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我不由自主地用了過去時態，我不知道我是否該與之抗爭。他於七月十六日去世，今天是八月五號。可我仍然無法對他蓋棺定論。我關於他所說的任何話都會是假定的或單邊的。定義永遠是不充分的，他有能力在八十六歲時逃脫定義，這並不令人意外，即便我只是與他同行了這八十六載的四分之一。不知為什麼，我發現質疑自己的存在要比相信他的逝去更輕鬆一些。
這是因為善良和斯文能持續得更久。而他的善良和斯文則最為持久，因為它們出現在一個骯髒、殘酷、非此即彼的時代。至少，他的行為舉止——在這方面他可謂詩如其人——都既是選擇的結果也是性格的結果。在娘娘腔的時代，比如當今，一個人，尤其是一位作家，大可以表現得殘暴、犀利、刻薄。實際上，人們在娘娘腔的時代只能兜售血腥和垃圾，否則便沒有顧客。而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時代，他們則要走相反的路線……唉，所有這些平裝的殘暴才華啊！如此之多，毫無必要，被金錢淹沒。僅此一點便足以讓人們懷念三十年代，對那場混亂感到親切。但歸根結底，無論在生活中還是在紙張上，無論是通過行為還是借助修飾語，能讓你保持住你的尊嚴的東西就是善良和斯文。僅憑這一點，他現在和將來都是能被感知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將越來越易被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