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五十五留侯世家，記載圯上老人授書張良的故事，甚為生動：「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至，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
老人與良約會三次。第一次平明為期，平明就是天剛亮，語義相當含糊，天亮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平明，本難確定。「東方未明」是一階段，「東方未晞」，又是一階段，等到東方天際泛魚肚色則又是一階段。良平明往，未落日出之後，就不算是遲到。老人發什麼脾氣？說什麼「與老人期」之倚老賣老的話？第二次約，時間更不明確，只說早一點去。良雞鳴往，「雞既鳴矣」，就是天明以前的一剎那，事實上已經提早到達，還嫌太晚。第三次良夜未半往，夜未半即是午夜以前，這一次才滿老人意。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早明說，雖然這是老人有意測驗年輕人的耐性，但也不必這樣蠻不講理的折磨人。有人問我，假如遇見這樣的一個老人作何感想，我說我願效禪師的說法：「大喝一聲，一棒打殺！」
黃石公的故事是神話。不過守時卻是古往今來文明社會共有的一個重要的道德信念。遠古的時候問題簡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根本沒有精確的時間觀念，而且人與人要約的事恐怕也不太多。《易·系辭》所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不失為大家在時間上共立的一個標準，晚近的廟會市集，也還各有其約定俗成的時期規格。自從有了漏刻，分晝夜為百刻，一天之內才算有正確時間可資遵循。周有挈壺氏，自唐至清有挈壺正，是專管時間的官員。沙漏較晚，制在元朝。到了近年，也還有放午炮之說。現代的準確計時之器，如鐘錶之類，則是明季的舶來品，「明萬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瑪竇來獻自鳴鐘」（《續通考·樂考》），嗣後自鳴鐘在國內就大行其道。我小時候在三貝子花園暢觀樓內，尚及見清朝洋人所貢各式各樣的自鳴鐘，金光燦爛，洋洋大觀。在民間幾乎家家案上正中央都有一架自鳴鐘，用一把鑰匙上弦，晝夜按時刻叮叮哨哨的響。外國人家牆上常見的鷓鴣鐘，一隻小鳥從一個小門跳出來報時，在國內尚比較少見。好像我們老一輩的中國人特別喜愛鐘錶，除了背心上特縫好幾個小衣袋專放懷表之外，比較富裕人家牆上還常有一個硬木螺鈿玻璃門的表櫃，裡面掛著二三十隻形形色色的表，金的、銀的、景泰藍的、悶殼的，甚至背面殼裡藏有活動秘戲圖的，非如此不足以饜其收藏癖。至於如今的手錶（實際是腕表）則高官大賈以至販夫走卒無不備有一隻了。
普遍的有了計時的工具，若是大家不知守時，又有何用？普通的衙門機關之類都定有辦公時間，假如說是八點開始，到時候去看看，就會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大抵較低級的人員比較最守時，雖然其中難免有幾位忙著在辦事桌上吃豆漿油條。首長及高級人員大概就姍姍來遲了，他們還有一套理由，只有到了十點左右辦稿擬稿逐層旅行的公文才能到達他們手裡，早去了沒有用。至於下班的時間，則大家多半知道守時，眼巴巴地望著時鐘，誰也不甘落後。
和民眾接觸最頻繁的莫過於銀行郵局，可是在門前逡巡好久，進門燒頭炷香的顧客不見得立刻就能受理，往往還要佇候一陣子，因為櫃檯後面的先生小姐可能很忙，忙著打開保險櫃，忙著搬運文件，忙著清理卡片，忙著數鈔票，忙著調整戳印，甚至於忙著泡茶，在在都需要時間。顧客們要少安毋躁。
朋友宴客，有一兩位照例遲到，一碟瓜子大家都快嗑完了，主人急得團團轉，而那一兩位客偏不來。按說「後至者誅」才是正理，但是後至者往往正是主客或是貴賓，所以必須虛上席以待。舊日戲園演戲，只有兩盞汽油燈為照明之具，等到名角出台亮相，則幾十盞電燈一齊照耀，聲勢非凡。有遲到之癖的客人大概是以名角自居，遲到之後不覺得歉然，反倒有得色。而遲到的人可能還要早退，表示另有一處要應酬，也許只是虛晃一招，實際是回家吃碗蛋炒飯。
要守時，但不一定要分秒不差，那就是苛求了。但也不能距約定時間太遠，甲欲訪乙，先打電話過去商洽，這是很有禮貌的行為，甲問什麼時候駕臨，乙說馬上就去。問題就出在這「馬上」二字，甲忘了叮問是什麼馬，是「竹披雙耳峻，風入四蹄輕」的胡馬，還是「皮干剝落，毛暗蕭條」的瘦馬，是練習縱躍用的木馬，還是渡過了康王的泥馬。和人要約，害得對方久等，揆諸時間即生命之說，豈是輕輕一聲抱歉所能贖其罪愆？
守時不是容易事，要精神總動員。要不要先整其衣冠，要不要攜帶什麼，要不要預計途中有多少紅燈，都要通過大腦盤算一下。遲到固然不好，早到亦非萬全之策，早到給自己找煩惱，有時候也給別人以不必要的窘。黃石公那段故事是例外，不足為訓。記得莎士比亞有一句戲詞：「赴情人約，永遠是早到。」情人一心一意地在對方身上，不肯有分秒的延誤，同時又怕對方忍受枯守之苦，所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老早地就去等著，「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了。
我們能不能推愛及於一切邀約，大家都守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