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現在寓居的這座小城歷史上是隸屬於常州府的。但說來可憐，常州於我的印象，似乎只有火車站周圍那一圈逼仄的天地，以及從車窗裡所能領略的遠近參差的屋脊。那幾年，我在南京進修，來去都在這裡換車，火車和汽車交接的時間一般都銜接得很精確，上下匆匆，狼奔豕突，很少有駐足觀光的閒暇。常常是星期天的晚上，我背著隻馬桶包，在蒼茫的暮色中閃下公共汽車，又軋上開往南京的夜行列車，剛剛喘過氣來，常州已成了燈火迷濛的遠景。有時遇到不巧的事，也會在車站上給常州的朋友打個電話什麼的，卻從未進入這座城市的深處探訪過，更不會想到自己腳下的鐵路和手中的電話曾經與一個常州人有過什麼關係。
但近年來，這個常州人卻總是來撩撥我。翻開中國近代史，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的面前停留，漸次化為翩翩的形象，那大抵是拖著一條長辮子，在天津、上海和漢口的租界裡和洋人彬彬有禮地握手寒暄；或頂戴花翎，朝儀整肅，袖子裡藏著大宗的銀票，在京城的官場中趨前避後地打躬作揖。在他的身後，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鐵路、輪船、礦山、電報、銀行和大學，中國的近代史也因此增添了幾分別樣的喧鬧和色彩。人們也許沒有注意到，無論是在租界裡和洋人討價還價，還是在官場上鑽門子通關節，他都操著一口濃重的常州方言。
這個常州人叫盛宣懷。
現在，我終於走進了常州城，來探訪盛宣懷的遺跡。我覺得這應該不困難，特別是在當今這個「名人大戰」風起雲湧的年代，這種探訪簡直無異於一趟如登春台的旅遊，肯定會相當瀟灑。更何況我還有好幾個祖籍常州的作家朋友。
「叫盛什麼？」
「盛宣懷，宣傳的宣，關懷的懷。」作為常州人，而且是文化圈子裡的，他居然不知道盛宣懷其人，這很使我驚訝。
「沒聽說過。」他搖搖頭，彷彿面對著一個驀然闖入而又神經兮兮的問路者。
也許是出於一種相當微妙的考慮吧，例如他也盯上了這個盛某人，想寫本人物傳記之類的暢銷書，擔心我捷足先登，在如墮煙海的茫然背後，其實隱潛著不便言說的封鎖和壟斷，這種心理在文人之間並不鮮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只得告訴他：「我只是想寫一篇小東西，其中涉及這個人物，並不想在他身上作什麼大文章。」
「沒聽說過。」他又搖搖頭，看得出，他的迷惑相當真誠。
他當然不能提供什麼有價值的資料，只是幫我從新編地方志的「人物卷」中找出了這個名字，下面有幾百字的生平簡介，這種一般性的常識我肯定不需要。
對盛宣懷莫名陌生的人，我的這位作家朋友遠不是最後一個。我步履艱難地穿行在常州的大街小巷中，那景況便如同走進了一座原始部落去探尋火星人的遺跡。面對我不屈不撓的打聽，不同身份的人都表現了幾乎同樣的迷惑：「叫盛什麼——沒聽說過。」
沒聽說過。一個從常州走出去的，中國近代史上三井、三菱式的經濟巨擘，常州人沒聽說過。
可能是因為常州出的名人太多了，光是清代以後，這裡就走出了惲南田、趙翼、段玉裁、劉海粟、華羅庚等一批巨匠。歷史上的常州學派、常州畫派、常州詞派和陽湖文派都曾經「各領風騷數百年」。這裡的文章和書畫檔次相當高，無疑稱得上是中華文化的瑰寶。「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龔自珍本身不是常州人，他對常州的這兩句贊語應當是由衷的。但顯而易見，這些人大都是文化圈子裡的。吳地文風騰蔚，走出幾個文化鉅子並不奇怪，就連一個雜貨店裡的跛腳學徒也曾進行過名震世界的數學運算。像瞿秋白、惲代英這樣以政治活動載入青史的常州人，也都帶著很重的文人氣質，他們逐歷史大潮而出，揮手風雷，落筆華章，即使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他們的名下也該有一段令人欽羨的書記。
常州大井頭一帶是繁華的鬧市區，中聯商廈、百貨大樓、文化宮都集中在這裡，近旁三十二層的購物中心正在打樁，彩色施工圖上赫然畫著海外某國的國旗，自然是中外合資的了。就在附近一條古樸的小巷裡，我幸運地遇到了一位老人，他沉吟少頃，比畫了個手勢問道：「盛家，是不是這個翹腳盛？」
我大喜過望，預感到曙光就在前頭，連忙重複著他那個手勢：「正是這個翹腳盛，你記得在哪裡？」
「在中聯商廈的旁邊，鮮魚巷對過，原先是一座很深的院子，前後總共八進。大門前——就是周線巷頭上那一片——舊時叫盛家場，拴馬樁都是石頭的。鋪地的方磚喲，這麼大——我領你去看看。」
我終於找到了盛宣懷的故居，但眼前只有一片廢墟。幸運的是，那一圈圍牆裡，居然嵌砌著兩塊漢白玉石礎。老人告訴我，這石礎就是當年盛家門柱下的，而對面那片偌大的空地，就是稱為盛家場的了。
我用步子量了一下，兩塊柱礎間的距離為九步，大約二丈有餘。
「都沒有了，早就拆光了。」老人連連搖頭，唏噓不已。
