼透明，瞻仰者哈出的熱氣匯成了一股氤氳升騰的迷霧，使偉人的面目更模糊了——大多數歷史的迷霧，都是由後人口中的熱氣哈成的。
偉人們是沒有過錯的，過錯在於那些把他們的屍體作為政治遺產的後人。
這或許可以證明，英雄們有多麼偉大，他的後人有時就有多麼猥瑣。
這或許是因為他們本身缺少底氣，他們沒有自己的姿態和聲音，只能刻意模仿偉人的一招一式以自飾。他們不知道，偉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是自身性格和氣質的流露，有如夏日裡青草的香氣和冬日裡松柏的蒼翠，有如向上舉的杏花和向下垂的柳條，那叫自然天成。同樣的舉動，一經模仿便成了滑稽。大概是培根曾這樣說過：「猿猴由於太像人了而顯得醜陋，迷信由於類似宗教而顯得醜惡。」也可以說，後英雄時代的有些人由於太像英雄了而顯得有點不倫不類。
在英雄們面前，他們都似乎太謙遜了。
只有乞丐才是謙遜的。這是歌德說的，他說得毫不謙遜。
唯大英雄能本色。普通人的本色也許並不太難，那只是一種生命力從容自信的笑容。但對於大人物來說，卻需要自身具有足夠的份量和高度。本色的反面是矯情和自飾，歷史上真正能做到這一點的大英雄其實並不多，在我看來，拿破侖可以算一個，毛澤東也是。在他們身上，矯情和自飾的成分較少。
還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本色，就是蒙古大草原的本色。
那是怎樣一片神奇曠遠而又奔騰著生命激情的大草原！中國歷史上那幾個素稱強悍的民族：匈奴人、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當然還有蒙古人，都是從那個搖籃裡長大的，又都是在那裡度過了他們歷史上的青春時期。對於整個民族來說，遼遠而蒼涼的牧歌只是他們憂鬱的吟唱，長嘯如風、馬蹄如雨，才是他們創造史詩的光榮與驕傲。曾經的金戈鐵馬接天蓋地而來，將亞歐大陸踢踏出蔽天的征塵。那張弓搭箭的雄姿，只有以整個天幕為背景才能恣肆伸展。那草原民族特有的眼神，有如鷹隼一般，穿透幾個世紀沒能銹蝕的時間孔道，向我們炯炯注視……
成吉思汗，西方史學界戰戰兢兢地稱之為「上帝之鞭」，東方史學界不無榮耀地譽之為「天之驕子」。
但就是這樣一位曠世英雄，死後卻「不起墳垅」。現在人們看到的成吉思汗陵最多只是一座衣冠塚。
墳都沒有，更談不上墓碑什麼的了，只是在茫茫草原中找一處地方將就埋葬。埋葬以後，又驅趕萬匹戰馬來回踐踏（多麼浩大的禮儀！）然後殺死一頭小駱駝放在那裡。第二年春草復生，遠遠望去，又是莽蒼蒼一片，大汗的埋葬地已無可尋覓。假如要舉行祭祀儀式，就讓那隻小駱駝的媽媽——母駱駝作嚮導，母駝躑躅悲鳴的地方就是大汗的埋葬地。
鐵血英雄的鐵血葬禮，殘酷而又奇特。
等到那隻母駱駝死後，成吉思汗的埋葬地就無人知道了，一代天驕就這樣悄悄隱身於草原深處，每天看日出日落，風起雲湧。牧歌如雲，那是草原民族生命的詠歎；鐵騎如風，那是自強不息的意志和鼓點，大汗安息於此，自是無怨無憾。要什麼翁仲明樓，翠華搖搖，那些都是後人的政治擺設，與自己何涉？
他不希望後人和後來的政治無休止地打擾自己。他一生的輝煌已經足夠了，用不著後人再追加什麼。
成吉思汗對自己的身後事處理得很明智，他的接班人不是事先指定好的，而是在征戰中競爭挑選，讓他們盡情地展示自己的勇武和謀略。這樣，當大汗臨死前指定一人時，其人早已眾望所歸。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後人並沒有在大汗的陰影下碌碌守成，他們又揚鞭縱馬，向西、向南，一直挺進。蹄聲、鞭聲、咆哮聲，一直逼近底格里斯河和伏爾加河。其中亦走出了幾位份量相當不輕的英才，例如統一中國的元世祖忽必烈。如果我們不是帶著狹隘民族主義的情感來審視歷史，那麼就應該承認，比起南宋小朝廷的那班君臣（包括文天祥、陸秀夫那樣的忠臣義士），忽必烈更有資格站在13 世紀的峰巒上。
忽必烈的墳塚在哪裡，至今也是一個謎。蒙古人是一種眼睛向著遠方，對後事不那麼看重的人。
順便交代一下，1961 年10 月31 日夜裡，根據蘇共二十二大的決議，斯大林的屍體被從列寧墓的水晶棺裡抬出來，扔進了克里姆林宮腳下的一口深坑。屍體保存得相當好，但這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保存得再好的屍體也只是屍體而已，沒有任何人再看他的眼色行事了。士兵們的手腳很利索，砸棺翻屍，掘坑封土，幾分鐘就完事了。
這具屍體當然很快就會腐爛的，從「不朽」到「速朽」，只需一紙紅頭文件。
一會兒玩弄歷史，一會兒又被歷史玩弄，偉人們若是在天有靈，不知該作何感慨？
