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洪武十八年，福建漳州府受理了一樁訴訟案，原告和被告都姓黃，案由是同姓近族通婚。這是一件很普通的官司，照例只要大老爺驚堂木一拍，判它個勞燕分飛就是了，至多也不過把被告打幾板子以示懲戒。但審理此案的御史朱鑒是個細心人，他查了一下被告黃文官的族譜，這一查卻查出點名堂來了。原來這個黃文官並不姓黃，他身上帶著趙宋皇族的血統，其曾祖父是南宋閩沖郡王趙若和。理宗景定年間，因皇上趙昀無子，趙若和曾被作為「第三梯隊」接進宮中，差一點以親王身份繼承大統。南宋滅亡後，趙若和一族即隱去趙氏宗族身份，改稱黃姓，在漳州附近築城堡以匿居。世事如棋，江山易代，算起來，這一脈天潢貴胄在斜陽草樹中已整整隱居了一百一十個年頭。
漳州附近這座神秘的城堡，後人稱之為趙家城。
一個王朝走到了盡頭，其收場的一幕總少不了一些可憐兮兮的悲劇情節。最常見的景觀是血濺宮城、屍橫御道。也有識時務的，趕緊獻上一份降表，於是，接下來的場面是面縛輿櫬、倉皇辭廟。雖然好歹保住了一條性命，但新王朝的主子終究是容不得這班鳳子龍孫的，常常是，你這邊在降王官邸裡還沒吟完「問君能有幾多愁」，那邊已經把牽機藥送來了。用不了幾個回合，前朝王族便被收拾得差不多了，只留下郊外的幾方青塚，荒草萋萋，西風殘照，那措詞曖昧的墓誌銘亦在風雨中漫漶難辨，一個王朝的餘脈到此終於了無痕跡。而像趙家城那樣，滅國王族在某個小天地裡悄然聚居、優遊生息，且能傳之百載的，委實相當罕見。罕見伴隨著巨大的疏離感，那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生存空間，植根其間的金枝玉葉又經歷了一種怎樣的心路歷程呢？從一般意義上說，那裡固然有亡國的劇痛和天上人間的失落感；但作為一個鮮活靈動的生命群體，那裡也應有婚戀的花燭，有溫暖的炊煙，有新生兒嘹亮的啼哭，有春種秋收和引車賣漿的艱辛生計。當然，作為封建宗法制度的一個縮影，在其繁衍過程中，大抵還少不了家族內部烏眼雞似的爭鬥。所有這些，都給那座孤獨的小城堡籠罩著一層詭譎的靈光。
於是，我把目光投向了閩南漳州，投向了那座隱映在夕陽和山影下的趙家城，透過那傾頹的石樓和錯落的庭院，去窺探一個王朝隕落的軌跡和悠遠的殘夢。
二
回顧宋代的歷史總有一種壓抑感，那是個委頓羸弱的時代。一般來說，一個王朝在其定鼎初期總是生龍活虎的，但宋王朝卻是個例外，它幾乎從一開始就病懨懨地打不起精神。小時候看演義小說，最讓人掩卷垂淚的是《楊家將》和《岳傳》；而最讓人揚眉吐氣的則是《水滸》和《七俠五義》。這幾部小說的背景都是宋代，前者以民族紛爭為背景，歌頌的是悲劇英雄；後者以社會世相為經緯，褒揚的是俠義英雄。遍地「英雄」下夕煙，雖然很熱鬧，卻不是什麼盛世氣象。現在想起來，一個專門用悲劇英雄和俠義英雄來表現的時代，實在是因為本身沒有喜劇，也沒有正義的緣故。
在中國歷史上，宋室是國祚較長的，前後凡三百一十九年，除去劉漢王朝，就數得上它了。但宋代其實從未有過大一統，而且老是受人家的欺負，忍氣吞聲地看人家的眼色。在強鄰的虎視下，先是稱弟，而後是稱侄，最後乾脆伏地稱臣，捲起鋪蓋跟著元兵到大都去了。「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燎庭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這個最後在降表上簽名的「臣妾」就是當時主持朝政的謝太后，她是六歲幼主趙的祖母，全稱應該是太皇太后。詩人汪元量是謝太后的舊臣，他顯然親歷了宋王朝收場的最後一幕，詩寫得很沉痛，也有點刻薄，特別是最後一句，不僅用了「臣妾」，還對太后直斥其名，這就很不恭敬了。後人對謝太后主降一直頗多非難，甚至說她北上後有失節之事。其實，當時的情況明擺在那裡，面對元兵的洶洶進逼，一群孤兒寡婦有什麼辦法呢？德祐之降時，謝太后已是年近七十的老太婆，所謂和元主的「劉曜羊後之嫌」顯然是無稽之談。一個女人，不幸身逢末世，而且又過分珍惜自己的生存權利，自然就該多受一重糟踐的。三百多年前的那個清晨，趙匡胤帶著一干人馬從陳橋南下京師，把周室的孤兒寡婦趕出了金鑾殿；今天則是趙家的孤兒寡婦被人家押解著倉皇北去。古道逶迤，衰草披離，在雜沓的馬蹄和滯重的車輪聲中，宋王朝塵埃落定。
漳州附近的那座趙家城，大抵就是這以後不久悄然崛起的。臨安城頭降幡出牆時，趙若和正在他的福建封地，他既不願隨謝太后一起北上——自古降王多無善果，這他是知道的；也不願以王族身份揭竿而起、號令四方，那是提著腦袋的勾當，他沒有那份膽量——那麼就找一塊僻靜的地方築城隱居，以待時日吧。
一座方圓二里許的城垣，圈出了趙宋王朝的最後一塊領地。就軍事功能而言，區區石城是微不足道的，在剽悍的蒙古騎兵面前，所謂堅城湯池只不過是矯飾的陳詞豪語，整個歐亞大陸都在他們的鐵蹄下顫抖，包括那遙遠的伏爾加要塞和巴比倫古堡。因此，趙家城體現的主要是一種心理功能。一群羽儀世胄，若一下子淪入尋常巷陌之中，這種心理落差是無法承受的，他們需要一道屏障，把天下洶洶的世道和平民生態的庸常阻隔在牆外，也把驚懼和無奈阻隔在牆外。他們將在城內營造一方塌台貴族的精神領地，在這裡，郡王仍舊是郡王，大宋的王法和家法也仍舊是至高無上的。這從趙家城的佈局亦可以看出來。城內有大宅五座，各有其尊卑次序；大宅之東有一座巨型石樓，名「完璧樓」；另有佛塔、石枋、庭院、小河；河上有橋，曰「汴泒橋」。這究竟是一座微縮的閩沖郡王府，還是寫意的北宋都城汴梁？都有點像。「完璧樓」寓「歸趙」之意，這毋庸置疑；「汴泒橋」似乎也與汴梁有關。於是，寓居其中的這一脈趙家子孫便找到了繁華舊夢的某種感覺。
