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在所有的羅馬皇帝中，馬可·奧勒留被談論最多。歷史學家喜歡他，哲學家也喜歡他。正是由於後者，馬可·奧勒留贏得了持續至今的好名聲，因為哲學這門學科被證明比羅馬帝國及其管理者的天賦更富生命力。事實上，歷史學家們或許本該對他更冷淡些才是，因為他曾兩三次差一點奪去了他們的研究對象，尤其是他指定他那個白癡兒子康茂德^{[13]為繼承人的那一次。但是歷史學家們是一群鍥而不捨的人，他們啃下過的硬骨頭中，有的硬度遠遠超過康茂德欲用自己的名字給羅馬帝國更名的決心。他們可以與「康茂德堡」共處，甚至居住其中，並對康茂德帝國的歷史展開研究。至於哲學家們，他們曾十分迷戀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他們中的一些人直到現在依然十分迷戀，這或許並非由於這部著作的思想之深刻，而是因為這門學科在皇家的庇護下獲得的地位。政治會更多地成為哲學家的追求，而哲學則較少成為帝王的副業。而且，對於馬可·奧勒留來說哲學遠不止一門副業，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它是一種心理治療，或者如波伊提烏[14]之後所言，是一種慰藉。馬可·奧勒留並非一位大哲學家，也不是一位預言家，甚至算不得一位智者，他的《沉思錄》只是一部既憂傷陰鬱又喋喋不休的書。斯多葛學說在當時確實已經成為一門學說，他的書儘管是用希臘文寫成，但與愛比克泰德[15]還相距甚遠。一位羅馬皇帝熱衷希臘文，這很有可能出於對斯多葛學說之源頭的尊重，同樣也可能出於眷戀，為的是記住那門作為文明話語的語言，這門語言畢竟是他年輕時的語言，是他熱愛的語言，它或許比他現今使用的語言更為高貴。此外，如果你們同意的話，這裡或許還包含一些保守秘密的願望，以及由此獲得的超然姿態：這原本就是這門學說自身固有的目的和手法，又因這種表達工具而得到強化。更不用說，他在位期間又恰逢希臘文化在羅馬的大規模復興，如果你們同意的話，可稱之為「第一次文藝復興」，這次復興無疑有賴於後被歷史學家定義為「羅馬和平時期」[16]的那段持續很久、相當穩定的歷史時期。歷史學家們喜愛馬可·奧勒留，恰恰因為他是這段和平時期的最後一位守護者。因為，他的統治十分清晰地終結了羅馬歷史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持續近兩個世紀，始自奧古斯都，承載著他的各種願望和抱負，止於我們的這位主人公。歷史學家們喜愛馬可·奧勒留，因為他是帝王隊列中的最後一位，而且是很容易解讀的，這對於歷史學家而言可是一種奢侈。馬可·奧勒留是一位認真勤勉的統治者，這或許因為他是被任命的，而非聖意天定；因為他是通過收養關係進入帝王之家的，而非通過血脈。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都喜愛他，恰恰因為他十分出色地履行了他認為自己無法勝任、他也的確不願接受的這一使命。對於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們而言，馬可的窘況在某種程度上或許就體現了他們自己的處境：他似乎就是那些一生均要與其使命相抗爭的人之樣板。無論如何，使羅馬帝國獲益更多的是馬可·奧勒留對責任和哲學的雙重忠誠，而非他的斯多葛學說(而這門學說也與馬可·奧勒留一同走到了其終點，即倫理學)。常有人說，而且是信誓旦旦地說，這種內心分裂對於統治者而言是一劑良藥；如果統治者的精神渴求有其自身的抒發渠道，不至於過分影響其行為，那便是好事一樁。這就是「哲學王」這一概念的實質所在，難道不是嗎？當你的形而上學遭受冷遇的時候。至於馬可，他卻自一開始便恐懼這種前景，害怕被喚至哈德良[17]的宮廷，儘管宮中榮華富貴，前程似錦。或許他害怕的恰恰就是這些。作為那一希臘學說的純正產物，他所希求的僅為「一張行軍床和一張薄被」。哲學對他而言既是一種話語方式，也是一種穿著方式，即存在的外衣，而不僅僅是一種精神活動。請把他想像成一位佛教僧人，你們的想像不會太走樣，因為這一「生活方式」也是斯多葛主義之實質，絕對的實質，我們還要再補充一句。年輕的馬可對皇帝的收養應該是心存疑慮的，其原因並不僅僅在於哈德良的性癖好：這樣的收養意味著一套截然不同的行頭和一套同樣迥異的精神食譜。可以設想，他最終做了皇帝，這與其說是由於前任皇帝施加的壓力，不如說是我們這位主人公對他的智性毅力產生了疑慮：顯然，做一位國王要比做一位哲學家更為輕鬆。無論如何，結果就是如此，於是有了這座紀念碑。可問題是，這座紀念碑是為誰而立的呢？是在紀念一位哲學家還是一位國王？是在同時紀念一位哲學家和一位國王？或許兩者均非紀念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