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這一天過得多麼糟糕，或多麼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隻猴子，不再是一個人，不再是一隻鳥，甚至不再是一尾魚。大自然中的水平狀態更像是一種地質屬性，與沉積層有關：它是獻給脊椎的，是留給未來的。就整體而言，各種各樣的旅行筆記和回憶錄也具有此類特徵，其中的意識會仰面躺倒，放棄抵抗，準備休息，而不願去與現實算清賬目。
我憑記憶寫道：一九七八年，巴西之旅。很難說是一次旅行，其實就是假借國際文化交流之名義進行的一次公費旅遊；就是在晚上九點坐上一架飛機(機場裡亂作一團，因為巴西航空公司把這趟航班的票賣了兩遍；其結果是火車站裡常見的慌亂；職員們無精打采，表情冷漠，你會覺得你是在與一個國家打交道，因為這家公司已被收歸國有，每位職員都成了國家僱員)。飛機裡人滿為患，嬰兒在啼哭，我的座椅後背放不下去，它紋絲不動；我徹夜直挺挺地坐著，忍受陣陣襲來的睡意。我還想到，我在四十八小時前剛剛由英格蘭飛來。悶人，霉味，不一而足。比這一切還要過分的是，九小時的航程竟飛了十二小時，因為我們先在聖保羅降落，理由是裡約有霧，可實際上，一半乘客買的正是到聖保羅的票。
從機場到市中心，出租車沿著著名的一月河的右岸(？)行駛，河中滿是吊車和海輪、貨輪和油輪等等。隨處可見巴西海軍巨大的灰色艦船。(一天早晨我走出酒店，看到亞歷山大·韋爾金斯基[2]的兩句歌詞飄進了港灣：「當巴西的巡洋艦開過來，船長會告訴你什麼是間歇泉。」)就這樣，左手是輪船和港灣，右手則每隔一百米便有一幫曬得黢黑的孩子在踢足球。
說到足球，我得指出，如果你見識過本地人的駕駛方式，便不再會對巴西在這項運動中所取得的成功感到驚訝。這種帶球過人式的駕駛習慣真正讓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在於，這個國家居然還能實現人口增長。本地的出租車司機是拳王貝利和日本神風攻擊隊員的合體。此外，躍入你眼簾的第一個現象就是大眾牌甲殼蟲汽車的流行。這實際上是當地可見的唯一汽車品牌。當然，你時而也能看到一輛雷諾，一輛標緻，或一輛福特，但這些車顯然屬於少數。電話也是一樣，它們全都是西門子牌(和舒克特牌)。總之，德國人在這裡大權在握，不論以何種方式(弗蘭茨·貝肯鮑爾不是說過嗎：「足球是一切無關緊要的事情中最重要的。」)。
他們讓我們住進凱萊酒店，這是一座老式的十四層酒店，其電梯系統設置得十分奇特，需要不停地來回換電梯。我在這裡住了一周，這段時間裡我已習慣於將這家酒店視作一個子宮，或是一隻章魚的內臟。就某種意義而言，這家酒店比外部世界要有趣得多。裡約城，至少是我有幸看到的這一部分，相當單調，無論就其富裕還是貧窮而言，無論就其私搭亂建還是城市規劃而言。位於大海和峭壁間的那兩三公里長的狹長地帶佈滿了密密麻麻的、柯布西耶[3]般愚蠢的蜂窩狀「建築」。這圖景似乎在否定人的想像力。或許的確如此。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被完全抹去。你偶爾可見世紀之交時留下的重商主義風格的遺跡，它們的拱廊、陽台、曲折的樓梯、塔樓和門洞等物構成一個超現實主義的混合體。但這類遺跡很少見，且沒有浮雕。但同樣少見、也沒有浮雕的是那種三四層樓的小旅館，它們躲在這些鋼筋混凝土巨人身後的小街上，或處於狹窄的小道兩旁，那些小道至少呈七十五度角向山上蜿蜒，最後消失於一片常綠林中，那是一片真正的熱帶雨林。在這兒，在這些狹窄小街上，在這些小村裡，在這些用石塊壘砌的房子裡，就住著當地人，他們大都受雇於旅遊機構，他們非常貧窮，有些不管不顧的，但就整體而言並不十分好鬥。每到晚上，這裡每隔十來米就有一位拉客的，後來，一位西德領事告訴我們他的一個發現，即裡約的妓女不要錢，至少是不指望拿錢，如果嫖客願意付錢，她們會感到很驚訝。
