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一小時前，我此刻站立的舞台和你們的座位都還空空蕩蕩。一小時之後，這裡又將空空蕩蕩。我猜想，在大多數日子裡這地方都是空的，空空蕩蕩是它的自然狀態。如果這地方也具有意識，它一定會因為我們的到來而感覺厭惡。這無疑是對我們存在意義的一個極好勾勒；至少對我們這場聚會的意義而言是這樣的。無論是什麼讓我們齊聚一堂，我們都不佔據比例上的優勢。我們可以沾沾自喜於我們的人數，可就空間意義而言這卻是微不足道的。
我想，人們的任何一次聚會莫不如此。但當事情涉及詩歌時，那就另當別論了。首先，詩歌的寫作和閱讀都是一門原子化的藝術，其社會性遠低於音樂或繪畫。此外，詩歌顯然渴求虛空，比如說，它就始自無窮之虛空。儘管其主要原因仍在於，從歷史的角度看，詩歌讀者在社會人口中所佔比例一直不大。因此我們應該替彼此感到欣慰，哪怕僅僅是因為我們來到這裡本身——儘管這看起來全然無足輕重——就是歷史的繼續，而這座城市裡的某些人卻認為這歷史業已終結[2]。
在所謂有記錄的歷史中，詩歌讀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從未超過百分之一。這項統計的依據並非任何專項研究，而是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的精神氣候。事實上，這氣候之變遷有時還使我們援引的這個數字顯得有些奢侈。無論是古希臘還是古羅馬，無論是燦爛的文藝復興時期還是啟蒙時期，均未讓我們感覺到詩歌的受眾人數眾多，更不用說是千軍萬馬了，也不曾讓我們感歎其讀者範圍之廣泛。
情況始終如此。我們稱之為經典作家的那些人，其名聲並非源自其同時代人，而是源自其後代。這並不是說，後代就是他們的價值之數量體現。後代只是向他們提供了他們當初本該享有的讀者規模，儘管這是事後而為的，頗費周折的。他們的實際處境常常相當逼仄，他們依附於保護人，或是紛紛擁向宮廷，就像如今的詩人紛紛擁向大學。顯然，他們不得不寄希望於主顧的慷慨，但同時也旨在獲得讀者。當識文斷字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時，詩人在哪兒才能為他的詩行找到一隻同情的耳朵或一隻關注的眼睛呢？權力的位置往往就是文化的位置，況且那裡的食物更美味，那裡的交際也比包括修道院在內的其他地方更豐富，更溫情。
許多個世紀過去了。權力的位置和文化的位置分道揚鑣，似乎也不會再走到一起。這當然是你們為民主付出的代價，為民有、民治、民享的規則付出的代價，在這個民族中，依然只有百分之一的人閱讀詩歌。如果說一位當代詩人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位同行有什麼相同之處，那麼這首先就是其作品的極小發行量。有人因其性格或許會樂於玩味這一窘境的經典特徵，為能承繼這一神聖傳統而驕傲，或是追隨眾多先輩的腳步，在對現實的坦然接受中獲得一種同等程度的慰藉。將自己與輝煌的過去聯繫在一起，這樣做最能讓人獲得心理滿足，這僅僅是因為，過去之清晰遠勝於現在，不用說，也勝於未來。
詩人永遠能憑借語言步出困境，這畢竟是他的職業。不過，我在這裡要談的並非詩人的困境；歸根結底，詩人並非犧牲者。我在這裡要談的是詩人的受眾之窘況，換句話說，也就是在座的你們之窘況。因為，我這一年的薪水由國會圖書館提供，我以公僕的心態、而非其他的身份接受了這份工作。因此，這個國家的詩歌受眾便成了我關心的問題，我這位公僕便覺得現今的百分之一比例是可怕的，不體面的，如果不說這是悲劇性的。這一評估與我的性格無關，也與一位作者因為他的書賣得不好而生的懊惱毫無干係。
在這個國家，任何一位詩人的第一或第二本詩集的標準印數約在兩千至一萬冊之間(我指的僅為商業出版社)。我所知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合眾國的人口約為兩億五千萬。這就是說，一家出版某位作者第一或第二本詩集的標準商業出版社僅在瞄準總人口中的百分之零點零零一。這在我看來是荒謬的。
