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為，如果中國的企業家是一群不知命運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為人生最高目標的人，那麼，財富聚集到這些人手中無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間最大的不公，是未來中國最可怕的危機。至少王石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存在。
「在『笨笨紅燒肉』之前，聽我講座的人最多有七八百，『笨笨紅燒肉』以後，居然就增加到了5000。」2014年的7月2日，在杭州良渚一間幽僻的會所裡，王石用自嘲的口吻跟我說。對一個人而言，多麼尷尬或難堪的事情，一旦能親口說出來，便表明它已經「落地」了。
就在上周，王石先在深圳的北大匯豐商學院做了一場演講，有5000多人到場，據說創下了一個紀錄。然後他又在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舉辦同題演講，因報名者太多，在主會場之外還開了8個視頻分場。王石的演講題目是：底線與榮譽。
一
我最早關注王石，是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那時，開在萬科網站中的「王石ONLINE」可能是所有企業家網站中最火爆的一個。在首頁的第一行便有王石引用哈維爾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麼是健康，承認人生有許多虛假意義的人，更能尋找人生的信念。
我不知道王石為什麼要把這句話如此醒目地放在那裡。
到2003年，萬科創立將近20年，王石親筆創作的《道路與夢想：我與萬科二十年》，在秦朔的牽線下，由藍獅子出版，從而讓我有了第一次接近王石的機會。
在很長時間裡，熱鬧的王石其實是一個很寂寞的人，不然他不會在過去的那些年裡做出那麼多決然的事。他把親手打造出來的萬科集團幾乎整個兒賣給了華潤，道理上來說是為了套錢圈地，但作為上市公司的萬科是否一定要「賣身買地」卻是一個大大的問號；王石大做減法，把旗下的萬佳、怡寶和萬博等都處在行業「Number One, Number Two」位置的公司統統出售，道理上來說是為了死心塌地做地產。可是這種「極端專業化」的模式是否必要，真可以打一個大大的問號；王石在房地產最瘋狂的時候提出利潤不超過25%，道理上來說是為了還社會一個公平、還企業一個「平常心」，但這種無法監控的承諾到底能否實現，或對行業成長有什麼實際意義卻仍可以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從經營決策的角度來說，王石的這些動作都能夠作為MBA的教案來好好地討論，至少在我看來，這是一些近乎瘋狂的做法，可王石就這麼輕描淡寫地做了。在濺起的一片片喧騰中，在無窮無盡的說法中，我們看到王石在聚光燈下一遍遍地解說、闡述、布道，而他的心卻似乎在另一個偏冷的角落無聲地睨視。海德格爾說：「當你們真的聽懂我說了什麼的時候，你們就完全地錯了。」我看王石，每每有這樣的感受。
喜歡登山的王石，曾與友人有過一些對話，在那一時刻，登山者王石和企業家王石似乎在描述他對生活和職業的共同感受：
「登山是一個後悔的運動，一進山後，馬上就會出現頭暈、噁心等高山反應，感到後悔。」
「身下就是深淵，令人不寒而慄！因為難度大，上攀的隊員擠壓在這裡，有的費一個小時才能通過，見到這種情景，瞬間產生恐懼感。」
「那個時候在頂峰上，一方面是因為太疲憊，另一方面是因為缺氧，人有點麻木，所以沒什麼崇高激動的情緒。」
我喜歡這樣的對話。因為在這裡我們聽得到血液流淌的聲音，我們可以真切地觸摸到這個貌似喜樂、倡導豐盛人生的享樂主義者內心所有的寂寞、恐懼與不安。人對天理、命運的敬畏，並不僅僅表現為順從，而應該是一種清醒的對話，是向上成長的渴望，是與未知對抗的堅決與愉悅。
二
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關於王石的種種議論：有說王石的瀟灑是裝給別人看的，他是在為萬科做免費的廣告；有說王石其實很專斷，他是萬科集團裡唯一的一隻「貓」；有說王石老早就已衣食無憂，他是在天下人眼前演一齣戲；還有的甚至說老王其實有「心臟病」，必須不斷地爬山才能鍛煉心肌……當一個人漸漸變成一則傳奇，種種江湖流言便開始如牛奶般地漫滲開來。
關於這些流言，很少有人會與王石面對面地「對質」，但我認為它們並非空穴來風，至少是某種公共評論的隱喻。在很多時候，一個公眾人物對於大眾來說是一個符號，它寄托了人們對某一種信念及生活方式的認同或否定。作為一個商業文化的觀察者，我更願意以一種常人的心態來揣測王石的動機，在某種意義上，王石好像有著一種很深重的「病人情結」。
王石把萬科當成了「病人」，它超速長大青春激盪，病疾不斷常常莫名發作，因而必須時時警覺，日日維新。王石把房地產業當成了「病人」，它暴利驚人遊戲詭異，充斥著令人迷失的金色陷阱，因而必須讓慾望遏制，令心智清明。王石把他自己當成了「病人」，在沒有約束、眾星捧月中又有多少人能找到自我？王石把這個時代也當成了「病人」，物慾橫流，價值多元，到底什麼是人們真正的渴望？
因為有「病」，所以有所敬畏。在這些年裡，我接觸過無數的企業家，他們往往是匆忙的，是焦慮的，是憤懣的，是自傲的，是勇敢的，卻很少是快樂的，是陽光的。我不知道，天籟寂靜之際王石是不是快樂，可是，至少他讓我們「感覺快樂」，感到他面對命運時的畏懼。當他決定讓自己的人生以如此多彩而透明的方式鋪陳開來的時候，便意味著他的獲得和放棄已經超出了職業的範疇，而更帶有人生歷險的趣味。