那位長官大人的話似乎是對的。可是沒機會去驗證，因為我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從早到晚被一位兩腿修長的北歐女代表所佔據(抑或她只是一名觀察員？)，她的髮型和她相當乏味的獻身姿態會讓人想起她所處的維度，還有某某人，區別僅在於後者既不粗魯也不虛榮(我當時比現在更年輕、更剛猛，如果這個某人沒把我介紹給她那位家庭頂樑柱和他們那位不討人喜歡的孩子，我或許能克服這種缺陷，結果會稍好一些)。在我到達裡約後的第三天，這也是北歐遊戲的第二天，我們去科帕卡巴納海灘，在那兒，在我曬太陽的時候，我被偷走了四百美元，還有一隻我心愛的手錶，那是六年前利茲·弗蘭克在馬薩諸塞州送給我的。竊賊的手藝很出色，像在這裡的任何事情一樣，大自然也參與其中，這一次它以一隻淡褐色德國牧羊犬的形象現身，這條狗在海灘上四處溜躂，在主人的指揮下不時嗅嗅遊客的褲子。遊客自然不會警惕這四條腿的動物：一條漂亮的小狗在身邊跳躍，這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與此同時，那兩條腿的動物卻掏空了你的錢包，非常體貼地給你留下幾個克魯塞羅[4]，讓你能乘公交車回到酒店。因此，在此處進行潛在價格高昂的體驗是萬萬不可行的，無論那位德國領事如何斷言，邊說還邊請我們喝一種很獨特的家釀啤酒，那啤酒的顏色宛若七色彩虹。不過對他也要說句公道話，他向我們發出了有益的警告，要我們不要下海游泳，說海面下方的潛流很急，還說匈牙利使館的兩名外交官上周在眾目睽睽之下被鯊魚給吞了。
裡約的海灘的確很美。當飛機開始降低高度飛近這片大陸時，你會覺得整個巴西海岸幾乎全都是無盡的海濱浴場，從赤道直至巴塔哥尼亞。從科爾科瓦多山頂看下去，只見一座峭壁聳立於城市之上，峭壁頂上是那座二十米高的耶穌雕像(將這尊雕像贈予該城的不是別人，正是墨索里尼)，三片海灘一覽無餘(科帕卡巴納、依帕內瑪和雷伯龍)，還有裡約南面和北面的其他許多海灘，綿延的群山環繞著這座城市的白色水泥森林。在晴朗的日子裡你會覺得，你此前看到的一切不過是被抑制的想像力之蒼白、可憐的小把戲。此地的風光可以給人和神的想像上一兩堂課；正是這樣的地方使地理學獲得了好名聲。
我在此地只待了一周，因此我所說的一切都超不出所謂第一印象的範疇。有了這一前提，我只能說，裡約是一個最為抽像的地方。在這座城市，無論你居住了多少年，也依然無法產生太多的回憶。對於一位土生土長的歐洲人來說，裡約就是生物學意義上典型的中性人。這裡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引起任何聯想的建築立面、小街或門洞。這是一座本世紀的城市，它沒有任何殖民時代的遺跡，甚至沒有任何維多利亞風格的建築，唯一的例外或許就是客運碼頭上的那座龐大建築，它既像聖彼得堡的以撒教堂，又像華盛頓的國會大廈。依靠這種模糊不清的(這些八邊形、立方體和方盒子)、非個性化的特徵，依靠這些其規模和慷慨堪比整個海洋自身的海濱浴場，依靠這些令歐洲人耳目一新的本地植物所呈現出的強烈、密實、多樣和絕對的非同尋常，裡約能使人產生一種完全脫離了現實生活的感覺。似乎步入了純粹的幾何圖形，或是步入了純粹的元素結構。在這一個星期裡，我始終覺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前納粹分子或是安蒂爾·蘭波[5]：一切事情都已過去，前方是一路綠燈。
我這樣自言自語道：「很有可能，整個歐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築物上的螺旋紋、渦狀紋和葉狀紋等等裝飾，都不過是一隻猴子對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們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興起的，在那裡，植被開始發生變化，然後可以說是十分突兀地在海邊剎住了腳步，就像是隨時準備縱身一躍，回到它真正的家園一樣——這個現象難道還不夠說明問題嗎？換句話說，建築出現之地恰為自然退讓之處，一切藝術或許亦皆如此？文學就是熱帶雨林以另一種方式的延續？
