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了淮河大橋，風便直往臉上撲，雖是陽春三月，卻仍有幾分凜冽的意味。橋很長，北望是無垠的曠野，點綴著青磚灰瓦的平房，隱隱傳來幾聲雞鳴狗吠，渲染出一派牧歌情調。東去的河面愈顯開闊，不遠處就是洪澤湖了。此刻我卻不忍去看，這裡的水啊，太浩茫，浩茫得亙古無邊，天涯無際，讓人心裡發冷。
那麼，就走進橋北的那片曠野吧。
曠野的南沿是莽莽蒼蒼的淮河大堤，村民大都沿堤而居，往北便很寥廓，似乎有意要留下一片供人憑弔的空間。我走在村裡的機耕道上，腳步輕輕的，彷彿怕驚醒了什麼，因為我知道，在我的腳下，沉睡著一座千年古城。
這座古城叫泗州，在從後周到清初七百餘年的中國政治文化史上，這個名字出現的頻率相當高，特別是在南宋和金帝國隔淮對峙的百餘年間，這個名字常常和兵連禍結的征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大事件維繫在一起。但泗州的沉淪並不是由於鐵血和馬蹄的蹂躪，而是由於一場天災。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夏天的某個夜裡，泗州被溢出淮河大堤的洪波所吞沒，從此深深地埋沉在地下，算起來，已經又是三百多年了。
腳步輕輕的，帶著祭奠的虔誠和莊嚴，走過茅草叢生的阡陌，走過綴滿野花的河坡，走過春苗的新綠和牧童的笛音，在我的腳下，沉睡著一座三百年前的古城。就人類歷史而言，三百年算不上很長的歷程，但也絕對不能算短。三百年中，多少一代天驕灰飛煙滅，多少傾國紅顏成了腐骨一堆，多少悲歡榮辱被洗刷得了無痕跡，那麼我腳下的這座古城呢？它被靜靜地定格在地層深處，年復一年地看江山易代、淮水東流，仍舊是舊日容顏麼？
在這以前，我已經從地方志上見過古泗州的地圖，對這座古城的大體格局瞭然於胸。因此，在這初春的艷陽下，我在曠野上的每一步都超越了時空的框范，在古城的石板街上激起悠遠的回聲。據地方志記載，泗州城的周長為九里三十步，依此推算，則直徑當為三里左右。下淮河大橋往北一箭之地，當是舊日的東門吧。從東門入城，沿著通衢大街西去，不久便是州衙公署了。都說八字衙門朝南開，可這裡的衙門卻是向東的，正對著淮河的流向。這座宏敞堂皇的建築是古城的神經中樞，門前的旗桿石大抵還在的，每年的封印儀式、迎春典禮以及判案、排衙和送往迎來之類在這裡演繹得很熱鬧。但這些都是虛應文章，沒有多大意思。真正有意思的故事發生在州衙前面的商業街和平民區。尋常百姓的喜怒哀樂是最生動的社會生活情節，所謂「淮上風情」更多地潛藏在這裡錙銖必較的市聲俚語中，潛藏在幽靜陋僻的小巷深處。當然，這中間也少不了愛情——小家碧玉的婚戀是充分世俗化的，雖不那麼浪漫，卻更加纏綿深摯。
從州府衙門往南，通過市招掩映的商業街，腳下該是古泗州的南門了，據說這裡當年是一片自由市場，很繁華的。此刻我看到的卻只有幾座恬靜的農家小院，一個女人坐在門前納鞋底，春暉慵倦，樹影婆娑，那動作和神采，安閒得令人心折。門前的小河邊，一個穿花格衫的女孩子在用門閂捶衣，聲音貼著水面傳得很遠。陽光懶懶的，映著牆頭上的宣傳標語，再看看那落款，心頭不由得一陣激靈：城根村。難道說，這農婦和女孩正坐在當年的城堞上麼？她們當然不會想到，在自己身下的這塊土地上，曾發生過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那報警的鑼聲，曾撕裂了多少顫慄的心靈……
二
領略古泗州的繁華，最初是在蘇東坡的一首《行香子》詞中。時值東坡居士生命的秋天，政治上很不得意，那樁在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把他從京師趕到了黃州。幾年以後，皇上開恩，又轉徙汝州，因為那裡離京師較近。但詩人看中了山清水秀的宜興，想在那裡置幾間房子打發晚年。「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他已經心灰意懶了。於是一邊帶著家小向汝州進發，一邊向皇帝上表陳情。他走得很慢，希望自己的請求得到皇帝的批准，也就不必再到汝州去了。當時的景況實在恓惶，全家人連飯都吃不飽，他給朋友的詩至少有三首提到飢餓，有一首甚至自比饑鼠，整夜啃咬東西。這樣，一路磨磨蹭蹭地到了淮河邊上的泗州，一家人實在走不動了，蘇東坡決定在泗州小住，並向皇帝發出了第二封哀告信。泗州太守是個簡樸誠實的山東學者，對這位名滿天下的大文豪心儀已久，晚上陪蘇東坡渡過淮水到南山去玩。淮水上有一座長橋，泗州扼淮上咽喉，是戰略要地，天黑以後是不准過橋的，違者將處以很重的刑罰。為了陪蘇東坡，太守不惜違規過橋。兩人玩得很盡興，蘇東坡自然要作詩填詞的，於是有了一首《行香子》，其最後兩句為：「望長橋上燈火亂，使君還。」
