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是邊境人，因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這裡，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便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
這個世界上，如果說有哪個國家的人民最喜歡研究自己的國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當今的日本，正流行一個新的國民稱謂，他們管自己叫「邊境人」。學者內田樹在幾年前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邊境論》，他在書中是這樣下定義的：在日本人的意識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創造出來的，因為作為世界中心的「絕對價值體」不在自己這裡，所以日本人總是基於這種距離意識來決定自己的思維和行為。
內田樹舉了很多事例以證明邊境人意識的存在。
比如文字。日本列島原本是一個只有聲音而無文字的社會，後來漢字傳入日本，日本人根據漢字發明了兩種類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來的漢字被稱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發明的文字則被稱為「假名」，外來的東西佔據了「正統的地位」。這在其他國家和民族，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因為是邊境人，因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這裡，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便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了。
再舉兩個讓大家吃驚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倣傚西方各國，編一首歌供國民在重大節慶時詠唱，歌詞是從《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賀歌》加以改造，歌曲則是由英國公使館的軍樂隊隊長約翰·芬頓初創，然後又請德國人佛朗茨·埃克特編曲。也就是說，日本國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駐日盟軍司令部想要為日本擬定一部新憲法，於是，他們參照《人權宣言》、《獨立宣言》、《魏瑪憲法》和《蘇聯憲法》等，擬定了新的日本憲法。也就是說，現行的日本憲法不是日本人「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集中了國民的智慧，經過長期努力形成的統一的國民意志」，它只是「戰敗的結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沒有改變上述任何一項的打算，這並不妨礙他們是全球最強大的經濟國之一，也不妨礙他們擁有獨一無二的文化和國民特徵。這就是我們不瞭解的、以「邊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多年以來，不少中國學者一直沒有放棄對日本的蔑視，他們常常津津樂道地引用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1878-1945）的一個論調，伯氏將日本學術蔑稱為「三余堂」——文學竊中國之緒餘，佛學竊印度之緒餘，各科學竊歐洲之緒餘。而很少有人反思，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興盛，以一蕞爾小島而為全球重要經濟體？
在進行近代企業史的研究中，我一度無法回答一個問題：在19世紀60年代，中國與日本同時展開了工業化運動，前者稱為洋務運動，後者則是明治維新。那麼，為什麼伊籐博文等人在接觸了極其少量的信息之後，就迅速地作出了「脫亞入歐」的決定，而李鴻章、張之洞則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現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伊籐博文看來，他們本來就是亞洲的邊境人，「脫亞入歐」無非是從一種邊境人成為另外一種邊境人而已，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但是，對李鴻章等人來說，要放棄的東西就實在太多、太沉重了。李中堂曾言：「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這一判斷的思想本源，隱約正來自於「文明中心」的自信。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邊境人意識讓日本人表現出了十分獨特的行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強大的對手時，便會展現出毫無顧慮的親密或者說毫無防備的心；「當面服從，背後不服」是日本人擅長的本領之一，也是獨一無二的生存戰略。用岡田樹的話說，這些已經成為國民性的一部分，對此我們無能為力，所以，既然這樣了，那不如「邊境到底」吧。
「邊境到底」的人民共識，使得日本產生了兩大能力：第一，敢於吸取一切強者的智慧，在不斷求變中尋求生存的空間；第二，因自卑而自戀，由自戀而自傲，最終構成一種識別性極其強烈的民族稟性。
在哲學的意義上，邊境人意識與中國道家的「無」，有神近之處。無論是國家競爭還是企業競爭，如果一個族群永遠堅定地、「自甘」立足於邊境的話，那麼，它幾乎就是很難被真正征服的——它因為沒有被征服的意義，而變得不可征服。
中國有這樣的一個鄰居，是多麼讓人敬畏並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