但有了這兩塊柱礎，再加上一個盛家場的舊名，當年盛家的排場已經可以想見。那時候，盛宣懷還鄉時，綠呢大轎就是從這裡抬進去的，他掀起轎簾，望著老家殘缺的照壁，該會想些什麼呢？是衣錦還鄉的榮耀，人事滄桑的感慨，還是旅途見聞的反思，或者乾脆什麼都不是，只是在心底裡疲憊地歎息一聲：唉，終於到家了！在那個時代，滬寧鐵路還沒有修，他從北京、天津或上海回來，大抵都是乘船的。官船沿著古運河迤邐而下，揚帆操棹，槳聲欸乃，構成一幅中世紀相當典型的遠行圖。但船艙裡的主人卻並不悠閒，在浪拍船舷的絮響中，他躊躇滿志地構想著關於鐵路、輪船和電報的大事情。官船走走停停，終於拐進了常州的水巷。在盛家故居的對面，至今仍有一條叫老北岸的小街，想必當年是有河道的。官船靠岸了，盛宣懷沿著河埠頭拾級而上，坐進綠呢大轎。官轎沿著小巷，在暮色中拐彎抹角地穿行，小巷的石板剛剛用水沖洗過，透出濕漉漉的冷色。今天我站在這裡，似乎仍能聽到一個多世紀以前，那轎夫的腳步敲在石板上的迴響。
據說盛宣懷很少回常州老家，即使回來也來去匆匆，大概他覺得把那麼多時間扔在官船裡實在不值得。
該走進圍牆去看看了。
其實真沒有什麼可看的，舊日的大宅深院早已蕩然無存。一隊建築工人正在瓦礫堆中鑽探地基，從已經挖開的幾處缺口，可以看到地層深處老牆的基石，大塊大塊的條石壘得很深，石縫口悠悠地滲出三合土的灰漿，條條縷縷猶如化石一般，那是當初用桐油、糯米汁與洋灰攪拌的混合物。一般來說，舊式的庭院並沒有什麼高層建築，這樣堅固的地基足以承載大院內森嚴的高牆和精緻的屋宇，承載如山的糧倉和充棟的詩書，承載一個大家族內每個成員的喜怒哀樂和生生死死，承載鮮花著錦般的興盛和無可奈何的沒落。令人驚異的是，在地層以下，條石的夾縫中，竟頑強地盤踞著一棵老樹根，樹幹估計在建房以前就砍去了，但歷經百年，地底下的根蔓卻並未朽沒，用指甲一掐，裡層還露出生命的質感。
面對著這樣深厚的牆基和盤根錯節的老樹根，我好一陣發呆。
二
19 世紀60 年代末期，充斥於中國歷史年表的不外乎兩樁大事，一為洋務，一為教案。一方面是士大夫們痛感於中國積弱積貧，大聲疾呼「師夷長技以自強」，連清政府也不得不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把對西方國家帶有蔑視意味的「夷務」一詞悄悄地改作「洋務」；一方面卻是民眾的排洋情緒日益高漲，燒教堂、殺洋人，此伏彼起，每一次事件，清政府都得向列強賠禮賠錢賠人頭，傷透了腦筋。請看：
1868 年4 月，台灣教案；8 月，揚州教案。
1869 年1 月，酉陽教案；6 月，遵義教案；11 月，安慶教案。
1870 年6 月，天津教案。
單說最近的這次天津教案，事情也實在鬧得太大了，一舉打死了二十名外國人，燒了法、英、美等國的教堂和育嬰堂，連法國領事館也被付之一炬。事情發生後，列強以炮艦雲集津門，向清政府提出最後通牒。清政府慌了手腳，急令在保定養病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赴津查辦，旋又派李鴻章會同辦理。這種「查辦」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天津知府、知縣被莫名其妙地革職充軍，又向洋人送上二十顆平民百姓的頭顱，外加白銀五十萬兩。曾國藩的這種處置引起了朝野不少人的非議，正巧這時南京發生了「張文祥刺馬」事件，清廷便把曾國藩挪了個位子，到南京去當兩江總督，讓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駐節天津。
這本來只是清代官場中一次由一系列偶然因素促成的人事變動，但對於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大事和一些人物的命運來說，這次人事變動卻至關重要。
李鴻章來到天津是1870 年（同治九年）9 月間，在這以後不久，一個常州人走進了天津直督衙署。他叫盛宣懷，這一年他二十六歲，來投奔中堂大人謀差事。
這情景會使人想起一些潦倒落拓的文士，為生計所迫，走投無路，便懷揣著什麼人的薦舉信來叩門子，期待著能在權貴帳下當個師爺什麼的，好歹混碗飯吃。但眼下的這個常州人似乎不屬於這種情況。
他本來可以走向科場，去博取鮮花著錦般的功名。雖然兩年前鄉試落第，但這不要緊，他才二十六歲，來日方長，十年寒窗，一朝顯達，這是不屈不撓的生命搏擊，因為一個沒有科舉功名的白衣秀才，在官場上大抵很難有所作為，特別是盛氏這樣的官宦之家，總是把由科舉進入仕途作為人生最高構建的。
他本來也可以走向文場，做一個瀟灑自在的名士。延陵古邑，有的是文人學子，交幾個文友，每日裡詩酒往來，就像大觀園裡的太太小姐那樣，今天做個菊花會，明天填首柳絮詞，曲水流觴，把酒投壺，何等的風雅愜意。時間長了，把平日裡唱和酬酢的詩文攏在一起，刻一本《詩鈔》或《文集》，也算不辱沒了先人。
他本來還可以走向妓院賭場，像好多世家子弟那樣，領略人生的另一種風光。他有這樣的條件，父親做過多年的湖北督糧道，這是個肥得冒油的差事，這些年聚斂的財富實在可觀，守著這麼一份大家業，足夠他揮霍的。「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狎妓則倚紅偎翠，豪賭則一擲千金，做一個及時行樂的大家闊少。
