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樣一個精神家庭裡生活得很愉快。牆壁一樣厚的英俄字典事實上是一扇門，或者應該說是一扇窗，因為那字典時常是霧濛濛的，需要集中精力才能看透它。這種付出是值得的，因為我面對的是詩歌，而詩中的每一行都是一種選擇。你能依據一個人所選擇的形容詞來對此人作出總體判斷。我認為麥克尼斯是個混亂的、隨意的、充滿音樂感的人，我想像中的他面色憂鬱，沉默寡言。我認為奧登光彩奪目，果斷剛毅，充滿機智和悲劇感，我想像中的他個性乖張，態度冷硬。我認為斯彭德的想像力與前面兩位相比更具抒情性，更為大膽，儘管他顯然是個現代派，可是我卻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他的模樣。
閱讀就像愛情，也是一條單行道，我所做的一切他們幾個全都一無所知。因此當我在那個夏天來到西方時，我的確依然是個陌生人。(比如，我就不知道麥克尼斯已在九年前去世。)或許只有溫斯坦與我稍熟一些，因為他為我那本《詩選》寫了一篇序言[22]，他應該清楚我的《悼T.S.艾略特》一詩是對他那首《悼W.B.葉芝》的模仿[23]。但對於斯蒂芬和娜塔莎而言我卻肯定是個陌生人，即便阿赫馬托娃的確曾對他們談起我。在之後的二十三年間我從未與他談起他的詩，同樣也沒有談過我的詩。我們也從未談過他的《世界之中的世界》、《三十年代及之後》、《愛恨關係》和《日記》[24]。在一開始，我想罪魁禍首是我的膽怯，我的伊麗莎白時代的詞彙和羸弱的語法更加重了這種膽怯。後來，這個遺憾則應歸咎於我們兩人跨大西洋飛行後的疲倦、公眾場合、環繞的人群或那些吸引力勝過我們自己作品的人與事。諸如政治醜聞或新聞事件，還有溫斯坦。但是從一開始我們似乎就感覺到我們有著更多的相同之處，就像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