繁華舊夢畢竟只是夢，夢總是要醒來的，一旦出了城門，夢中的一切便不復存在了，他們不僅不再是徽猷華袞的金枝玉葉，而且連自己的老祖宗也不敢認。他們只是一群黃姓子民，瑟縮在腥羶的異族衣冠之下。外面的世界很無奈，蒙古人似乎並沒有遇到太大的麻煩，在福州起兵抗元的親王趙昺只知道搶在蒙古人前面往南跑，一直跑到中國大陸的最南端，又跑到海船上顛簸了一段日子，實在吃不消了，只得讓大忠臣陸秀夫抱著跳海。這樣的結局早在趙若和預料之中，他慶幸自己沒有跟著去湊熱鬧。又過了兩年，宋王朝的最後一位忠臣文天祥在大都殉國，他留下了幾首正氣磅礡的好詩，讓後人千秋萬代地傳頌。但腦袋都沒有了，氣節還有什麼用呢？趙若和覺得這也太奢侈了些。
那麼就關上城門吧，躲進小樓成一統，至少還能尋求幾分清靜。日子長了，城裡的一切成了尋常生態，悲劇意識也漸漸淡化。想想謝太后一行紫蓋入洛、青衣行酒的屈辱；想想趙昺那幫人被元兵追殺葬身伶仃洋的結局，心理上便獲得了某種平衡。連皇上和太后也是這般下場，自己還有什麼委屈的呢？食有魚，出有車，內有婢，外有僕；而且千秋名節也不曾玷污，這就很不錯了。宋室傾覆，這是天命所歸，作為趙家子孫，自己也算對得起列祖列宗了。
趙若和在精神上仍然是高貴的一族，這種優越感亦自有其道理，因為在這期間，新王朝的統治者已經擦去了刀刃上的血跡，向宋室遺民搖起了橄欖枝。而且居然有人耐不住寂寞，堂而皇之地出山做官去了，例如那個同為皇室成員的趙孟。
在中國文化史上，趙孟這個名字相當有份量，他是詩、書、畫三絕的奇才，可以當之無愧地稱得上大師一級的人物。南宋滅亡時，他二十五歲，和趙若和一樣，也在鄉間隱居靜觀。但他做得比較大氣，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是趙宋的宗室，又是名滿江南的大才子，自然很招搖的。從隱居而不隱姓埋名來看，他是不是從一開始就有待價而沽的意思呢？我不敢妄加推斷，但至少說明他對新王朝並不那麼恐懼，甚至還存有某種希望。他比較自信，蒙古人來了，照樣安車駟馬，吟詩作畫，很無所謂的。這樣到了三十二歲，人家來動員他入朝時，他似乎沒有經歷太多的思想鬥爭，瀟灑地拂拂衣袖便跟著去了。
去了，而且很快就進入了角色。他前後共伺候過五代君王，官運都相當不錯，這種「榮際五朝」的恩寵有元一代絕無僅有。但他是聰明人，知道自己充其量只是個佐貳之臣，因此處處存著小心，得志的時候並不張狂，見好就收，仕而優則學，以一個文化人的疏淡鴻博來消解別人的猜忌。這樣，和主子就取得了某種默契，彼此都很客氣。作為臣子，他會不時提幾條不痛不癢的意見，偶爾也顯示一下自己的才幹，但分寸感掌握得極好。這些都是官場中的遊戲規則。作為主子，人家也知道你只是這個舞台上的客串角色，翻不了天的，便樂得拿來裝點門面。見面了，大老遠的呼其字而不稱其名，以示親密，人前人後誇獎幾句，有時還送幾錠銀子、賜幾件衣服。於是這邊趕緊謝主隆恩、三呼萬歲。
萬歲呼過了，撣去膝蓋上的灰塵，陣陣隱痛卻襲上心頭。他是曠世奇才，詩文和書畫都堪稱大家。特別是書法，更是名冠有元一代。但想起來實在不是滋味，他那顏筋柳骨、鐵劃銀鉤的好字，除去書寫歌功頌德的表章外，更多的卻是奉旨抄寫那些沒完沒了的經書。他是遠追「二王」、崇尚魏晉風度的，但寄人籬下、有口難言的悲劇生涯，無論如何也表現不出真正的魏晉風度，他缺乏那種傲世的狂嘯和人生的大放達。蒙元統治者來自北方的荒漠和草原，他們無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騎士和殺手，但文化修養實在不敢恭維。因此，趙孟在落筆時不得不考慮一下「接受美學」。他總是力求用筆的簡潔，行筆和收筆明快流暢、乾脆利落。特別是他的楷書，端莊而流走，沉穩而輕鬆。他實際上做了簡化和通俗晉人筆法的工作，使高雅的書法大眾化。平心而論，他的字是很漂亮的，但後人往往因為「薄其人，遂惡其書」，說他的字有甜媚之弊。這種以人格否定書法的觀點固然不可取，但一個有著執著追求的藝術天才和生存智慧過分豐富的新朝顯貴，這種複雜的生命狀態亦不能不滲進他的筆底。
身後名，就不去想了，身前的種種冷眼已難以卒讀。「故鄉兄弟應相憶，同看溪南柳外山。」身在北國的金絲籠中，「故鄉兄弟」的親情每每令他魂牽夢縈。但一俟回到江南，他的從兄趙孟堅閉門拒絕他的探訪，舊日的好友亦鄙薄他的行為（例如那個在江南名聲很大的遺民鄭思肖），這些都很讓他傷心。南歸期間，他看了不少地方，「新亭舉目山河異，故國神傷夢寢俱。」他並沒有忘記自己是趙家的子孫。當然，在杭州的岳飛墓前，他更加感慨萬千：
英雄已死嗟何及，
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
水光山色不勝悲。
後世有論者認為，岳王墓詩不下數十百篇，其膾炙人口者，莫過於趙子昂的這一首。這樣的評價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諸多詩人大抵不會有趙孟這樣強烈的生命衝撞；而同是故國之思、黍離之痛，別人也大抵不會有趙孟這樣銘心刻骨的悲劇感悟。
