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顧明末清初的歷史很難避開吳三桂這個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個特級漢奸中，他大概也是可以排在前幾位的。其實，吳三桂的名聲，很大程度上得之於他和陳圓圓的那段風流韻事。一個赳赳武夫，後來又當了漢奸，身邊卻伴著一個絕代佳人，這就很有點意思了，而這佳人又似乎並不討厭他，甚至死心塌地追隨他，終於演出了那場天崩地坼的大波瀾。「慟哭六軍俱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吳梅村的《圓圓曲》是寫實的，有點憐香惜玉的味道，自然也揭了吳三桂的老底。吳三桂那時已經當了清朝的平西王，權勢日隆，對文人的幾句小詩卻奈何不得，只好派人悄悄送一千兩黃金過來，，請求作者把這兩句刪去或改掉。一千兩黃金買兩句詩，可見當時的文化人創作還比較自由，在社會上也挺吃得開，以至於權勢者也不得不有幾分買賬。但吳梅村並不缺錢花，他以那種典型的名士派頭拒絕了饋贈（其實是賄賂），相當瀟灑地維護了作者的正當權益，也維護了自己的文化人格。
吳梅村和陳圓圓都是江蘇人，江蘇出文士、出美女，這是水土使然。可直到最近我才聽說，原來吳三桂也是江蘇人，這很使我驚訝。當下查對資料，沒錯，果真是江蘇人，祖籍高郵，這就更使我驚訝了。
他怎麼會是高郵人呢？
高郵，就是那座隱映在運河煙柳和芙蓉帆影中的古驛站麼？就是那首甜糯詼諧，聽醉了南來北往的艄公船娘的《鴨蛋謠》麼？就是那個站在文游台上低吟「山抹微雲」的婉約派詞人秦少游麼？就是那群從大淖邊走來，挑著紫紅的荸薺、碧綠的菱角、雪白的連枝藕，風擺柳似的穿街過市的姑娘小媳婦麼？那明明是一塊女性的鄉土、文化的淵藪，清純得有如荷葉上的水珠一般，怎麼會走出那個粗悍奸詐的吳三桂呢？如果把吳某人的籍貫再往北挪上幾百里，說他來自那個曾產生過《大風歌》，走出過一個無賴皇帝和屠夫大將的豐沛之鄉，那還勉強說得過去，他怎麼會是高郵人呢？
單憑這一點，就應該到高郵去走一趟。
城市的性格大抵都不在通衢大街上，那裡往往被鋁合金、霓虹燈、廣告牌和玻璃幕牆包裝得千篇一律。就有如晚會上的女人，一個個都脂香粉膩、彬彬有禮，而所謂的真性情只有在尋常居家的陋室裡，在女人洗盡鉛華、繫上圍裙走進廚房的一顰一笑中才能領略。城市的真性情則潛藏在小巷深處。高郵的小巷固然是古色古香的，一式的青灰瓦簷，門楣上嵌著老氣橫秋的牌匾，不時可以見到幾個世紀以前的遺物，令人想起農耕時代一個小州府裡那種自足平和的生活情調。徜徉其間，你幾乎不敢把腳步放得很重，生怕驚醒了那個溫馨的舊夢。但僅僅用古色古香來形容高郵的小巷又顯得太寬泛、太缺少個性。比之於江南小巷的古色古香，這裡多了幾分樸實坦率，較少雕琢的典雅和小家子氣。就有如裡下河與江南同為水鄉，也同樣稱得上風情綽約，但這裡的水似乎更注重氣勢而疏於色調。即使同是一條古運河，在這裡也是恣肆浩蕩的，一俟過了長江，才變得纖巧柔媚起來，所謂「江楓漁火對愁眠」和「夜半鐘聲到客船」的意境，也只有在姑蘇城外的古運河邊才能領略，如果有了驚濤裂岸，詩人還能把漁火和鐘聲體味得那樣沖淡空靈、富於煙水氣麼？不信你到高郵去看看，「望中燈火明還滅，天際星河淡欲無。」境界就開闊多了。切莫以為薩都剌不解婉約，人家也坐過江南的烏篷船，吟過「吳姬蕩槳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紗」的。
那麼，就走進這條叫西後街的小巷，去看看兩個高郵人的故居吧。
二
這兩個高郵人是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王氏父子都做過中央部長級的大官，因此，高郵人習慣上把他們的故居稱為「王府」。新近開放的王氏紀念館即是在「王府」的基礎上興建的。說是故居，其實僅存幾間廂屋、一口古井而已。房子的進深很逼仄，用料也不大，可以想見當年的王府並不怎麼富麗高敞。事實上，一個窮京官，又喜歡鑽故紙堆，不懂得把精力用於鑽營和聚斂，是很難發財的。好在舊式的官僚在鄉下大都有一份田產，足以維持家用，每年收了租子，還可以折換出幾百兩銀子送往京師，補貼老爺做學問及著書刊刻之用。因此，那京官便不至於囊中羞澀，可以心態平和地把學問做得很精深。