想不到這幾句小詩卻讓太守受了一場大驚嚇。第二天，太守讀到這首詞，連忙找到蘇東坡，說：「你聞名全國，這首詞一定會傳到朝中。普通老百姓晚上過橋要罰兩年的苦役，太守犯法，一定會更重。我求你不要把這首詞拿給別人看。」
這位太守是老實人，他的懼怕是有道理的。蘇東坡笑道：「老天爺，我一開口便是罪過，豈在苦役二年以下？」
不知蘇東坡採取了怎樣的防擴散措施，反正這首詞還是流傳下來了。從詞中看，當時的泗州是很繁華的。詩人很幸運，他在泗州的時候正值早春二月，離汛期還遠，這時的淮河是溫柔而恬靜的，泗州一片昇平景象，太守也才有心思陪他遊山玩水。而且，就在這期間，蘇東坡接到了朝廷的旨意，批准他定居江南，不必再到汝州去了。在飢餓、顛沛和困頓中，泗州成了他生命的綠洲，雖只是旅途小憩，顧盼匆匆，但泗州長橋上迷離的燈火，將長存在詩人晚年的記憶中。
這是在宋代，當時的淮河還比較文靜，洪水撲城的驚險只是在開寶七年和隆興二年各發生過一次，相對於三百餘年的宋王朝來說，這樣的頻率不算高。當泗州太守陪同蘇東坡指點江山時，淮河大抵只是一道靜物化的風景，蘇東坡因此也才能寫出那樣意態閒適的詞章。但是到了明代的正統年間，這道風景突然幻化出恣肆暴戾的冷色，自此以後，《泗州志》便浸淫在一片水患連綿的陰影之中。
終於到了清康熙十九年。
毀滅是在瞬間完成的。在洶湧的洪峰面前，一座方圓數里的古城有如砂器一般脆弱。可以想見，這天傾地陷的瞬間將會引發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情節，死別和生離，崇高和卑劣，人情和獸性，在這一瞬間都凸現無遺。但這些不是我關注的內容。走在古泗州的遺址上，我的心頭湧動著一股巨大的驚悸。事實上，泗州並不是一下子就消失了的，在其後的歲月裡，人們與洪水曾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反覆爭奪，這中間有力和美的呈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張揚，還有一個獨特的精神世界：在不可抗拒的災難面前，一種交織著不屈不撓和無可奈何的心理積澱，隨著一層又一層的泥沙把泗州埋入地層深處，一代又一代的淮上兒女也埋下了他們面對蒼天的詰問和沉重悠長的歎息。
且看《泗州志》上的這一段記載：
康熙十九年庚申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內水深數丈，檣帆往來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鷗， 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為具區矣……
寥寥數語中，竟用了這麼一連串沉重的感歎詞，修志者的悲哀和無奈可以想見。關於這個「具區」，《辭海》上的解釋是：「古澤藪名」，一說為揚州藪，一說為太湖。反正泗州毀滅了，毀滅在一片汪洋大波之中。但與此同時，泗州人也山一樣地站立起來了，在與災難和命運義無反顧的抗爭中，一種生生不息、堅韌執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壯的奠基。
這是一段關於生存的傳奇，更是一段關於生命意志和文化性格的闡釋。聚集在殘破的淮河大堤上，遠眺著浩浩汪洋中的家園，泗州人本來可以選擇外出流亡的道路，日暮鄉關何處是，唯有濁流滔滔，煙雨茫茫。但他們沒有離去，傳統的鄉土意識拴繫著他們。這裡有他們的祖宗陵寢，有他們世世代代的奮鬥和追求，也有他們剪不斷理還亂的是非恩怨。農業文明形成的民族性格中，更多的是腳踏實地的堅守和耕耘，而不是漂泊天涯的狂放和浪漫。他們不慣於駕著「諾亞方舟」駛向遙遠的新岸；也不慣於率引著畜群唱著牧歌去尋找生命的芳草地。他們留戀腳下的一方鄉土，哪怕是一派汪洋、一片荒漠、一座廢墟。就在泗州東南不遠，有一座聖人山，山下有一條禹王河。聖人即禹王，禹王即聖人，都是有關大禹治水的傳說。這樣的傳說不是沒有根據的，《孟子·滕文公》中所說的大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大抵就在這裡。面對著洪水的進襲，中華民族的傳統對策是「阻」，是「導」，而不是揚起風帆一走了之。大禹當年是走得很遠的，以至於「手足胼胝」，且三過家門而不入，最後死在離家老遠的會稽。從泗州溯淮河上行，有一處叫懷遠的地方，還留下了大禹與塗山女美麗而憂傷的愛情故事，說的是大禹外出治水，塗山女經常在塗山之陽等候夫君歸來（我懷疑「懷遠」的地名即由此而來），等候的結果當然總是失望。於是，心懷焦慮的女人唱道：
