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緣故，是繆斯所謂的女性身份(甚至當詩人為一女性時也是如此)。不過，真正的原因還是藝術比生命更長久，這一令人不快的認知導致了欲使前者服從後者的愚蠢願望。有限總是將永恆誤認為無限，並孕育出相應的設計。這當然是永恆自身的錯，因為它總是時不時地表現得像無限那樣。甚至連一個最厭惡女人、最憎恨世人的詩人也能寫出一堆愛情詩，哪怕僅僅作為對行會效忠的象徵，或是作為一種練習。這足以引起研究，進行文本註釋、精神分析法闡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總的圖式似乎是這樣的：繆斯的女性身份意味著詩人的男性身份。詩人的男性身份又意味著情人的女性身份。其結果：情人就是繆斯，或可被稱為繆斯。另一個結果是：一首詩就是作者性愛驅策力的昇華，或可以被當做諸如此類的東西來對待。僅此而已。
荷馬在寫作《奧德賽》時絕對應該是易受誘惑的，歌德在寫到《浮士德》第二部時無疑也如此，但這都無足輕重。總的來說，我們該如何看待史詩詩人呢？人怎麼能既那般的昇華又有浪子之名呢？既然我們看來和這個詞是脫不了干係了，那我們不妨文明地假設：藝術活動和性愛活動都是人們創造力的顯現，兩者均為昇華。對於繆斯這位語言的天使、這位「上了年紀的女人」而言，傳記作家們和公眾最好不要去打擾她，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那至少也要記住，她比所有的情人或母親還要年長，她的聲音比母語還要恆久。她去授意一位詩人，並不考慮這位詩人生活的地點、方式或年代，如果不是這一位詩人，那麼她便去授意下一位詩人，這部分地是因為，生活和寫作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兩個不同的動詞也由此而來)，去等同它們要比去分離它們更加愚蠢，因為文學的歷史比任何出身的個體都更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