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決定給您寫這封信，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之處，即我倆都是作家。我想，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在發表文字或進行演講之前，往往會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用心地字斟句酌。即便他最終介入了公共事務，他仍然會竭盡全力地迴避時髦用語、拉丁詞彙和各種行話。當然，在與兩位或更多交談者對話時很難做到這一點，這甚至會讓他們感到做作。但是在自言自語或獨白中，我認為是可以這樣做的，儘管我們總是會根據聽眾選擇措辭。
總統先生，我們還有一個共同之處，即我們都在各自的警察國家裡生活過。不那麼冠冕堂皇地說，我們蹲過的監獄空間不足，時間卻很充裕，它遲早會讓人變得深思熟慮，無論他性情如何。當然，您在你們的監獄裡待的時間要比我在我們的監獄裡待的時間更長，儘管我在布拉格之春前很久就被關進了我們的監獄。不過，儘管我有一種近乎愛國主義的信念，即俄國深處那個充滿尿騷味的水泥籠子使人產生的絕望較之於我曾經想像的文明布拉格城裡整潔的拉毛水泥牆囚室，能更快地讓人意識到存在的隨意性，但作為善於思考的動物，我想我們有可能是一樣的。
長話短說，在我想到寫作此信之前很久，我們就已經是筆友。但是這個念頭並非出於我的文字意識，或是因為我們如今的處境與過去迥然不同(再沒有什麼事情比這更自然了，也沒有任何人必須永遠當作家，就像他不必永遠做囚徒)。我決定寫作此信，是因為我不久前讀到了您最近的一篇演講，您在演講中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看法與我相去甚遠，於是我想，我們兩人中間有一個人是錯的。恰恰由於這過去和未來並不僅僅屬於您和您的國家，而是與全球相關，於是我決定給您寫這封公開信。如果話題僅涉及過去，我或許完全不會寫作此信，即便寫了，也會是一封「私人」信件。
我讀到的您那篇演講刊登在《紐約圖書評論》上，題為《後共產主義的噩夢》。您從回憶開始，談到您的朋友和熟人當時在大街上都躲著您走，因為您當時與國家關係緊張，遭到警察的監視。您進而解釋了他們迴避您的原因，並用您慣常的不帶怨恨的著名姿態說道，您讓那些朋友和熟人感到不適，而「不適」——您接著引用了一句傳統觀點——「最好遠遠躲開」。接下來，您的大部分演講都在描述後共產主義的現實(東歐，也包括巴爾幹地區)，將民主世界面對這一現實的態度與躲避不適的舉止相提並論。
這是一場出色的演講，其中含有大量出色的洞見和有說服力的結論。但是，請允許我返回您的起點。在我看來，總統先生，您著名的彬彬有禮對於您此處的事後洞見而言並不合適。您能斷定嗎，那些人當年之所以躲避您，只是出於因「潛在的迫害」而感到的窘迫和恐懼，而不是因為他們在感覺到那個體制似將天長日久之後才將你剔除了出去？您能斷定他們中的某些人最終沒有將您視為一個有污點的、不可救藥的人嗎？您能斷定他們不認為在您身上浪費大量時間是愚蠢的嗎？您讓人感到不適(如您所強調的)，可與此同時您卻成了不當舉止的合適範例，因此也就成了可觀的道德舒適之源泉，一位病人常對健康的大多數扮演此種角色，您沒有想到這一點嗎？您沒有想像過嗎，他們會在夜晚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見哈維爾了。他不可救藥了。」也許，我誤讀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們被證實是錯了，而您是對的，這無關緊要。他們將您除名，這首先是因為，即便以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標準來看您也不是一位受難者。此外，我們每個人身上不都存有某種罪過嗎？這罪過當然與國家無關，卻能被感覺到。因此，每當國家之手觸到我們時，我們便會含混地將其視為我們應得的懲罰，視為天意那遲鈍的、卻在意料之中的工具之觸碰。直截了當地說，這就是警察機構的主要存在意義[2]，無論是穿便衣的還是著制服的警察，或者，這至少是我們全都無力抗拒逮捕的主要原因。人們可以清楚地意識到國家是錯的，可人們卻很少堅信自己的純潔。更不用說，抓捕人和釋放人的原為同一隻手。因此，人們在獲釋之後很少會因為遭遇迴避而驚訝，也不期待眾人的熱情擁抱。
