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於真正關心這個國家走向的人來說，他們關心的不僅僅是那被監控的幾千個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幾百個人的權利，甚至不僅僅是這其中涉及到的被踐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國這個國家的立國之本－－三權分立－－的失衡。在這個失衡的過程中，總統權力越來越大，國會和法院的權力越來越萎縮，從而使支撐美國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來越向一邊傾斜，出現搖搖晃晃的跡象。如果說一個具體的法律程序被踐踏，可以及時修補，憲政框架的傾斜，卻可能是災難性的。
06年1月16號，前副總統戈爾出現在電視屏幕上，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大聲疾呼美國不能丟棄它三權分立的優良革命傳統。他從當前的國家安全處的竊聽案件談起，得出結論說："美國的*已經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固然，我們有理由懷疑他由於黨派之見而誇大其辭，但是，觀眾也不得不承認他敏銳的問題意識。美國憲法的精髓，不是某一個具體的法律條文，而是它所構架的權力制衡。這種權力的平衡，可能被一個*者大刀闊斧地公然推倒，也可能被一個擴張權力的總統一點一點地蠶食。正是因為這種蠶食的危險，對任何一點政治病毒建立一個強大的預警機制，可以說是政治健康的前提。
美國的開國之父們當初制定憲法時，初衷並不是建立一個強總統的制度。美國憲法的第二章，明確規定的總統權限是"保證法律被忠實地執行"。換句話說，按照憲法的原意，總統擁有的是"執行權"，他本身並沒有立法權，不能自由地去"開發"權力。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屆總統們不斷"順手牽羊"，權力越來越大。
首先，美國總統選舉形式的變化，使得總統越來越擁有自己獨立的選民基礎，並不需要對國會俯首稱臣。19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總統的提名由國會的各黨代表控制，總統還有動機對國會畢恭畢敬。之後，總統候選人開始由各黨的全國黨代表大會提名，總統提名的"婆家"從國會的黨代表變成了普通的黨代表。後來，總統的選舉進一步"*化"，各黨的黨代表不再由"黨總支"指定，而由普通公民投票產生，這樣一來，總統的選舉基礎，完全平民化了。總統"翅膀硬了"，國會想抓也抓不住了。
其次，數次政治經濟危機，都給了總統擴大權力的機會。時勢造英雄，無論是內戰時期，還是大蕭條時期，或者越戰時期，都呼喚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來團結社會、集中資源、度過難關。在這種危機時刻，一個強有力的總統，不但能夠提高決策的效率，而且其個人魅力也是危難時刻凝聚社會的資源－－當然了，搞不好也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些危機造就了一夫當關、萬夫難檔的林肯、羅斯福，也造就了約翰遜、尼克松這樣的倒霉蛋。在所有這些危機中，無疑羅斯福新政時期，是總統權力擴張最迅猛的時期。事實上，新政期間，總統權力的轉型，也是社會治理方式轉型的一個後果。經濟大蕭條的出現，證明了放任自流市場模式的危險，於是，美國社會的治理模式開始向干預型、福利型轉變，這種轉變反過來又導致了一個強大行政權力的擴大。
最後，同時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還是現代社會運轉方式"理性化"的後果。現代社會生活日益複雜化，需要越來越龐大的行政部門，靈敏的反饋機制，和越來越專業的管理知識。行政部門的提案，越來越成為國會議案的源泉。通過控制提案的內容，設定國會的議程，總統帶領的行政部門已經成了事實上的"立法者"，更不用說行政部門在"執行"法案時，往往自由詮釋法案，從而也實現立法的功能了。這一點，和一個越來越龐大的公司裡，CEO的地位不斷上升是一個道理。
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社會有理由對總統權力的進一步擴張表示警覺。歷史學家ArthurSchlesinger在尼克松當政期間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書，叫《帝王總統》，聲稱美國的總統已經從"憲政總統"變成了"帝王總統"。然而，也正是因為"神經質"的社會各界及早地啟動了預警機制，導致了國會在尼克松時代及之後採取一些撥亂反正的措施。1972年的"呈堂法案"，1973年國會通過"戰爭權力決議"，1974年的"國會預算和資金扣押法案"，分別從外交、戰爭、財政各個方面鉗制了總統權力，增強國會的地位。
許多人認為，小布什是自尼克松以來最"猖獗"的總統，直接傳承了尼克松的"帝王總統"風格。這不僅僅體現在他屢次繞過適當的法律程序，推行他所主張的政策，更體現在，即使他按照法律程序推動其政策時，國會和司法部門在小布什政權面前軟弱無力，從而從內部駐空三權分立這個理念，破壞美國憲法的精髓。按照戈爾的說法，由共和黨掌控的國會幾乎都成了布什政策的橡皮圖章，而司法部門也被保守派佔據。然而，情況可能並不像戈爾說得那麼不堪。事實上，在小布什的緊逼之下，美國政治、社會各界的預警機制又啟動了。國會開始?擊，它開始要求政府對關塔那摩的關押犯情況定期匯報，駁回了布什要求無條件無限期延期《愛國法案》的請求，並對竊聽案中的政府角色，表示了強烈的質疑。法院也通過幾個案例，成功地為關塔那摩在押犯的人身保護權劃定了一個界限。媒體的批評聲音越來越大，《紐約時報》不顧白宮勸阻報道竊聽案，本身就是媒體聲音的一個勝利。至於社會團體，已經有兩個團體，美國自由聯盟和憲政權力中心，分別在底特律和曼哈頓，開始起訴國家安全處的做法。
可以看出，美國社會是一個對政府權力高度"過敏"的社會。正是這種"過敏"，使這個國家兩百年來能夠不斷"狙擊"專制的病毒，防患於未然，維繫社會的健康。對於一個將憲政和法治視為靈魂的社會來說，面對靈魂裡的雜質，小題大做、大驚小怪、吹毛求疵，可以說是一種美德。潘恩曾經說過，那些試圖享受自由的人，必須同時忍受肩負它的疲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