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孔孟雖然積極入世，但是在經濟制度上一味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的系統性思考，與法家、墨家乃至農家、雜家相比，儒家的經濟理論體系可謂是最為薄弱的。
「一塊玉石為什麼比一塊鵝卵石更值錢？」
在「吳曉波頻道」裡提出這樣的問題，是不是顯得很弱智？不過在我們這個國家，這其實是一個嚴肅的問題。當年，偉大的孔子和他的學生子貢就曾經很認真地討論過。在《荀子·法行篇》中就記錄了師徒倆討論玉石為什麼比較貴的一段對話。
問題是孔子提出來考子貢的。
子貢同學這樣回答：「君子為什麼貴玉而賤珉？因為玉比較少，而珉（珉是一種低檔次的玉石）比較多。」
聽了這個回答，孔老師很不以為然。他神情嚴肅地說：「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玉者，君子比德焉。」翻譯成白話文就是：「君子怎麼可能因為繁多而賤棄某一東西，又因為稀少就珍貴某一東西呢？玉之珍貴，是因為君子把它看成道德的象徵呀。」
接著他洋洋灑灑地說了玉的「七德」：「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孔老師所謂的「玉之七德」，現在常常出現在各大珠寶企業的廣告上。
聽了孔老師的話後，子貢同學是否心服口服，不得而知。
子貢是七十二賢徒中最富有的人，孔子周遊列國，花的大多是他的錢。《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資……家累千金。」「廢舉」的意思是賤買貴賣，「轉貨」是指「隨時轉貨以殖其資」，翻譯成白話就是：子貢依據市場行情的變化，賤買貴賣從中獲利，以成巨富。對於這樣一位從事流通業的成功商人來說，他對玉與鵝卵石的價值判斷也許真的與老師有很大的差別。
孔子與子貢這段對話，在歷代道德家看來，當然可以讀出孔老師的學識高妙，相比，子貢的觀點就太銅臭了點。然而在經濟學家看來，似乎還是學生子貢說得有道理，因為他就物論物，直接道出了「物以稀為貴」的樸素真理。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往往把商品的價值與價格混為一談，子貢似乎無意識地將之進行了分辨。因此，經濟史學家胡寄窗便評論說：「在缺乏價值概念的初期儒家的經濟思想體系中，子貢能第一次接觸到價值問題，值得稱述。」
從這段對話也可見，統治了中國人民思想長達2000年之久的經典儒家，在經濟理論上是多麼的羸弱和混亂。
先秦的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濟天下的理念之外，其餘諸子都是小國寡民的思想產物，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儒家和道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黃老、莊子以清心寡慾為生命訴求，全面排斥權力管制，而儒家的孔孟雖然積極入世，但是在經濟制度上一味以復古為目標，幾乎沒有太多的系統性思考。與法家、墨家乃至農家、雜家相比，儒家的經濟理論體系可謂是最為薄弱的。更糟糕的是，儒家以談論利益為恥，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到了漢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無所謂好壞，但是到了治國的層面上，卻顯得非常的可笑。其實，歷代統治者早已隱約發現了其中的軟肋，故有治國需「霸王道相雜」的體會，後世中國出現「表儒內法」的狀態，與儒家在經濟思想上的貧乏與羸弱是分不開的。
近年以來，新儒學的興起已蔚為可觀，不但民間喜讀《論語》，學界更是新論百出，頗有老樹新枝的景象。
一些美國及台灣的學者試圖證明儒家的千年倫理傳統貫穿著強烈的濟世情結，儒家的眾多倫理概念——如「均貧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點。余英時在多篇論文中證明，儒家與生俱來的入世價值觀與馬克斯·韋伯所謂的新教倫理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不需要證明中國也有新教倫理或資本主義萌芽，而只需承認中國史的特殊性。杜維明甚至認為，只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決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單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協調，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人與群的關係，對過分強調科學主義、效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是一個反駁。
不過，有一個問題始終沒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時和杜維明的立論成立，儒家倫理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處，為什麼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如此艱難？玉石為何比鵝卵石要貴的問題，到現在仍是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