但這個常州人走進了直隸總督的衙署，他懷裡揣著一份《上李中堂書》，洋洋灑灑地提出了關於興辦路礦、電線、輪船等應時問題。
這時候，大抵天津教案剛剛平息，事情雖然過去了，人殺了，銀子也賠了，但作為「會同辦理」的李鴻章，心頭恐怕別有一番滋味。殺幾個不明事理的小民百姓固然無所謂，但總是向洋人賠銀子終究不是辦法。「十賠九不足」，人家的胃口越來越大，長此以往，還不把大清國都賠光了？李鴻章的這種心態，在當時的士大夫中具有相當的代表性，連殘暴昏聵的西太后也感覺到這一點。請聽聽她與曾紀澤（曾國藩之子）的一段對話。
曾紀澤：「中國臣民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徐圖自強，乃能為濟，斷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恨。」
慈禧：「可不是麼！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纔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
上上下下都在呼籲「自強」，作為中樞權臣的李鴻章更是憂危積心。但要自強就得辦實業，而在當時的知識界中，真正熱衷於實業的委實不多，他們熱衷的仍舊是章句小楷，是做官。
這下好了，來了個叫盛宣懷的年輕人，又是自己的老朋友盛康的兒子。外間傳說，李鴻章當年在南京參加鄉試時考不出策論，是盛康拋了紙團給他才得以中舉的。這雖然是無稽之談，但通家之好卻是事實。更重要的是，這個年輕人對辦實業很熱衷。
那就讓他辦實業吧，眼下就有一樁要緊的差事，創辦輪船招商局。
若干年後，李鴻章曾用兩句相當精當的話來評論盛宣懷，說他「欲辦大事，兼作高官」，這確是觸及了盛氏靈魂的底蘊。生活於那樣的時代，那樣的家庭，盛宣懷不可能掙脫儒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框范。而所謂「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作高官」的一種堂而皇之的說法。但他深知自己沒有科舉功名，不是正途出身，因此，沿著常規的官場陞遷程序很難出頭，便選擇了先辦「大事」，以「大事」謀「高官」的道路。現在看來，盛宣懷一生的全部悲喜劇，其根源蓋出於此。
但不管怎麼說，在盛宣懷出道之初，他是以一個辦實業的商人，而不是舊式官僚的眼光來處事的。首先，他力主招商局商本商辦，因為既為商人，便不能不注重經濟規律，經濟規律是一組咬嚙得相當精密而殘酷的齒輪，一旦運轉，便絕對排斥封建腐朽的官僚意志；若兩相衝突，其結局不是規律被廢棄就是官僚被吞噬消化。在這一點上，作為「會辦」的盛宣懷一開始便與督辦朱其昂發生了衝突，盛宣懷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得很清楚：「朱守意在領官項，而職道意在集商本，其稍有異同之處。」他是說得委婉了些，因為「官本官辦」與「商本商辦」決不僅僅是「稍有」不同。但朱其昂是他的頂頭上司，他越級打小報告，措詞過分激烈就不聰明了，只能點到為止。反正他同時還附呈了一份「清折」，把「集商本」的見解闡述得很充分，這就夠了。
果然，李鴻章畢竟是有頭腦的，他肯定了盛宣懷的商本商辦。不僅如此，在這以後不久，當一批湖南鄉紳和舊式官僚彈劾盛宣懷時，李鴻章又用「不了了之」的官場故伎保護了盛宣懷。而當時，李鴻章本人也正遭到來自各方面的非難，有一個叫梁鼎芬的翰林院編修奏他有「六可殺」之罪，指責李辦洋務是勞民傷財，連帶上對老母不孝也是彌天大罪之一。他請朝廷將李鴻章的罪狀昭布中外，以明正典刑。這個梁鼎芬，就是那個辛亥革命後為了剪辮子讓黎元洪很費了一番腦筋的腐儒，但那是後話，且擱下不說。好在李鴻章眼下聖恩正隆，一個翰林還參不倒他。
官方代表朱其昂很快就從招商局消失了，換上了盛宣懷力薦的唐景星和徐潤，這兩位都是買辦出身的粵籍商人，而且都在香港廝混過，喝過洋墨水。在這次人事變動的背後，盛宣懷的商業人格體現得相當充分。在當時的中國，有實力登上工商舞台的無非是三種人：大地主、老牌商人和正規官僚，但這些人大抵具有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思想，他們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鄉村中的一處莊園。地主老財自不必說，即使是商人和官僚，其終極目標仍然是廣置田產，而經商和做官只不過是一種斂財的手段，一種人生的階段性過程，最多也不過是一種使自己的理想境界社會化的努力。這些人的眼界極其有限，很難超越封建莊園的高牆。而買辦商人則不同，他們是中國殖民化過程中新崛起的特殊群體，也可以說是列強入侵中國的一個私生子。他們不但在資本積累方面比傳統商人有辦法，而且通曉洋情，富於開拓和冒險精神，這無疑都是他們得天獨厚的優勢。
