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邦制為制約路徑之二。美國從成立伊始就是個聯邦制國家，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市政府之間各有各的決策範圍，互相不能干預。在同一個領域裡，中央和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不需要保持步調一致，就是相互唱反調，也稀鬆平常。開國之父們制憲時處心積慮限制中央政府權力，而將絕大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權交給了地方政府。雖然後來由於打擊地方種族主義勢力的需要、以及大蕭條之後的福利國家建設，聯邦中央政府權力大大加強，但至今在大多數事務上，州級政府享有自主權。"從問題到議題"中，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政府不理會中央政府，直接加入中央政府不願加入的環保"京都協議"。"誰有特權上大學"中，可以看到加州州政府獨自率先廢除"平權法案"，並不需要得到任何中央機關的批准。"病了誰管"裡談到麻省自己另闢蹊徑制度創新，在醫保改革方面走在了中央政府的前面。"動什麼，不能動憲法"裡，很多州級法庭宣佈中央政府的"愛國法令"侵犯*，不予承認。而當加州州政府宣佈本周醫療體系不對非法移民開放時，聯邦法庭則站出來宣佈該法令違憲。
活躍的公民組織是制度制衡的第三個路徑。政治學家羅伯特·布坎南曾經寫過一本書叫《讓*運行起來》，其核心觀點就是：只有一個充滿著活躍公民組織、團體的社會政治*才有健康運行。他用了一個詞"社會資本"來形容公民組織的發達程度，"社會資本"越豐厚，*越健康，反之則否。這與托克維爾當年對美國的觀察相互印證－－－－-在他看來，美國社會的"奇觀"之一就是它嘰嘰喳喳、熱鬧紛呈的民間自治團體。近200年後我觀察到了同樣的情形："敵人的權利"裡，我們看到500個"關塔那摩恐怖分子嫌疑人"如何激發了美國*組織對政府的奮力抗議；蘇丹達富爾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引發了無數美國公民的積極行動（"他人瓦上霜"）；全球變暖問題愣是在無數環保組織和公民的推動下，變成了美國政治裡的核心議題之一（"從問題到議題"）；"公民反對政府浪費"這樣的組織時刻監督著政府到底花了多少錢（"耳朵上的記號"）；工會可以因為養老保險問題跟政府較勁，組織*搞"癱"紐約這樣的大都市（"咱們美國工人有力量"）。
媒體和文化產業為是制衡路徑之四。獨立媒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無以倫比的。911之後美國政府對恐怖分子嫌疑人的竊聽計劃，就是被《紐約時報》最先抖露出來，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醜聞（"動什麼，不能動憲法"）。《聖地亞哥聯合報》因為最先挖掘出前國會議員Cunningham的受賄案而獲得06年普利策獎（"耳朵上的記號"）。美國的電視節目上每天既有對美國政府冷嘲熱諷的惡搞節目，也有很多專家關於時政的嚴肅訪談和辯論（"對你罵罵罵不完"）。無數電影、電視、歌曲、書籍不斷反思美國政治中的污點問題，在政治家耳邊"警鐘長鳴"（"至少還有記憶"）。重要的是，在自由的土壤上，一般來說，對任何問題"左中右"幾派的意見都可以得到呈現。麥克摩爾雖然是"布什政府的眼中釘"，這不妨礙他獲得美國電影藝術學院頒發的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哥大教授NicolasDeGenova雖然非常"賣國"地四處宣揚希望美國在伊戰中戰敗，哥大校方卻拒絕解雇他（"憤青的下場"）。查韋斯、卡斯特羅雖然是"反美鬥士"，美國人不但可以拍《對*的戰爭》、《卡斯特羅》這樣為他們歌功頌德的電影，而且電影的播放在美國也暢通無阻。雖然這些媒體報道和文化產品時常讓政府顏面失盡，卻也常常能夠督促政府"懸崖勒馬"，避免釀成災難性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