候人兮猗！ 《呂氏春秋》的作者認為，這首「詠歎調」即《南音》的起源，也是中國上古詩歌的濫觴之作。在這裡，塗山女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僅唱出了一個最原始而永恆的文學主題，也唱出了中國婦女性格底層的一個重要情結：等待。丈夫外出了，她們能做到的只有等待，在織機上，在耒耜旁，在月下的搗衣聲中，在村頭、路口和潮漲潮落的海濱，中國的女人就這樣世世代代地等待著。多少民間故事中，她們甚至化成了永遠的情感雕像——望夫石。
現在，聚在淮河大堤上的泗州人當然也不願遠走他鄉，那麼就別走吧，留下來，像大禹那樣「手足胼胝」地苦鬥，像塗山女那樣年復一年地等待吧。
為了腳下的一方鄉土，他們必須苦鬥和等待；但為了苦鬥和等待，他們又不得不伸出枯骨嶙峋的求生之手，去撕扯鄉土上鮮血淋漓的創傷。
首先出發的是州府的官船，為了在淮堤上搭建臨時辦公用房，這幾艘原先讓州官老爺們賴以逃生的官船，又駛向了浩浩汪洋中的州城。州城，隱現在秋水和長天的孤寂之中，只剩下了一圈灰褐色的輪廓，那是露出水面的城堞，其間點綴著幾處塔尖、屋脊和校場上的旗桿，有如航標一般。官船由城牆的缺口鼓帆而入，倒是比原先的轎子在石板街上拐彎抹角順暢了許多。轉眼間已到了州衙的大堂前。那麼就動手吧。把這些露出水面的建築先行拆毀，運到大堤上去。在工匠們沉重的吶喊和叮叮咚咚的斧斤聲中，一座座帶著鴟吻的建築在大水中被肢解，只留下了水下的牆基和柱礎，昭示著劫難和歷史。這時候，州府衙門的種種威嚴和整肅都失去了意義，只有赤裸裸的生存驅動在起作用。浪花中翻動著殿堂解體的竹頭木屑，昨日的權威和秩序也在渾黃的濁流中一任飄零。
接下來輪到尋常巷陌的拆遷了。對於這些小民百姓來說，他們的感情負載自然要比州官們沉重得多，雖然拆毀的只是數楹老屋、一方庭院，但其間的一木一石往往凝聚著祖輩幾代人的艱辛和希冀，甚至還有一個小民百姓畢生的成就感。因此，要求他們義無反顧是不切實際的。可以想見，當他們駕著小舟駛向自家的老屋時，那一段心理歷程該是多麼悲壯。但小舟還是駛過來了，船舷輕吻著老屋的簷角，主人抹去眼角的淚水，小心翼翼地拆卸，用心細細地整理，他們幾乎是在整理一部家族的經濟史和感情史。此刻，鄰里之間不再為方寸地基的歸屬而明爭暗鬥，也不會再為門楣高低風水沖克而耿耿於懷，漫天的洪水沖洗了小巷胡同裡的瑣碎和狹隘，只留下了患難與共的濃濃鄉情。是的，災難的巨掌把他們捏到了一塊，他們現在所面臨的生存空間同樣逼仄而嚴酷。在悲壯的拆遷中，他們也許會哼上幾句粗獷的淮上歌謠，在蒼涼無奈中透出他們心底的憧憬：洪水總有一天要退去，他們總有一天要回來的，為了明天的回來，那麼今天就拆吧。
洪水當然是要退去的。洪水退去了，人們又回來了。那大抵是在冬天或春天，泗州又升起了溫暖的炊煙，又有了男人粗重的吆喝和女人匆忙的腳步。銹蝕的城門打開了，生命的色彩流動在斷垣殘壁的街巷裡。說什麼餓殍遍野、瘡痍滿目，反正人們回來了，回到了鄉土的懷抱，過去的一幕只是一場夢魘，噩夢醒來是早晨，生活的陽光會重新照臨他們的。
但夢魘卻死死地糾纏著泗州人，自康熙十九年以後，淮河像一個有恃無恐的浪蕩子，偶然得手後便越發放蕩無羈，洪水灌城的悲劇被一再重複，人們的退卻和歸來也成了一再演繹的情節。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人類原始的意志力是有極限的。泗州，在最後一次悲壯的填城運動失敗後，終於淪為一片汪洋。
今天的城根村正值一片繁茂的春景，村頭的魚塘畔草綠花紅，天光雲影折射著長天和春水的律動。據村民們介紹，1980 年代初開挖魚塘時，曾在深處的瓦礫下挖到一層黏土，厚度可達一米，這是當年泗州人從數里之外的高岡上運來的。康熙五十六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泗州曾掀起一場撼天動地的填城運動，半年之內，城外的數座高岡被削為平地，泗州城的標高則上升了三尺多。一座方圓九里許的州城，平地墊高三尺，這中間的土方量是大致可以算出來的。在當時的運輸條件下，這是一項多麼巨大的工程！但對於動輒「水深數丈」的洪峰來說，三尺黑土又能抵擋什麼？可以說，這是泗州人在萬般無奈下的最後一次抗爭，是一幕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演出。楚天高，淮水長，遙望著他們蠕動在莽莽荒原上枯槁的身影，我們誰也沒有資格批評先人「愚公式」的蠻幹，而只能在他們執著的生命意志面前肅然起敬。
泗州人的最後一次搶救，是駕著舟船拆除城牆，把那巨大的城磚運到淮堤上去建造一座流亡州府。從此，這座淮上名城真正成了一座不設防的城市。水天蒼蒼，荒草萋萋，只有淮水年復一年地拍打著死寂的空城。差不多半個世紀的人與自然的對峙，終於奏響了悲愴的最後一個音符。這是康熙末年的事。
三