輪船招商局一時如日中天，業務範圍從國內各港口陸續延伸到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地，並且在與洋商爭利時打了幾次很漂亮的大仗。甚至在送往大不列顛的《商務報告》中，英國駐華領事也失去了傳統的紳士風度，驚惶失措於輪船招商局成了他們「貿易上的唯一勁敵」。但盛宣懷的人格悲劇也由此初見端倪。因為從一開始進入天津，他的雙腳就踩在兩條船上，而這兩條船實際上是向不同方向行駛的。在官僚面前，他是精明練達的商人；在商人面前，他又是手握權柄的官僚，這是盛宣懷自己設計的理想模式。顯而易見，這種模式中融入了大量中國式的封建色彩，吹牛拍馬、錢權交易、朝秦暮楚、以勢凌人，凡此種種，都是健全的商業人格所絕對排斥的。他力薦唐景星和徐潤，很大程度上是出於那種「第二梯隊」的特殊心態，因為朱其昂畢竟是一個有背景的正牌官僚，而唐、徐二位只是純粹的商人。除去純粹的政客而外，干其他任何一行的「純粹人」大都是不通權術的。果然，當中法戰爭爆發，招商局陷入困境時，盛宣懷從背後輕輕捅了一刀，唐景星和徐潤便落荒而走，盛宣懷當上了總攬全局的督辦。與此同時，他的官運也相當暢達，接連升任天津兵備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芝罘稅關）監督，後來又擔任了天津海關道這一北洋關鍵性的職位，參與對外交涉和關稅等重要政策的擬定與執行，離京師的殿闕只有一步之遙了。
離京師越來越近，但離中國最大的通商貿易都市上海卻越來越遠了，而輪船招商局的總部在上海。京師的官場喧鬧而富於誘惑力，盛宣懷實在沒有更多的精力去處理那些瞬息萬變的商務行情。滿腹的生意經在車輪和馬蹄聲中變得黯晦而疏淡。他把督理招商局的職責交由會辦馬建忠代行，自己則一門心思在天津當他的海關道，一邊覬覦著京師的官場。停在天津北運河桃花口的盛記豪華官船三天兩頭便解纜西去，駛向皇城東側煤渣胡同的賢良寺，那是李鴻章經常下榻的地方；駛向一座座王公貴族的朱門。對於馬建忠來說，這本來是千載難逢的絕好機會，獨攬大權，更待何時？但他偏偏不領情。事實上，馬建忠並不是單靠招商局會辦的頭銜而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印記的，作為一名改良派的經世思想家和語言學者，他的名字都相當響亮，他的著作《適可齋記言記行》一書，可以作為分析他思想的重要依據。但奇怪的是，在這部記述一生行跡的著作中，他竟然隻字未提招商局的事，這是否可以理解為他對盛氏招商局的評價有什麼保留，就不得而知了。我們知道的只是馬建忠一次又一次地電催盛宣懷南下，口氣中甚至透出某種不耐煩。在他看來，盛宣懷根本不應該待在北方做官，而應該到上海來主持商務，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大事業，也是他的生命價值所在。中國需要的不是官僚，而是叱吒風雲的一代巨賈。
但盛宣懷自己也沒有辦法，既然腳下的兩條船加快了航速，又是朝著不同方向的，他只得暫時把一隻腳稍稍抬起來。
三
但盛宣懷終於到上海來了，時在1896 年（光緒二十二年）5月。
甲午中日戰爭的煙雲已經飄散，隨著北洋海軍的定遠號鐵甲艦在劉公島附近的海面上緩緩沉沒，李鴻章的政治光芒也逐漸黯淡，作為李鴻章一手提拔的淮系幹員，盛宣懷理所當然地面臨著一場政治危機。
但命運給了他一次機遇，他抓住了。他和張之洞做成了一筆交易。關於這次交易的詳情，我們不妨聽聽梁啟超的介紹：
當時張所創湖北鐵政局，經開銷公項六百萬兩而無成效， 部門切責。張正在無措之時，於是盛來見，張乃出兩折以示盛，其一則劾之者，其一則保舉之者。盛閱畢乃曰：「大人意欲何為？」張曰：「汝能為我接辦鐵政局，則保汝；否則劾汝！」盛不得已，乃諾之。
盛宣懷的這種「不得已」完全是故作姿態，既然官場這條船開始擱淺，甚至有傾覆的危險，那麼，把腳重新踩到實業這條船上來，便成了他現實而明智的選擇。張之洞讓他接辦漢陽鐵廠，他何樂而不為呢？但半推半就的表演還是必要的，那是為了和對方討價還價。果然，他來了：
（盛）進而請曰：「鐵政局每歲既須墊賠巨款，而所出鐵復無銷處，則負擔太難矣。若大人能保舉盛宣懷辦鐵路， 則此事尚可勉承也。」張亦不得已而諾之。
這下也輪到張之洞「不得已」了。
梁任公真是大手筆，寥寥數句，便把兩個官場人物的心態勾畫得惟妙惟肖，我們甚至可以體味到細瓷蓋碗裡裊裊飄逸的茶香和當事人那勉為其難的歎息。但讀過這段文字，我們似乎沒有更多的心緒去欣賞文筆的精當，因為一種博大的歷史感悟在召喚著你，中國近代實業史上一樁意義深遠的大事，竟如此平淡地發端於北京一家舊式公館茶香氤氳的客廳裡，發端於由威逼和利誘促成的「不得已」之中，發端於兩個舊式官僚的討價還價利益交換之後，這種發端毫無歷史主動性可言，甚至缺少起碼的神秘色彩。也許有好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歷史進程的大舉動，其發軔之初並不一定那樣驚天動地，它也許只是一種由當事人的性格碰撞而偶然迸發的衝動，一種人生歷程中的被動性退卻，一種摻和著私利和卑劣的小小交易。該怎樣評價1896 年5 月的這個日子呢？前些時看到一篇相當不錯的文章，題目是：《略論舊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其中的第一代即李鴻章和盛宣懷。