一門父子或兄弟，同領一代風騷，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化史上並不多見。王氏父子在學術上的成就，歷代的評價實在不少，其中最精當的無疑是章太炎的那幾句大白話，他認為：古韻學到了王氏父子，已經基本上分析就緒了，後人可做的只不過是修補的工作。太炎先生也是國學大師，而且生性狂傲，但面對著王氏這樣的學界巨人，他就像當年李白站在黃鶴樓下一樣，有點「崔顥題詩在上頭」的味道。他這麼一總結，別人再跟著說什麼「大師」「絕學」「博大精深」，就沒有意思了，因此梁啟超乾脆把訓詁學稱為「王氏高郵學」，將整個一門學問都包給了王氏父子，這種推崇大概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對於歷史上的王氏父子來說，後人推崇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要對浩如煙海的中國文化負責，並在這種負責中把自己生命的意志力張揚到最大限度。王氏父子都不是職業學者，他們在公眾前的身份是政府官員。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一邊應付枯燥冗繁的政務，一邊潛游於浩浩學海之中的。這完全是兩種世界：一邊是繁文縟節，站班叩頭，政潮起伏，禍福無常；一邊卻是朗月清風，曲徑通幽，天馬行空，神遊八極。據紀念館裡的有關資料介紹，王念孫為《廣雅》作注時，每日注三字，十年成書，嘉慶六年，著成《廣雅疏證》二十三卷。每日注三字，看起來似乎下筆頗為矜持，但若把這三個字置於中國文化的特定情境之中，卻每個字都支撐著萬卷書的學養和異常堅挺的文化人格。這是怎樣力重千鈞的三個字啊，和他白天處理的那些官話連篇的公文相比，和朝廷發佈的那些洋洋灑灑的詔書諭旨相比，和同僚之間那些詞藻華麗的應酬詩詞相比，這所注的三個字的重量肯定遠遠超出了它們的總和。如果說白天的官場政務只是一種被動性的生存手段，那麼，只有到了晚間，在摘去頂戴花翎，布衣便鞋地走進書房以後，他那潛心面壁的苦思和神采飛揚的吐納才充滿了人生的主動精神。這時候，一個個僵硬古板的文化符號，經過他小心翼翼的求證和梳理，漸次變得鮮活靈動起來，而博大古拗的經典史籍，也在他的筆下折射出雲蒸霞蔚的萬千氣韻。
現在我們可以認定，對於官，王氏父子是看得很淡的。因為看得淡，他們才能超脫於逢迎巴結標榜拉攏之上，超脫於派系傾軋攻訐排擠之上，超脫於伴君如伴虎的惶然拘謹之上。這種超脫說到底是由於無所謂和不用心。有些把官場技巧玩得很圓熟的政客也可能表現得相當超脫，這和王氏父子絕對不是一回事。但「不是一回事」的初衷卻可能有大致相同的結局，即他們的官運都比較暢達。平心而論，王氏父子在仕途上都沒有經歷多大的顛蕩，王引之先後擔任過工部、戶部、吏部和禮部尚書。六部都堂，只有兵部和刑部沒有坐過，大概那兩個所在都帶著點血腥氣，文人不宜。這些職務大多是顯赫而搶手的肥缺，可見他絕非那種不識時務的書獃子，朝野上下對他的印象也不錯。超脫不等於無為，不等於阿彌陀佛的老好人。王念孫當給事中時，曾帶頭參倒了權傾一時的奸相和珅，他那道奏章寫得相當精彩，一時天下爭傳，從中我們亦可以看出王氏為官的機敏練達。本來，嘉慶對和珅的討厭是明擺著的，只是因為太上皇乾隆的庇護，和珅才有恃無恐。乾隆一死，和珅的倒台便只是時間問題了。但儘管如此，王念孫的一道奏章仍舊功不可沒，因為他摸準了嘉慶的一塊心病：先帝屍骨未寒，就迫不及待地殺他的寵臣，會給天下人落下不孝的名聲，《論語》中不是有「三年無改」之意麼？那麼，就給皇上找一條理論根據好了。且看王念孫在彈劾和珅的奏章中是怎麼說的：
臣聞帝堯之世，亦有共，及至虞舜在位，成就誅殛。由此言之，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固有待於皇上之睿斷也。
這個王念孫不簡單，他這麼一比附，和珅就成了上古時代的奸臣共工和兜，而乾隆和嘉慶則無疑是帝堯和虞舜。打倒和珅，嘉慶只不過是按既定方針辦，完成先帝的未竟之志而已，不這樣干倒反而是大大的不孝了。這下和珅的腦袋還保得住麼？
當官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學問，無非是揣摩上司，投其所好。以王氏父子的智商，他們都可以在官場上玩得相當瀟灑，但他們不願把過多的精力泡在那裡面，而要用於做學問。訓詁也是一種揣摩，只不過這種揣摩需要學富五車和矢志不移，一般的官僚自然沒有這樣的根底；與之相伴的又往往是清貧和寂寞，這就更不是一般的官僚所能忍受的了。王氏父子的選擇是基於一種睿智清醒的價值判斷。歷史也似乎感到官場上的芸芸之輩太擁擠了，有意要把兩個完全可以有所作為的行政官員成就為學術界的一代宗師，讓後代的文人學子在官僚面前也多了幾分自信，不至於總是卑躬屈膝看人家的臉色。
