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弱勢群體"最後導致"傷害弱勢群體"，"道德制高點"變成"道德陷阱"，這就是所謂的悖論。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充滿了悖論。
認識這些悖論，需要比道德制高點更高的東西，那就是理性。當然，我絕不是說"最低工資法"不合理，事實上，我支持最低工資法。我說的只是，在討論這個法案的同時，要考慮它可能導致的不良後果，並對這個不良後果採取"配套"的預防措施，從而防止好心辦壞事。共和黨"給僱傭窮人和老兵的小企業減稅"的附加條款，恰恰是基於這種意圖，因為最低工資法案真正衝擊的，其實並不是那些利潤豐厚的跨國大公司，而恰恰是那些本來利潤率就微薄的小餐館、小百貨店、小農場，一旦它們因為抬高的勞動力成本破產、或者不得不通過裁員來維持低運行成本，"弱勢群體"就從倒霉走向更倒霉了。
羅斯福政府1938年第一次在美國歷史上提出最低工資法案的同時，也建立了一系列的增加就業的"配套"措施。比如著名的"工人進步項目"，通過大量的公共工程來增加就業機會，從而抵消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衝擊。後來美國福利制度日漸完善，通過緩衝失業給個人帶來的經濟危機，同樣為最低工資的不斷上升提供了配套制度。
能否把相關思考引入中國呢？應該認識到中美兩國本質性的區別，如果說美國對勞工幾乎存在"過度保護"，中國的情況則正好相反。那種"中國的最大優勢就在於廉價勞動力，如果給工人確定最低工資就會嚇跑投資者"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想當然"。如果勞動力越廉價一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就越有優勢，那世界上最有投資優勢的應該是非洲。事實上，相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除了廉價勞動力，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優勢：基礎設施、政策優惠、熟練勞動力、基本信用機制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要害怕稍稍抬高一點最低工資投資者就會跑到印度去呢？其實，中國勞動力極端廉價很大程度上不是國際競爭的結果，而是中國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讓所有企業集體提高最低工資，防止它們之間的惡性競爭，外國投資者未必會跑，工人受益，後果無非是讓美國的消費者為一條中國製造的牛仔褲多付一、兩塊錢，何樂而不為？
而且，由於許多研究表明窮人消費率比富人高，提高窮人的工資能夠更有效地拉動有效需求。在中國這樣一個"金字塔"型的社會結構裡，最低工資拉動需求的效果，應該比美國這樣一個"橄欖型"的社會顯著得多，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實行最低工資法，對就業率的負面影響更可能被其正面影響所抵消。當然，即使如此，如果我國真的開始嚴格執行最低工資法，還是需要許多配套政策以保證就業率，比如小企業的減稅、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強化福利制度、通過公共基建項目增加就業、提供優惠投資政策、加強勞動力培訓等等……總而言之，保護弱勢群體，絕不僅僅是佔領道德高地的問題，而是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