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材料大多取自一本雕版印刷的《泗州志》，這是康熙二十七年由一個叫莫之翰的州守主持編撰的。康熙二十七年離泗州第一次淪於大水才八個年頭，當時的州衙設在淮河大堤上的臨時辦公棚內，這位州官是在組織治水賑災時，用他那泥汗淋漓的手來完成這項文化工程的。因此，今天當我翻閱這本殘破發黃的《泗州志》時，亦不得不對這位地方官的文化人格投以讚賞的一瞥。
平心而論，在泗州這種地方當官並不是什麼美差，雖然也是個正六品的廳局級，但治下僅一方災土、數萬饑民而已，實在是很清苦的。可以想見，被打發到這裡來的，大多是些在官場上玩不轉的老實人。但對泗州的民眾來說，一個玩不轉官場的老實人並沒有什麼不好。這個莫之翰就任於康熙二十年，當時正值泗州的災難之秋，哀鴻遍野，瘡痍滿目，父母官的日子自然也不好過。若是個有門路的鑽營趨附之徒，不用多久就會打通關節開溜的。但莫之翰沒有走，至少到他修成《泗州志》的康熙二十七年他還沒有走。棲身在風雨飄搖的臨時辦公棚裡，他不僅帶領民眾進行了一場撼天動地最後以失敗告終的泗州保衛戰，還修成了一部相當不錯的《泗州志》，僅就這兩點，這位太守就很不簡單。
在莫之翰看來，清苦也有清苦的好處，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屁股下的這把交椅，避之唯恐不及，也就不會挖空心思來排擠傾軋，因此，你可以盡心盡力地做自己應該做的事。當務之急自然是兩件事：一是賑災，一是治水。莫之翰上任後，在淮河大堤上設了六處粥廠，親自操勺為老弱饑民放粥；又開河築堤，置牛車以戽內水。但最要緊的還是向中央政府報告災情，請求救濟。這樣的呈文，莫之翰的前任們已經寫得不少，現在他又接下去寫。一個小小的州官是沒有資格直接向中央反映災情的，他只能把報告送給巡撫，由巡撫簽署意見後向上轉送，這叫「題奉」。有時為了顯示問題的緊要，巡撫還要會同漕運總督一起「題奉」，這樣，報告才能送往京城，等候皇帝發落。其實皇帝這時往往不在京城，因為大水一般都發生在夏秋，而每年的這個時候皇帝是要到承德的山莊避暑的，還要進行聲勢浩大的「木蘭秋狩」。對於這些從京城輾轉送來的文件，大概也懶得細看，只是皺皺眉頭，大略睃巡一下地方督撫的「題奉」，便提筆畫了一個圈，草草打發如是：「旨蠲災三分。」
我數了一下，從順治初年到康熙二十七年，這樣一字不差的批示就在《泗州志》中出現了十數次之多。大概皇上已經習慣了這幾個字，寫來相當順手。至於這個「蠲災三分」對於顆粒無收、嗷嗷待哺的災民究竟有多少賑濟作用，那不是他操心的問題。
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偶爾，皇上因為和嬪妃們看戲看得高興了，或者因為白天圍獵中的斬獲而志得意滿、龍心舒暢，筆下的頭寸便放鬆些：「旨蠲免本年丁糧，以甦民困。」
謝天謝地，總算有了這麼一次「蠲免本年丁糧」，而且還順便提到了「以甦民困」，顯得很有人情味。子民遭災，朕深為體諒，今年不向你們伸手，明年再說。
但皇恩浩蕩僅此一次而已。以後，皇帝仍然是要和嬪妃們一起看戲、在塞外的圍場上打獵的，龍心舒暢的時候想必也不會少，御批中的這種人情味卻再也不曾有過，有時甚至連寫得相當順手的「蠲災三分」也有所保留了，例如這一次的批示就打了折扣：「旨蠲災一二分有差。」
那麼，是不是這次的災情一般，不足以牽動聖憂呢？我們看看：
乙丑六月淮大溢，東南堤潰，水灌泗城，深丈餘，男婦猝無所備，溺死者數百人。至十月始漸消，自是官廨民居十圮四五矣，鄉鄙田疇一望晶淼，禾稼俱盡。州守寄居南城樓， 詳報巡撫上官，會同漕撫吳具題奉。
我不知道皇帝筆下的這個「蠲災一二分有差」的根據是什麼，難道說堤潰城破，溺死數百人，禾稼俱盡還不算大災？而且這報告是由巡按和漕台共同「題奉」的，你不相信州官在南城樓上起草的災情報告，總該相信這兩位大員的「題奉」吧。可能皇上對泗州年復一年的災情報告有些煩了，年年治水，年年賑災，已成了例行故事。有的言官甚至建議，讓災區的婦女每人腰間繫一根黃帶子，因為從五行上講，黃屬土，而土能克水。康熙是個有科學頭腦的帝王，當然不會聽信這種左道旁門的胡說；而且即使聽了，頒詔施行，像泗州淹成那種樣子，恐怕每個婦女腰間的一根黃帶子也很難解救。康熙又是個氣魄宏偉的帝王，他絕對相信子民百姓的生存能力，不管遭了多大的災，人總是要想方設法活下去的，吃山珍海味是活，吃樹皮草根觀音土也是活。再不濟，千古艱難唯一死，大不了多死幾個人罷了，中國這麼大，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多死幾個諒也無礙國本。因此，「蠲災三分」與「蠲災一二分有差」並沒有多少實際價值，重要的是一種姿態，意思到了就行。
領受這樣的「姿態」和「意思」，不知我們這位莫之翰莫大人作何感想，也許正是一次又一次在這樣的御批下叩頭謝恩之後，他感到了驚心動魄的悲哀。泗州看來是沒有希望的了，自己很可能是最後一任州守。任何職務一旦與「末代」聯繫在一起，況味便難免辛酸沉重。他除了勉力賑災，盡量少餓死人而外，作為一個文人出身的官僚，他不能沒有一種緊迫的文化使命感：應該修撰一部《泗州志》，既然不能留下泗州的樓台城闕、市井街衢，那麼，就留下幾頁盛衰興亡的書記，留下一座泗州城永遠的雕像吧。