到王氏紀念館參觀的人不多，庭院裡靜得很，這沒有什麼不好。這裡本來只是一處學者的憩息之地，本來就不是車馬喧騰前呼後擁的所在，應該這樣靜的。就這麼一所庭院，曾經包容和消化過那麼多古拗深僻的詩書典籍，讓浩浩茫茫的中國遠古文化在這裡變得清澈流暢，變成既可以濯吾纓、又可以濯吾足的滄浪之水，這就夠了，用不著再有摩肩接踵的遊人來捧場。如果也和別的旅遊景點一樣，一樣的紅男綠女，門庭若市，那就不是王氏紀念館了。王氏父子生前嚮往的其實只是一處寧靜的書齋。寧靜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的氛圍，更是一種讓千般意蘊滲發其間的世界。最偉大的精神總是寧靜的，寧靜是一種積貯和釀發，一種默默的冶鑄，一種與浮器波俏悖然有別的大家風度。同時，也只有虔誠地膜拜歷史和自然，善於總體地把握人生的思想者，才能從容地進入這一境界。
京城畢竟不是做學問的好地方，那裡太嘈雜，又太死寂，一個學者的情懷在那裡很難自由地吐納。那麼就乘上官船，沿著大運河南下，回老家住幾天吧。中國的士大夫大抵都把衣錦還鄉作為一種很風光的事，但王氏父子只不過是為了尋找一處寧靜的後院。事實上，他們有相當一段人生是徜徉在這後院裡的。在中國文化史上，高郵西後街的這座庭院其實比京師堂皇的王氏官邸更具光彩。今天我們漫步其間，仍能感到200 多年前那種流溢著書香的寧定和超逸。這中間，雖然世事滄桑，故居的大宅深院只留下了幾處破壁蒼苔，但那種氣韻卻一直深潛在庭院的每個角落。在這裡，你會想到淡淡的月色，樹影婆娑生姿，秋風輕輕拂動著主人背後的辮梢，他踏著沙沙的落葉向前走去。這是閒散的時刻，他把京城的呵斥和哄鬧扔在一邊，把那汗牛充棟的典籍扔在一邊，獨自享受著這片刻的優遊。於是他來到了這口古井旁，此地甚好！如果說後院是寧靜的，那麼這裡則體現著寧靜的深刻和理性。他或許要在井欄四周盤桓少頃，或許會留下一些關於人生的思考。是的，就這麼一口古井，它深潛不顯，平樸無爭，自覺地收斂了突兀的外部張揚。它生命的價值在於地層的深處，在於深處那千年不枯的水脈和一方安閑靜謐的小天地。那是一方深邃而充滿活力的天地，但任何人也不會覺得它礙手礙腳，也不會招致那些猜忌和防範的目光；那又是一方同樣可以領略天光雲影的天地，但外界的淒風苦雨卻離它很遠，或者說，它相當乖巧地避開了淒風苦雨的侵凌。你看，這該多好。
這口古井，至今仍然悄悄地藏匿在故居的一角。王氏紀念館本來就門庭冷落，到這裡來的遊人就更少了。雖然是早春的下午，斜陽也有了些許暖意，但景況卻很蕭索。我撫著井欄向下看去，冥冥深處的一汪清泉泠然無聲，彷彿一隻幽怨的眼睛正悵望蒼天，那是一種壓抑已久噴薄欲出的幽怨，真令人不寒而慄。在這一瞬間，我突然想起了現代物理學中的一個名詞：黑洞。黑洞不是空洞無物，那是一個超級星體在抵達演化末態時的畸形坍縮，坍縮的引力凝聚了巨大的物質和能量，甚至連光線也不能逃逸。那麼，這口百年古井中究竟凝聚著什麼呢？難道是那穿透世紀的幽怨麼？
三
王氏父子的一生都在京城的官邸和高郵的故居之間奔波徘徊，往往是官運相當暢達時，卻急流勇退，回到故居的書齋裡做學問；學問做得很投入時，又不得不打點行裝去京城做官。在有些人看來，這或許相當不錯。但對於兩個純正的文人，這毋寧說是一種尷尬。不難想像，官場人格和文化人格的衝突，是如何鑄就了他們終身的困頓。正是在那悄然歸來的帆影和匆匆赴任的車輪背後，隱潛著中國文人的大悲哀。
乾隆四十年，王念孫考中二甲第七名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這種萬人期羨的風光歷來被渲染得十分張揚。這一年，王念孫才三十歲出頭，在翰林院堂皇的儀門下出入時，他有理由自負而瀟灑。然而幾個月後，這位新科進士卻突然乞假歸里，回到了高郵西後街的這座庭院。
為了探究當事人的心靈歷程，我們不妨先走出這座庭院，稍稍巡視一下那個雲蒸霞蔚和昏天黑地的乾隆四十年。
乾隆是中國歷史上福氣最好的太平天子，但太平天子當膩了便要尋開心。乾隆一生最起勁的是兩件事：一是做文人，一是殺文人。做文人的是他自己。就數量而言，這位皇上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了不起的詩人，以他名義發表的詩詞總數超過四萬二千首，這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就算他生下來一落地就會寫詩，平均每年也有五百多首。這中間究竟有多少出自聖躬我們且不論，單就這一點，便足以證明他是很推崇文人的，不然自己何苦硬要往那裡面擠呢？殺文人雖然是從順治四年的函可《變記》案便開始了，其後歷經康熙、雍正兩代雄主，文字獄愈演愈烈，但真正殺得深入持久史無前例的還是乾隆。乾隆一朝，全國大小文字獄一百三十餘起，真可謂砍頭只當風吹帽，橫掃千軍如卷席。而從乾隆四十年開始的那幾年又恰逢殺得興起，現在有案可查的文禍達五十餘起。這是清代文字獄乃至中國古代文字獄的空前高峰，也是最後一個高峰。其中最具轟動效應的當數栟茶徐述夔《一柱樓詩集》案。
