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
1959年春，時任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到河南檢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陽臥龍崗武侯祠遊覽，見殿門兩旁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後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胡耀邦念罷此聯後，對陪同人員說：「讓我來改一改！」說完，他高聲吟誦：「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歷史在此刻穿越。兩代治國者對朝廷與忠臣、國家與人民的關係進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讀。
中國是世界上文字記錄最為完備的國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廣、中央集權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如何長治久安、如何保持各個利益集團的均勢，是歷代治國者日日苦思之事。兩千餘年來，幾乎所有的政治和經濟變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終形成的制度模式也獨步天下。
在過去10年裡，我將生命中最好的時間都投注於中國企業歷史的梳理與創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先是完成並出版《激盪三十年》上、下卷，隨後在2009年出版《跌蕩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蕩兩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歷代經濟變革得失》，由此，完成了從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到本輪經濟改革的整體敘述。
就在我進行著這個漫長的寫作過程之際，我們的國家又處在一個重要的變革時刻。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時，種種的社會矛盾又讓每個階層的人們都有莫名的焦慮感和「受傷感」。物質充足與精神空虛、經濟繁華與貧富懸殊、社會重建與利益博弈，這是一個充滿了無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國家，你無法「離開」，你必須直面。
如果把當代放入兩千餘年的歷史之中進行考察，你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以進行前後的印證和邏輯推導。我們正穿行在一條「歷史的三峽」中，它漫長而曲折，沿途風景壯美，險灘時時出現，過往的經驗及教訓都投影在我們的行動和抉擇之中。
我試圖從經濟變革和企業變遷的角度對正在發生的歷史給予一種解釋。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一再地追問這些命題——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而對立？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
我的所有寫作都是為了一一回答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現在看來，它們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我不能保證所有的敘述都是歷史「唯一的真相」。所謂的「歷史」，其實都是基於事實的「二次建構」，書寫者在價值觀的支配之下，對事實進行邏輯性的鋪陳和編織。我所能保證的是創作的誠意，20世紀60年代的「受難者」顧准在自己的晚年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一切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都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任何一段歷史，都是那個時期的國民的共同抉擇。很多人似乎不認同這樣的史觀，他們常常用「被欺騙」、「被利用」、「被蒙蔽」等字眼來輕易地原諒當時的錯誤。然而，我更願意相信易卜生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對於他所屬於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