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我們三人坐下來吃晚飯，我試著向娜塔莎解釋(我一直在因輪廓分明的美麗臉龐和十分家常的俄國名字這兩者間的矛盾而感驚訝)，我其實並不完全是個陌生人。其實在俄國時我就擁有這家人送的幾件東西，是他們托安娜·阿赫馬托娃捎給我的，阿赫馬托娃曾於一九六五年來英國接受牛津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這幾件東西包括：兩張唱片(珀塞爾的《狄多和埃涅阿斯》[3]，以及理查德·伯頓[4]朗誦的英國詩人作品選集)，一條顏色很像三色旗的某所學院的圍巾。阿赫馬托娃告訴我，這些東西是一位非常英俊瀟灑的英國詩人送的，他的名字叫斯蒂芬·斯彭德，是他托阿赫馬托娃把這些東西交給我的。
「沒錯，」娜塔莎說，「她當時給我們談了您的許多事情。您當時在監獄，我們非常擔心您會挨凍。所以就送了條圍巾。」
就在這時門鈴響了，她起身去開門。我在與溫斯坦交談；更確切地說，我在聽他談話，因為我的英文語法讓我很難主動張口。儘管我此時已譯了不少英語詩歌(主要是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作品，也有一些美國當代詩歌，還有兩三部劇作)，但我的談話能力依然微乎其微。我用「大地的震顫」(trepidation of the ground)來代替「地震」(earthquake)。此外，溫斯坦說話語速極快，而且具有真正的、大西洋彼岸的美國特色，這也需要我聚精會神。
可是一剎那間，我卻完全喪失了注意力。一位身材十分高大的白髮男人稍稍弓著腰走進屋來，臉上帶著儒雅的、近乎道歉的笑意。在這間顯然是他自家餐廳的屋子裡，他卻表現出一種新客的拘謹，而非主人的自信。「你好，溫斯坦！」他說道，然後又問候了我。
我不記得他當時具體說了些什麼，可我記得我被他的話語之優美驚倒了。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所具的一切高貴、禮貌、優雅和矜持都在一剎那間湧入了這個房間。似乎一件樂器的所有琴弦都在一剎那間被同時撥動。對於我和我這只缺乏訓練的耳朵來說，這個效果是富有魔力的。這一效果毫無疑問也部分地源自這件樂器那稍稍弓著的框架：我覺得自己與其說是這音樂的聽眾，不如說是它的同謀。我打量一下四周，發現無人流露出任何情感。不過，同謀也永遠不會流露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