這樣的期待在這樣的情形下注定會落空，因為沒有人願意聽人提起罪過和報應之間的複雜關係，而在一個警察國家，英雄行為很大程度上就是向人們提起此事。這會讓人彼此疏離，一如任何一種強調美德的舉動，更何況英雄永遠是從遠處打量才最美。總統先生，您提到那些人迴避您，這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由於他們認為您就是一個善與惡在其中對峙的試管，他們不願參與這次試驗，因為他們對兩者均持懷疑態度。這種身份再次讓您成為了一個合適的例子，因為這兩種極端在警察國家是相互消解的，因為它們是互為因果的。您沒有想像過嗎，這些小心謹慎的人會在夜晚對他們的妻子說：「我今天在街上看見哈維爾了。他太高尚了，這不真實。」也許，我再次誤讀了捷克人的性格？
他們被證實是錯了，而您是對的，我再重複一遍，這無關緊要。他們當時剔除了你，因為他們曾為相對主義和利己主義所左右，而在我看來，正是同樣的信條幫助他們在如今新的情形下也順風順水。作為健康的大多數，他們無疑在您的天鵝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這場革命歸根結底聲張的恰恰是利己主義，就像民主制由來已久的作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擔心它也的確如此，他們便已經為他們之前過分的謹慎向您還債了，而您如今掌控了一個與其說是您的，不如說是他們的社會。
這裡沒有任何不當之處。不過，事情也完全可能是另一種結局——當然是對您而言，而不是對他們而言(這場革命能夠如此天鵝絨，是因為暴政在當時穿的是毛料而非裝甲，否則我就不會有這份權利來評論您的演說了)。因此我想說的是，您在引入不便的概念時，很可能有些詞不達意，因為利己主義，無論個人的利己主義還是國家的利己主義，從來都是以他人為代價的。一個更好的概念是人心的庸俗，總統先生，可是這麼一來，您的演講就無法得出一個響亮的結論來了。講壇會對我們施加潛移默化的影響，儘管我們應該對此進行抵制，無論是否身為作家。由於我並不曾面臨您的任務，我此刻便想把您的討論帶至我認為合適的地方。我不知道您是否會贊同結論。
您在第二段的開頭說道：「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民主世界的主要噩夢就是共產主義。如今，在它開始像雪崩一般解體的三年之後，它似乎被另一場噩夢所取代，這場噩夢就是後共產主義。」然後，您相當詳細地描述了民主世界如今對生態、經濟、政治和社會災難作出的種種反應，而這些災難的發生地之前卻被人們視為風平浪靜的地方。您將這些反應與對您帶來的「不適」作出的反應相提並論，認為這樣的立場會導致「脫離現實，並最終與現實妥協」，「這會導致綏靖政策，甚至助紂為虐。這種立場的後果甚至就是自殺」。
正是在這裡，總統先生，我認為您的這個比喻讓您露餡了。原因在於，無論共產主義的噩夢還是後共產主義的噩夢都不能歸結為不適，因為它過去、現在以及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仍將幫助民主世界讓「惡」外在化。而且還不僅僅是民主世界這樣做。對於曾生活在這場噩夢裡的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尤其對於那些與這場噩夢戰鬥過的某些人，它的存在是一種可觀的道德滿足之源泉。因為，那些曾與惡戰鬥或抵抗過惡的人幾乎能自動地把自己當做好人，不會再進行自我分析。因此，如今或許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我們和整個世界，無論是民主世界還是非民主世界，應該將「共產主義」這個詞從東歐人的生活現實中抹除，這樣人們才能意識到，那種現實過去和現在都是一面鏡子。
因為人類之惡始終存在。地理名稱或政治術語提供的並非一架望遠鏡或一扇窗戶，而是我們的自我映像，亦即人的負面潛能。在我們那塊土地上長達三分之二個世紀中發生的巨大事件，不能被簡單地歸結為「共產主義」。通常而言，標籤丟失的意義遠勝過它們表達的意義，就數千萬人被殺、多個民族的生活均被摧毀這樣的事實而言，這個標籤就更無意義了。儘管劊子手和犧牲者的比例有利於後者，但是考慮到當時技術條件的落後，我們那個王國發生的事件之規模仍表明，前者的數量也可能達到數百萬，更不用說還有數百萬幫兇了。
說教不是我的強項，總統先生，更何況您還是一位改變了信仰的人。用不著我來告訴您，您所謂的「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墮落，而非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全人類的問題，我們這個物種的問題，因此便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問題。無論作為一位作家還是作為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您都不該使用這樣一個術語，它遮蔽了人類之惡的現實——我還要補充一句，這個術語就是由惡發明的，目的就是為了遮蔽惡的現實。您也不該將它稱為噩夢，因為人類的墮落並非一種夜間活動，至少在我們這個半球不發生在夜間。