至於我們這次光榮的會議，它卻是一次空洞無聊、令人難以忍受的活動，與熱帶雨林和文學均無任何關係。僅僅由於這個原因，以及後來發生的極不愉快的事情，我最好讓那些我在此認識的人改名換姓。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想讓自己改名換姓。胡裡奧·裡亞諾斯、托爾·奧斯特伯格[6]，也許還有我本人，外加那位偉大的譯者，是出席此次會議僅有的幾位作家。起初我試圖忽略這場精神錯亂，可是當你每天早晨都會碰見這些代表(男女餐廳大鱷）時，在早餐桌上，在會場和走廊裡，整件事便漸漸開始獲得現實感。到最後，我竟然像隻獅子一樣為創建國際筆會越南流亡作家小組而拚死一搏。我大動感情，淚水打斷了我的發言。
最後形成這樣一個多邊形：烏爾裡希·馮·特恩和他的妻子以及薩曼瑟(一個潛在的三角關係)，費爾南多·B(葡萄牙人)和他的妻子，托馬斯(瑞典人)和一位丹麥太太，還有我和那位由我負責照料的北歐女性。匿名是通姦的氧氣，再沒有什麼能夠像出國在外一樣讓人們的肺葉充斥著這種氧氣。我們這幫人(再加上或減去兩個偷偷摸摸、身強體壯的西德人，他倆半醉半瘋)從一家酒館逛到另一家酒館，大吃大喝。每天早餐時在酒店的自助餐廳碰面，或是在大廳裡相遇，我們彼此拋出同樣一個問題：「昨天晚上過得怎麼樣？」回答通常是我們中間的某人在白天關注過的某家餐館的名稱，或是城市管理者們打算供我們消遣的某個處所，那裡富麗堂皇，必有致辭敬酒，管理者們也感覺良好。這個國家的總統菲格雷多將軍[7]出席了我們會議的開幕式，他說了三段話，在主席台上坐了一會兒，其間還拍了拍胡裡奧·裡亞諾斯[8]那個同為拉美人的肩膀，他身邊圍著一大群保鏢、警察、軍官、將軍、元帥和本地各家報社的攝影師，這些記者滿腔熱情，似乎堅信他們的鏡頭不僅能捕捉到這位偉人的外表，而且還能探入他的五臟六腑。打量所有這些聽差、壯漢和小青年很有意思，他們隨時準備更換他們的主人或旗幟，他們繫著領帶，身著西服和漿過的襯衣——這襯衣和他們那高度緊張、曬得黢黑的長鼻子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由國家餵養的活物不像是人，而像是鸚鵡和猴子的混血兒。外加對法國的崇敬，言必稱維克多·雨果，或是安德烈·馬爾羅[9]，口音相當重。第三世界繼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結。
「您什麼時候飛回去？」烏爾裡希問我。「明天。」我回答。「你真幸運。」他說道，因為他還要留在裡約，他和妻子一起來到這裡，可能是為了挽救他們的婚姻，在這件事情上他從表面看已獲成功。於是，他在滯留裡約的時候，便與本地的德語教師們一起去海灘，夜間在酒店裡，他則從床上爬起來，只穿一件睡衣溜下樓梯，去敲薩曼瑟的房門。她的房間恰好就在他的房間下方，他住1161，她則住1061。你可以把美元兌換成克魯塞羅，但是你無法將克魯塞羅兌換成美元。
我原本計劃會後在巴西再待十來天，或是在科帕卡巴納附近租一個便宜的房間，好常去海灘，游游泳，曬曬太陽，或是去一趟巴伊亞，試著在亞馬孫河上航行一段，然後前往庫茲科，再從庫茲科去利馬，最後回到紐約。可是我的錢被偷走了，儘管我可以從我的美國運通賬戶中支取五百美元，但是我沒有這麼做。我喜歡這片大陸，尤其是這個國家，可是，我害怕我在這個世界的所見已超出我的消化能力。我的健康狀態並不是問題，它大不了只是有點礙事。畢竟，葬身於一片熱帶雨林——這對於一位俄國作者而言是有誘惑力的，因為還不曾有過這樣的事情。可是，我對南美實在一無所知，甚至連最為災難性的經歷也無法給我以任何啟蒙。手裡拿著相機，心裡沒有任何特定目的，就這樣浮在表面，這種方式有些令人厭惡。在十九世紀，人們尚可像儒勒·凡爾納和洪堡[10]那樣行事，而到了二十世紀，再去打擾當地的動物群和植物群就不應該了。不過，我畢竟看到了南十字星，還有一輪上弦新月。至於貧民窟[11]之貧困，但願每一位能夠原諒別人的人都會原諒我這樣說話，即貧民窟之貧困恰與此地獨一無二的風光構成某種呼應。在由海洋和群山構成的背景中，社會悲劇看上去似乎不那麼真實了，不僅觀眾這樣認為，就連那些犧牲者也有此感受。美景總能使現實失去某些意義，而在此地，美景則構成現實之大部。
