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事情早已發生——自從我弄到一本企鵝版的《三十年代詩選》起。你若出生在俄國，就注定會對另一種誕生產生眷戀。三十年代並不遙遠，因為我就出生在一九四年。另一個使這十年與我愈發氣味相投的因素則是其陰冷的、單色調的面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印刷文字和黑白電影，我自己出生長大的那個國度就一直保持這種色調，直到柯達膠片入侵後很久也依然如此。麥克尼斯[20]、奧登和斯彭德(我是按照我知道他們的先後次序來排列的)使我頓時獲得一種家庭般的親切感。這並非因為他們的道德觀念(因為我認為我的敵人比他們的敵人更強大，更無處不在)，而是因為他們的詩學。這種詩學令我震驚，首先是在格律和詩節的設置上。讀了《風笛音樂》[21]之後，那種老套的四音步四行詩體就顯得沒什麼誘惑力了，至少在開頭是這樣的。我還發現他們有一個非常迷人的共同之處，即善於以困惑的目光去打量尋常事物。
人們將這稱為影響，我卻稱之為親近。大約從二十八歲起，我便將他們視為我的親戚而非導師或「想像中的友人」。他們構成我的精神家庭，帶給我的親切感遠遠超過我在俄國境內外的任何一位同時代人。你們可以把這歸結於我的不成熟或經過偽裝的風格保守主義。或僅僅是虛榮，即某種孩子氣的願望，希望自己能夠在某種外國的良知準則的框架下得到評判。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到另外一種可能性，即他們的作品可以贏得遠方的摯愛。或者，閱讀用另一種語言寫作的詩人體現了一個人渴望抒發崇拜之情的心理。這一點兒也不奇怪：瞧瞧教堂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