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導致公眾精神貧乏的諸多原因中，一種窺淫癖似的傳記體裁是位居榜首的。失去貞操的少女數量遠遠超過不朽的抒情詩人，這一事實似乎沒能讓任何人清醒一些。作為現實主義的最後堡壘，傳記的基礎就是藝術能為生活所解釋這一激動人心的假設。根據這一邏輯，《羅蘭之歌》就該為藍鬍子[7]所寫(好吧，至少得由吉勒·德·雷[8]來寫)，《浮士德》則要由普魯士的腓特烈王來寫，或者，如果你們更喜歡洪堡，就由他來寫吧。
一個詩人與其不善言辭的研究者的共同之處，就是他的生活已抵押給了他的職業，而不是相反。這不僅是因為他靠碼字獲得報酬(機會很少，金額也很小)；問題在於，他還要為那些字詞而付出(經常是嚇人地付出)。正是後者創造了混亂，炮製出大量傳記，因為這種付出不僅僅以冷漠的形式呈現；流放，監禁，流亡，湮滅，自我厭惡，猶豫，悔恨，瘋狂——這形形色色的癖好也是可接受的通貨。這些東西顯然可供描寫。然而，它們都不是一個人寫作的原因，而是其結果。說句過頭的話，為了賣出作品，同時還要避免俗套，我們的詩人被迫不懈地走向無人涉獵的區域，無論是在精神、心理方面，還是在詞彙方面。如果他抵達那裡，他會發現那裡的確無人，也許只有詞的始初含義或那種始初的、清晰的聲音。
這麼做是有後果的。他做得越久，即道出一直未被道出的東西，他的行為就會變得越怪異。他在此過程中所獲得的天啟和頓悟會使他變得更加傲慢，或者更可能使他越發地謙卑，去面對他在這些頓悟和天啟的背後覺察到的那股力量。他還可能染上這樣一種念頭，即語言作為一種最古老、最具生命力的東西，正在向他——它的喉舌——傳授著它的智慧以及關於未來的知識。無論他的天性是合群的還是謙遜的，這種東西都能將他包裝起來，使他遠離那拚命地企圖借助劃過他腹股溝的公分母將他拉回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