數世紀以來，妨礙公眾接觸到詩歌的障礙是印刷品的匱乏和識字水平的限制。如今，這兩者實際上均已普及，於是，前面提到的那個比例就再也說不過去了。事實上，即便我們維持百分之一的比例，出版者們印出的詩人詩集也不該是兩千至一萬冊，而應為二百五十萬冊。我們這個國家能有這麼多的詩歌讀者嗎？我相信，我們有的；事實上，我相信我們的詩歌讀者比這還要多得多。究竟有多少，這自然需要進行市場調查，可這恰恰是我們需要迴避的。
因為市場調查就其定義而言是有局限的。就像任何社會學調查一樣，這需要將人口調查數據劃分為不同的組群、階層和類別。他們假定每一社會組群均具有某些固定特徵，據此對他們制定區分對待策略。這樣做自然會減少人們的精神食糧，導致他們的智性障礙。他們相信，詩歌市場是面向那些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的，出版者們僅以這類人為目標讀者。藍領階層是不會去閱讀賀拉斯的，身著工裝褲的農民也不會去讀蒙塔萊[3]或馬維爾[4]。同樣，也不能指望一位政治家會背誦傑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或伊麗莎白·畢曉普[5]。
這很愚蠢，也很危險。詳細的理由之後再講。此刻我只想說明，詩歌的傳播不能依據市場標準，因為任何一種此類測算都會對潛在的讀者估計不足。至於詩歌，市場調查的最終結果即便是借助計算機得出的，也依然純粹是中世紀性質的。我們全都識字，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詩歌讀者。書籍的傳播就是以這一假設為依據的，而不是什麼令人恐懼的需求概念。因為在文化領域，並非需求創造供給，而是相反。你閱讀但丁，是因為他寫作了《神曲》，而不是因為你感覺到了對他的需求：這個人或是他的詩都是你無法變幻出來的。
應該更大規模地向公眾提供詩歌。詩歌應該無處不在，就像環繞著我們的大自然，就像詩歌從中汲取過很多比喻的大自然；或者說，詩歌應該像加油站一樣無處不在，如果不能像汽車這樣多的話。書店不僅要設在大學校園或主要街道上，而且還應出現在裝配廠的門口。我們視為經典的那些作品應該出版便宜的平裝本，在超市裡出售。這個國家畢竟是一個有大規模生產能力的國家，我不明白，那些用來生產汽車的方式為何不能用來生產詩集——詩集可以把你們帶往更遠的地方。是因為你們不想走得更遠嗎？有可能是的。但是，如果的確如此，這也只是因為你們沒有交通工具，而不是因為我構想中的距離和目的地並不存在。
我想，即便對於一隻同情的耳朵來說，這些話也會顯得有些瘋狂。不過事實並非如此；而且這建議還非常符合經濟學。一本詩集印上兩百五十萬冊，每冊的定價比如說是兩美元，它最終獲得的收益會超過印數一萬、定價二十美元的同一本書。你們當然有可能面臨倉儲難題，但此時你們便會被迫在全國範圍內四處推銷此書。此外，如果政府意識到建立你們自己的私人圖書室之於你們的內心天職恰如商務午餐之於你們的外在天職一樣重要，那麼，政府或許會給那些閱讀、寫作或出版詩歌的人減稅。主要的輸家自然會是巴西的熱帶雨林。不過我相信，一棵樹若是在成為一部詩集還是成為一沓備忘錄這兩種命運之間做選擇，它是會選擇前者的。
一本書能走得很遠。文化領域的破釜沉舟並非一種可供選擇的策略，而是一種必要，因為選擇性的文化市場定位無論其目標何在，都注定會失敗。因此，儘管對自己此刻所面對的聽眾並不瞭解，但我仍想提出這樣一個建議，即在技術已不顯得昂貴的當下顯然已出現這樣一個機會，有可能使這個國家步入經過啟蒙的民主制。我還認為，應當盡早利用這一機會，在文字被視頻取代之前。
我建議我們從詩歌開始，這並非僅僅因為這與我們文明的發展遙相呼應——歌先於故事——而且還因為詩歌的生產更為便宜。十來本書便能構成一個像樣的開端。我認為，一位普通詩歌讀者的書架上大約擺有三十到五十本不同作者的詩集。在每個美國家庭，擺下一多半這樣的書只需一層書架，或是一隻壁爐台——或是在最糟的情況下，一個窗台。十來本平裝詩集的價格，即便在當下最多也只相當於一台電視機的四分之一。人們不讀詩，其原因並不在於人們缺少對詩歌的渴求，而是因為沒有能刺激這種渴求的可能性，亦即一書難求。