青油轎車駛出了張之洞公館前的深巷，轎簾擋住了燠熱的夕陽，也擋住了京都的街談巷議，中國近代民族工業蹣跚起步的最初情節，就隱藏在這輛漸去漸遠的馬車裡。馬蹄得得，車聲轔轔，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揣測盛宣懷當時的心態，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李鴻章及其淮系集團的失勢，無疑給盛宣懷的前程投上了濃重的陰影。中國的士大夫歷來有一種規律性的心態，官場失勢，或情場失意，或戰場失敗，都喜歡去做文章發牢騷，這時候的文章也往往寫得格外出色。盛宣懷畢竟不是正途出身的官僚，他沒有那麼多的閒情逸致。官場失意，摘下頂戴花翎，撣一撣身上的晦氣，跳槽到上海幹別的去。歷史將證明，常州城裡的盛家闊少之所以成就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實業鉅子，主要是在1896 年以後，這是盛宣懷事業最為輝煌的時期，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奠基亦在這段時間，而這一切的直接起因，則是由於李鴻章的失勢。對李鴻章這個人物的評價也許要複雜一些，他在19 世紀末期的倒台，無論如何是晚清政治的悲劇。但如果不是這次政壇變故，盛宣懷大抵仍舊鑽營於京師的官場之中，順著官僚階梯一級級往上爬。那麼，中國只不過多了一個舊式官僚，卻少了一個卓有建樹的大實業家。禍兮福所倚，歷史和人生的辯證法就是這樣奇詭無常。
盛宣懷到上海來了。北京是一個閉塞的官場，雖說是冠蓋如雲，摩肩接踵，但一舉一動都有規矩框范著，連李鴻章那樣的一品大員，每次進京陛見前也要在家裡練習跪拜叩頭。上海卻沒有這許多規矩，上海只是個花哨而喧囂的自由市場，這裡有通宵不滅的洋燈和穿梭奔忙的蒸汽火輪；有西裝革履的冒險家和長袍馬褂的掮客；有醫院、郵局、拍賣行、跑馬廳、文明戲、新聞紙；有令外地人莫名費解的「康白度」「拿摩溫」「鹹水妹」「水門汀」之類的洋涇濱英語。在這裡，盛宣懷的商業人格得到了最充分的張揚，他創辦和經營了中國規模最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中國最大的紡織企業——華盛紡織廠；中國第一家自辦的，也是唯一的電報局；中國第一家銀行——通商銀行和中國最主要的鐵路幹線。他還興辦了中國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學和上海南洋公學（這所學校即後來聞名中外的上海交通大學），再加上他先前經營的中國第一家自辦的、也是最大的近代航運公司——輪船招商局，這些「最早」「最大」和「第一家」，任何人只要能夠沾上其中的一條，就寵譽非凡，足以稱為奠基者或先驅了，而盛宣懷卻當之無愧地統領風騷，這無疑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
坐落在跑馬廳附近的盛氏寓所修葺一新，盛宣懷定一定心緒，在上海長住下來。北京的聲音已經變得相當遙遠，耳邊只有喧囂不息的生意行情。他很快就被十里洋場的景觀同化了，懷裡揣著瑞士鑽石表，金絲眼鏡是道地的法蘭西產品，和洋人打交道時，也能用英語寒暄幾句。當然，有時也免不了要到北京去走走，但他現在完全是站在商人的立場上講話。有過官場經歷的商人畢竟與純粹的商人不同，他更善於利用權力的槓桿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更善於把經濟活動融化於政治交易之中。在關於漢陽鐵廠的體制問題上，他的商股商辦又遭到張之洞的反對，他就把意見直接捅到慶親王奕劻那裡。奕劻本是個顢頇庸碌的老官僚，但他貪財好貨，在北京有「慶紀公司」之稱，盛宣懷有的是銀票，這樣話就好說了。他還怕奕劻也說不通張之洞，又從旁獻上一計：「可否求鈞署（即奕劻把持的總理衙門）托為西洋熟習礦務者之言以諷之，或尚及挽回。」也就是借洋人的力量來改變張之洞的不合理的做法。後來的論者往往據此抨擊盛宣懷的買辦嘴臉，恐怕很難令人信服。
作為企業家的盛宣懷在京城長袖善舞，周旋得相當瀟灑。為了爭取蘆漢鐵路的修築權，他特地從國外訂購了一部發電機孝敬慈禧，為她在頤和園內安裝電燈，全部費用是白銀十四萬兩。昆明湖畔，身穿燕尾服的洋技師指揮著一群小太監裝機架線，忙得顛兒顛兒的，這情景很使人想起一些往事。這座即將華燈大放的皇家園林，不正是李鴻章當年從北洋海軍的經費中抽出六十萬兩銀子修建的嗎？如今，北洋海軍早已銷聲匿跡，而湖光山色中的園林卻更有一番風光。另一件人們知之不多的往事是，與北洋海軍差不多同時建立的廣東海軍中有一艘「廣甲」艦，在甲午戰爭前執行的是中堂大人親自下達的公差：負責由南方向朝廷運送「歲貢荔枝」。歷史上送荔枝的故事往往沒有好結局，「一騎紅塵」的尾聲是魂斷馬嵬。這樣的聯想或許令人警醒，或許令人頹喪，但盛宣懷不在乎，中國的事情就吃這一套，要幹成一樁事，不放血能行？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送白不送。他頻繁出沒於王公貴族的朱門，手面之闊綽，大有海派風度。