這是一項悲愴的文化工程。說什麼盛世修志，承平雅事，面對著行將覆滅的州城，泗州人現在是要作一篇祭文，唱一曲輓歌，在淒風冷雨中與自己的家園倉皇訣別。
在淮河大堤上的臨時辦公棚內，在那盞搖曳飄忽的小油燈下，莫之翰帶著一天公務的疲憊，精心梳理著那些水淋淋的寸牘片紙。這裡有逝去的輝煌和風化的青史，有鐵馬金戈和笙歌紅袖，但更多的卻是關於水的記載。泗州本來就是與水維繫在一起的，它的繁華得之於淮水和泗水溫情脈脈的滋潤，它的劫難和淪亡也是由於這兩條母親河的反覆浸淫。那麼，就蹚過恣肆奔湍的洪波，穿過苔蘚濕漉的街巷，一步步走向泗州的深處吧。在這裡，歷史顯示了它無與倫比的幽深和浩瀚，即使是一座不大的州城，那平靜質樸之下，也潛藏著動人心魄的詩情。災區的夜晚，靜得讓人恐怖，連狗的吠叫也絕跡了，星月慘淡，萬籟俱寂，天地間有如鋪展著一塊巨大的屍布，裹挾著無邊的死亡，而州守莫之翰則在悄悄地走向泗州的深處，走向那遠古的詩情。
當然，要完成如此浩繁的工程，必須有一個工作班子。災後的泗州，生存是壓倒一切的主題，當飢餓的災民在吞食樹皮草根觀音土時，州守卻要組織一批文化人，坐下來慢條斯理地修史編志，這似乎有點不合時宜。但莫之翰還是這樣做了，為此，他或許要從極其有限的地方財政中，掂斤撥兩地劃出一筆不算很小的份額來作為辦公開支。為了保證這一群文化精英最基本的熱量，有時甚至要從賑災粥棚前的飢餓走廊裡分走最後半桶粥。面對著扶老攜幼、滿臉菜色的饑民，這無疑需要相當大的心理承受力，也無疑會遭到各種非議：人都餓死了，還談什麼文化？自古倉廩實而後知禮義，這不是太奢侈了嗎？順理成章的推論還有：太守這是慷公家之慨，為自己樹碑立傳。
莫太守的行動算不算「奢侈」，這似乎是一個很難說清的問題，但他有沒有為自己「樹碑立傳」，只要看看《泗州志》就知道了。我在翻閱這部地方志時，並沒有發現多少太守自我標榜的內容，這曾使我對他的人格肅然起敬。莫之翰是一個文人官僚，平時想必也有些情懷小唱或應酬文字的，作為主編，放進幾篇自己的詩文也是堂而皇之的。但他沒有，在洋洋大觀的《泗州志》中，記在太守名下的文章只有一篇，即康熙二十四年他寫的《請減食鹽詳文》，這是向中央政府請求減免鹽稅的報告。因為泗州歷經大災，百姓死的死、逃的逃，原先在冊的三萬多人丁，僅剩下一萬有餘，但朝廷每年仍要按原先的三萬人徵收食鹽附加稅，這自然是吃不消的。這份報告寫得很動情，完全稱得上一篇很不錯的散文，即使和李密的《陳情表》放在一起，也毫不遜色的。不同的只是李密是站在個人的立場上請求朝廷允許他在家奉母盡孝，而莫之翰是站在一方民眾的立場上請求朝廷蠲減鹽稅。就情懷而言，後者似乎更值得稱道。
朝廷有沒有批准莫之翰的請求呢？大概沒有。《泗州志》中只留下了一篇奏疏，倒是情辭並茂，很值得一讀。
四
沉淪於洪水的不僅有泗州的城廓街衢、小民百姓，還有一處皇家墓地——明祖陵。
明祖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祖父、曾祖父和高祖父的衣冠塚。朱元璋祖籍泗州，這三位朱氏先人原先都是葬在這一帶的，但到了朱元璋發跡時，卻連墳墩也尋不著了，於是便有了這座像征性的陵墓。明代的皇陵，人們一般都知道的有北京十三陵和南京明孝陵，其實另外還有幾處，不過這幾處的主人生前都不曾有過黃袍加身的福祉，只是因為後代當了皇帝而被追封的，是一種榮譽。享受這種「榮譽」的陵墓有三處：一是安徽鳳陽的皇陵，主人是朱元璋的父親朱五四；一是湖北鍾祥的顯陵，主人是嘉靖皇帝的父親朱祐杌。相比之下，泗州的明祖陵人們知道得不多，由於從清朝初年開始，它就一直埋沉在大澤洪波之下，也就漸漸被人們遺忘了。明代的皇陵已經夠多的了，淮水滔滔，逝者已矣，有誰還記得水下有一座皇陵呢？
但人們終究還是記起來了。1963 年淮河大旱，人們發現了露出水面的巨型石刻，由此才想起沉淪在水下的朱家祖墳。1976 年國家撥款打壩圍灘，將明祖陵從淮河中圈出，經過匡扶、復位和初步修整，人們發現，這些埋沉在水下數百年的石刻竟風采依然。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應該感謝康熙十九年的那場洪水，它以不容抗拒的強橫保存了這批藝術珍品，使之躲過了歷代的兵災和戰亂，躲過了利祿之徒的覬覦，也躲過了自然界的風風雨雨和污染物質的浸淫。數百年來，祖陵石刻就這樣在長河的底層深藏不露，默默無聞；而一旦顯現，便以其精緻絕倫的美征服了世人。我想，這中間是不是蘊含著某種美學辯證法呢？任何一種美，過分招搖了總難保長久，西施、王嬙、貂蟬、綠珠的悲劇都在於美的洩露和張揚。阿房宮毀圮了，凌煙閣湮沒了，秦漢的長城也早已坍塌在歷史的風塵之中，而兵馬俑卻保存下來了，漢代編鐘保存下來了，連脆弱的竹簡帛書也在馬王堆的一座墳墓裡保存下來了。今天，在古泗州的淮河灘涂上，我們則看到了明祖陵風采依舊的石刻。