在我看來，書籍應該被送到千家萬戶的門口，就像電能，或者像英格蘭的牛奶，書籍應被視為公用事業，它們的定價應是極低的。此外，詩歌還可以在藥店出售(並不僅僅因為它們可以減少你們看心理醫生的費用)。至少，一部美國詩歌選集應被放進每一家旅館每一個房間的床頭櫃裡，與《聖經》放在一起，《聖經》肯定不會排斥這位鄰居，因為它並不曾排斥身邊的電話簿。
這一切都可以做到，尤其是在這個國家。因為撇開其他事情不談，美國詩歌是這個國家最偉大的遺產。有些事情旁觀者看得更清。美國詩歌就是一例，而我就是這個旁觀者。在大洋此岸近一個半世紀裡創作出的詩歌，其數量會使任何一種文學的同類產品相形見絀，也勝過我們那迷惑了全世界的爵士樂和電影。我猜想，關於它的質量也可以說同樣的話，因為這是一種滲透著個人責任感之精神的詩歌。對於美國詩歌而言，最為陌生的東西莫過於歐洲大陸的那些偉大特色，諸如犧牲者的感受及其劇烈擺動、熱衷指責的手指頭，語調高昂的語無倫次，以及普羅米修斯式的矯情和片面之詞。當然，美國詩歌也有其缺點，即過多目光狹隘的願景和累贅的神經質。但是，它們依然是淬煉心靈的絕好材料，而百分之一的傳播方式卻使這個民族喪失了一種不但能培養耐力、更能產生自豪的天然資源。
詩歌實質上是一種高度個性化的藝術，就某種意義而言，這個國家就是詩歌符合邏輯的居所。在這個國家，無論現代派還是傳統派，他們身上的這種個人主義傾向都發展到了乖戾的極端，不管怎樣，這也是符合邏輯的。(事實上，現代派就誕生於這種個人主義。)對於我的眼睛和我的耳朵來說，美國詩歌就是關於人的自治之頑強不屈、持續不斷的布道，如果你們願意的話，也可以稱它為一個抗拒連鎖反應的原子所唱的歌。它總的調性就是韌性和堅毅，就是毫不畏懼地直面最糟糕的事情。它的眼睛始終是圓睜著的，與其說在表示驚歎或期盼啟示，莫如說在靜待危險。它很少給予安慰(歐洲詩歌、尤其是俄國詩歌的最愛)；它充滿清晰明瞭的細節；它沒有對黃金年代的眷戀；它讚賞大膽和逃脫。如果有人要給它找一個座右銘，我建議就用弗羅斯特《僕人的僕人》一詩中的這一行：「最好的步出方式永遠是穿過。」
我敢於以如此概括的方式談論美國詩歌，這並非因為美國詩歌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和規模，而是因為我的話題就是如何讓公眾接近美國詩歌。在這一語境中必須指出，關於詩人的角色或詩人的義務等古老觀念已被他的社會所徹底顛覆。如果有人認為一位自謀職業者也具有社會功能，那麼，詩人的社會功能就是寫作，他進行寫作並非是在接受社會的委託，而是出於個人意願。他僅對他的語言負有義務，這一義務就是寫作好詩。在一位詩人寫作的時候，尤其在他寫作好詩的時候，在他使用他所處社會使用的那種語言寫作的時候，他便向這個社會邁進了一大步。而社會應做的事情就是也邁上一步，在半途迎接詩人，也就是打開並閱讀他的書。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在拋卻義務，那麼過錯也不在詩人，因為他始終在寫作。如今，在任何一種文化中，詩歌都是最高的人類語言形式。若是不閱讀或不聆聽詩歌，整個社會的語言能力便注定會下降，便會使用政治家、商人和騙子的語言——一句話，也就是社會自身的語言。換句話說，它便會喪失其進化潛能，因為，我們與動物王國其他物種的區別僅在於言說這一天賦。人們對詩歌常常發出種種抱怨，比如說詩過於難懂、晦澀、深奧等等，這些抱怨所指的並非詩歌的狀態，坦白地說，它實際表明了某個社會在進化階梯上所處的位置。