但商業人格卻不允許盛宣懷介入政治紛爭，商人的本質是實用，不管你帝黨也好，後黨也好，我統統不介入。因此，當康有為等人一次又一次地上書清帝，鼓吹變法時；當光緒在西花廳召見維新派頭面人物，並「詔定國是」時；當各地督撫聞風而動，「朝野之條陳新政者，日數十起」時，盛宣懷卻高臥滬上，做著他自己設計的強國夢，始終未就政體問題公開表露過任何看法。在他的奏折、電稿、函牘中，所涉及的儘是些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政策性問題。他雖然偶爾也提一提「立憲」這個字眼，但其所說的不過是「立憲最重理財」。他考察日本歸來，總結明治以後日本成功的經驗，認為關鍵「全在理財得其要領」。盛宣懷只是個企業家，他腦子裡只有資本和利潤之類，或許在他看來，那些激動人心的變法綱領只是書生之論，在中國根本行不通，與其空談新政，還不如實實在在修幾條鐵路管用；或許由於他有過多年的官場經歷，對政治的險惡有某種預感。
盛宣懷的預感果然不差，1898 年7 月20 日上午，光緒帝在勤政殿召見來訪的前日本首相伊籐博文，這位連做夢也在想著康乾盛世的皇帝也太天真了，居然要這位剛剛在戰場上打敗了自己的日本人獻策改革中國，使中國盡快自強（就在前一天，同樣天真的康有為也曾走訪這位日本人，懇請他出面贊助新政）。但伊籐一點也不天真，他並不認為一個患軟骨病的中國有治癒的必要，對於變法圖強，只是閃爍其詞，顧左右而言他。就在這時，有太監闖進來傳旨，說太后召皇上速去頤和園。這一去，光緒就沒有能再回到勤政殿來，慈禧把他囚禁起來了，熱鬧了一百零三天的新政悄然收場。
熱鬧也好，收場也好，盛宣懷還是一門心思忙他的實業。就在帝黨沸沸揚揚地變法，以及後來後黨血雨腥風地殺人時，盛宣懷與比利時銀行代表團在上海簽訂了《蘆漢鐵路借款合同》，借款總額為四百五十萬英鎊，以本鐵路及其所屬一切產業為擔保。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他又著手籌建「萍鄉煤礦局」，開採江西萍鄉安源煤礦，產煤主要供應漢陽鐵廠，而鐵廠生產的鋼軌則用於修築鐵路。北京的好戲密鑼緊鼓，從西花廳、勤政殿出西直門到頤和園，最後在菜市口扔下幾顆血淋淋的人頭，畫了一個沉重的句號。上海的盛氏公館也並不冷落，雄心勃勃的擘畫，如履薄冰的談判，既浪漫又實在，商務電報日日夜夜地在長空徘徊，最後凝聚在數千里以外的鐵路和礦山上。兩台戲各唱各的，互不相干。盛宣懷慶幸自己沒有攪進政治紛爭中去，管他是這一幫人乘著火車宣揚變法，還是另一幫人利用電報追捕新黨，干我鳥事！
四
在常州，我後來還打聽到盛家的另一處故居，地址在老城區的大馬園巷一帶。從巷口望去，兩旁儘是簡陋的木板門，並未發現那張揚著富貴氣的騎馬牆及紫銅門釘雕花窗欞之類。有竹竿挑出小院的圍牆，上面穿曬著小兒衣褲，一看便知是尋常居家。正值晌午，幾個老人在小巷裡悠閒地漫步，據說這一帶原先是盛家的祖宅，到了盛宣懷的父親中舉顯達以後，才搬到大井頭去的，這裡便成為義莊，用於安置盛氏旁系的貧家子弟讀書和生活。推算下來，盛家遷居時，盛宣懷還很小，零落在這裡的大抵只有童稚的足跡。
出馬園巷口，眼前是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我在那大門前徘徊了好一陣，不是為了懷古，也不是流連景觀，隱隱只覺得心頭有一種壓抑已久的呼籲：過去的盛家舊宅，如今的人民法院，很好！那麼，就請你對這段百餘年的歷史，對從這裡走出去的一個叫盛宣懷的人物，作一個莊嚴而公正的評判吧。
假如不是中國歷史上那個1908 年（光緒三十四年），這種評判或許會相對容易得多，但歷史畢竟繞不開那個風雨飄搖的多事之秋。這一年的11 月，北京的天氣格外陰冷，而紫禁城內更是籠罩著一派黯郁不安的氣氛，光緒和慈禧在兩天之內先後死去，大清國的權力中樞頓時像失去了定海神針一般，政潮起伏，波詭雲譎。
來自北京的邸報每天按時送進上海的盛氏公館，送到盛宣懷的紅木案桌上。盛宣懷隨意翻看著，一邊想像著京師的一幕幕連台好戲，嘴角上露出一絲隔岸觀火的冷笑。他仍然樂此不疲地向洋人借錢，興辦路礦。不料有一天，送進盛氏公館的卻是一道來自北京的上諭，朝廷任命他為郵傳部右侍郎，並「幫辦度支部幣制事宜」，實際上就是給朝廷搞錢。不久，又擢升他為郵傳部尚書，躋身內閣。
盛宣懷說不清是喜是憂，他只得打點行裝，到北京去做官。
把一些「知識化」的專門人才選提為管家婆式的行政官僚，這是中國官場中的一個誤區，其主觀意圖或許不壞，但結果卻往往大打折扣。因為官場自有官場的一套思維模式和道德規範。蘇東坡應該說是個正派人，也是做過大官的，自然深切地體味過被官場人格浸淫的痛苦，他甚至「惟願吾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這無疑說的是反話，因為呆子自不會有人格分離的痛苦，能夠心安理得地遵循官場人格的一套去操作。即使是那些原先品格不錯的人，一入其中也往往不由自主，逐漸沾染上做官特有的那種優越感，長此以往，自然是丟了專長，學了一套官腔官調和官派。
