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輩人從貧賤和戰火中赤腳走來，從來鄙棄文人，信仰勇武和權力，以直覺行商，以情義交人。早年搏命鑽營，縱橫政商，鐵腕弄權，無所不用其極；晚年看淡貧富，重情愛鄉，古道熱腸，祈望以善名留世。
一
記得20餘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導遊帶我遊歷港九各地，常常指著一個建築物告訴我，這是某某人的別墅，這是某某人的大廈，這是某某人投資的樓盤……在這些名字中，霍英東被數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處小樓前，導遊神秘地說，這是霍某人當年存放武器的倉庫云云。
跟絕大多數的東南亞華商一樣，霍英東出身貧寒。在20世紀20年代，香港還是一個偏冷的小漁港，霍英東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漁船上，父母終日捕撈為生。幸運的是，他13歲的時候被送進了當時香港英倫政府開辦的第一間官立學校。在那裡，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語言與文化的熏陶，使他成為第一批與西方思想對接的華人少年。
他的創業史也是從最底層開始的，他當過鏟煤工、機場苦力、地下機車司機，稍稍有了一點積蓄以後，辦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雜貨店。他賺到的第一桶金便與倒賣有關，抗戰勝利後，政府拍賣戰時剩餘物資，霍英東借了100元參加投標，拍中一套1.8萬元的機器，一轉手就賺了2.2萬元。從此，他的人生就與貿易勾連在了一起。
霍英東嶄露頭角是在朝鮮戰爭時期。當時中美開戰，在美國的主導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的決議，內地物資空前短缺。香港作為毗鄰內地的唯一自由港，儘管受到英國政府的嚴厲監控，但仍然是一條最可能的管道。余繩武、劉蜀永在《二十世紀的香港》一書中記錄道：「朝鮮戰爭給予香港人一個機會，就是暗中供應中國內地急需的物資，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躋身於上流社會之中。」1995年，霍英東在接受冷夏採訪時，第一次親口承認了當年的作為，他說自己最早是從販賣柴油開始的，後來做過藥品、膠管，等等，但是「絕對沒有做軍火生意」。那段歷史至今籠罩在迷霧之中。一個可以確定的事實是，當年有眾多東南亞華商，或因為愛國，或出於牟利，都積極地從事過向中國內地偷運物資的活動，印尼的林紹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販運商，而香港的包玉剛和霍英東則因此被美國政府列入「黑名單」。也許正是因為這一段戰火情義，這些商人與中國政府結下了深厚感情，為日後的商業往來奠下了基石。
20世紀50年代後期，香港步入繁榮期，人口急劇膨脹，商業超級發達，房市、股市「花繁葉茂」，老一輩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與兩市有關。新鴻基的創始人郭得勝在當年就有「工業樓宇之王」的稱號，恆基的李兆基人稱「百搭地王」，李嘉誠靠造樓神奇發達的故事更是廣為人知。霍英東是最早入樓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個編印「售樓說明書」的地產商，也是「賣樓花」——分期付款的發明者。正是有了這種銷售方式，房地產才變成了一個普羅大眾都可以參與的投資行業。在這個迅猛成長起來的大市場裡，霍英東縱橫跌宕，出入從容，成為盛極一時的「樓市大王」。據稱極盛之時，港九70%的住宅房建設與霍家有關。
那是一個讓人神往的「香港時代」。整個世界進入200年以來最長的和平時期。美國經濟呈現強大的引導力量。在東亞，中國正陷入計劃經濟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隆崛起，韓國、新加坡及中國台灣地區等「亞洲四小龍」相繼繁興。便在這種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絕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為遠東最具活力和成長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這個時代裡，一個商人的命運往往是水漲船高，而其事業的格局大小，則與他所從事的行業有很大的關係。在30多年裡，霍英東先後涉足香港房產、澳門娛樂業、船務運輸等領域，膽大心細，敢於一搏，在水深洋大處造大船、謀大業，自然成就了一番旁人不及的事業。
二
霍英東是所有香港商人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可能是中國內地知名度最高的香港商人之一，其得名並非因為財富之巨，而是因其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投入。