詩歌的話語是具有延續性的，它也始終在迴避套話和重複。沒有套話和重複，這正是藝術的推進器，是藝術有別於生活的主要特徵，而生活的主要修辭方式，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恰恰就是套話和重複，因為生活永遠是從零開始的。因此毫不奇怪，當今社會在偶遇了不斷延續的詩歌話語時會暈頭轉向，就像坐上了一列失控的列車。我曾在一個地方說過，詩歌不是一種娛樂方式，就某種意義而言甚至不是一種藝術形式，而是我們的人類物種和遺傳學目的，是我們語言和進化的燈塔。我們在童年時似乎能感覺到這一點，我們那時閱讀、背誦詩歌，為的是掌握語言。成年之後，我們卻放棄了這種練習，認為我們已經掌握了語言。然而，我們掌握的不過是一種習語，它或許足以用來欺騙敵人，出售產品，與人打賭，獲得晉陞，卻肯定不足以用來治癒痛苦和喚起歡樂。一個人在學會將他的語句變作一輛滿載語義的大車之前，在學會從愛人的相貌中分辨出並愛上那種「朝聖者的靈魂」之前，在熟知「一度榮光的任何記憶/都無法補償之後的漠視，/或使結局少些苦澀」[6]這樣的詩句之前，在這些東西注入他的血液之前，他就仍屬於無語言家族。這樣的人是大多數，這或許能讓人聊以自慰。
閱讀詩歌至少是一種語言上強烈的潛移默化。它還是一個高效的精神加速方式。一首好詩能在一個非常小的空間裡覆蓋一片巨大的精神領地，最終常常能使人獲得一種頓悟或啟示。之所以能贏得這種效果，是因為詩人在寫作過程中採用了(更多是無意識地)人類的兩種主要認知方式，即西方方式和東方方式。(當然，這兩種方式每個人均可隨時採用，但不同的傳統對它們仍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見。)前者注重理性，注重分析。在社會層面，它伴隨著人的自我主張，就整體而言是對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7]之命題的圖解。後者主要訴諸本能的綜合，要求自我否定，是佛陀的最佳化身。換句話說，一首詩能提供出一個完整、公正的人類精神活動的範例。這便是詩歌的主要魅力所在，此外，它還對語言的韻律和音調財富加以利用，這些財富自身便具有強烈的啟示意義。一首詩實際上就是在告訴它的讀者：「請像我一樣。」你在閱讀那一刻就變成了你閱讀的對象，變成被稱作詩的那樣一種語言狀態，它的頓悟和它的啟示都會變成你的頓悟和你的啟示。你合上書頁時，這些東西依然歸你所有，因為你再也無法返回你沒有得到它們時的空虛狀態。這便是進化的實質所在。
進化的目的既非適者的生存，亦非不適者的生存。若是前者，我們便會以阿諾德·施瓦辛格[8]為榜樣；若是在倫理上更為高調的後者，我們則不得不以伍迪·艾倫[9]為樂。無論你們是否相信，進化的目的就在於美，美比一切東西都更持久，美能派生出真，就因為美是理性和感性之綜合。在一位旁觀者看來它永遠如此，它只能在語言中得到最充分的體現，而這就是詩的作用——它既是語義的，也是語音的，兩者都同樣根深蒂固。
就這一領域的積累而言，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超過英語。誕生於英語環境或是融入這一環境，這對於一個人來說是一種最大的恩賜。剝奪這一語言的使用者充分融入這一環境的權利，這就是一樁人類學罪行，而當今的詩歌傳播體系歸根結底就是這種犯罪。焚書或是不讀書，我並不確知哪種舉動更為糟糕，但是我認為，象徵性地出版圖書介於這兩者之間。請原諒我的言辭如此激烈，但是，當我一方面想到詩人們用這一語言寫作的大量作品均無人問津，另一方面又意識到令人震驚的人口增長前景，我便會感覺到我們正面臨著一個巨大的文化倒退。我擔憂的並非文化，也不是那些偉大的或並不那麼偉大的詩人們的作品之命運。令我擔憂的是，人類在無法清晰地說出心聲、無法表達自我時，掉頭訴諸行動。因為，行動的詞彙是有限的，就像人的軀體語言十分有限一樣，因此，他就注定會採取暴力行為，使用武器而非修飾語來拓展他的詞彙。
長話短說，那些可愛的、離奇的陳舊方式該中止了。應該組建全國性的經典和當代詩歌銷售網。我認為，這應該由私人企業組建，但應得到國家支持。其目標年齡組應在十五歲以上。重點放在美國經典詩歌上。出版哪些人的哪些作品，這應該由內行的兩三個人，亦即兩三位詩人來決定。熱衷於意識形態爭吵的學院派專家應被排斥在外，因為在這一領域，無人享有指點江山的權威，唯一的依據就是趣味。美以及與其相伴的真不應服從任何哲學、政治甚至倫理教條，因為美學就是倫理學之母，而不是相反。如果你們不同意這一點，那麼就請你們回憶一下你們戀愛時的情景。