盛宣懷是做過官的人，心底深處是很有幾分官癮的，因為做官有做官的權威，蘇東坡那種人格分裂的痛苦他大抵不會有，而張之洞的官場遭遇更是記憶猶新，這個少年時代就被稱為「司馬相如」的才子，外任數十年卻一直不能內召入閣。像他這樣政績昭著的主兒，當官不能入中樞，真不如回家種紅薯了。為此，張之洞很有些牢騷：
南人不相宋家傳，
自詡津橋警杜鵑。
辛苦李虞文陸輩，
追隨寒日到虞淵。
宋代的君王不用南方人為相，但屈指數數，南宋的幾個大忠臣李綱、虞允文、文天祥、陸秀夫不都是南方人嗎？張之洞以宋代南北之別，喻清廷滿漢畛域之分，其怨忿之情是顯而易見的。如今盛宣懷輕飄飄地就進入了中樞，他著實應該慶幸。
但慶幸之餘又多少有點遺憾。他是在十里洋場泡過的，那種瀟灑和滋潤也挺值得眷戀，因為干實業有干實業的實惠。當官的用錢得到別人的口袋裡去掏，雖然掏起來不很費勁，而且一般都是送上門的，但終究不及辦實業的那般流暢自然，因為那錢就在自己的口袋裡，想怎樣花就怎樣花，興之所至，破財只當風吹帽。況且還有個心態問題，你別看那些「冰敬」「炭敬」來得容易，其實心裡也不那麼安分。朝廷又養了那麼多風聞言事的御史，弄得不好，參你一本，把吃進去的吐出來不算，還得丟烏紗帽。
遺憾儘管遺憾，官還是要當的，因為盛宣懷找到了一個結合點：「目下有此一官，內可以條陳時事，外可以維護實業。」說得很冠冕堂皇，實際上就是既當官又抓住實業不放，把權威和實惠集於一身。
盛宣懷在喜憂參半中完成了向官場人格的傾斜。他原先督辦輪船招商局時，是極力抵制官辦的；但自己一旦當了官，就立即下令把招商局收歸郵傳部管轄。他的漢冶萍公司開張以後，即奏請「不准另立煤礦公司」，企圖利用官權，獨攬專利，這不是武大郎開店是什麼？
但這樣的評判又似乎失之偏頗，因為盛宣懷畢竟不是一般的庸常之輩，這些年來，他辦了那麼多的大事情，神州大地上那些傲然崛起的巍巍巨物和雷霆萬鈞的轟鳴聲，喚醒了一個古老民族中世紀的夢魘，也為病懨懨的中華文明爭得了幾分自信。因此，即使如今身在魏闕，也不能不感到一種民族責任感和事業心的召喚，這種召喚無論是面對儒家傳統的人生框范，還是面對當今最為緊迫的強國救亡之現實，都是那樣悲壯而執著。然而悲劇也正是從這裡開始的，一個舊式官僚，本錢既不足，又好大喜功，便只能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那場把盛宣懷釘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大革命終於發生了。
這是真正的悲劇。盛宣懷為中國的鐵路事業真可謂夙興夜寐，不論是經營漢陽鐵廠或籌建通商銀行，其出發點都是為了鐵路，前者是為修築鐵路煉製鋼軌，後者是為興辦鐵路籌集資本。而創辦大學則是為了培養鐵路事業的專門人才。他是個道道地地的鐵路至上主義者。然而，辛亥革命的發起恰恰是從聲討他的「鐵路國有」開始的。先是武昌的革命黨人握著漢陽鐵廠生產的新式步槍呼嘯而起，而後是八方的響應者電報串聯，火車馳援。他苦心經營的那些近代化的玩意，恰恰為這場大革命準備了最為快捷、也最具威懾力的物質力量。到了這種地步，盛宣懷別無選擇，他只能到日本去避避風頭。更加傷心的是，在逃亡日本神戶途中，他乘的是德國人的一艘舊貨輪，而自己一手創辦並控制的招商局的那些艨艟巨輪已沒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從天津到神戶的旅程是漫長而寂寞的，每天看日出日落，聽潮漲潮息，正可以靜靜地反思人生的許多大問題。他或許有滿腔的怨憤和不平。自強之道，首在鐵路，中國這麼大一塊地方，單靠馬車和驛道，富國強兵永遠只能是癡人囈語。但築鐵路不是修長城或挖運河，靠皇上的一道諭旨和老百姓的血肉之軀就可以成就的。築鐵路得有錢，那玩意說穿了是銀子鋪出來的，而經過了甲午和辛丑，中國最缺的偏偏是銀子。國人皆罵我「賣國」，可我盛某人從來可曾賣過鐵路？我一向主張「寧借洋債，不賣洋股」，因為賣了洋股，鐵路就不在中國人自己手裡了。那麼就只有借洋債了，但借債得有東西抵押，把原先允歸商辦的鐵路收歸國有，作為借洋債的抵押，實在是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其目的還不是為中國多造幾條鐵路嗎？「借雞生蛋」，這是連目不識丁的鄉下老嫗也懂得的資本積累模式，國人為什麼偏偏不理解呢？
盛宣懷無法理解國人對他的不理解，他只有怨憤和不平。
就在盛宣懷鑽進德國貨輪前往日本時，孫中山恰恰由日本啟程回國。雲水蒼茫，海闊天空，兩人的航向正好相反，這是不是濃縮著某種政治和時代的含義，我們不必過多地去牽強。而就在盛宣懷到達日本的當晚，他從當地的華文報紙上看到了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新聞，在該報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還刊登著民國政府宣佈沒收盛宣懷財產的消息。盛宣懷放下報紙，頹然倒在臥榻上。他太疲憊了。