八
當我們遙望歷史上的英雄時，卻不得不陷入深深的困惑：凡大英雄，往往都是從專制的陣營裡走出來的，而民主的旗門下則顯得頗為寥落。
也就是說，專制更適合造就英雄。
這沒有什麼難於理解的。翻開專制政治的詞典，最醒目的是這樣一些辭條：權威、暴力、等級、統一、輿論一律、獨斷獨行，等等，這些無疑都是英雄們最樂於笑納的。專制政治把個人推向權力的頂峰，這時候，個人的品德和才能便成為國脈所宗，民生所繫。其人若是雄才大略，自是蒼生有幸；若推上個流氓癟三，也只能聽任他胡鬧。個人的作用無與倫比，一身而系天下興亡，最後的歸宿無非兩種：要麼成為恩澤四海的神祇，要麼成為禍國殃民的惡魔。而民主體制強調的是一種管理體制，在這種體制下，似乎任何人——只要不是低能兒和精神病患者——都可以成為勝任的管理者，民眾既不需要幻想神祇，也不必懼怕惡魔。從根本上說，期盼在民主的土壤裡產生英雄不僅是一種奢侈，而且恰恰是必須永遠加以提防的。道理很簡單，民主的最高原則就在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差別最小，而且可以自由地互換。
於是，我們往往看到這樣的尷尬現象：在同一歷史事件中，面對面較勁的兩個人一個成了英雄，而另一個則不是。例如前不久發生的科索沃危機，米洛捨維奇成了民族英雄，而克林頓則絕對不是，他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履行了自己應該履行的職責，如果其他人處在他的位置上，大抵也會這樣幹的。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他並不需要超人的意志、膽略和智慧，也就是說，他並不是「捨我其誰」的唯一人選。再往前看去，則是海灣戰爭，那次以多國部隊的完勝為結局的事件使薩達姆成了民族的英雄，而作為「領銜主演」的老布什則在其後不久的大選中黯然下台。
這多少有點叫人沒勁，是吧？
是的，在有些時候，民主這玩意確實很「沒勁」。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為了把美國拉入反法西斯戰爭，曾煞費心機地和民主周旋。因為參戰要國會授權，而國會的大多數議員卻是一群慷慨激昂的孤立主義者，他們對那場正在進行的戰爭採取鴕鳥式的態度。辯論將會很激烈，而且肯定會沒完沒了地拖延下去，這當然不是羅斯福希望看到的。為了取得國會的授權，羅斯福施展了他全部的外交和政治手腕，其中的有些做法屬於打擦邊球，有些是先斬後奏，有些甚至可以和「陰謀詭計」掛上鉤。例如，前些年有歷史學家指出，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其實是在羅斯福一手縱容下釀成的。這自然很有點聳人聽聞，但也並非沒有道理：羅斯福早就掌握了日本人要偷襲珍珠港的意圖，但為了激怒美國的國會和民眾，他有意把情報束之高閣，讓山本五十六的特混艦隊用炸彈和魚雷給美國人上了一課。珍珠港事件發生的第二天，身披藍色海軍斗篷的羅斯福在暴風雨般的歡呼中走上國會的講壇，他終於說出了一段決定性的話：
「我要求國會宣佈，自12 月7 日星期天無端發動這場卑鄙的進攻之日起，美國和日本帝國之間處於戰爭狀態。」
當然，國會一致通過了總統的請求，美國終於擺脫了孤立主義，堂而皇之地加入了二戰的決鬥場。這無論是對世界反法西斯陣營還是美利堅的國家利益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羅斯福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擺平了美國式的民主，他當之無愧地走進了巨人的行列。而美國式的民主也差點扼殺了這位輪椅上的巨人。
同樣是二戰英雄，丘吉爾遭遇民主「扼殺」的情節要更複雜一些。
丘吉爾是在英國最困難的時候接過權杖的，那時他的個人威望堪稱登峰造極。我至今忘不了電視片《二戰警世錄》中的那一幕情景：瘡痍滿目的倫敦平民住宅區，廢墟上瀰散著德軍炸彈的硝煙，但每一堆瓦礫上都插著一面小小的英國國旗。丘吉爾來了，面對著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的歡呼的人群，他流淚了。這時，人群中的一位老太婆說：「你們看，首相在哭呢，他真的關心我們。」丘吉爾說：「我這不是悲哀的眼淚，而是讚歎和欽佩的眼淚。」當汽車開動時，一位女工追上來，把一盒雪茄煙扔進車裡，她告訴丘吉爾：「我這個星期因生產成績最好，得了獎金，特地買了這件小小的禮物送給你。」丘吉爾下車親吻了這位女工，當然，他又一次流淚了。