如今，「共產主義」一詞用起來依然很方便，因為「主義」表示一種既成事實[3]。尤其是在各斯拉夫語言中，如您所知，「主義」指的是某種具有外國意味的現象，如果一個詞以「主義」結尾，這指的就是一種社會制度，這種體制會被視作一種強加。的確，我們那個特定的「主義」不是在伏爾加河畔或伏爾塔瓦河畔被杜撰出來的，儘管它在那兒以非同尋常的力量開花結果，但這個事實並不能證明我們那片土壤特別肥沃，因為它在不同的維度和其他截然不同的文化區域也開出了同樣繁茂的花朵。這表明，我們的「主義」與其說是一種外來的強加，不如說是一種有機的起源，這起源甚或是無處不在的。因此人們應該能想到，無論是民主世界還是我們自己，與其高聲呼籲相互「理解」，還不如來一點自我反省。(「相互理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您打算為這種理解採取什麼步驟呢？或許是謀求聯合國的支持？)
如果無法進行自省(在威逼之下都要迴避的事情為何要在閒暇安逸時去做呢？)，那麼至少關於外來強加的神話也應該被破除，因為，一個理由就是，坦克兵和第五縱隊在生物學意義上毫無差異。我們為何不乾脆從這裡開始呢？即承認在我們這個世界、我們這個世紀發生了一場人類學意義上的巨大倒退，無論它是由什麼人或什麼事引起的。它吸引了大量自私自利的民眾，他們在行動中將他們的公分母降低為道德最低值；他們的私利——生活的穩定，還有被降低至相同水平的生活標準——是靠犧牲另一部分民眾(雖說他們屬於少數派)的利益獲得的。死者的數量便由此而來。
把這一切都看成一個錯誤，一個可怕的、或許是某個無名的外來者強加給人類的政治異類，這很方便。如果這位外來者帶有相應的地理或外國姓氏，其拼讀能完全遮蔽其人類屬性，那就更方便了。組建起反對這個異類的艦隊和堡壘，這很方便，就像如今很方便地解散那些艦隊、拆除那些堡壘一樣。我還要再說一句，總統先生，如今站在講壇上彬彬有禮地談論這些問題，這也很方便，儘管我絲毫不懷疑您的彬彬有禮之真誠，我相信您的彬彬有禮的確是您的本性。能在手邊找到這種活生生的範例來證明這種做法在世上行不通，並給它加上「主義」二字，這也很方便，就像如今向它提供各種「知識技能」再冠以「後」一樣的方便。(可以預見，我們這個被「後」裝飾了的「主義」會被傻瓜們掛在嘴上，方便地流傳到未來。)
因為有件事真的會造成不便，尤其是對於西方工業化民主制的牛仔們而言，這就是，認識到在印第安人的領地上發生的災難是大眾社會的第一聲哭號，一聲彷彿來自未來世界的哭號；認識到這並非「主義」，而是在人類心頭突然裂開的一道深淵，它吞噬誠實、同情、禮儀和正義，飽食之後，呈現給依然民主的外部世界一個相當完美、平滑的表面。
但是牛仔們憎恨鏡子，這或許僅僅因為他們在鏡中比在野外更容易辨認出那落後的印第安人。因此，他們更願意騎上他們的高頭大馬，搜索沒有印第安人現身的地平線，嘲笑印第安人的落後，在被別人——首先是被印第安人——視為牛仔的過程中獲得巨大的精神滿足。
總統先生，您常被喻作哲人王，您自然能比許多人更好地體會到，在我們那「印第安部落」中所發生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及其「高貴野蠻人」的觀念(這觀念實際上始自地理大發現時代)，這種觀念認為人性本善，但總是受到不良體制之毒害，堅信體制的完善必將使人復歸其始初的善。因此我認為，除了先前已被承認、或我希望已被承認的這一點外，我們還應加上一點，即正是「印第安人」在完善自己體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們抵達了該計劃的邏輯終點：一個警察國家。或許，這一成就顯而易見的野蠻性質會使「印第安人」想到，他們應該退回內地，他們不應讓他們的體制過於完善。否則，他們就可能失去「牛仔」向他們的保留地支付的津貼。或許，人之善和制度之惡間的確存在某種比例關係。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也許有人就該承認，人性並不真的那麼善。
我們是否就落入了這一處境，總統先生，或者至少您是身在其中了？「印第安人」是否該模仿「牛仔」，或者是否該祈求神靈指點出別的道路？但願他們所遭遇的悲劇之規模本身足以保證此類悲劇不再重演？但願他們的悲傷和他們對自身遭遇的記憶足以創建一種更加富有平等精神的紐帶，勝過自由的企業精神和雙議會的立法機構？如果他們要起草一部憲法，他們或許在一開始就應該承認，在這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和他們的歷史都會讓人想起原罪。