趙孟在岳飛墓前蹀躞徘徊時，福建漳州趙家城中的趙若和是不會知道的。但趙孟降志辱身、受寵於新朝，他應該早有所聞。面對著這位族侄的大紅大紫，他都想了些什麼，後人無法揣測。鄙薄當然會有的，但會不會有一點羨慕，有一點「悔不該」呢？難說。恢復宋室是沒有指望的了，最初的驚懼和失落也漸漸消磨在尋常生態之中。暮雲春樹，逝者如斯，生命的適應性是勢利而殘酷的，高華雅逸的貴族氣派已蛻變為平易而堅韌的世俗風度。往事已然蒼老，只有在祭祖的紙船明燭中才會想起自己身上的高貴血統。城堡的大門悄悄打開了，農戶的足音和樵者的歌聲緩緩滲透進來，沖淡了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哀愁。
趙若和到底活到什麼時候，史無記載，但那出殯的靈幡上書寫著一個黃姓草民的名字，這大概可以肯定。
三
在趙家城宅區的一間密室裡，懸掛著有宋以來歷代帝王的畫像，作為滅國王族，這是情理中的事。但列祖列宗，一一看去，卻單單少了度宗趙祺。此中隱情，史學家們一直視為疑案而頗多猜測。其實，只要稍稍探測一下趙若和心理底層的「儲君情結」，所謂疑案便不難破譯。趙若和一生中最為輝煌的時期在理宗景定年間，當時他被作為「第三梯隊」養育宮中，預備著接班當皇上。正是基於這種「儲君情結」，後來他緬懷故國時便多了一層滋味。理宗死後，在皇室內部複雜的權力紛爭中，另一支宗室福王趙以芮佔了上風，由他的兒子趙祺坐上了龍廷，而趙若和只得又回到福建的郡王府去坐冷板凳。對此，趙若和自然耿耿於懷，他有理由認為這個度宗皇帝是不合法的，當然也有理由不在密室裡懸掛他的畫像。這位郡王實在有點拎不清，到了理宗年間，南宋小朝廷已岌岌可危，亡國的氣象遍於朝野，爭這個皇位還有什麼意思呢？果然，過了十幾年，蒙古人來了，謝太后派能言善辯的文天祥去和元兵談判，願降為屬國。元軍主帥伯顏倨傲得很，他對這位南宋的大忠臣說：「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話說得很刻薄，不僅刻薄了末代的孤兒寡婦，而且連整個趙宋王朝的列祖列宗都刻薄了。
更刻薄的還在後頭。南宋投降後不久，元主派一個叫楊璉真伽的江南釋教總統前來江南宣慰。這位「總統」實際上是個盜墓賊，在他的「宣慰」之下，南宋的所有皇陵被一一掘開，殉葬的金銀珍寶亦被搜劫一空。但他仍不滿足，當他掘開理宗趙昀的梓宮時，竟取出這位皇爺的骷髏，老實不客氣地在其中撒了一泡尿，然後又把骷髏帶回家中，用金銀八寶鑲嵌起來，當作自己的尿壺。
用人頭骨製成的尿壺與其他尿壺在審美或應用功能上有什麼更優越之處呢？大概沒有。在這個細節的背後，大抵隱潛著一種征服狂的變態心理和巫師式的詛咒與作踐，但不容忽略的是，在這裡，蒙元統治者還不經意地顯示了一種蔑視——對被征服的宋王朝，特別是對遺傳基因中帶著軟骨病的趙家皇帝的極端蔑視。並不是所有的征服者在對手面前都會有這種蔑視的，有的失敗者會給對手以悲壯的震懾和崇高的洗禮；有的會讓對手產生一種蒼涼的訣別和人生幻滅感；有的則能讓對手在自己的遺骸面前驚懼、顫慄，甚至肅然起敬。因為他們是真正的戰士，他們那慘烈的搏殺和淒絕的長嘯充滿了生命的張力和質感，足以驚天地而動鬼神。而這一切都與趙家皇帝無緣，他們的生命符號過於微弱，不值得讓征服者回眸一顧，更不足以引起征服者心靈的悸動。因而，他們的骷髏只配給人家做尿壺。
也許因為他們過於「文化」了吧。
今天，當我把目光注視我們民族的那一段歷史時，感情是頗為複雜的。那是一個文風騰蔚的時代，也是一個弱不禁風的時代；那是一個才華倜儻的時代，也是一個抱殘守舊的時代；那是一個輝煌燦爛的時代，也是一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王朝對文化人像宋王朝那樣優容寬厚的——包括人們一直津津樂道的李唐盛世——這種優容寬厚不僅鑄就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座巍峨壯麗的豐碑，也鑄就了一種過於文質彬彬、陰柔委弱的時代性格，這個龐大的王朝也就一直在文采風流中苟且偷安，步履蹣跚地走向它的末路。直到最後，還得由狀元宰相文天祥用幾句好詩來為它畫上一個句號。
據說，宋太祖趙匡胤開國第三年，即「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凡新天子即位，都得到碑前跪拜默誦。臣子們遠遠地站在階下，自然不知道誓碑的內容，猜想不外是經邦濟國的總路線吧。直到靖康之變（金兵攻陷開封），宮門大開，人們才有幸目睹了那座神秘的誓碑，原來所謂的「總路線」竟是：「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以誓碑這樣絕對神聖而莊嚴的形式大書「優容文士」，且作為一個王朝的立國方針，這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從史實看，宋代三百多年的帝王大體上也是遵守的。今天，當我們在談論宋代高度繁榮的文學藝術時，亦不得不向當初密室裡的那座誓碑投以欣賞的一瞥。
有意思的是，既然誓碑上書寫的是如此大得人心的好政策，為什麼卻要藏之密室、秘不示人呢？可見這中間還有一層更深的心機：政策儘管好，也只能讓趙家的子孫自己掌握，不宜張揚。若張揚出去了，文化人都有恃無恐，一個個頭翹尾翹的，輕狂得不知斤兩，豈不是太「自由化」了？這樣甚好，政策捏在我手裡，我對你客氣，是深仁厚澤，皇恩浩蕩，你得對我五體投地、感激涕零才是。這樣的用心，足夠中國的文化人玩味好幾個世紀的。