栟茶這個地名，人們肯定相當陌生，但若是提起「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稍有歷史知識的人立即會毛骨悚然地想到那場血雨腥風的文字獄。那場由微不足道的小事緣起，最後以一大堆人頭和浩浩蕩蕩的流放者作結的文壇巨禍，就發生在這座小鎮上。
栟茶和高郵同屬揚州府，相去大致不遠。案件發生時，王念孫已回到高郵，當他在書齋裡疏證《廣雅》時，外面的驛道上，成群結隊的案犯正押解北去。冤鬼呼號，牽衣頓足，想來他是很難潛心入定的。
我們先來說說這個《一柱樓詩集》案。
事情的起因很簡單，有一個姓蔡的無賴想訛詐徐家的田產，便以徐家曾私刻禁書相要挾，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這種要挾是相當厲害的。徐家因確實藏有先祖徐述夔的《一柱樓詩集》，膽氣便不足，只得趕緊把詩集包紮好送到東台縣衙門，先佔一個自繳的主動。又通過官府出面調停，讓出有蔡氏墓地的十畝田產，以求息事寧人。徐氏本是官宦之家，又是栟茶首富，這樣割地求和已經相當不容易了。豈知對方的目的原在於狠敲一把，哪裡看得上區區十畝墓地？當下又跑到江寧布政使衙門投遞控狀。為了渾水摸魚，他索性把東台縣吏也作為徐家的庇護人一併打進去。這樣，事情就鬧大了。
這個徐述夔原是一方名士，乾隆初年中過舉人，也當過七品知縣。像好多讀書人那樣，官場不很得意，便將才氣和情懷傾注於詩文。到了晚年，他把自己的苦吟所得編為《一柱樓詩集》雕版付印。一般來說，這是很風光的事。他根本不會想到，在他死後多年，這本詩集會惹出一場塌天大禍。
其實他應該想到的，早在康熙元年，因莊氏《明史》案而被問罪的錢塘才子陸圻就對子女說過：終身不必讀書。這樣的忠告既令人心碎，也足以令人警醒。但中國的文人都是天生的賤骨頭，你叫他不讀書、不吟詩，真比殺了他還難受。徐述夔大小也算是個官場人物，偏偏就一點不識時務。
事情鬧大了，那就查辦吧。
查辦並不困難。其一，徐家繳書在前，蔡氏告發在後，根據乾隆三十九年下達的查辦禁書的諭旨，只要主動呈書到官，即可免予追究。其二，詩集中有沒有「悖逆言詞」，也就是有沒有辮子可抓，這是關鍵。一個失意文人的情懷小唱，無非吟風弄月，感時傷事，有些則純粹是無病呻吟，似乎找不出什麼違礙之處。
以上是江蘇巡撫的奏報，基本上是實事求是的。但皇上並不需要實事求是，他需要的是一顆具有轟動效應的「政治衛星」。自三十九年他通諭全國查辦禁書以來，人雖然殺得不少，但那些首級大都不夠份量，不足以震懾士子人心。很好，來了個《一柱樓詩集》案，作者是個舉人；事情又恰恰發生在人文薈萃的江蘇，拿來開刀，且殺他個桃紅柳綠杏花春雨，給江南的才子們一點顏色看看。此案中又有官吏包庇的問題，這更合朕意，一併殺將過去，讓封疆大吏們清醒清醒，看他們以後還敢空言塞責！
來人哪，刀斧伺候！
且慢，不是說徐家繳書在先，蔡氏告發在後嗎？鳥用！誰先誰後，那只是枝節問題，無須糾纏。乾隆問道：為什麼早不自首晚不自首，在知道人家要告發時才去自首？可見是存心匿書不報。於是，徐家自首無效。
不是說幾首吟風弄月的情懷小唱，無關大礙嗎？屁話！吟風弄月中難道沒有政治？且看這兩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這「明朝」就不消說了，自然是指朱明故國（果真不消說嗎？）。至於「去清都」，乾隆又問道：為什麼用「去」，而不用「上」清都，「到」清都呢？「去」就是除去，就是反清復明，用心何其險惡！
還有，詩集的校對者叫徐首發、沈成濯。首發，頭髮也；成濯，語出《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凋落也。首發，成濯，孤立地看並無深意。但若把兩人的名字連起來，便成了「首發成濯」，自然是「詆毀本朝剃髮之制」。乾隆再問道：為什麼徐首發不同別人合校，偏偏要找這個「成濯」聯手，這中間大有文章，兩人顯系逆黨無疑。
