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瑞典科學院院士們，尊敬的皇室成員，女士們、先生們：
我出生、成長在波羅的海的彼岸，實際上就在它那灰色的、窸窣作響的書頁背面。有時在晴朗的日子裡，尤其是在秋天，我的一位朋友站在克洛米亞基[2]的一處沙灘上，會遙指著西北方向，視線越過這水的頁張，說：「你看到那一道藍色陸地了嗎？那就是瑞典。」
當然，他是在開玩笑，因為角度不對，因為根據光學原理，人的肉眼在開闊的空間裡只能看見二十英里範圍內的物體。然而，那片空間並不開闊。
儘管如此，女士們先生們，我仍十分愉快地想到，我們呼吸過同樣的空氣，吃過同樣的魚，淋過同一場雨——有時是有放射性污染的雨，暢遊過同一片大海，看膩了同一種針葉林。由於風向，我在窗口看到的雲是你們見過的，或者相反，你們看到的雲是我所見過的。我十分愉快地想到，在我們於這座大廳相遇之前，我們之間已經有了某些共同之處。
至於這座大廳，我想，它幾小時前還空無一人，幾小時後又將空無一人。從這大廳四壁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出現，尤其是我的出現，純屬偶然。概括地說，從空間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出現在這大廳裡的人都是偶然的，除非他的出現具有那種恆久的、通常不具生命特徵的風景特性，比如說冰川、山峰和河灣。正是某個人或某件物在一處早已習慣自身內涵的空間中毫無徵兆地出現，才能製造出一種事件感。
因此，當我感謝你們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時，我實際上是在感謝你們賦予我的創作以某種恆久性特徵，比如說，就像廣闊的文學風景中一塊冰山碎片所具有的特徵。
我充分意識到了這個比喻之冒險，因為它隱含著冷若冰霜、毫無益處以及或快或慢的消融。但是，只要這些浮冰含有一點富有生氣的礦產(我很不謙虛地希望情況如此)，那麼，這個比喻就可能是相當謹慎的。
既然這麼快就談到了謹慎，我還想補充一句，在有案可查的歷史中，詩歌讀者的數量很少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一。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古希臘羅馬時期或文藝復興時期的詩人們均傾向宮廷，即權力的中心；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如今的詩人們均落戶於大學，即知識的中心。你們的科學院堪稱兩種「中心」之合成；如果在將來，在我們已經作古的將來，這百分之一的比例還能得以保持，這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賴於你們所付出的努力。如果這幅未來圖景讓你們覺得過於陰暗，我則希望，關於人口爆炸的想法能讓你們稍稍感到振奮。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也意味著一支龐大的讀者大軍，即便是在今日。
因此，女士們先生們，我對你們的感激便不完全是自私的。我在代表這樣一些人感謝你們，你們的決定喚起了他們在今天或明天閱讀詩歌的熱情。我並不能肯定人終將獲勝，我那位偉大的美國同胞所說的那樣，我記得他好像就是站在這間大廳裡道出此話的[3]；但是我堅信，一個閱讀詩歌的人要比不讀詩歌的人更難被戰勝。
當然，從聖彼得堡到斯德哥爾摩是一段歷經曲折的道路，而對於從事我這門職業的人而言，直線是兩點之間最短距離的概念早已失去其魅力。因此，我高興地意識到，在得到機會時，地理也同樣能夠實施其詩意的懲罰。
謝謝大家！
一九八七年
[1] 這是布羅茨基198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致辭，後以「Acceptance Speech」為題刊於《紐約圖書評論》1988年1月21日，俄譯題為「 」。
[2] 聖彼得堡郊區的一處海灘。
[3] 指美國作家福克納(1897—1962)，他於195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在受獎演說中說：「人不僅能堅持，人還終將獲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