但儘管如此，宋代的文人還是相當「自由化」的。詩、酒、美人，構成了他們生活的主體色調，一切與文化有關的職業都倍受青睞。這在今天看來簡直不可想像，在當時卻演繹得相當自然。門閥世家的特權消失了，「白衣卿相」遍及宮廷。入仕自然要通過考試，科舉這一文官考試制度產生於唐代，但到了宋代才具有了真正的開放性，唐王朝那種浪漫的充滿戲劇性的場外交易漸漸絕跡。於是，大批寒門士子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官場。當進士及第的高級知識分子結隊朝見皇帝、通過街衢時，首都開封就像著了魔一般萬人空巷。當時便有人感慨說：「縱使一位大將於萬里之外，立功滅國、凱旋歸來，所受的歡迎也不及此。」事實上，一個靠宮廷政變而上台的帝王，對武將理所當然地懷有一種本能的猜忌，特別是對功高威重的武將，那猜忌的目光會更加陰冷。因此，重文輕武便成為有宋一代三百餘年的基本國策。
考中了固然風光，考不中也照樣可以活得很瀟灑。詞人柳永是個風流浪子，整天出沒於青樓妓館，屬於那種無行文人。但他的詞寫得好，知名度亦相當高。他也曾到汴京應試，有人在仁宗面前舉薦他，仁宗自然早聞其名，知道他作風不怎麼的，似不宜做官，還是做個專業作家的好，便批了四個字說：「且去填詞。」從此以後，柳永便自稱「奉旨填詞」，作風亦越發風流放蕩。後人在評論這段軼事時，往往著眼於君王的偏頗專橫及詞人的命途多舛之類，但在我看來，這恰恰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文化氛圍相當寬鬆。柳永這個宣言式的「奉旨填詞」完全是反唇相譏，帶著相當大的牢騷。在一般的語言環境下，反唇相譏是可以的，發牢騷也是文人的一種天性。但如果對方的身份是皇帝那就很成問題了。幸運的是，柳永非但沒有因「大不敬」而坐牢殺頭，而且還能在花前月下把他的艷詞繼續「填」下去。在專制社會裡，這一點很不容易。試問，同樣是牢騷滿腹，漢宮史官司馬遷敢這樣反唇相譏嗎？彭澤縣令陶淵明敢這樣輕狂放肆嗎？柳子厚劉夢得敢這樣嬉皮士地接過君王的話茬嗎？他們都不敢。但生活在宋王朝的這個叫柳三變的詞人就敢。不僅敢，而且這「奉旨填詞」者竟名揚天下，據說凡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他的詞。汴梁的深宮裡自然也有水井的，皇帝自然也會聽到詞人這調侃式的「創作宣言」，並毫不費力地體味出對自己的不恭敬。但他只是寬容地一笑，且相當欣賞地拿出柳永的一首新詞讓宮女們去排練。
這是宋代帝王的浪漫，也是宋代文人的浪漫。
面對著那一派鏤金錯彩的文化景觀，真叫人不知說什麼才好。在那個時代，無論邊關武夫還是中樞宰輔，也不論是昏君亂臣還是國賊巨奸，其筆下往往都呈現出相當不俗的藝術品位。宋徽宗趙佶自不必說，就連那個口碑很壞的高宗趙構也大致可以歸入書法家的行列，而蔡京和秦檜則當之無愧地算得上書壇高手。有一則流傳頗廣的說法是，柳永寫過一首著名的《望海潮》，對杭州的繁華和承平香艷極盡鋪陳，後來金主完顏亮因此「起投鞭渡江之志」。一首風華旖旎的好詞引來了一場戰爭，這種說法雖不大可信，但其中的諷刺和象徵意味卻是相當深刻的。在新聲巧笑、淺斟低唱的背後，刀劍的磕擊聲已隱約可聞。喪失了陽剛之氣和尚武精神的宋帝國的版圖，只是歌女的一塊任人撕扯的衣袖，最多也只能為主人拭一拭感傷的淚水而已。
後來的結局大家都是知道的，趙佶父子被金兵俘虜北去（南宋的御用文人稱之為徽欽北「狩」，又玩了一回堂皇的文字遊戲），在五國城的土炕上，趙佶寫了一百多首詩詞。詩詞不是趙佶的特長，他的特長是工筆畫和瘦金體的書法。但金人不會給他那麼好的創作條件，他只能賦詩填詞。一個半跪著苟延殘喘的羸弱之軀，其人格精神和審美光芒都相當黯淡，也失去了把悲劇體驗上升為歷史感悟和藝術至境的博大底蘊，於是，剩下的只有那一點充滿了技巧感的哀歎和低泣。
趙佶在五國城活了八年。說來可憐，他死後，他的兒子趙構以稱臣、歲貢，再加上抗金英雄岳飛的頭顱為代價，換取了和敵人的一紙和議，金人方才同意歸還死鬼趙佶的棺材。其實，趙佶死在遠塞，骨骸早已散失，金人連另外找一副死人骨頭來代替也懶得做，他們知道這口棺材不可能打開，只在裡面胡亂地放了一架破燈擎。棺材運到臨安時，趙構躄踴號哭，很表演了一番。這個啞謎後來也是那個盜墓的楊璉真伽揭開的，當他挖開趙佶的祐陵，撬開棺木時，不禁驚呼：「南朝皇帝根底淺薄，屍骨全無，已化為一架燈擎，把金銀珍寶都吞蝕了。」這個盜墓賊惱怒之下，一跺腳把燈擎踩得粉碎。
把盜墓失手歸咎於南朝皇帝「根底淺薄」，這固然是無稽之談。但我想，金人當初單單選擇了一架破燈擎而不拿別的什麼作替代物，大概也受著某種潛意識的指使吧，作為一個馬背上的軍事帝國，可供選擇的尋常器物很多，例如懸在每個人腰間和牆壁上的刀鞘，例如騎手們須臾不可或缺的鞍鐙，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這些東西的概率都要比燈擎大得多。或許他們也認為死鬼「根底淺薄」，配不上這些吧。是的，刀鞘裹挾的是強梁銳氣，青鋒出鞘，漫出一抹寒光、一股雄風、一縷金屬的錚鳴。用它裁剪出來的語境也不同尋常，例如，彈鋏而歌，聞雞起舞，劍拔弩張，以及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怨來吹簫，狂來說劍等等，這些都是屬於壯士的。而鞍鐙則是騎士的愛侶，它伴著奔撒的馬蹄追風掣電，隨著騎手每一個英武的身姿歡呼跳躍；它從不畏懼殺戮、強悍、冒險和拚搏，它的屬性中充滿了征服欲和一往無前的動感。這些，可憐的趙佶顯然都配不上。就生命質量而言，他只配一隻破燈擎，上面是淋漓的燭淚——污濁而醜陋。