東南亞華商的崛起，一個非常顯赫的特點是「政商特徵」。菲律賓首富陳永栽靠與政府合辦捲煙公司而一時發達。印尼的林紹良更是「紅頂商人」的典範。他在印尼獨立戰爭期間，把一個名叫哈山·丁的獨立軍領導人在家裡藏了1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國第一任總統蘇加諾的岳父。憑借這層關係，林紹良獲得了丁香進口專利權，繼而壟斷了印尼麵粉、水泥等行業的專營權。林家資產一度高達184億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的第六位。新中國成立後，東南亞巨商千方百計與北京拉近關係，當年便有不少商人將子弟送到北京少數幾家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讀書，試圖以此埋下人脈的伏筆。印尼第二大財團金光集團董事長黃奕聰便曾將次子黃鴻年送到積水潭中學讀書，此人在1992年組建中策公司，倚靠當年積下的同學人脈，大面積收購國營企業，形成了轟動一時的「中策現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則表現得要含蓄很多。不過，因為血脈的濃密及地緣的特殊，其緊密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1978年，中國陡開國門，中央政府曾經希望借助外來資本改造近乎癱瘓的國民經濟，然而歐洲國家受經濟危機影響自顧不暇，美國資本高調而緩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設備，幾乎都不能指望，唯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們了。就是基於這樣的形勢，鄧小平將深圳闢為特區，在華南開設多個開放窗口，而香港商人也不辱冀望，滿懷激情，紛紛躍躍欲試。霍英東們的時代在此刻展開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誠出現在天安門的國慶典禮上。他是受到鄧小平的親自邀請，來參加國慶觀禮的。美聯社的記者觀察到，李嘉誠穿著一件緊身的藍色中山裝，不無侷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樣穿著中山裝的中央幹部身邊，天安門廣場是那麼的大，讓這個從小島上來的潮汕人很有點不習慣。從11歲離開內地，這是他40年來第一次回鄉。在幾年前，他還是一個被內地媒體批評的萬惡的資本家，現在已經成了被尊重的客人。來之前，他給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風頭，不談政治。」
回到香港，李嘉誠當即決定，在家鄉潮州市捐建14棟「群眾公寓」，他在給家鄉人的信中寫道：「念及鄉間民房缺乏之嚴重情況，頗為系懷。故有考慮對地方上該項計劃予以適當的支持。」他要求家鄉媒體不要對此作任何的宣傳。兩年後，「群眾公寓」建成，搬進新房的人們將一副自撰的春聯貼在了門上，曰：「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不忘李嘉誠。」此聯很快被記者寫成「內參」上報到中央，引起了一場不小的震動。
李氏舉動，在當年並非孤例。20世紀80年代初期，大小港商如過江之鯽湧入內地，成為經濟復興中最為耀眼和活躍的一支，其初戰之功，不可抹忘。
1979年1月，56歲的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當時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霍英東看裸畫，辨政策風標」的小趣事。霍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指北京新機場落成時的大型壁畫《潑水節——生命讚歌》，作者為畫家袁運生），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臨的就是計劃體製造成的物質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地定死了，然後，他就拿著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近乎「無賴」的做法居然還真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1萬多個市民。
蛇口工業區的首創者袁庚曾經講過一個很珍貴的細節。1981年，袁庚受命在蛇口開闢經濟特區，某日，霍英東、李嘉誠帶了13位香港大企業家來蛇口參觀，霍在酒席間提出，他們對蛇口很有興趣，能否入股共同開發這塊土地。當時，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說：「謝謝諸公，我投放資金下去，還擔心收不回來，不敢連累各位。」此論在席間一提即過，再無復議。晚年袁庚曾對媒體很遺憾地談道：「如果當初允許李、霍的入股，蛇口將被徹底地資本化，或許會獲得更大的經濟活力。」
這些往事都如秋風中的黃葉，飄搖入土，不復尋蹤。其中透露出來的訊息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香港商人曾經以十分積極和熱烈的姿態投入內地的經濟復興運動。他們已經預感到一塊比香港要龐大上千倍的商業大地正在隆隆崛起，憑借他們業已聚集的財富、智慧和血緣的優勢，將有可能締造一個更加輝煌的商業神話。然而，後來的事實卻意外地峰迴路轉，這些在自由經濟中浸泡長大的商人們，其實對於轉型時代的種種商業運作非常的陌生和無法適應。