這個乾隆，真不愧是詩詞產量達洋洋四萬餘首的「文章巨擘」，能把中國的語言文字玩得這樣隨心所欲，造化無窮；也不愧是人海之中取書生首級如探囊取物的超級殺手，能問出這樣具有政治殺傷力的「為什麼」。毋庸置疑，在我們文明古國的歷史上，能問出這樣高水平「為什麼」的，乾隆大帝即使不是千古一人，也是千古幾人之一。
可以想見，在這一連串泰山壓頂般的「為什麼」之下，那些卑微羸弱的文人是何等誠惶誠恐、噤若寒蟬。要知道，當乾隆在問這些「為什麼」時，也許那御案上還放著他墨跡未乾的詩稿，一個自己也在苦吟「平平仄仄仄平平」，以至不惜遣人捉刀代筆往文學圈子裡鑽的人，怎麼會這樣惡作劇地作踐文字、作踐文人呢？若籠統歸結於一種近乎神經質的政治敏感，這固然是不錯的。但在我看來，深層次的心理動機恰恰是一種銘心刻骨的自卑，以及由這種自卑而生發的嫉妒，感到自己這方面不行，才猜忌和作踐比自己行的人。試問，唐明皇會猜忌文人嗎？他文采風流，詩書琴棋無所不通，和當時第一流的文學藝術大師們坐在一起，也照樣可以進行層次不低的對話，他自信得很，用不著去暗算人家。正是在這種寬鬆的氣氛下，李白才能筆下生輝，流出那樣文采瑰麗的《清平調》。你看詩人在皇上面前何等放浪形骸，一會兒要這個脫靴，一會兒又要那個磨墨，架子搭得夠可以的了。平心而論，那三首《清平調》在滿目輝煌的《李太白全集》中，雖算不得上乘之作，但其中的「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裝」倒是很有點諷喻意味的。以玄宗的文學素養，不可能看不出。但他只是一笑置之，照樣給他官做，給他酒喝，可見當時的文人不僅自由，甚至有點「自由化」了。應該感謝大唐天子那寬容而溫煦的一笑，因為，正是那種相當「自由化」的宏觀環境，孕育了恢宏瑰麗、氣象萬千的盛唐文化，讓中華民族的子孫能夠千秋萬代地為之神采飛揚。
就文化心態而言，清初的愛新覺羅家族顯然比不上李唐王朝那樣灑脫放達。他們是從白山黑水的蠻荒之地走出來的，入關以後，雖然也把漢文化奉為正統，潛心研習，但正如胡適所說，那只是「一個征服民族迅速屈服於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既然是「屈服」，便帶有相當程度的不得已。例如，多爾袞一介武夫，又不通曉漢文，卻和當時頗富文名的桐城派詩人李舒章過從甚密，因為李曾替他「捉刀」寫過著名的致史可法的勸降書（李舒章把那封勸降書玩得相當不壞，幾乎可以作為詭辯術的範本）。而多爾袞的侄子順治剛開始執掌朝政時，竟看不懂向他呈遞的漢文奏折，因此，他不得不以極大的毅力學習漢文化，這位少年天子後來甚至對漢地的小說、戲劇和禪宗佛教文化也有相當的興趣。這樣，到他二十四歲病故時，居然留下了十五部以漢文撰寫的著作。但「屈服」是一回事，真正做到同化卻不那麼簡單。和從小就泡在章句小楷中的漢族士大夫相比，乾隆及其先人們終究只能算是半吊子。「皇帝揮毫不值錢，獻詩杜詔賜綾箋。千家詩句從頭起，雲淡風輕近午天。」這是雍正初年文人汪景祺的幾句詩，他顯然很看不起這種「半吊子」。皇帝的詩文「不值錢」怎麼辦？殺人！你比我行，殺了你，我不就是天下第一嗎？拿破侖的個子有點委屈，面對一位身材比自己高得多的將領，他說得很乾脆：「我和你的差距只有一個腦袋，但是你如果不服從我的指揮，我可以馬上取消這種差距。」砍掉人家的腦袋，以求得平等，甚至讓自己超出，就這麼一種心態。 《一柱樓詩集》案的結局是可以想見的。徐家滿門被禍，殺頭的殺頭，流放的流放，那年頭此類事太多了，操作起來相當熟練。跟著倒霉的還有一大批官吏和與詩集有關的人。徐述夔及其兒子已死去多年，仍按大逆凌遲律，銼碎其屍，只留下首級掛在城門上示眾。當年，那個譏訕皇上詩文「不值錢」的汪景祺被殺後，其頭顱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整整掛了十年，直到雍正駕崩，才得以取下來歸葬。徐述夔父子的頭顱究竟掛到什麼時候，史無記載，但大概總要有些時日的。兩顆書生的骷髏就這樣高懸在城門上，日日夜夜地昭示著聖明天子的文治武功。
這是乾隆四十三年的十一月，王念孫回到高郵已經三個年頭了。高郵是古運河畔的重要驛站，由江南北上進京的必經之路。江南文風騰蔚，那裡的文人也因此格外被皇上所猜忌。這幾年，江南的文人犯了事，從這裡押解北去的絡繹不絕，王念孫實在看得太多了。時令已是深秋，蘆荻蕭蕭，有如祭燭千叢；水天蒼蒼，恰似慘白屍布。王念孫長歎一聲，將目光更加深深地埋進後院的書齋裡。
四