這樣的場面，丘吉爾是應該流淚的；這樣的眼淚，平生流一次也就該知足了。
這是1940 年的秋天。但誰能想到，五年以後，在安排戰後世界秩序的波茨坦「三巨頭」會議期間，這位挽救了英國，也挽救了歐洲的丘吉爾卻被英國的民主趕出了首相官邸。
丘吉爾是從波茨坦臨時趕回國內等候大選揭曉的，當時，誰也不會懷疑他將以二戰英雄的身份在大選中獲勝。臨行前，丘吉爾發表聲明說：他相信自己會回來的，一副躊躇滿志、顧盼自雄的姿態。丘吉爾的私人醫生甚至把行李留在柏林，他也相信過一兩天他就將和首相一起回來。
但幾天以後，以首相身份出席波茨坦會議的，卻是另一位叫艾德禮的英國人。
丘吉爾永遠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諒英國人在勝利後對他的冷遇，他的這句看似令人費解的話也因此成為經典：
只有偉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負義的。
丘吉爾的這句話無疑帶著相當成分的牢騷，但仔細體味，他卻不經意地道出了民主體制中某種精心而獨制的構思，它以「忘恩負義」這一特有的方式「保護」了英雄，讓他們功成身退，從而永遠屹立在威望的制高點上。試想一下，歷史上有多少英雄，如果也能遭遇這種「忘恩負義」，最後又何至於變得那樣令人生厭？世無英雄，萬民翹首；世有英雄，民無寧日，這是多麼痛切的歷史經驗！為著救亡，我們期盼英雄，犧牲個性，維護權威，統一意志，暫緩民主，同心同德。但救亡總似乎沒完沒了，到後來，我們已搞不清究竟是因為我們這樣，才總在危難之中，還是因為總在危難之中，我們才必須這樣。在有的時候，我們是多麼需要「忘恩負義」！對偉人的那份雨露天恩，我們又何必總那麼耿耿於懷呢？如果那恩情在於他曾經拯救過我們，那麼，我們早就已經用等量的擁戴和歡呼作了報答；如果那恩情在於他想繼續照亮我們，那麼，我們要說，我們需要的是溫暖，而不是指引航程；如果那恩情最終損害了我們的幸福，那麼，應該貶值的當然是恩情而不是幸福。為了報恩，我們已經犧牲了太多：太多的熱情，太多的理性，太多的歡樂和溫飽。一個總想著報恩的民族，終究是沒有出息的，因為，只有老人和孩童才會斤斤計較於施恩和報恩之類的蠅頭小事。
讓我們平靜地接受丘吉爾的這句話，並把它奉為經典：「只有偉大的民族才是忘恩負義的。」
九
於是，我們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尷尬：既然英雄是專制政治的產物，那麼，隨著社會民主化的進程，英雄會不會像史前時代的恐龍那樣趨於消亡？如果在若干個世紀以後，社會生活中從此失卻了他們那轟轟烈烈的呼吸和長劍倚天般的身影，對於人類的精神史，那將是一種怎樣的缺憾！
我們還將不得不面對這樣的悖論：一方面，在社會走向民主化的同時，我們將告別英雄；一方面，我們又在庸常平淡中呼喚英雄，呼喚那長風豪雨般的生命偉力和史詩情懷。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艱危時勢，我們呼喚英雄；承平歲月，我們讓英雄走開。或者說，我們期盼的並不是現實生活中驅使我們的，長著茂密的胸毛或閃耀著睿智眼神的強者，我們只是呼喚他們身上那種素質性的，可以支撐我們靈魂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可以退求其次，既然這是一個不再產生英雄的時代，我們不妨在平淡中尋求感動，尋求生命的瞬間美麗。因為每個人都是自己的這一幕中的輝煌。
當代哲學家馬斯洛在闡述「高峰體驗」這一著名哲學概念時，最喜歡舉這樣一個例子：
一位年輕的母親在廚房裡忙碌著，為丈夫和孩子準備早餐。這時，一束明媚的陽光灑進屋裡，陽光下，孩子們穿戴得整整齊齊，邊吃飯邊嘰嘰喳喳地像一群小鳥般嚷個不停，她丈夫正和孩子們隨意說笑著。這位年輕的母親望著他們，頓時陶醉於這幅天倫親情的美妙圖畫中。愛的波瀾，甜蜜的情愫噴湧而來，在剎那間將這位母親推向了幸福的頂峰。
這樣的陶醉，這樣的生活場景，當然是我們每個人都衷心嚮往的。尋常生態中，同樣蘊含著生命原始的意義和心旌搖曳的感動，但願那明媚的陽光天長地久地灑遍人類世界的每個角落。
但人類追求的畢竟不只是一頓其樂融融的甜膩的早餐，早餐復早餐，我們會不會又感到沒勁？會不會又渴望一些可以稱之為莊嚴或令人蕩氣迴腸的大感情？
我們將永遠背負著這樣的尷尬……
於是，我們把目光轉向遠方，去尋找那大理石或者青銅質地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