和趙佶一同被虜北去的欽宗趙桓卻在金國活了三十年。在最後的幾年裡，他有幸和被俘的遼國皇帝耶律延禧囚禁於同一座寺廟裡。這兩位亡國之君最後又恰恰死於同一場面，但生命的造型卻迥然不同。一天，金帝國的將領們比賽馬球（騎射和征戰是女真人的天性，在和平年代裡，馬球這樣的競技活動便成為這種天性的宣洩），金主完顏亮命這兩位倒霉鬼也去湊熱鬧。趙桓文弱，不大會騎馬，竟從馬上跌下來，被飛奔的馬蹄踐踏而死。那位八十一歲的耶律延禧卻體格十分健壯，他企圖乘亂逃出重圍，結果死於亂箭之下。
兩個亡國之君，很難說誰比誰死得更有價值。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文化素養遠遠高於遼帝的趙桓，在生命強度上卻遠遠遜於對方。他從馬背上摔下來，輕飄得有如一片落葉，馬蹄急雨般的搗碎了他的身軀，他連呼喊——不，連呻吟也沒有，一個孱弱的生命就這樣消失了，在遊戲者飛揚的旌旗和雷動的歡呼中零落為泥，無聲無息。而遊戲者甚至還不知道發生在自己馬蹄下的那一幕小小的悲劇，死者太窩囊，也太吝嗇，他決不施捨一絲抵抗、一絲掙扎，或者一絲怨憤，以激勵你的神經，讓你稍稍感到一點殺戮的快感。這樣的結局，於受難者和肇事者雙方都是乏味至極的。
八十一歲的耶律延禧也是從奔馳的烈馬上倒下的，但那是在一場圍繞著他進行的追殺途中，在一場意志的較量之後。一個年邁的囚徒，卻能以自己的奮力一搏調動起那麼多威猛的將士，讓他們為之驚詫、慌亂、憤怒（但絕對沒有鄙夷），進而鳴鼓號呼、揚旗奔逐。他以抗拒死的姿態死去，那馬背上的身影亦堪稱一尊力的雕塑。同樣是飛揚的旗幟和雷動的歡呼，這時候統統成了死者的浩浩儀仗。亂箭如蝗，熱血如注，那遺骸也是相當卓越的。他或許要長嘯一聲，那聲音也應該歸入詩的範疇吧，在這樣的詩句面前，他強悍的對手也禁不住要為之喝彩。而趙佶父子的那點才華便顯得過分纖巧柔弱了。耶律延禧在當政時不是一個好皇帝，但作為一具生命個體，他卻是健全而生氣勃勃的，這是契丹民族之所以能在中國的北方稱雄數百年的底蘊所在：征服的意志、搏殺的慾望、永不馴服的野性、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膽略，即使是死，也要山一般的倒下。在這裡，我想起了遼帝國覆亡後，皇族後裔耶律大石的壯舉。耶律大石不僅是中國12 世紀卓越的軍事天才，而且是一具非凡意志的化身。遼亡後，他集結殘部奔突西行，越過中亞細亞廣袤的荒漠，沿途擊敗了眾多部落的拚死反抗，一直抵達伊朗北部的起爾漫城，在漫天風沙和瀟瀟血雨中建立了新的遼帝國。這個西遷的遼帝國延續了將近一個世紀。可以想見，這需要怎樣一種倚天仗劍的氣魄和萬丈峰刃般的峻厲。柏楊先生在《中國人史綱》中認為，耶律大石的遼帝國西遷後，其蹤跡便杳然難尋，以他們那原本就很低的文化水準，經過天翻地覆般的轉戰逃亡，連他們自己的契丹文字恐怕記得的人都不多了，因此，他們對人類文化沒有什麼貢獻。這樣的結論實在有失偏頗，至少，在耶律大石仗劍西征的背影下，偏安江南的趙家小子們雖然活得相當愜意，亦相當風流儒雅，「吳山依舊酒旗風，兩度江南夢。」但他們充其量只是一群「有文化」的閹物和侏儒而已。
是的，這是一群蠅營狗苟、毫無生命光彩的閹物和侏儒，而這樣的王朝居然能偏安一百五十多年，簡直是我們民族的羞恥。你還能指望他們偉岸雄起嗎？還能指望他們在滅亡的瞬間爆發出悲壯的一搏嗎？還能指望他們的後裔中走出耶律大石——哪怕是耶律大石那樣的一道目光、一聲吶喊、一串扣人心弦的馬蹄嗎？這些統統都是不切實際的奢望。因此，我懷疑趙若和之所以在趙家城內隱姓埋名，並不是為了躲避蒙古人——蒙古人對宋室後裔一般還比較客氣，不會太難為他的——而是為了躲避那些心懷故國的宋室子民。作為趙家的近支宗室，又是曾被內定為「第三梯隊」的龍種，一旦暴露了身份，其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極有可能成為遺民們的精神領袖。說不定哪一天早上，百姓們會扯出一塊「宋」字大旗，將他擁戴而去，加上一副冠冕，讓他帶頭造反。而這種勾當，趙若和是斷然不幹的。
那麼，就讓他隱姓埋名，對著密室裡列祖列宗的畫像做新王朝的順民吧。
四
趙家城裡是平靜的，平靜剝蝕了一切外在的活力，只留下悠遠而畏怯的感懷，這裡沒有面對明天的憧憬，只有一遍遍地咀嚼昨天的體味。輕輕拭去列祖列宗畫像上的塵埃，三百餘年的青史在一頁頁地掀開，輝煌與衰落，令人唏噓感喟。這時候，指點江山是沒有多大意義的了，但不會沒有對人物的臧否評判，特別是對那幾位很大程度上影響過歷史進程的大人物，這時候的評判會較少功利色彩。
常常會被某個問題糾纏不清，乃至困惑不解。例如，有宋一代，出過大文學家、大藝術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他們在各自領域裡的成就都足以影響以後的整整一代文化史；也出過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漢奸，但偏偏沒有出過大軍事家。
