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年之前，為了讓這位邊檢官的前任放行我，我耗費了近兩小時。坦白地說，責任在我。我當時剛剛離開俄國，打算途經倫敦去美國，因為我被邀請參加倫敦的國際詩歌節。我手裡沒有護照，只有一張美國人簽發的過境簽證，這簽證裝在一個很大的黃色信封裡，是駐維也納的美國領事館發給我的。
除了自然會有的焦慮外，這一等待讓我感到特別難受的另一個原因來自溫斯坦·奧登，他與我搭乘同一班飛機從維也納飛來。海關官員們抓著那個黃色信封不放時，我看見奧登在關口前焦躁地走來走去，神情越來越憤怒。他不時與這個官員交談，不時又與那個官員交涉，可總是被打斷。他知道我在倫敦舉目無親，他不能扔下我不管。我的感受糟糕極了，即便僅僅因為他的年齡是我的兩倍。
我們最終通過海關，前來迎接我們的是一位美麗動人的女子，她個子很高，舉止宛如公主。她吻了吻溫斯坦的面頰，然後對我做了自我介紹。「我叫娜塔莎，」她說，「我希望您能住在我們家。溫斯坦也會住我們家。」我嘟囔了幾句幾乎不完全合乎語法的話，奧登這時插話說：「她是斯蒂芬·斯彭德的妻子。你最好答應她。他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房間。」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我們坐進汽車，娜塔莎開車。顯而易見，他們已考慮周全，也許在電話裡討論過此事，儘管我完全是個陌生人。溫斯坦對我所知甚少，斯彭德知道得更少。可是……倫敦市郊的風景在車窗外閃過，我嘗試著閱讀廣告牌。最多見的是「BED AND BREAKFAST」[2]，我認識這幾個單詞，可是卻幸運地不解其意，因為其中沒有動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