一個神經質的人不會、實際上也不可能堅持寫日記。我當然情願捕捉或留下這七天裡遇見的某些東西，比如那些烤肉串，其中的肉塊十分巨大(即churrasco rodizio)，可是第二天，我就想返回紐約了。當然，裡約比索契、蔚藍海岸[12]、棕櫚灘[13]和邁阿密更為別緻，儘管它終日為厚厚的廢氣所籠罩，此地的悶熱則讓這層厚幕更加讓人難以忍受。但是，我所有的旅行之實質(這是一個副產品，更確切地說，是一個轉化為旅行之實質的副產品)，就在於回家，回到莫頓街[14]，就在於向我關於「家」的概念裡不斷注入新內涵，並對此進行越來越細微的闡釋。你越是經常地返回家中，這間狗窩就會變得越是真實。同樣，我匆匆遊歷過的那些山水就會變得越是抽像。我或許再也回不到鑄造街27號[15]了，莫頓街44號於是便成了避免將世界看作一條單向街的最後一搏。
在為流亡越南人打贏那場戰爭之後我們才獲悉薩曼瑟的生日，她年滿三十五歲，或四十五歲，於是，烏爾裡希夫婦、費爾南多·B夫婦、薩曼瑟，還有那位偉大翻譯家(他或許是我們中間最重要的作家，因為整個南美大陸的名聲都取決於他)便一同前往餐館慶賀。在酒精的作用下，我開始對那位偉大的翻譯家糾纏不休，認為他那些活商品都像十九世紀那些外國佬[16]一樣搶劫了我們的歐洲兄弟，當然也搶劫了那些外國佬，再添上一抹本地色彩。《百年孤獨》不過是另一位托馬斯·沃爾夫，我在閱讀《百年孤獨》的前一夜恰好(是一種不幸！)讀了沃爾夫，於是便立即意識到這種「過度擁擠」的感覺似曾相識。偉大的翻譯家親切地、懶洋洋地抵擋我，說道：是的，當然，這是對世界文化的一種難以避免的眷念，我們的歐洲兄弟們也有這個毛病，至於我的歐亞大陸同胞們，他們這方面的毛病更大；心理分析尚未在赤道以南扎根，因此，由他負責的這幾位作家還可以進行關於他們自身的幻想，不像當今的外國佬那樣。被薩曼瑟和自己那位困惑不解的伴侶夾在中間的烏爾裡希則指出，真正的罪犯就是現代主義，在現代主義逐漸淡去之後，讀者一直渴望得到真正的食物和所有這些刺激的拉美調味品，總的說來，博爾赫斯是一回事，所有這些迷幻藥般的胡言亂語則是另一回事。「還有科塔薩爾。」我補充道。「是的[17]，博爾赫斯和科塔薩爾。」烏爾裡希說道，同時看了看薩曼瑟，因為他穿著短褲，薩曼瑟的手在桌子下面從左側摸進了他的短褲，殊不知他的伴侶也想在右邊干同樣的事情。「博爾赫斯和科塔薩爾。」烏爾裡希又重複了一遍。後來，不知從哪兒又冒出來兩個醉醺醺的德國人，他倆拐走了烏爾裡希那位剛被他挽回的妻子、偉大的翻譯家和那對葡萄牙夫婦，領他們去參加某場聚會，薩曼瑟、烏爾裡希和我則沿著科帕卡巴納徒步返回凱萊酒店。途中，他倆脫光衣服，蹚進大海，很快就不見蹤影了，只有鯊魚才知道他們待了多久，而我卻坐在空蕩蕩的海灘上守護他們的衣物，一邊不停地打嗝。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即這種事情在我過去的生活中已不止一次發生過。
一個醉鬼，尤其是一個外國人，尤其是一個俄國人，尤其是在深夜，總是會有些擔心他是否還能找到回酒店的路，這種擔心會讓他漸漸清醒起來。
我在凱萊酒店的房間無論從何種標準來看都相當豪華(我畢竟是美國代表團的可敬成員)，房間裡掛著一面大鏡子，形狀像一汪湖水，顯得很暗淡，像是被厚厚的淡紅色浮萍變成了一塊天鵝絨。它與其說是在反映物體，不如說是在吸收房間裡發生著的一切，有的時候，尤其是在昏暗中，我覺得自己似乎就是一尾赤條條的鱸魚，在這鏡中的浮萍間往來游動，時而沉入水中，時而浮至水面，時而再游向水底。這一感覺十分強烈，勝過開會、與代表們交談和出席記者招待會時的現實感受，似乎所有這些事件都發生在幕後，發生在水底，在齊膝深的淤泥中。這或許也是因為那持續不斷的酷熱天氣，面對酷熱，這汪湖水便是一處潛意識中的避難地，因為凱萊酒店並無空調。無論如何，下樓前往會議大廳或是出門進城前，我都要作出一番努力，似乎在通過手工調節的方式來讓我的視力聚焦，同樣也讓我的意識和聽覺聚焦，以使我的意識擺脫這面鏡子。在面對詩句時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那些與當下全無干係的詩句會始終糾纏著你，或是你自己的詩句，或是別人的，更多是別人的詩句，更多的是英語詩而非俄語詩，尤其是奧登的詩句。那些詩句就像是海藻，你的記憶就像一條在海藻間來回游動的鱸魚。另一方面，這一印象可以解釋為一種不知不覺的自我陶醉，一個人的鏡中影像，仰仗斑駁的水銀塗面獲得一種超然的暗影，某種超越時間的味道，因為，任何一種映像的實質與其說是對自我的興趣，不如說是自旁觀角度看到自我這一事實本身所帶來的樂趣。對於我那位北歐尤物來說，這一切對她而言怕是聞所未聞的，她對這面鏡子的興趣完全是女性的，而且有些色慾性質，因為她扭動脖子，仔細打量的是這一過程，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其中的大膽自我，但無論如何都不是海藻，更不是一條鱸魚。這汪湖水的兩旁掛著兩幅彩色版畫，一幅畫描繪半裸的黑人女子們在收穫芒果，另一幅是開羅城的景色。鏡子下方是一台壞了的電視機。