遺憾的是，在關於《一柱樓詩集》案的材料中，我一直沒有見到那兩句人們廣為流傳的「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大抵由於我無法看到全本的《一柱樓詩集》，全本早已被作為「防擴散材料」而付之一炬了。我只能從封疆大吏們小心翼翼的奏報和皇上雷霆震怒的朱批中有所窺測，而那些「違悖」詞句，無論是在奏報或朱批中都不可能透露得太多。當然，也可能根本就沒有這兩句詩，只是人們的一種誤傳。誤傳自有它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當時的統治者對「清」、「明」這樣的字眼，其敏感幾乎到了神經質的程度，而文人又喜歡吟風弄月，一下筆，風則「清」風，月則「明」月，都是千百年來寫熟了的套路，這樣，在「清風明月」下無意丟了腦袋的文人自然不少。金聖歎臨刑前感慨道：「殺頭，至痛也，而聖歎於無意中得之，亦奇。」那麼，無意中因一句「清風明月」而得之，則大概可以說得上風雅了。
乾隆四十六年發生的《憶鳴詩集》案，是「清風明月」的一種變奏。「憶鳴」不就是「憶明」嗎？這還了得！光憑這兩個字，就足夠殺個落花流水的，何況詩集中還有「明汝得備始欣然」這樣的句子。其實只要看看詩的題目：《題扇頭美人》，便可以知道屬於所謂的香奩詩，是文人的一種艷情趣味。但香奩艷情怎樣寫都可以，寫得玉體橫陳也無妨，像韓偓筆下那樣「撲粉更添香體滑，解衣微見下裳紅」，直可以寫出那種「滑」的撫摸感和「紅」的色彩感都無妨，為什麼偏偏要觸犯那個「明」字呢？這種咎由自取也許太殘酷了，本來只是有點小無聊，對著團扇上的美人憐香惜玉，結果卻把自己的妻妾女兒都一併推進了火坑。那時候，一旦抄家問罪，男人們倒也罷了，無非是殺頭流放，至多也不過凌遲。最痛苦的還是女人。顧炎武詩中的「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大概就是罪臣的妻女。通常的發落是「給披甲人為奴」，對於這些千嬌百媚的大家閨秀來說，其屈辱和痛苦是可以想見的。在這裡，我又得說到那個汪景祺了，汪被「立斬梟示」以後，其妻亦連坐發往黑龍江。這位貴婦人據說是大學士徐本的妹妹，「遣發時家人設危樓，欲其清波自盡，乃盤躄匍匐而渡，見者份之。」淒慘之狀令人目不忍睹。我們無需責怪家人的殘忍，因為這種殘忍實在浸漬了太多的無奈和悲愴，一個弱不禁風的名門淑女，與其讓她遠流朔北，卻承受那永無盡頭的蹂躪和凌辱，還不如讓她一死了之，落得個乾乾淨淨的名媛之身。因此，清波一躍無疑是一種詩化的解脫。在這裡，黑色的殘忍演化為相當真誠的超度，而搭建在江邊的那座危樓，倒反而輻射著人性和人情的溫煦。我們也無需責怪女人的苟且偷生，她或許只是想在北去的途中，有機會再看一眼丈夫掛在京師的頭顱，日麗風和，天陰雨濕，那頭顱仍然是舊日容顏麼？
寫到這裡，我不得不停下筆來，稍稍撫慰一下戰慄的心靈。這就是文字獄，一種極富於中國情調的文化現象。當一個弱女子在江邊的危樓上「盤躄匍匐」，走向漫天風雪中的屈辱和苦難時，這是多麼驚心動魄的悲哀。我至今不能理解「見者份之」的「份」該作何解釋，查閱了《辭源》也仍然不得要領，只能想當然地理解為「忿」的通假字。如果容許這樣解釋，那麼，這些圍觀者是不是太殘酷了一點呢？至少他們是應該有幾分哀憐的。而且，在我看來，那些「見者」中，肯定會有相當一部分是文人，目睹了這樣的場景，他們還能狂傲得「天子呼來不上船」嗎？還能執著得「語不驚人死不休」嗎？還能豪放得「淡妝濃抹總相宜」嗎？還能婉約得「衣帶漸寬終不悔」嗎？還能閒適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嗎？統統不能，他們只能戰戰兢兢地交出自己的文化人格，豬狗般蜷曲在專制羅網的一角。
作出這樣的結論，絕不是我的主觀臆斷，而是對一代又一代文化菁萃和士人風骨無可奈何的祭奠。上面說到的那樁《憶鳴詩集》案，在一大堆殺頭流放者後面，還跟著一個為詩集寫序的查慎行，但案發時，其人已死去多年。說來可憐，查慎行後半生一直謹小慎微，但死後仍脫不了一個「倒霉鬼」的下場。想當初，這位寧海查家的貴公子何等風光，他受學於名滿海內的大學者黃宗羲，詩文和人品都相當奇崛。康熙二十三年，當時還叫查嗣璉的他，便「欽賜」進士出身，入南書房行走，相當於皇帝身邊的機要秘書。南書房歷來是個萬人矚目的幹部學院，在這裡韜晦幾年便可以飛黃騰達的。卻不料無意之中觸了霉頭，他的一位朋友為慶賀自己的生日在家裡設宴，並演出自編的《長生殿》傳奇。酒也喝了，戲也看了，這一班文人都有點頭腦發熱，沒想到當時正值皇太后去世的「國喪」期間。結果，查嗣璉和在場的觀劇友好全被革職拿問，擔任編劇的主人和那一班演員的下場就更不消說了。