走在明祖陵的神道上，我感到了一種靈魂深處的震撼，二十一對石刻，組成了一條氣魄恢宏的藝術長廊。誰說這裡只是僵硬的石刻呢？這裡分明澎湃著生命的激情。祖陵石刻先於南京孝陵而晚於鳳陽皇陵，產生於洪武、永樂年間，這時，皇家山陵體制尚未確立。也就是說，「刻什麼」和「怎樣刻」尚無一定之規。這種題材和風格的相對寬鬆，稍稍放縱了藝術家的自我意識，這時候，他們不只是按圖雕琢的操作工，而是一群富於藝術個性的創作者，他們的氣質、才華和時代的精神氛圍取得了某種和諧的統一，相當順暢地流進了石像那雄偉的身姿和栩栩如生的線條之中。當祖陵石刻開工的時候，徐達的大軍正橫掃漠北。到永樂十一年竣工時，堪稱曠世文化工程的《永樂大典》已經修成，而鄭和率領的艨艟巨艦正行駛在波濤萬頃的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這是一個沉雄闊大的時代，祖陵石刻亦透出一股粗豪奔脫的大氣。但粗豪不是粗糙，你看那衣甲服飾、鳳毛麟角，無不流溢著生命的質感，就連馬唇上的汗漬也依稀可見。在這匹駿馬前，我曾迷惑不解，它那低眉垂首的靜態和淋漓的汗水不是很矛盾嗎？汗水屬於揚蹄疾馳，屬於負重粗喘，屬於大漠和疆場，怎麼會出現在皇陵前這副站班如儀、慵閒得有點憂鬱的身軀上呢？要麼，就是它剛剛來自那遙遠的邊關，還未來得及卸去征鞍、平息粗喘？一匹馳騁疆場的駿馬被奉到這裡來守陵，一舉一動都被森嚴的禮法規範著，再也不能引頸長嘶嘯傲關山，更不能騰躍冰河飲長風餐豪雨，其寂寞是可以想見的，難怪它此刻低眉垂首、一副鬱鬱不得志的憂怨之色。想到這裡，我不由得為自己先前淺薄的迷惑而慚愧，更為工匠們對生命的理解以及把這種理解藝術化的鬼斧神工而驚歎。
但相比於石獸的精微傳神，那幾尊被稱為翁仲的人像似乎就顯得呆板僵硬。人像有文臣和武將，文臣拱手，武將握劍（劍自然是倒垂著的），照規矩，他們都站立在神道的最前列，也就是最靠近皇祖的眼皮底下。我不知道工匠們在進行藝術創作時，為什麼對這些達官貴人如此冷漠，也許因為這些達官貴人離自己太遠，對他們的生存狀況和心理形態都不甚了了，唯一知道的只有他們的身份：臣子，臣子在君王面前除去畢恭畢敬還有什麼呢？那麼就讓他們畢恭畢敬地站著吧。這種解釋似乎勉強說得通，但又總覺得似是而非。工匠們能理解一匹馬，一頭獅子，以至一隻世間根本不存在的麒麟，並賦予它們那樣豐富的人格內涵，為什麼就不能理解人呢？這中間肯定潛藏著深層次的藝術匠心。明祖陵興建期間，正值朱元璋和朱棣大興冤獄、大開殺戒之時，屠刀所向，開國元勳授首了，知識分子噤聲了，政治上的反對派銷聲匿跡了。腥風血雨中，做臣子的都有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懼感。是的，恐懼感，這是一種時代病，一種籠罩於滿朝朱紫的深層心理。「伴君如伴虎」，他們離君王這樣近，幾乎可以聽到對方衣褶的輕微響動，捕捉到對方眼波和臉色中任何一絲猜忌的陰影，他們不可能不恐懼。而在恐懼的壓迫下，他們也不可能有更生動的神態，哪怕是努力做作的矯情。在這裡，工匠們正是抓住了人物最具典型意義的心態，以巨大的藝術真實雕塑了他們的形象：呆板、僵硬。
神道的盡頭是地宮，也就是老祖宗安息的地方。其實這裡並沒有半根腐骨，只是一堆袞冕冠服，這麼森嚴的儀仗和崇宏的建築竟是為了陪伴幾套衣帽，實在令人感歎。朱元璋是窮人出身，這從他祖上幾代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來：他的高祖父叫朱百六，曾祖父叫朱四九，父親叫朱五四，這一串名字現代人聽來頗有點滑稽，其實在當時，正是朱家世代赤貧的階級烙印。宋元以來，平民百姓常常是不用名字的，只以行輩和父母年齡合算一個數目作為稱呼。朱元璋高祖的那個「百六」，大概是一百零六的簡稱，而祖父的「初一」則可能取自出生的日期，反正有一個吆喝的符號就行了，用不著許多講究。直到朱元璋謚封父親為仁祖皇帝的時候，才順便也追封了一個體面的大號，叫朱世珍，這是朱五四老漢的殊榮。