會議代表中有兩個引人側目的敗類，一位是來自保加利亞的老年女密探，一位是來自民主德國的墮落的老年文學批評家。前者能說英語，後者則說德語和法語，其結果，聽他倆的發言，人們(或者說至少是我)便會生出一種極為特殊的感覺，感覺文明正在被玷污。聽到他們用英語道出這些國產廢話則尤其令人痛苦，因為英語似乎已完全不適用於此類謊言，儘管在一百年前用俄語說這樣的話或許也同樣令人難受，誰知道呢。我沒記住這兩個人的名字，她是一位羅扎·克列勃[18]之類的人物，我想她應該是一名預備役少校，她身著灰色裙裝，專心審閱文件，厚厚的眼鏡，始終在工作。不過，更妙的還是他：一位御用批評家，與其說是個筆桿子不如說是個話癆子，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寫出《約翰內斯·貝歇爾早期創作風格》之類的東西(貝歇爾曾在斯大林七十歲生日時寫了一首十四行詩，詩是這麼開頭的：「我今晨醒來，覺得有一千隻夜鶯在齊聲歌唱……」「一千隻夜鶯」[19]……)。當我嘟嘟囔囔地為越南人說話時，這兩個人發出噓聲，那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甚至向大會主席發問，問我代表哪個國家。後來，在就越南問題進行表決之後[20]，這個臭大糞還晃到我面前，說出這樣一些話來：「可是我們不清楚他們的文學呀，你真的會讀他們的作品嗎，我們畢竟是歐洲人，難道不是嗎？」諸如此類。對此我回答道，印度支那的人口比民主德國和不民主德國的人口加起來還要多n倍，因此他們也可能擁有某些堪與安娜·西格斯和[21]斯蒂芬·茨威格相提並論的作家。但就整體而言，這類舉動很可能只會使人想起鄉間市場上的吉卜賽人，他們會把你逼到牆角，不斷擠壓你的領地需求，直衝著你的臉，你之前只允許你的前女友如此貼近，而且還不經常允許！畢竟，如果他們保持正常的距離，那誰還會給他們施捨呢？這些傢伙也一樣，他們抓著你的衣服扣子，捲著舌頭發出法語的r音，似乎這裡就是特羅卡德羅[22]，他們鑲著意大利鏡框的眼鏡閃著亮光。這群歐陸人就這樣當場化作了一鍋粥，因為這是爭論，是莫名其妙的廢話，是援引費爾巴哈或黑格爾，或者是另一位大鬍子的話癆，一頭蓬亂的灰髮，一個在他們的抑揚頓挫與邏輯思維中的絕對制高點。
阿弗羅斯坦同樣如此，甚至比歐洲人更甚。這類人很多，來自塞內加爾、象牙海岸以及我不記得名稱的某些地方。老練的烏木腦袋，肥胖的框架，身著上等織物，來自巴黎世家[23]等處的閒人，腹中鼓鼓地裝著在巴黎的生活體驗，因為對於一位生活在左岸的激進女性來說，如果她從未有過一位來自第三世界的革命黑人，那就不叫生活，而這就是他們展開行動的地方，因為本地的阿拉伯農夫和貝都因人對他們來說沒有意義，更不用說這些越南人了。「你們的有色人種兄弟們在受苦。」我在哭訴。「不，」他們回答，「我們已經與民主德國達成協議，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格爾[24]本人不讓我們這樣。」另一方面，如果這次大會不是在裡約召開，而在某地的松樹和松鼠間舉行，有誰知道呢，他們的說話方式或許會是兩樣。而在這裡，自然，每件東西都過於熟悉，比如棕櫚和籐蔓，吵鬧的鸚鵡。或許，蒼白面色的維度地區更適合開展這種負疚和同情的展示表演，雖然這樣的表演通常姍姍來遲。要不，或許就是一隻落水狗，一旦被餵得飽飽的，便會與嬌生慣養的狗發出同樣的叫聲。或者，它至少渴望一根狗鏈子。