傑出的軍事人才是有的，但他們大多功名未顯，壯志未酬，還沒來得及把自己的名字寫上那座風光無限的萬仞奇峰，便過早地隕落了。例如岳飛。
本來，這是一個呼喚軍事巨人、也應該產生軍事巨人的時代。一名軍事巨人的誕生，除去他自身的天賦才能而外，至少需要三個方面的條件：大動亂、大劇痛的時代；石破天驚的功業；以及能夠在戰場上與之對話的大體上處於同一層次的對手。與宋王朝先後「過招」的三個主要對手：遼、金、元，都是來自北方荒原上的天之驕子，這樣強悍的對手使戰爭的品格相當不俗，在東起淮泗，西到大散關的千里戰線上，雙方數以百萬計的大軍互相對峙，這樣壯闊的舞台亦堪稱戰爭史上的奇觀（順便說一下，北宋帝國的人口是一億，南渡以後，即使打一個對折也相當可觀，兵源是不成問題的）。史學家們在總結前人的一場戰爭時，往往著眼於地圖上幾根纖細的線條，把勝負的因果關係演繹成一道無懈可擊的方程式，這種學究氣的研究與戰場上的實際相距甚遠。其實，一場大戰的勝負往往繫於纖毫，其間充滿了各種偶然、逆轉、失誤、相持，以至於絕望。真正的軍事家應是在絕望中誕生的強者，是善於扼住命運咽喉的偉丈夫。摧枯拉朽不是真正的戰爭；穩操勝券也不是真正的軍事家。像周瑜那樣，「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像謝安那樣，一邊和友人對弈，一邊輕描淡寫地通報「小兒輩大破賊」，這樣的大手筆自然高妙得令人驚歎，但又總覺得過於輕巧流暢，如果不是後人的有意神化，就是他們的對手太軟蛋。因為這裡缺卻了焦躁、痛苦，驚懼和瘋狂；也缺卻了瞬息萬變的動感和審時度勢的即興創造，彷彿戰爭只是一尊任君擺佈的雕塑，任何一筆微小的刻畫都早已完成，只等著一個優哉游哉的揭幕儀式。戰爭是生命與生命最直接的搏擊，亦是人類智慧最輝煌的閃光，特別是在冷兵器時代，這種搏擊和閃光更為驚心動魄。馬蹄擊濺，金屬碰撞，噴射的熱血蔚成漫天虹彩，這是何等慘烈、又是何等壯麗的景觀！戰爭呼喚謀略，呼喚兵不血刃地戰勝對手，但短兵相接作為戰爭最原始的形式，卻集中體現了它的終結魅力——力和美毫不雕飾的呈示。請仔細體味這兩個字的生命質感：肉搏。因此，現代戰爭那種在千里之外戴著白手套操縱計算機的作戰方式便顯得過於精緻文弱了。戰爭鼓勵殺戮，鼓勵「在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的超級殺手，在相當長的人類戰爭史上，斬獲的首級常常被作為論功行賞的依據。但對方一旦放棄了抵抗，殺戮便成為野蠻和醜陋。正是在這種種悖論中，戰爭精神閃耀著不世之光。從根本上講，戰爭精神就是民族精神，當邊關將士們在腥風血雨中追求和捍衛戰爭精神時，他們也在重塑和弘揚自己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這種種悖論中，一代又一代的戰爭之神縱橫捭闔、脫穎而出，一步步登上那座風光無限的萬仞奇峰。
岳飛本來是有希望登上這座奇峰的，他出身行伍，從前軍小校、敢死隊員開始打過不少仗（當然也有敗仗），在刀鋒箭矢間逐步成長為方面軍的統帥。對於一位抱負宏遠的鐵血男兒來說，這樣的經歷至關重要。他的軍事才能是沒有問題的，站在他對面的完顏兀朮也是完全可以與之匹敵的馬上梟雄。請看看郾城之戰中岳家軍大破拐子馬是何等精彩！完顏兀朮的拐子馬實際上是現代坦克的雛形，而岳家軍的短刀手則是抱著集束手榴彈衝擊坦克群的無畏勇士。再看看漫天風雪中的小商河之戰是何等慘烈！岳家軍五百壯士全部捐軀，殺敵三千餘人，先鋒楊再興陣亡後，身上拔下的箭矢竟有兩斗之多。毋庸置疑，這是一場真正的勇者之間的決鬥。這樣，當岳飛在朱仙鎮附近大破金兵時，他離那座風光無限的奇峰實際上只有半步之遙了。但岳飛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政治上過於天真。更確切地說，就是不善於揣摩君王的心理，特別是揣摩那種隱藏在堂而皇之背後的陰暗心理。他口口聲聲要「直搗黃龍，迎還二聖」，殊不知這正是趙構最忌諱的，「二聖」回來了，他還能坐在龍廷上嗎？這樣，岳飛忠心耿耿的抗敵宣言，反倒是和皇上過不去了（金帝國正是抓住了這一點，暗示趙構如果不殺岳飛，他們就把趙桓放回來）。在收復失地和保住皇位之間，趙構理所當然地選擇了後者。一個軍事天才隕落了，因為宋王朝不需要真正的軍事家，他們需要的只是幾百年以後一個叫馬克思的外國人所痛斥的那種「龜奴」，而宋王朝本身便是一座不折不扣的「龜奴的政府」。
岳飛死了，和議成了，趙佶的棺材送回來了，很好！趙構涕淚滂沱地表演了一番，然後在紹興選了一塊風水寶地安葬下來。陵寢營造得比較簡單，當然不是捨不得花錢，因為這只是「權殯」，也叫「攢宮」，北宋的皇陵在河南鞏縣，等日後收復了失地還要送回祖墳上去的。趙構這一個回合玩得很圓滿，既張揚了自己的孝道，又表示了收復失地的決心，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更重要的是保住了自己的皇位。很好，很好！
金人除去送還趙佶的棺柩外，還承諾繼續囚禁趙桓和其他所有親王，這對雙方都是皆大歡喜的事。
就在趙佶的棺柩翠華搖搖地送往紹興安葬時，岳飛的屍骸被一個部下從風波亭的冤獄裡背出來，偷偷掩埋在臨安附近的一處山旮旯裡。愁雲慘淡，祭燭飄零，在這裡，一代軍事英才靜靜地看著宋王朝蹣跚地走向末路。令人悲哀的是，在小朝廷剩下的一百多年中，將再也不會出現這樣叱吒風雲的統兵將帥了。
