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詩人比作根深蒂固的唐·喬萬尼[2]的想法現在十分流行。像許多在公眾的想像中極為風行的概念一樣，它好像也是工業革命的副產品，這場革命通過其在人口積聚和識字率方面實現的質的飛躍，催生出了公眾想像這樣一種現象。換一種說法，詩人這幅肖像的出現更多地應歸功於拜倫勳爵《唐璜》一書的廣泛成功，而不應歸結於其作者本人的浪漫記錄，那份記錄對於當時的公眾而言也許是令人驚異的，然而卻是難以倣傚的。再說了，每出一個拜倫，我們總能找出一個華茲華斯來。
作為具有社會統一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市井風氣的最後一個階段，十九世紀產生出大批觀念和見解，直到今天它們仍留存在我們心中，或是引導著我們。就詩歌而言，十九世紀無疑是屬於法國的；也許，法國浪漫主義者和象徵主義者們熱情誇張的舉止和對異域情調的追求，又在關於詩人的朦朧認識上添加了一個沒有文化的總體看法，即法國人都是被驗明正身的非道德主義者。總的來說，在對詩人的這種惡意攻擊中潛藏著一個本能的願望，即損害或縮小詩歌的權威，每一種社會形態，無論它是民主制度、專制制度，還是神權制度、意識形態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懷有這樣的願望，因為詩歌除了能與國家構成競爭之外，還會對自己的個性、對國家的成就和道德安全、對國家的意義提出疑問。在這一方面，十九世紀不過是隨了大流：一談到詩歌，每一位資本家都是一個柏拉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