這是中國戲劇史上的一次大事件。那位做生日的主人，即清代劇壇上被稱為「南洪北孔」之一的大戲劇家洪昇。查嗣璉雖然是個配角，他的悔恨卻是可想而知的。他從此退隱故里，並改名慎行，字悔余，寓有「痛悔之餘，謹言慎行」的意思，有人寫詩揶揄道：
竿木逢場一笑成，
酒徒作計太憨生。
荊商市上重相見，
搖手休問舊姓名。
僅僅是「搖手休問舊姓名」麼？更重要的是，昔日那個傲骨稜稜、風采熠熠的傳統士人的影子已蕩然無存。這以後，作為「過來人」的查慎行便有如初進賈府的林黛玉一樣，處處存著小心。但小心也沒用，到了雍正四年，他弟弟查嗣庭典試江西，因試題涉嫌謗訕被拿問（這件事後來被人們演繹成相當離奇的「維民所止」案，與事實相去甚遠）。慎行一支亦闔門被逮，鎖押解京，後因得到鞫審大臣回護，才倖免於難。當時的人們深有感慨，認為查慎行之所以能脫身奇禍，皆因為能適時掉首於要津，但他們哪裡會想到，若干年以後，冥冥黃泉之下的查慎行，卻因為又一樁文字獄而成了名副其實的「倒霉鬼」呢？
我們無法知道查慎行在退隱期間是如何打發時日的，但肯定不會寫詩著文（偶爾給人家的詩集寫一篇小序大概是例外），即使像別人揶揄他的那種打油詩也不會去湊熱鬧的。「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到了龔自珍那個時代，文字獄已經基本結束了，他的這兩句詩應當帶有痛定思痛的結論色彩。但是像查慎行這樣的書香門第，似乎還用不著自己去作稻粱主謀。一個文人，總期望能有所建樹，在青史上留下點什麼。經過短暫的消沉以後，所謂的文化意識便悄悄地甦醒過來，這種文化意識植根於讀書人冥頑不化的優越感：我們在精神上最高貴的一群，總不能就這樣無所事事地混日子吧。既然不敢從事敏感的經世致用之學，不敢吟詩著文，甚至不敢研究歷史，不敢讀書，那就只有遠離現實的文網，鑽進泥古、考據的象牙之塔，用死人的磷火來照亮活人的精神世界。起初，這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個體性追求，但幾代人的無可奈何漸次演化為一種歷史的自覺，絡繹不絕的個體性追求，終於匯聚成一個時代的整體性功業。於是，萬馬齊喑中崛起了一座奇峰秀挺的文化景觀，這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乾嘉之學。只要看看這一串熠熠生輝的名字，後代的任何一位文化人都會肅然起敬的：惠棟、戴震、段玉裁、龔自珍、魏源……
當然，還有高郵西後街的王氏父子。
五
面對著乾嘉大師們超拔卓絕的建樹，後代的文化人心情比較複雜。
在高郵的王氏紀念館裡，陳列著諸家名流的題詠，其中有這樣一首：
平生講話喜誇張，
到此鋒芒盡收藏。
莫道如今拘促甚，
此是乾嘉大師鄉。
一位生性狂傲的老教授，到了這裡居然連話也不敢講了，那是怎樣一種震懾心靈的崇拜！他是河南大學的於安瀾教授，年過八旬，是由人攙扶著來到高郵瞻仰王氏故居的。從中州風塵僕僕地南下，對於老教授來說，這恐怕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遠足。他是用自己生命全部的意志力來朝聖的。
同樣是朝聖，另一位老教授的題詠似乎更耐人尋味：
為仰大師行萬里，
白頭俯作小門生。
這似乎是一幅古意翩然的水墨畫，氣韻相當不錯。但真正有意思的是題詠上的一枚閒章，曰：「我與阿Q 同鄉。」作為著名的園林建築專家，陳從周教授的閒章大抵不會少，為什麼單單選中了這一顆呢？難道僅僅為了標明自己的籍貫？或僅僅是一種幽默的噱頭？恐怕不像。站在這裡，他的心境可能比上面的那位要複雜一些，在仰慕和崇敬中是不是蘊含著某種苦澀和酸楚，我不敢妄加揣測。
這種苦澀和酸楚，至少我是體驗過的。
那一年我在魯迅文學院進修時，聽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的古典文學。吳是名教授，講課如行雲流水，毫無學究氣，卻於平白曉暢中見韻味，讓在下等聽得如癡如迷，可見真正有大學問的其實用不著賣弄辭色。在講《戰國策》中的《觸龍說趙太后》時，順便提及一樁文字公案，即清代乾嘉年間的大學者王念孫用大量確鑿的證據考定，原文中的「左師觸讋願見太后」應為「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原因很簡單，人們把「龍言二字誤合為讋耳。」王念孫的考證糾正了沿襲兩千多年的一個錯誤，但在當時由於缺少權威性的證據，只能作為一家之言。1973 年，在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人們發現果然是「觸龍」，不是「觸讋」，這才想起兩百多年前王念孫父子的考證。講到這裡，一向不假辭色的老教授突然作出了一個相當強烈的姿態，喟然感歎道：「把學問做到這種地步，王念孫父子不簡單！」