一個容不得奇男子偉丈夫的時代，必然是一個小人氾濫、鼠竊狗偷盛行的時代。岳飛被殺後，有一個岳州知州為了拍秦檜的馬屁，居然上奏朝廷稱：臣所知之州恥與逆臣同姓，乞改岳州為純州，使州為純忠之州，臣為純忠之臣。這個馬屁拍得很及時，朝廷當然准奏，於是岳州改名為純州，相應地岳州名勝岳陽樓也改名為純陽樓。這個打小報告的知州本是個無恥之徒，就不需去說他了，連他的名字我也懶得去查對。但作為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卻因此蒙受了奇恥大辱，實在令人憤慨。前些時看到一本關於岳陽樓的出版物，洋洋十萬餘言，詳細論及岳陽樓的歷代滄桑，卻沒有提到以上這一段穢聞。我想，這大概不是作者的疏漏，而是一種深摯執著的情感使然。是的，岳陽樓，這座風姿綽約的巴陵勝跡，這座凝聚著多少遷客騷人的足跡和多少文化大師辛酸繾綣的巍巍豐碑，這座以范仲淹的「憂樂」胸懷而名世，折射著濃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格光輝的文化瑰寶，怎麼能容忍這樣粗暴的玷污呢？那麼就讓筆下「疏漏」，永遠永遠地把這段恥辱埋在歷史的底層吧。
宋王朝沒有能走出一名真正的軍事家，卻走出了秦檜這樣第一流的漢奸。
秦檜的罪惡不在於主和，主和者未必賣國，主戰者也未必就名垂青史。事實上，對於紹興年間的宋金和議，史學界是一直有爭議的，肯定和議者也不乏其人，其中甚至有一些相當響亮的名字，例如朱熹、錢大昕、趙翼、胡適等。從淺層意義上說，戰與和只是一個對敵策略問題，完全可以放到桌面上來辯論。倘若能這樣做，那麼秦檜也就不成其為中國歷史上的秦檜了。敢不敢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觀點寫在旗幟上，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分野所在。辯論是一種政治藝術（軍事家在戰場上用刀劍辯論），在這裡，藝術水平的高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敢不敢使用這種藝術。一切政客都是與藝術無緣的，他們只有伎倆，而且只算得上是袖珍伎倆。秦檜對中國文化的唯一貢獻，在於他創造了一個奇特的新詞：莫須有。這個詞從文法上是解釋不通的，若仔細體味，則不難感受到其中的那股含混、曖昧、詭譎、機巧，以及流里流氣、擠眉弄眼的小人氣息；也不難感受其中的蠻橫和凶殘，完全是一種心地險惡而又不負責任的市井無賴的腔調，而所有這些，恰恰構成了一代巨奸的人格特徵。他們擅長的是幕後的小動作，是躲在陰暗角落裡的揣摩和窺測，在這方面，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行家。宋人筆記中記載了一段有關秦檜的故事，看後真令人不寒而慄：
秦檜的私人辦事密室「一德閣」落成之日，廣州守臣送來一卷地毯，大小尺寸竟分毫不差。這個地方官可算是馬屁拍到家了，但後來的結果卻不大妙。秦檜的思維邏輯是：他既然能如此精確地刺探到自己密室的尺寸，也就有本事刺探到自己的其他秘密，可見是個危險分子。沒過多久，此人就被秦檜整掉了。
一個小政客的功夫畢竟還欠火候，在一個大政客面前觸了霉頭，當是咎由自取。但這些人的心機之陰暗幽深，相信不僅會讓善良的人們驚慄，也不僅會受到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的關注，而且還會成為心理學家們感興趣的材料。
秦檜弄權二十餘年，死後贈「申王」，謚「忠獻」，但這些大紅大紫的榮譽稱號後人記得的不多，因為趙構死後，很快就被追奪了。倒是一位秦氏後裔在岳墳前題的一副對聯相當流傳，他是這樣寫的：
人從宋後羞言檜
我到墳前愧姓秦
之所以「愧姓秦」，大抵是一種道德自我譴責吧？這樣的歷史反思還是真誠的，但也不能排除株連的因素，由於秦檜作惡太多，名聲太臭，致使後世諸多姓秦的讀書人進仕無門。這樣，終於有一位秦氏後裔站出來辯冤，這是在一次朝廷組織的殿試中，皇上問一個姓秦的進士道：「你是南秦還是北秦？」言下之意，北秦距秦檜的祖籍江寧較遠，而南秦則必定是秦檜的後代，不可重用。那位姓秦的進士自然猜到了皇上的心思，當下答道：「別管南秦與北秦，一朝天子一朝臣。歷代忠奸相應出，如今淮河也姓秦。」皇上聽了，解頤一笑，遂開恩點了他一個狀元郎。
這位進士的對答看似強詞奪理，其實是對「秦檜現象」在更深層次上的反思。什麼叫「相應出」？宋朝出了秦檜，自然有出秦檜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基礎，特別是趙構這樣的「一朝天子」罪無可宥。如果這樣看，那麼這位秦某人就不僅是在為自己的姓氏辯解，而且是很有一點歷史眼光的了。
五
上面的故事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此，當這位進士在金殿上為秦氏辯解時，在福建漳州府，御史朱鑒大抵正在為審理那件同姓近族通婚案而查閱被告的家譜。這種巧合很有意思，宋王朝已經滅亡一百多年了，奸臣秦檜的陰影仍然死死籠罩著他的後輩子孫，而隱居在趙家城的趙氏傳人卻連自己的老祖宗都已淡忘了，因而鬧出了近族通婚、對簿公堂的醜聞，到頭來，還得要這個朱御史來為他們驗明正身。一個多世紀的風雨漫漶了原先的血統意識，世道滄桑早已把他們推入了社會底層的生存競爭，市聲攘攘、人海茫茫，誰能想像，那石板街上布衣草鞋的引車賣漿者，那屋簷下和顧客錙銖必較的小店掌櫃，那織機旁繭花滿手的白髮老嫗，竟是當初大宋王朝的金枝玉葉呢？生命的適應力真令人喟歎。