記得有一天和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時，發現飯店的女老闆長得奇醜，於是便引出一個話題，如果該老闆娘一夜之間變成了絕色佳人，她將會怎樣生活。一位朋友說，她肯定承受不了這種反差，心理會隨之崩潰。這位朋友的推論得到了大家的認同。由此言之，一個窮光蛋當了皇帝，首要的難題恐怕不是治國馭民，而是如何承受那種巨大的心理反差。這種反差甚至會整個地改鑄他的人格走向，叱吒風雲的偉丈夫變得怯懦宵小；闊大坦蕩的胸懷塞進了猜忌、暴戾和險隘；謙和健朗的面孔浮上了貪慾自大的陰影。這是一種心理變態，從先前一無所有到什麼都有了，一時反倒手足無措起來，巨大的既得利益令他眼花繚亂、心旌搖蕩，卻又唯恐受用不及、過期作廢，就像民間故事《石門開》的結尾那樣，石門突然關閉，滿屋子的黃金都變成了石頭。那麼就抓緊揮霍吧，自己揮霍不算，還要請出祖宗先人來分享，讓他們也撈個皇帝當當。給祖宗追加謚號並不是朱元璋的首創，但像朱元璋這樣一下子讓四代祖宗都黃袍加身的卻委實少見。追封便追封，一紙紅頭文件詔示天下得了，要那麼多精美絕倫的石人石獸幹什麼？要那麼多堆砌諛詞的封號幹什麼？要那麼多雕欄玉砌的崇宏巨殿幹什麼？不就是幾根腐骨麼？不，這裡連腐骨也沒有，只有幾套衣冠。在甩場面摜派頭的背後，恰恰顯露出那種「小人得志」的淺薄和自卑。
在這裡，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朱家的另外兩處祖陵，即安徽鳳陽的皇陵和湖北鍾祥的顯陵。這兩處陵墓在明史上都曾演繹過一些有趣的事。前者在崇禎九年被李自成的起義軍翻屍倒骨，一把大火燒了個精光，鳳陽總督因此被崇禎砍了腦袋。隨即，官軍也派人到陝西米脂扒了李自成的祖墳，並把其先人的顱骨用快馬呈送朝廷處置。明朝末年天崩地坼的政治大搏鬥，竟在朱、李兩家的祖墳上拼得如此你死我活，這實在是很有深意的。人們不難發現，顯現於其中的是那種農民式的復仇情結和天命觀。後者則引出了一場朝野震動的「大禮儀」事件，這件事雖然鬧得轟轟烈烈，其實說白了就是一句話，即究竟「誰是自己的父親」。原來正德皇帝沒有兒子，死後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繼位。當朱厚熜從湖北安陸的封地顛兒顛兒地前往京城登基時，自然是很高興的。但他不久便遇到了一個難題，按照儒家的禮教，他以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必須稱已故的伯父弘治皇帝朱祐樘為父親，而自己的父親獻興王朱祐杌就降格成了叔父。這位嘉靖皇帝後來雖然昏庸透頂，但這點起碼的人倫之情還不曾喪失，他很不情願，於是便引起了一大批朝臣伏闕請願，上書抗議，甚至以集體辭職相要挾。一時金鑾殿前呼天搶地，悲聲號啕。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場關於「主義」的爭議，千秋倫常，在此一舉。但臣子終究是拗不過皇上的，皇上決定停止這場關於「主義」的爭議，直接訴諸武器的批判。最後的結局是，數百名死腦筋的官員先是被廷杖打爛了屁股（其中有十九人被當場打死），然後下獄、罷官、貶逐。而幾個腦筋不那麼死的官員則因此飛黃騰達、廁身中樞。朱祐杌不僅仍然是朱厚熜的父親，而且還被當了皇帝的兒子追諡為恭穆獻皇帝，享受了以帝王規格重新修葺的陵墓，這就是湖北鍾祥的顯陵。
泗州明祖陵的故事比較平淡，因為它過早地沉埋在淮河底下，被人們遺忘了。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應該感謝康熙十九年的那場大水。
五
泗州沉淪了，留下了兩則關於「水漫泗州城」的傳說，倒也頗有意思。
第一個傳說完全是世俗化的，情節也相當樸素：張果老騎驢路過泗州，討水飲驢，誰知小毛驢見水猛喝，水母娘娘擔心毛驢把自己的水喝光，急忙上前搶桶，不小心把水桶打翻，結果造成洪水氾濫，淹了泗州城。
張果老是八仙之一，八仙是天上的神仙，卻又相當平民化，從裡到外充滿了人間煙火氣。他們是一批個性解放主義者，想怎樣瀟灑就怎樣瀟灑，從不讓抽像的教條來束縛自己。例如呂洞賓就是個相當風流的登徒子，他自己也並不掩飾這一點，因此惹出了許多桃色事件。張果老則是個極富於喜劇色彩的小老頭，他倒騎毛驢，枴杖上挑著酒葫蘆，走到哪裡就把惡作劇帶到哪裡，那些惡作劇大多是很精彩的黑色幽默。但是在這則「水漫泗州城」的故事裡，張果老的形象卻很模糊，基本上是道具式的，完全可以換成另外的張三李四。倒是那位水母娘娘活靈活現、呼之欲出，她的心態也很值得研究。
水母娘娘是個小官，水是她的權力所在。可不要小看了這座「清水衙門」，精通權術和權力學的人，即使是芝麻綠豆大的權力也照樣能玩得有聲有色。什麼叫權力？權力就是無所不在的控制；就是節骨眼上的拿捏；就是八字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就是板著面孔打官腔，一邊敲骨吸髓一邊接受你的頂禮膜拜。可以想見，平時求這位水母娘娘要指標批條子走後門的肯定不少，她的小日子也肯定過得很滋潤。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她掌握了水。失去了水，她就失去了一切特權的基石。因此，當飢渴的小毛驢喝水似乎要超指標時，她才會那樣手忙腳亂，如同奪了她作威作福的魔杖一般。泗州的悲劇帶有深刻的社會必然性，張果老和他的小毛驢是無辜的，悲劇的根源在於水母娘娘的「官本位」和「以水謀私」。在這裡，水母娘娘成了一切權勢者的化身。正是由於權勢者的貪慾和自私，才釀成了泗州天傾地陷的大災難。民間傳說是平易樸素的，卻並不淺薄，世俗化的情節中透析出堅挺的哲理品格。我不知道這傳說的原始作者是誰，也不知道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傳的，但可以肯定，它在長久的流傳過程中，充分吸納了民眾的社會體驗和感情積澱，因而比許多史書上的闡述更具權威性和終級意義。