吳小如教授的感歎，我至今歷歷在目，那神色和語調中流溢著史詩般的激情和高山仰止的崇拜。這種崇拜不僅是面對著一種超拔卓絕的建樹，更是面對著一種人生風範。恕我淺薄，在此以前，我還從未聽說過王念孫和王引之這兩個名字。但自那之後，儘管歲月蹉跎，風塵垢面，寵辱無常的人生際遇使人很容易健忘，這兩個名字卻很難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課後，同學中有人曾感慨地提到另外兩個名字，這兩個名字維繫著一段全世界中學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差不多都知道的科學史話。19 世紀中期，法國的勒威耶和英國的亞當斯根據天體力學的理論進行推算，肯定了太陽系中另一個行星的存在。若干年以後，借助於望遠鏡的進步，人們果然在軌道上發現了那顆行星，它被命名為海王星。王氏父子和這兩個外國人大體上生活於同一時代，他們的科學發現客觀上似乎缺乏可比性，但是就其在各自的領域所達到的超越性高度，就治學的精深嚴謹而言，都同樣令人歎為觀止。然而悲哀的是，除去在中國，除去搞古典文學中訓詁專業的少數人而外，還有多少人知道王念孫和王引之這兩個名字呢？
這種同代人的類比隨口還可以說出一些。例如，當乾隆大帝祭起一連串攻無不克的「為什麼」，羅織《一柱樓詩集》案時，當一群書生的後代身受凌遲哀號震天時，在遙遠的歐羅巴洲，一個叫瓦特的青年剛剛搗鼓出了一種叫蒸汽機的玩意，給這個世界帶來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喧鬧。例如，當王念孫鑽進書齋，開始著述《廣雅疏證》時，他絕對沒有聽到法蘭西人攻佔巴士底獄的歡呼和宣讀《人權宣言》的朗朗之音。還有……
這樣的類比給人太多的感慨，人們有理由提出這樣的設想：以乾嘉學派中那一群文化精英的智商和治學精神，如果讓他們去搗鼓蒸汽機和輪船，發明電燈，研究《人權宣言》，中國將會是什麼樣子呢？
在這裡，我絲毫沒有對乾嘉大師們不恭敬的意思，他們中的不少人，即使放在中國文化史的長軸畫卷中，也堪稱第一流人才；他們所達到的某些高度，後人幾乎無法企及，因為從個體上講，他們有著後人無法企及的學養和毅力，在這種學養和毅力面前，我們永遠只能誠惶誠恐，頂禮膜拜。我只是覺得，從宏觀上看，他們的色彩似乎過於單調，因為他們畢竟生活在那個色彩相當繁複亦相當輝煌的18 世紀和19 世紀。這種單調當然不能由他們自己負責，更何況，他們中已經有人在大聲疾呼了：
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
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是很有歷史眼光的，只可惜他死得太早了一點。在我看來，如果讓他再活上二十年，中國近代的思想史和洋務運動史都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
王引之卒於道光十四年，謚號文簡。給謚號並不是因為他文化上的建樹，而在於他當過幾任中央的部長，是一種政治待遇。那時儒臣的謚號大都用這個「文」字，皇上只是信手拈來，並沒有什麼深意。
王氏生前交誼落落，相知多在文人的小圈子裡。早在嘉慶二十三年，當時的浙江和雲南鄉試都以「清榜」而聞名全國。兩位主考官亦聲譽鵲起，他們一個是王引之，一個叫林則徐。兩人同在翰林院任過事，又都是幹練而清廉的文人，自然聲息相通，算是比較談得來的。
王引之死後不久，林則徐領欽差大臣銜去廣東禁煙。這位以飽學睿智著稱的清廷幹員，此時對西方世界也幾乎一無所知。為了通曉「夷情」，他到達廣州越華書院欽差行轅的第一樁事，就是盡可能地搜集外國人用中文編的每一種出版物，摘錄其中有關外國情況的點滴資料，然後整理成「內參」附在奏章中送給道光皇帝御覽。這些雞零狗碎的資料竟榮幸地成為中國人真正用功夫研究世界的最早文獻。而就在道光皇帝一邊呷著香茶，一邊漫不經心地翻閱這些從傳教小冊子、商務指南和中文日報中摘錄的「內參」時，大英帝國的三桅戰艦正耀武揚威地鼓帆東來，鴉片戰爭的陰雲已經籠罩在南中國海的上空……
時在1840 年，距乾隆皇帝發問那些「為什麼」大約七十年，距王引之去世才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