不過也應該記住，社會中總有這樣一種傾向，即為每一個時期(通常是一個世紀)指認出一位偉大詩人。這樣做的原因是為了逃避閱讀其他詩人的責任，或者是——就這件事而言——為了逃避那位天選詩人，只要你發現他或她的性格並不合乎自己的口味。事實上，在任何一個階段，在任何一種文學裡，都會同時存在好幾位同樣偉大、同樣重要的詩人，他們都能照亮你前行的路。無論人數是多是少，他們歸根結底都能被歸入各種已知的性格，必然如此，他們之不同便由此而來。他們憑借語言之恩賜來到世上，為了向社會提供一套美學標準的層次體系或色譜，供社會遵循、忽略或關注。他們與其說是榜樣，莫如說是精神導師，無論他們自己是否意識到了——他們若是沒有這種意識則更好。社會需要作為整體的他們，如果我提出的計劃能得以落實，也不應給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以偏愛。因為在這些高地上並無等級，榮耀應該均等。
我懷疑，社會鍾情於一位詩人，是因為較之於好幾個人，一個人更易忽略。一個社會若是擁有好幾個扮演著世俗聖徒角色的詩人，便會變得更難統治，因為政治家就不得不拿出至少與數位詩人相當的視界高度，更不用說是措辭水平了，而這樣的視界高度和措辭水平已經無法再被視作例外。但是，這樣一個社會或許會比我們迄今所知的所有社會都更民主。因為，民主的目的並非民主自身，否則便是多餘。民主的目的就是民主之啟蒙。沒有啟蒙意義的民主，至多也只是一片治安狀況良好的熱帶雨林，其中還有一位被指定的偉大詩人扮演人猿泰山。
我在這裡要談的是熱帶雨林，而非人猿泰山。對於一位詩人來說，被人遺忘並非一場了不得的悲劇，這是在所難免的，他能承受。與社會不同，一位好詩人永遠擁有未來，就某種意義而言他的詩作就是一份邀請，邀請我們領取未來的樣本。關於我們自己，至少可以這樣說——這或許也是對於我們的最高讚譽——我們就是羅伯特·弗羅斯特、瑪麗安·穆爾[10]、華萊士·斯蒂文斯和伊麗莎白·畢曉普的未來，我僅提這麼幾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代人都是未來，更確切地說都是逝去者的未來之組成部分，尤其是逝去詩人的未來之組成部分，因為當我們閱讀他們的作品時，我們便能意識到，他們是知道我們的，這些在我們之前出現的詩歌實質上就是我們的基因庫。它不需要我們去尊崇，它在召喚我們去閱讀。
我再重複一遍：一位詩人永遠不會是輸家。他深知，會有人繼承他的事業，在他止步的地方繼續前行。(事實上，正因為繼承者人多勢眾，激情四射，高聲喧嘩，譁眾取寵，才把這位詩人擠入了忘川。)他能承受，就像他不怕被視為娘娘腔。無法承受被遺忘之命運的恰恰是社會，與每一位詩人其實都具有的精神毅力相比，恰恰是社會成了娘娘腔，成了輸家。社會的主要力量就在於複製自我，對於社會而言，失去一位詩人就等於毀滅了一顆腦細胞。這會妨礙一個人的言說能力，在需要作出倫理選擇時無所適從，或者，這會使活的話語結滿修飾語的硬殼，使人變成一個熱情接納胡言亂語或純粹噪音的容器。不過，負責複製的器官並未受到影響。
對於某些遺傳缺陷(在個體身上或許並不顯眼，在群體中則觸目驚心)，治療手段並不多，我在這裡提出的建議也並非一種治療手段。我只是希望，我的這個主意如果能得到支持，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我們這種文化萎靡症蔓延至下一代的速度。正如我在前面所說的那樣，我接受了這個富有公眾服務精神的職位，或許，拿到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付給的薪水讓我有些腦袋發熱。或許，我把自己想像成了一位衛生局長，把一張標籤貼在當今的詩歌包裝盒上。這標籤上寫著：「如此經營方式有害國家健康。」我們活著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染病。