最糟糕的是當這一切引得我胸口左側某些部位陣陣犯痛的時候；總的說來，當某些活動在不講英語的地方舉行時，我會感覺最不舒服。就像奧登常說的那樣：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在一家大旅店，讓那裡的人們手足無措。我認為此事的確會發生，報紙媒體會亂作一團，但是無人願意想到這一點，儘管應該想。無人願想，並非因為他不願意去想它，而是因為這東西——我們暫且稱之為「不存在」，儘管很容易找到一個更短的名詞——不願人們洩露它的秘密，它憑借其近在咫尺恐嚇人們，阻止人們思考那些問題。因此，即便你後來經歷並克服了這恐懼，你想到了這一點，卻依然無法記下任何東西。就整體而言讓人感覺奇怪的是，大腦搖身一變，從盟友——這本是它在此危難時刻應該扮演的角色——變成了第五縱隊，減弱你原本就不怎麼強大的抵抗力。你想的不是如何掙脫這根繩索，而更像是在思忖你自己在腦中描繪出的恐怖結局。我躺在凱萊酒店裡，盯著天花板，等著救心丸產生作用，等著我的北歐女伴出現，她的腦袋裡只有沙灘。但是我最終達到了目的，我提議的越南小組獲得通過，在這之後，一位小個子越南女子眼含熱淚，代表她的人民向我們表示感謝，她說，如果我將來到了澳大利亞(她就是被他們從澳大利亞送到裡約來的，路費是募捐來的)，一定會受到皇室般的接待，能吃到紅燜袋鼠耳朵。我沒有購買任何巴西產品，除了一罐爽身粉，因為我在城裡四處遊走，磨痛了敏感部位。
最好的事情就是我與烏爾裡希在酒吧的夜間交談，酒吧裡，當地的鍵盤手滿懷激情地演奏著《探戈舞曲》和《玉米棒》[25](其真名在俄國被稱為《阿根廷探戈》)，但《波基上校進行曲》卻奏得很糟。原因在於演奏者那南方的、不同的、感傷的(儘管也不乏殘忍的)性格，他領悟不了冷靜的否定。在我們的一次交談中(鬼知道我們談的是什麼，好像是卡爾·克勞斯[26])，我的北歐女伴——好吧，我們就稱她為斯特拉·波拉裡斯吧——加入了我們的談話，十分鐘之後，她搞不懂談話的內容，便胡言亂語起來，滔滔不絕，使得我幾乎想衝她的鼻子給她一拳。觀察一頭始終潛伏在正常狀態下的小野獸如何在一個人的身上醒來，這會讓人大開眼界。在斯特拉身上醒來的顯然是一隻臭鼬，看到那隻小小的黃鼠狼在她內心醒來——而就在一個小時前，這個人還在翻動發言稿，對著話筒道出那些拉丁化句子，面對本城和世界[27]——這著實非常有趣。我想起那件帶有深藍色圖案的淡黃色裙子，早晨穿的大紅色睡袍，還有一隻野獸所懷有的偏執敵意，這隻野獸開始意識到自己在凌晨兩點是一隻野獸。好吧，如果這隻野獸不這麼搖擺不定的話，也就不會有進化了。探戈舞曲的節奏，幾對男女在昏暗中竊竊私語，甜蜜的烈性酒，烏爾裡希臉上那困惑的眼神。這個無賴毫無疑問在思考，此刻前往何處結果更好，是前往被拯救的婚姻還是去找薩曼瑟，後者天然具有一種能征服有教養的歐洲男人的魅力。
作為這次重大活動的收場戲，這座城市的管理者們在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場提供酒水和茶點的招待會，這座建築風格富有先鋒色彩的文化中心似與裡約隔著好幾個光年。在前往文化中心的路上，多邊關係開始慢慢改變其輪廓，在返程的大巴上這種變形更為明顯，這得歸功於M.S.，他表現得像一位真正的民族學家，向一位當地的年輕女譯員展開一場攻城戰。隨後，代表們開始離會。那位北歐之星返回銀色國度，我下到酒店大堂時太晚了，沒來得及和她說聲再見。那個三角形(烏爾裡希、他妻子以及S.)要前往巴伊亞，然後沿亞馬孫河往上，從那裡再去庫斯科。幾位醉醺醺的德國人返回家鄉，而身無分文的我捂著自己的胸口，心律紊亂地返回自己的住處。前一天晚上，那個葡萄牙人(他曾帶我們去參加當地的一個宗教儀式，對我們說那就是伏都巫術，可結果只是一種普通的多神教版本，是在一個可怕的工人居住區舉行的集體祈禱：搗碎的植物，表情麻木的合唱隊的單調歌聲，這一切都在一所中學的禮堂進行，外加石印的聖像，未冰鎮的可口可樂，幾條滿身潰瘍的狗，返程時還無法攔到出租車)和他那位又高又瘦、充滿醋意的妻子一同去了一座只有他知道在何方的半島，因為他會講本地語言，那裡的巫師們能借助魔法恢復男人的性功能。雖然任何一個國家都只是空間的延續，但這些第三世界國家仍有著它們某些特殊的失望和絕望；在其他地方由國家安全機構造成的普遍的萎靡不振，在此處則是由貧困造成的。