三
霍英東一代人的財富斂聚，大多歷經艱險，為時代左右，受時間煎熬，如火中取栗。因而，其進退往往慎獨有序，眼光毒辣而在於長遠，其一生所染指的行業，往往只有一兩項而已。及至晚年，桑梓情結日重，便把大量精力和大筆金錢投注於家鄉的建設。邵逸夫和包玉剛對家鄉寧波從來不忘關愛，李嘉誠對家鄉潮汕的投資也算得上不遺餘力。在東南沿海的各個僑鄉行走，四處可見香港人建的學校、造的醫院、開的工廠。霍英東祖籍番禺，在生命的最後18年，他把很大精力放在了番禺最南端一個叫南沙的小島開發上。
這是一個面積為21平方公里的小島，若非霍英東，至今仍可能沉睡於荒蕪之中。從1988年開始，霍英東就發誓要將之建成一個「小廣州」。這位以地產成就霸業的「一代大佬」顯然想把自己最後的商業夢想，開放在列祖列宗目力可及的土地上。這也許是老一輩華人最值得驕傲的功德。據稱，在十多年裡，只要身體狀況許可，每逢週三霍英東必坐船到南沙，親自參與各個項目的討論。資料顯示，從1988年到2004年8月，霍英東參加的南沙工作例會就多達508次。他修輪渡、建公路、平耕地，先後投入40多億元，以霍家一己之力硬是把南沙建成了一個濱海花園小城市。
霍英東的南沙項目在商業上曾被認為是一個「烏托邦」，十餘年中，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在一些年份，甚至還有「霍英東折戟南沙」的報道出現。他與當地政府的合作也頗為彆扭，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曾記錄一事：某次，討論挖沙造地項目，南沙方提出挖沙費用需每立方米20元，霍英東一愣說：「你們有沒有搞錯？」他知道，如果請東莞人來挖，是8元一方；請中山人來挖，是10元一方。政府的人嬉笑著說：「是呀，我們是漫天價。」何銘思記錄說：「霍先生咬緊牙根，似乎內心一陣憤懣，兀自顫動不止。我跟霍先生40年，從未見他對人發脾氣，當日見他氣成那樣，可見受傷之重。」霍也曾對人坦言：「自己一生經歷艱難困苦無數，卻以開發南沙最為嘔心瀝血。」但是，儘管如此，這位號稱「忍受力全港第一」的大佬卻始終不願放棄。在2003年前後，霍英東更是大膽提出以南沙為依托，打造粵、贛、湘「紅三角」經濟圈的概念。其視野、格局之大，已非尋常商人所為。
這些龐大的設想，至今仍是藍圖，「南沙情結」可能是霍英東這一代商人最後的傳統。事實上，千百年間，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際遇，而所謂「江上千帆爭流，熙熙攘攘，皆為名利往來」。名利場從來是一座偌大的鍛煉地，人生百味陳雜，世態涼熱無常，待到金錢如流水從指縫間涓涓淌過之後，即便是再鐵石的人都不會無所感悟。霍氏晚年執著於南沙，卻可能已超出了牟利的意義，而更多的帶有濟世的情懷了。
四
2006年10月28日，84歲的霍英東在北京去世，留下289億港元的資產，他的官方職務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在他之前，去世的香港巨商有東方海外的董浩雲（1911-1982）、新鴻基的郭得勝（1891-1990）、環球航運的包玉剛（1918-1991）。在這一年的香港，出生於1907年的邵逸夫已近百歲，恆基的李兆基已78歲，永新的曹光彪已87歲，金利來的曾憲梓72歲，連當年被稱為「神奇小李」的李嘉誠都快到80歲的壽齡了。如若把視野再放到東南亞的半徑，則可以看到，台灣台塑的「經營之神」王永慶88歲，澳門的賭王何鴻燊85歲，印度尼西亞首富、三林財團的林紹良89歲，馬來西亞首富、郭氏財團的郭鶴年83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叱吒風雲的一代華裔商人很快都將被雨打風吹去了。
大佬乘鶴去，黃昏與誰看？
我每每感慨，這些名字和傳說壘堆在一起，便赫然疊成了一部厚重而充滿了神奇氣息的海外華人創業史。就在香港這一介彈丸漁村之上，因時勢因緣際會，無數平凡人等，從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隨風見長，憑空造出一段轟天大傳奇，至今仍餘音繚繞，綿綿不絕。
在香港的巨商中，據說只有霍英東出行是不帶保鏢的。他對自己的傳記作者冷夏說：「我從來沒有負過任何人。」斯人平生讀書無多。有一回，他問冷夏：「《厚黑學》是不是一本書？」還有一次，冷夏告訴他，毛澤東偏愛古書，特別是《資治通鑒》。霍問：「這本書講什麼的？」從這兩個細節可知，霍英東基本不讀書。這一輩人從貧賤和戰火中赤腳走來，從來鄙棄文人，信仰勇武和權力，以直覺行商，以情義交人。早年搏命鑽營，縱橫政商，鐵腕弄權，無所不用其極；晚年看淡貧富，重情愛鄉，古道熱腸，祈望以善名留世。
在生命的最後幾年，霍英東很喜歡聽香港詞人黃霑寫於1991年的《滄海一聲笑》：「滄海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記今朝。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天知曉。」
這首歌用粵語唱來，別有一份難掩的滄桑，特別是在落日時分，獨對婉約而寂寥的維多利亞港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