這一脈天潢貴胄就這樣默默無聞地消溶在尋常生態之中，他們中間似乎沒有走出什麼像樣的人物。這是很正常的。同是王室後裔，他們中間不可能走出趙孟，因為趙若和沒有那種清朗安閒的心境和氣質。趙孟祖上世代賜第吳興，作為外封的親王，一般來說在政治上是無所謂沉浮的，他們既沒有向上爬的野心，也不必擔心官場的傾軋排擠，有如一泓安恬寧靜的秋水，那色調有點淒清，也有點百無聊賴，是閒雲野鶴的世界。在這裡，他們只能寄情於文學藝術，這是一種閒適中的追求，更確切地說是一種「玩」。真正的大家並非產生於培養，而是「玩」出來的，例如曹雪芹，例如馬拉多納。培養只能收穫技法和規則之類，這些東西的總和稱之為匠氣；而「玩」出來的則是個性和神韻。趙孟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玩」出來的大家。按理說，趙若和的身世本該和這差不多的，但他不幸多了一段作為「第三梯隊」的歷史。對於某些人來說，政治是一種相當危險的誘惑，一旦身入其中，便有如貞女之陷入娼門，明麗純真既不可尋，只落得一股騷情和總想作闊太太的單相思。我這裡所說的「某些人」，是指不具備政治素質和才能的人，至於政治家則是另一回事，他們會如魚得水，從中獲取癲狂的快感和美境。即使失敗了，也能處之泰然，相當投入地玩點別的什麼。例如英國前首相、保守黨領袖希思下台後，又操起了交響樂團的指揮棒，瀟灑至極！「某些人」則不行，對於政治，他們既拿不起，又放不下，留下的只有纏綿不絕的憧憬、躁動、失落和淒惶，再也找不到一塊精神的棲息地。當然，趙孟後來也介入了政治，但那時他在藝術上已成大器，而且從他能夠「榮際五朝」來看，他也確有政治才能。在這兩方面，趙若和都缺乏底氣。那麼，他就只能呆在漳州附近的那座小城堡裡，庸庸碌碌地終了一生。
同是王室後裔，趙家城裡也走不出朱耷，因為趙若和不具備那種超拔脫塵的孤傲。什麼叫孤傲？孤傲不是自大，不是寂寞，更不是故作清高的矯情。孤傲是一種劃破人類蒼穹的思想閃電；一種有著金屬般質感的堅挺品格；一種天馬行空般的精神自由和義無反顧的理性力量；一種具有高貴排他性的、無法模仿的大家風度；一種一覽眾山小的自信和從容；一種對浮華虛榮的冷漠和對世俗人生的審視。孤傲是孤傲者的私有財產，它具有非常強烈的韌性和單向性，即使是超越，也只能由孤傲者自己才能完成。朱耷擁有孤傲，這種孤傲來源於巨大的悲劇感悟。朱耷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寧王朱權的後裔，但早在永樂初年，朱權就因見忌於朱棣（永樂帝）而失勢。他是聰明人，知道皇上注視自己的目光相當陰冷，便營造了一所孤獨的精神小天地——精廬，鼓琴讀書其間。正德年間，又發生了寧王朱宸濠謀反的大事，此後的寧王府實際上成了秘密警察監管的目標，越發門庭冷落。但精廬仍在，那種孤獨而執著的藝術氛圍仍然飄逸其間。到了朱耷的時代，恰逢明王朝覆亡，天崩地坼的時代悲劇，把這位「八大山人」的精神世界衝撞成絕望的碎片，又重新組合成一尊孤傲的雕像，他在署名時常常寫成「哭之」、「笑之」的字樣，確實，如此深刻的家世變故和人生際遇真讓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那麼，就白眼向人，化作筆下的殘山剩水和那些孤獨的鳥、怪異的魚吧。趙家城裡的主人也是經歷了大悲劇的，但在他那裡，悲劇沒有昇華為孤傲，如果完成了這種昇華，他就不會用那麼森嚴的高牆把自己護衛起來，也不會用那麼繁複的深宅大院和樓台亭閣把自己裝點起來。需要護衛和裝點，正說明了他靈魂的怯懦，缺乏直面現實的勇氣。事實上，一個在官場裡廝混了一陣的政客，亦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悲劇感悟。即使是國破家亡，最多也只是悲天憫人，自暴自棄。至於指望他們把悲劇感悟蔚成一種藝術氣象，那更是緣木求魚了。
現在我們仍然回到福建漳州府。這位叫朱鑒的御史合上被告黃文官的家譜時，大概雙手是有點發抖的，一脈前朝皇族的後裔，竟然在這裡優遊了一百多年。他不敢怠慢，連忙派八百里快馬把案卷呈送朝廷定奪。時在明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正忙著殺人，上年殺曹國公李文忠，當年又殺魏國公徐達，釀成數萬顆人頭落地的空印案和郭桓案也發生在這一年。泱泱京都瀰漫著一股血腥氣。但朱元璋卻並不看重這幾顆黃姓草民的腦袋，他覺得南宋滅亡已一百多年，中間又隔了一個元代，這幾個趙氏子孫已成不了什麼氣候，自己何妨做個順水人情，也好向天下人昭示自己的仁德呢？不久，朝廷的批示下來了，賜趙家城裡的黃氏復趙姓，並在其中封了幾個榮譽性的官銜，大約相當於政協委員之類。聖旨宣罷，趙家城裡一片喜氣，朱鑒且贈詩祝賀，很風光了一番。
於是，埋沒了一百餘年的趙（黃）氏對著京都三呼萬歲，收拾行裝準備赴任。雖然那只是個裝點門面的閒差，但有官當就不錯，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