我想，我對王石的這些解讀，大概都是錯的。當這個人如此獨特地行走在擁擠、奢華而乏味的中國企業家走廊上的時候，我寧願那麼錯誤地深信他代表著另一種生活的姿態。我一直以為，如果中國的企業家是一群不知命運為何物的人，是一群不知敬天畏人、僅以一己私利之追求為人生最高目標的人，那麼，財富聚集到這些人手中無疑是暴殄天物，是人世間最大的不公，是未來中國最可怕的危機。至少王石讓我們看到另一種存在。
三
從2011年開始，王石遊學於哈佛和劍橋，每年只在寒假、暑假歸國，「被大家牽著熱鬧一陣子，然後再飛回去讀書」。他的英語有了很大的進步。在哈佛期間，除了聽課，他還開設一門叫「企業倫理」的選修課程，也就是說兼有學生和訪問學者的雙重身份，現在，《企業倫理》也成為王石正在創作的一部書稿。此次在杭州見面，他又提出了一個新的想法，想要創辦一個「中國企業案例中心」，專注於中國公司管理案例的研發：「隨著中國經濟的繁榮，越來越多的公司進入世界500強，其中，民營企業的數量還會增加，可是到今天，我們還無法回答什麼是『中國式的管理思想』，這太讓人著急了。」
從2008年汶川地震之後，王石的身上呈現出越來越濃烈的公共氣質，在某些時政話題上，他的勇敢讓人有點吃驚。2013年以來，在中國商業界發生了一次「企業家是否應該『在商言商』」的大爭論，王石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在商言商」絕不是不談政治、不談國是：「我首先是個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權，我是可以談政治的；其次我是個商人，我當然關心工商業階層面臨的問題……在我本人是從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個過程。商人在中國社會中地位不高，但作為商人，首先要對自己的定位有判斷。工商業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會認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這個行業，別人怎麼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對自己所在的行業尊重、承認和喜愛。」他的這些表述，帶有很鮮明的階層代言色彩，這恐怕也是他最近受到很多企業界人士尊重和歡迎的原因。在深圳、上海的演講中，一向缺乏娛樂精神的他不但幾次拿「笨笨紅燒肉」開玩笑，甚至不再避諱岳父的高官背景。「如果我當年利用了家庭的政治關係去拿地，那麼，今天我還能站在這裡嗎？」在很多人聽來，他的這個反問，是成立的。
王石創立萬科，到2014年剛好30年，在熟悉他的朋友們的眼裡，他與他創立的這家企業似乎走上了兩條不同的成長路徑。就萬科而言，是一家少有的、從很早就試圖用西方的那一套管理制度來治理企業的中國公司，因這一偏執的堅持，萬科的經理人制度和公司文化表現出非常鮮明的美式特徵。但就王石而言，他卻沒有恪守以績效主義為「根目標」的西方經理人文化的傳統，十多年前開始到處爬山，近年來又把大量時間投注於公共事務，在他的身上散發出傳統中國士大夫的那種家國氣質。
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中，今天的王石似乎很接近雷蒙·阿隆對現代知識分子的定義。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認為，知識分子就是「在職業活動之外，以『知識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識分子在公共事務參與上應擔當「介入的旁觀者」的責任。阿隆的這一定義出現在二戰之後，一度引起非常大的爭議，而今已逐漸成為一種共識。事實上，即便在西方世界中，企業家階層中符合阿隆定義的人也非常罕見，僅有的少數人都出現在媒體界和金融界，如亨利·盧斯、索羅斯等人。相反，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則湧現過不少類似人物，如民國的張謇、盧作孚、丁文江、陳光甫，等等。這一現象似乎從來沒有被認真參照研究過。
四
在「底線與榮譽」的演講中，王石用親身經歷向同為商業人士的聽眾們提出了一些有關底線的感想與建議。它們包括：
——我說自己不行賄，很多人不信。不信，我也要不行賄，時間久了，就有人信了。大家信了，底線就出現了。
——我們在中國是底線的事情，在美國你是必須要這樣做的，你這樣做了之後，你會發現一切很容易。
——堅持底線會馬上見效嗎？不能。但是你堅持底線，你堅信這個市場是規範的，是成熟的，它一定會按照規範、成熟地來對待你。
——即使你的自行車被偷了，再緊急，也不能偷別人的自行車，這就是底線。
這些大白話，說出來貌似挺容易，但是，要信這些話，並不容易，要做到，更不容易。這也是很多人去聽王石演講的原因。
最後閒話一件連王石也不知道的事情：2012年年底，「笨笨紅燒肉」風風火火地鬧上了新浪微博及全國各大報刊娛樂版頭條，王石的朋友們都很焦急。那些天，我在巴厘島度假，恰巧馮侖也在，他漏夜趕到我住的酒店，坐下來只問了我一句話：「你說王石還能回來嗎？」
我記得那夜的海浪聲很大，我們的交談急促而沒有著落。現在，馮侖的問題似乎找到答案了：有底線的人，遲早都能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