第二個傳說知道的人更多些，因為有一出叫《虹橋贈珠》的戲文即取材於此。故事襲用了才子佳人的傳統套路，把一場洪荒巨禍置於少男少女的青春遊戲之中，作為情場糾葛的一段尾聲。這樣的構思相當奇崛：泗州知州的公子白生赴京趕考途經洪澤湖，與湖中神女凌波仙子邂逅相遇，凌波仙子愛戀白生的聰明俊美，想結為秦晉之好。但書獃子白生偏偏功名要緊，執意不從，神女愛極而恨，一怒之下水漫泗州。
這個傳說顯然已被文人加工過了，因而也融進了文人士大夫的某種價值取向。對於白生和凌波仙子這兩個人物，人們盡可以見仁見智，有各種各樣的評價，但我所看到的則是其中關於生命意義的解析。一般來說，人們對公子白生可能會給予更多的肯定，他那種呆頭鵝式的苦讀和事業心，在相當長的歷史時代中曾被奉為一種青春偶像。但我總覺得此人缺乏一種生命本體的合理性，他活得太累、太沉重。因為從傳說中（至少從戲文中）看，他對凌波仙子也相當傾心，只是因為功名的誘惑，才不得不斬卻情絲，怏怏北去。他走得其實並不瀟灑。中國的戲文總喜歡在趕考途中弄出點風流韻事來，這是文人士大夫的一種艷情趣味。但同樣是趕考途中的艷遇，這裡的白生遠不如《西廂記》裡的張生可愛。張生是轟轟烈烈地愛過一場的，為了愛，他甚至裝病西廂，想賴著不走了，什麼金榜題名、榮宗耀祖，在兩性情感的深刻遇合面前都不值得一提。這是張生的人格健全之處，也是《西廂記》的偉大之處。
相比於白生的委頓，凌波仙子則活潑潑地敢愛、敢恨，雖然帶著一股貴族少女的任性和乖張，卻通體放射著生命的光華。她是神，卻不甘於神的寂寞和徒有其表的尊榮，她要做她那個世界的卓文君和茶花女，於是她愛上了白生。為了愛情，她不惜褪去自己神聖的靈光，但這一切偏偏不為白生所理解和接納，而且這個白生還是個可以稱為知識精英的文化人。凌波仙子的失望是可以想見的。這種失望不僅在於一腔真情的拋擲，還在於對白生所在的那個世界的否定。既然這個世界如此不通人性、不近人情，既然這個世界的人如此委瑣卑賤，既然體現了這個世界最高智慧的文化人都是如此德性，那它還有什麼存在的合理性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凌波仙子的水漫泗州完全可以比之於白娘娘的水漫金山。白娘娘的水漫金山是為了拯救自己的心上人，體現了對人的世界的嚮往；而凌波仙子的水漫泗州則是為了毀滅自己的心上人，體現了對人的世界的否定。否定有時比嚮往更為驚心動魄，水漫金山只是一場蝦兵蟹將的舞台遊戲，而水漫泗州則是實實在在的人間悲劇。
也許我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泗州來吧。前些時我在那裡采風時，聽到不少呼聲，都說應該組織力量挖掘埋在地下的泗州城，說意大利的龐貝古城已挖掘了一多半，成了著名的旅遊區；又說有多少名流要人關心這件事，甚至聯合國都準備拿出錢來資助。對此，我也很覺得振奮。離開泗州前一天，我拜訪了當地一位資歷很深的老人，老人退休前曾長期擔任該地的水利局長和副縣長，對古泗州的歷史亦很有研究。在談到泗州城的挖掘時，他相當冷漠地說：挖出來有什麼好看的呢？無非幾處斷牆殘壁。那麼大一座廢城，又不是秦始皇墓前的兵馬俑，造一間大房子就可以裝得下的，還是留在地下讓人們想像的好。
老人的冷漠不是沒有道理的，冷漠中卻透出熱切的文化意識。設想一下，如果真的花力氣把那座地下城展示於光天化日之下，然後圈上一堵圍牆，把門售票，變成一處旅遊景點，那又有多大意思呢？我們已經見過了太多散發著銅臭和偽文化氣息的旅遊景點，也見過了太多的挖掘和雕飾，如果那樣的話，泗州城也就真的要消失了，消失在年復一年的風化和修補之後，消失在紅男綠女們瀟灑的步履之下，消失在人們越來越空洞淡然的目光之中，那將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那麼，就還是讓它埋在地下吧，給人們留下一點疏離感和關於悲劇美的思考。如今的淮上，不見了滔滔洪峰滾滾濁流，也不聞淒風苦雨中報警的鑼聲，縱目所及，只有牧歌情調的曠野和遠方洪澤湖上的帆影。但走在這片曠野上，你分明感到這裡的寧靜中蘊藏著一股強勁的歷史張力，你會把腳步邁得很輕，很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