常有人說，忘記歷史的人注定會重複歷史，我覺得第一個道出此言的似乎是桑塔亞那[11]。詩歌不作如此斷言。不過，詩歌與歷史還是有某些相似之處：詩歌也訴諸記憶，它也能造福未來，更不用說當下了。詩歌肯定無法減少貧困，但它可以驅除愚昧。再者，它還是唯一可以抵禦人心之庸俗的保險裝置。因此，詩歌應該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給這個國家的每一個人。
在一個人口兩億五千萬的國家，一本兩美元一冊的美國詩歌選集可以賣到五千萬冊。也許不會很快賣光，但能常銷，賣上十來年，便能全都賣出去。書籍找到了自己的讀者。如果賣不出去，那就讓它們躺在那裡好了，落滿塵土，腐爛分解。總會有一個孩子，他將在垃圾堆裡揀起一本書來。我就曾是這樣一個孩子，如果我本人的例子有任何價值的話；也許，你們中的一些人也會這樣做。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我認識的一個人[12]當時身在俄國，正在把羅伯特·弗羅斯特的詩譯成俄語。我認識他，是因為我讀到了他的譯詩，那些被譯成俄語的詩作極為出色，我非常想結識譯者，同樣也非常想看到原作。他給我看了那本硬皮書(我認為是霍爾特出版社[13]的版本)，翻開的一頁上恰好是《幸福因失去長度而達到頂點》一詩。這一頁上有一隻巨大的十二號軍靴留下的印跡。這本書的扉頁上還蓋著一個圖章，圖章上的字樣為「斯塔拉格3B」，這是二戰期間位於法國某地一座關押盟軍戰俘的集中營。
這就是一本詩集最終找到其讀者的例證。它要做的事情就是時刻待在近旁。否則它就不會被踩到，更不可能被揀起。
[1] 1991年10月在國會圖書館所作演講。——原注。譯者按：此文原為擔任美國「桂冠詩人」的布羅茨基1991年10月2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所作演講，後經修改刊於1991年11月11日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此文原題「An Immodest Proposal」，是對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一個溫和的建議》(A Modest Proposal, 1729)一文的戲仿，斯威夫特的「建議」旨在「防止愛爾蘭的窮人孩子們成為他們的父母或國家之負擔」。俄文版題為「 」。
[2] 暗指福山的歷史終結說。
[3] 蒙塔萊(1896—1981)，意大利詩人，1975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布羅茨基的《在但丁的陰影中》一文就是寫蒙塔萊的。
[4] 馬維爾(1618—1678)，英國玄學派詩人，布羅茨基翻譯過馬維爾的詩。
[5] 畢曉普(1911—1979)，美國女詩人。
[6] 弗羅斯特《提供，提供》一詩中的詩句。
[7] 此處用的是拉丁文「Gogito ergo sum」。
[8] 施瓦辛格(1947年生)，美國電影中的壯漢明星，後任加州州長。
[9] 伍迪·艾倫(1935年生)，美國喜劇電影明星、導演。
[10] 穆爾(1887—1972)，美國女詩人。
[11] 喬治·桑塔亞那(1863—1952)，西班牙哲學家，批判實在論代表之一，1872年移居美國，曾任教哈佛大學，著有《理性生活》、《存在的領域》等著作。布羅茨基所引之語出自桑塔亞那的《理性生活》(The Life of Reason)，原文為：「Those who don'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fulfit it.」
[12] 即安德烈·謝爾蓋耶夫(1933—1998)，布羅茨基的友人，俄國詩人、翻譯家。
[13] 這家出版社的全稱為「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