如您所知，這可不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概念。翻譯成日常生活用語，其含義就是：人是危險的。這個原則除了能為我們敬愛的讓雅克·盧梭作一腳注外，或許還可以使我們創建一種社會秩序，如果不建在其他地方，那至少也要建在我們的國土——這片深受傅立葉、蒲魯東和勃朗毒害而忽略了伯克和托克維爾之理論的國土；這種社會秩序仰賴的基礎更少自我標榜，比我們習慣的更少，但或許其後果也更少災難性。這也可以稱得上是人類「關於自己、自己的局限以及自己在世界所處位置的新理解」，而這正是您在演講中發出的呼籲。
您在演講的結尾說道：「我們應該找到一種與鄰居、與宇宙的新關係，找到這種關係的形而上秩序，這種秩序就是道德秩序的源泉。」如果真的存在這種形而上秩序，總統先生，那麼它也是十分灰暗的，其結構方式就是各部分間的相互漠視。因此，人是危險的這一概念便十分接近這一秩序在人類道德中的顯現。每一位作家都是讀者，如果看一看您的書架，您就會意識到，您的藏書大多以背叛或兇殺為主題。至少，以人性本惡為前提創建一個社會，這看起來比以人性本善為前提要更為保險一些。這樣一來，至少有可能使這個社會在心理上更安全，如果不是在實際上(實際上也同樣可能)，因為其大部分成員，更不用說其間注定會發生的各種意外，都有可能顯得更加令人愉悅。
真正的彬彬有禮，總統先生，或許就是不讓人產生錯覺。「新的理解」，「全球責任」，「多元文化」，這些概念其實並不比當今那些民族主義者們的懷舊烏托邦或那些新貴們[4]的創業幻想好多少。此類命題無論多麼確切，其前提依然是人性本善，依然是人關於自己的這樣一種觀念，即他要麼是墮落的天使，要麼是潛在的天使。此類話題或許適合那些為工業化民主制操心的無辜者或煽動者，卻不該由您道出，您應該對人類心靈狀況的真相一清二楚。
而您目前的有利地位，我想，不但允許您向人民傳授您的知識，而且也可以對他們的心靈狀態多少有所矯正，您可以幫助他們，讓他們變得和您一樣。因為，使您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並非您的坐牢經歷，而是您閱讀過的書籍。我斗膽建議，第一步，最好能在國家的主流日報上連載這些書籍中的某幾部。考慮到捷克的人口數，這一點應該能做到，甚至可以下達總統令，儘管我不認為您的國會會反對這項計劃。只要把普魯斯特、卡夫卡、福克納、普拉東諾夫、加繆或喬伊斯提供給您的人民，您就至少可以使歐洲中部的一個民族轉變為文明的民族。
對於世界的未來而言，這樣做要比模仿牛仔好得多。這也會成為一種真正的後共產主義，而非這種學說之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如今讓您深感憂慮的「對世界的仇恨、不顧一切的自我肯定和利己主義的空前氾濫」。因為，抗拒人心之庸俗的最好辦法就是懷疑的態度和良好的趣味，我們可以在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中發現這兩者的融合，我們也曾在您的作品中看到它們。如果說一個人的負面潛質會借助兇殺而表露無遺，那麼，他的正面潛質則會在藝術中獲得最佳體現。
您或許會問，我為何不向我生活的這個國家的總統提出這個不切實際的建議呢？因為他不是一位作家，他所閱讀的東西也大多是些垃圾。因為牛仔們相信法律，他們將民主制簡化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一片治安狀況良好的大草原。而我向你提出的建議卻是文化面前的人人平等。您應該作出決定，看哪種方式對您的人民更好，看哪些書更適合拿給他們看。雖說我如果是您，我就會從您的藏書開始，因為顯而易見，您關於道德準則的那些知識可不是在法律系學來的。
忠實於您的
約瑟夫·布羅茨基
[1] 刊於《紐約圖書評論》，系對該刊1993年5月27日發表的哈維爾先生的演講稿作出的回應。——原注。譯者按：此文刊於1994年2月17日的《紐約圖書評論》，原題「Letter to a President」，俄文版題為「 」。捷克總統哈維爾的演講繫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所作，後以《後共產主義噩夢：一種交換》(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An Exchange)為題刊出。
[2] 「存在意義」一詞用的是法語「raison d'etre」。
[3] 「既成事實」用的是法語「fait accompli」。
[4] 「新貴們」用的是法語「nouveax ri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