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麼，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塌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
研究中國企業史，就一定要碰到「官商經濟」。當過北京大學校長的傅斯年把官商稱為「大怪物」。從晚清到民國，出現了三個很著名的「大怪物」，他們是胡雪巖、盛宣懷和孔祥熙、宋子文家族。他們均為當時的「中國首富」，身份亦官亦商，是為「紅頂商人」，其財富累積都與他們的公務事業有關。若要進行比較，我們可以看到五個特點：
第一，胡雪巖在資產關係上還是比較清晰的，他的財富大多來自為左宗棠採辦軍購，從中暗吃回扣。到了盛宣懷就官商難分了，用當時人對他的議論便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而至孔、宋一代，則是公開分立，私下自肥，甚至以國家名義收購，以私人身份瓜分。
第二，他們在國家事務中擔任職務的重要性也是日漸持重。胡雪巖不過是一個從二品頂戴的掛名道員；盛宣懷已是實授的一品大臣；孔、宋更是一國行政之首腦，兩人主管國家財政前後整整20年。胡、盛及孔、宋的資產，一個比一個龐大，而且斂聚的效率越來越高。
第三，制度化特徵越來越明顯。如果說胡雪巖的化公為私還是盜竊式的，那麼，盛宣懷就已經演進到股份化了，而到孔、宋手上，則是手術刀式的精緻切分。孔、宋更善於利用宏觀經濟制度的設計和執行為自己謀私，每一次的經濟危機、重大經濟政策變革、重要發展機遇，都是他們獲取財富的最佳時機。孔、宋財富最暴漲的時候正是國難民困的8年抗戰時期。
第四，資產的增加呈金融化趨向。胡、盛的財富大多以實業的形態呈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的財富來自於社會增量。而孔、宋則對實業毫無興趣，他們以金融家的手段直接從存量的社會資產——無論是國有資本、民營資產還是國際援助——中進行切割，因此，他們對經濟進步的貢獻更小，正當性更差，引起的民憤也更大。
第五，所得財富均「一世而斬」。因為資產積累的灰色性，導致這三大官商家族的社會名聲毀大於譽，在其晚年以及身後往往面臨重大的危機。胡雪巖一旦失去左宗棠的庇蔭馬上財盡人亡，盛宣懷的財產在清朝滅亡後遭到查封，孔、宋兩人更成為人人喊打的「國賊」。
通過這三個案例的遞進式爆發，我們不得不說，自晚清到民國，國營壟斷力量的強化以及理性化構建成為一種治理模式，也正因此，與之寄生的官僚資本集團也越來越成熟和強悍。所以，如果不能從制度根本上進行清算，特別是加強經濟治理的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設，那麼，官商模式的杜絕將非常困難。
說到這些「大怪物」，大家都會想到一個問題：難道他們天生就是一些嗜錢為命的人嗎？為什麼商業的「惡素質」在他們身上會那麼顯著？在中國的輿論界和經濟思想界，對官商式人物的批判往往趨於道德化譴責，而很少從制度層面進行反思和杜絕。
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台灣省省長的吳國楨在《吳國楨的口述回憶》一書中說，按照政府的有關法令來說，孔、宋的豪門資本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因為，法令本身就是他們自己制定的。比如，當時沒有人能得到外匯（因申請外匯需要審查），但他們的人，即孔的人是控制財政部外匯管理委員會的，所以能得到外匯。吳國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博士，他的話很平實，卻刨到了官商模式的根子。
還有一個十分隱秘的、必須警惕的現象是，每一次對官僚資本集團的道德性討伐，竟可能會促進或者被利用為國家主義的進一步強化。人們在痛恨官僚資本的時候往往是以國有資本的流失為對照的，所以在痛批中往往會忽略兩者的互生結構。如果制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革，那麼，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倒塌往往意味著另外一個官僚資本集團的崛起。在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孔宋集團被清理後，國民政府的貪腐現象並未被改變，甚至有變本加厲的趨勢，最終成為其政權覆滅的重要誘因之一。在某種意義上，對官商模式的反思與清算，迄今尚沒有真正破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