歸根結底，我並未看見這個地方。我懷疑自己曾見過我記得我見過的那些東西。心臟病患者不被允許乘飛機旅行，或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因為他們的內心狀態會影響到他們的接受能力。至少，他們的焦距有些偏離。但誰又能抗拒一張往返票的誘惑呢，尤其是一處充滿異國情調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往返行程也是一種可怕的心理陷阱，因為返程票會使你喪失在心理上融入該地的所有機會。此類旅行的最佳結果，就是面帶微笑的你在某個糟糕背景裡拍下的一張快照，在植物園裡，我和斯特拉·波拉裡斯的確相互拍攝了這樣幾張照片。不過相機是她的。這至少使我擺脫了又一個儘管是很小的屈辱，抹去了我曾到過巴西的又一個、或許是最後的證據。
我真的到過那裡？說到底，我想我應該說「是的」，哪怕僅僅因為，我到沒到過那裡並無任何區別，承認自己的無足輕重永遠勝過否認你的無足輕重。如何判斷一個人的生命價值，一開始並無一個客觀範疇；但是，降低其價值的最好方式就是將它暴露在大庭廣眾之間，讓人們一覽無餘。簡言之，就是將它置入空間。歸根結底，人們之所以旅行，之所以要借助陌生人來摩擦自己的瞳孔、肩膀和肚臍，原因或許正在於此。或許，這整場遊戲的名稱就叫謙卑，那滲透進骨骼的疲憊就是這種美德發出的真聲。無論如何，這個聲音告訴我，說我去過巴西。再無其他痕跡。即便那四百美元此刻已被那位竊賊花光，即便那些越南作家在澳大利亞已獲得合法的集會權利，此刻大約也已得到合適的文具。你曾參與某項活動，可你已難以回憶那項活動的結果，這讓人感覺奇怪，但是你若索求更多，那便是一種純粹的傲慢。
同樣，我的筆也未能留下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沒寫出一首傳世的抒情詩。人們當然希望像記者或畫家那樣立馬搞出點什麼東西，可是人們很少走運，我也不走運。「無一日無詩」[28]的說法背後隱含著這樣一種意識，即一個人可能一頓飯吃掉了他一個星期的薪水。解決方式就在於發明一種能夠每天都有產出的藝術風格(如貝裡曼[29]的《夢歌》或洛威爾[30]的《歷史》)，儘管這裡有陷入喋喋不休的危險。好吧，在碼字這門職業中，負疚感是一種更好的載體，勝過自信。我猜想，負疚感也是一個更好的內容。無論如何，在關於此次旅行的筆記中有這麼幾段裡約桑巴詩，這的確是一首打油詩，但有些韻腳還不太糟糕：
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長出八字鬍，改變你的生理。
在這裡富人更富，窮人更窮，
這裡的每位老人都是黨衛軍少校。
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沒有一個城市有這般的活躍。
這裡的電話全都是西門子，
連猶太人也駕著大眾車狂奔。
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主宰此地的是烏拉尼亞而非克利俄。[31]
建築是科比西埃的蜂窩餅乾，
儘管這一次你怪不得德國空軍。
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這裡的鳥全都會唱「啊多麼輝煌」。
被抓的魚也唱，高傲的白天鵝
也在隆冬時節用葡萄牙語歌唱。
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這是第三世界，人們依舊閱讀
托洛茨基、格瓦拉和其他強人；
落後為他們免去了導彈發射井。來到裡約，哦來到裡約。
你們若成雙前來，會三人一起離開。
若是你孤身前來，會空著腰包回去，
你的思想只值一個克魯塞羅。
當然，不離開曼哈頓或許也能寫出這首詩。有過許多比這好得多的詩，甚至我也寫有比這更好的東西。負罪感，如我前面所言，是一個更好的載體。我畢竟蘸了蘸南大西洋的海水，並讓我的身體完全浸入那到目前為止僅出現在高中地理課上的東西。故我在。[32]