耐人尋味的是，一年以後，兩人又在同一條航線上擦肩而過。由於「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再一次亡命日本，在這以前，他的身份恰恰是盛宣懷曾經擔任過的全國鐵路總監。而盛宣懷則躊躇滿志地啟程回國。中國早期的兩位鐵路總監，都不約而同地把一段寶貴的時間拋滯在海輪上，不是為了出洋考察，而是由於政治的驅避，這就夠有意思的了。民國初期中國政治舞台上那一段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好戲，最後就歸結在西太平洋這條航線上幾聲嗚咽的汽笛聲中，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思索。
五
盛宣懷的晚年大都盤桓在上海的公館裡，有時也到漢口去走走，因為他仍然是漢冶萍公司的董事長和輪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長。那幾年，中國的政壇上朝雲暮雨，他既沒有資格，也實在懶得去摻和什麼。一個經歷過宦海風濤的人，該會從中悟出不少東西的，他已經垂垂老矣，先前的意氣所剩無多，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更不會幹了。臨死前一年，日本政府在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中，曾要求把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當時，日本方面已派人來到上海，但遭到了盛宣懷的婉拒。他並不糊塗。
1916 年，盛宣懷死於上海。大概因為平生聽膩了官場的喧鬧和鋼鐵的轟鳴聲，死後想找一個清靜的所在，於是他把墓地選擇在蘇州。
人死了，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蓋棺論定是政治家和學者們的事，我們不去管它。但有一段尾聲卻頗有意思，說說無妨。
盛宣懷死後不久，一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學成歸來的青年來到漢口，擔任了漢冶萍公司的英文秘書，他叫宋子文。
宋子文風華正茂，很為當局器重。因為漢冶萍公司為盛宣懷所創辦，宋子文亦得以和盛家有所往來，不久便認識了盛宣懷的第七女公子，雙方郎才女貌，很快羅曼蒂克起來。
這似乎是一則才子佳人的舊式愛情故事。
當時，盛家的一切均由盛宣懷的大太太莊氏主持，但莊老太太偏偏反對這樁婚事，理由很簡單：「別的不講，太保的女兒，嫁給吹鼓手的兒子，才叫人笑話呢。」所謂吹鼓手，是指宋子文的父親宋耀如當過傳教士，以前在盛宣懷的老家常州、無錫一帶傳教，背著手風琴邊走邊拉，吸引聽眾。
這位莊老太太也真是頑固得可以，其實，即使從門閥觀點來看，她的女兒嫁給宋子文也算不上委屈。當時宋家的大女兒已經嫁給了孔祥熙博士，二女兒更是大名鼎鼎的孫中山夫人。但老太太不理會這些，她眼裡只有一尊前清太保的靈牌。
一個沒落的封建公爵，看不起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新貴，根深蒂固的偏見扼殺了一對年輕人的情愛，這使人想起狄更斯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某些情節。
但墜入情網中的年輕人並不死心。當時，宋子文已接到孫中山從廣州發來的電邀，便和七小姐策劃了一同私奔的計劃：晚上由宋子文駕小船停泊在盛家後門附近，看見後門邊有一盞紅燈籠出現，就把船靠上去，把七小姐接走。
宋子文在小船上整整等了三夜，那盞幸福的紅燈籠始終沒有出現。帶著失戀的痛苦，宋子文隻身往廣州去了。
盛家失去了最後一次在中國歷史上顯姓揚名的機遇。至此，關於盛宣懷的故事也可以畫上句號了。
後來的情節大家都是熟知的。幾年以後，北伐成功時，當年小小的英文秘書已是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了。宋氏家族的顯赫更不是盛家所能望其項背的。盛七小姐追悔莫及，曾企圖再續前情，但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宋子文的拒絕。
這似乎又不是一則簡單俗套的愛情故事。
我在上文中曾提到一篇題為《略論舊中國近代化過程中三代核心人物》的文章，其中第三代核心人物即為蔣介石和宋子文。對於宋子文與盛七小姐的愛情悲劇，我是由衷惋惜的，如果不是因為莊老太太的勢利眼，人們在回顧中國近代實業史時，將可以發現一條相當醒目的家族關係線索，從19 世紀70 年代到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從封建官僚中的有識之士到新興資產階級中的自覺人物，承接在一個家族的鏈環上，這將是相當有意思的。可惜盛家後門口的那盞紅燈籠始終沒有點燃，盛宣懷也始終沒有能走出那個舊式的營壘。從這個意義上說，盛七小姐天生就沒有成為宋家貴婦的緣分。
於是，我又想起了常州盛家故宅下面那深厚的牆基和盤根錯節的老樹根。據說，規劃在那一帶的新建築相當堂皇，但在我看來，光是那地基，就足夠清理一陣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