我在那裡還得到當地一位藥劑師的款待，他生長在南斯拉夫，與德國人或意大利人打過仗，他也像我一樣時常捂著胸口。原來，他幾乎讀過我寫的所有東西；他答應為我找一台小型愛馬仕打字機，我喜歡這種打字機的字體，他在萊布隆海灘的烤肉店請我吃飯。每當遇見像他這樣的人，我都感覺自己像個江湖騙子，因為他們想像中的我其實並不存在(我寫作了他們剛剛讀完的那些作品，但從我完成寫作的那一時刻起我即已停止了在那些作品中的存在)。始終存在的是一個焦慮不安的瘋子，他試圖不去傷害任何人——因為最重要的並非文學，而是那種不給任何人造成痛苦的能力。不過我並沒有爽快地承認這一點，而是胡扯了一通康捷米爾、傑爾查文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他們張大嘴巴聽著，似乎這世界上除了絕望和神經官能症，除了擔心每一秒鐘都會冒煙的恐懼心理，還有些別的東西。不過，甚至連俄國文化的官方使者們，特別是某些特定年齡的使者，也會產生同樣的感覺，尤其是當他們步履蹣跚地走在摩加迪沙和黃金海岸的時候。因為每個地方都有塵土、被侵蝕的土地、廢銅爛鐵和爛尾樓，都有大量皮膚黢黑的當地人口，對於他們而言你毫無意義，一如對於你自己而言。有時，在很遠的地方，你能看見大海的藍色光芒。
無論旅行如何開始，它們的結局總是相同：躲進自己的角落，躺上自己的床鋪，步入一種淡忘狀態，忘卻已成為過去的一切。我未必會再次前往那個國家和那個半球，但至少，在我回來的時候，我的床鋪甚至更像是「我的」了，對於一位自己購買傢俱而非繼承傢俱的人來說，僅此一點便足以使他覺察到最無目的的漫遊之意義。
一九七八年
[1] 本文寫於1978年，首發於巴黎俄文雜誌《大陸》1990年第63期，俄文題為「 , 」，英文題為「After a Journey, or Homage to Vertebrae」，由作者參與翻譯的英文版與俄文版有所出入，此處以英文版為準。
[2] 韋爾金斯基(1889—1957)，俄國演員、歌手，20世紀上半期俄國流行樂壇的偶像。
[3] 柯布西耶(1887—1965)，瑞士建築學家，20世紀的現代派建築大師。
[4] 巴西的貨幣單位。
[5] 蘭波(1854—1891)，法國詩人。
[6] 這大約是作者為與會作家「改名換姓」後列出的兩個姓名，在俄文版中他此處直接提到的是略薩。
[7] 菲格雷多(1918—1999)，巴西四星上將，1979—1985年間任巴西總統。
[8] 此處在俄文版中寫明略薩。
[9] 馬爾羅(1901—1976)，法國作家，曾任法國文化部部長。
[10] 洪堡(1769—1859)，德國博物學家。
[11] 「貧民窟」用的是葡萄牙語「favela」。
[12] 位於法國東南部。
[13] 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14] 布羅茨基紐約居所所在的街道。
[15] 布羅茨基一家當年在列寧格勒的住處。
[16] 此處的「外國佬」(gringo)是西班牙人和拉美人對來自英語國家的人的蔑稱。
[17] 這裡的「是的」用的是德文「Ja」。
[18] 伊恩·弗萊明(1908—1964)的小說《詹姆斯·邦德系列》中《懷著愛來自俄國》一書(後改編為同名電影)中的女主角，是詹姆斯·邦德的對手。
[19] 此處用的是德文「Eine tausend Nachtigallen」。
[20] 此處的「之後」用的是法語詞「apres」。
[21] 這裡的「和」有意用的是德文的「und」。
[22] 巴黎街區，隔塞納河與埃菲爾鐵塔相望，又稱「夏樂宮」。
[23] 法國一時尚品牌。
[24] 桑格爾(1906—2001)，塞內加爾詩人，1960—1980年間任塞內加爾總統。
[25] 此處兩首曲目名用的是西班牙語「La Comparsita」和「El Choclo」。
[26] 克勞斯(1874—1936)，奧地利詩人、出版家。
[27] 「面對本城和世界」用的是拉丁語「Urbi et orbi」。
[28] 此處用的是拉丁文「nulla dies sine linea」。
[29] 約翰·貝裡曼(1914—1972)，美國詩人。
[30] 羅伯特·洛威爾(1917—1977)，美國詩人。
[31] 烏拉尼亞是掌管天文的繆斯女神，克利俄則掌握歷史。
[32] 「故我在」一句用的是拉丁文「Ergo 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