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時健的哀牢山和李經緯的病房，均屬「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徵，宛如一代企業家的「極限情境」。
2008年夏秋之際，去雲南紅河州的彌勒縣參加一個財經雜誌的年會，歸程且行且游，進玉溪境內，有友人邀約到一大湖邊吃湖魚火鍋。此湖出於大山之間，縹緲曠遠，據說極神秘，因事涉軍事，在很多年的全國地圖中竟未標出。友人遙指湖畔一峻嶺說：「這就是哀牢山，褚時健在那裡種橙子，不久前王石剛剛上山探望，吳君願否一訪？」
我在作企業史研究時，曾遍閱有關褚氏的種種報道，並專門寫過一篇案例解讀。褚時健是中國煙草業的傳奇人物，他以17年之功，將瀕臨倒閉的玉溪捲煙廠帶到全國第一、世界第五大煙廠的位置，累積創利稅達800億元以上，每年上繳稅金佔到雲南財政收入的60%。可是，到1996年他卻因貪獲罪。據檢察系統的偵察，褚時健貪污金額為700萬元左右，在當年，這是一個極大的數額，按律難逃死罪。
事發之後，褚時健試圖通過雲南邊陲河口邊關出境，被邊防檢查站截獲。隨著案情偵查深入，其妻子、妻妹、妻弟、外甥均被收審，女兒在獄中自殺身亡，兒子遠避國外，名副其實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然而，褚案在經濟界引發了極大的同情浪潮。褚時健創利百億，其月薪卻只有區區的1000元。有人算了一筆賬，紅塔每給國家創造14萬元利稅，褚自己只拿到1元錢的回報。「一個為民族工業作出如此巨大貢獻的企業家，一年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在1998年年初的北京「兩會」上，十餘位企業界和學界的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聯名為褚時健「喊冤」，呼籲「槍下留人」。
1999年1月，褚時健「因為有坦白立功表現」被判處無期徒刑。宣讀判決書的時候，他只是不停搖頭，一言不發。一年後，褚時健以身體有病為由獲準保外就醫，他與妻子在哀牢山上承包了2000畝荒涼山地，種植甜橙。
此後十餘年間，偏遠寂寥的哀牢山突然成為很多民營企業家的奔赴之地，有的獨自前往，有的結群拜訪，用最早做出這一舉動的王石的話說：「雖然我認為他確實犯了罪，但這並不妨礙我對他作為一個企業家的尊敬。」
對褚時健的同情和致意，超出了對其案情的法律意義上的辯護，其實質是一個財富階層對自我境況的某種投影式認知。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提出「極限情境」的概念，在這一情境中，通常遮蔽我們的「存在」的雲翳消散了，我們驀然直面生命的基本命題，尤其是死亡。雅斯貝爾斯描述了人們面對這一情境時的焦慮和罪惡感，與此同時，也讓人們以自由而果敢的態度直面這一切，開始思考真正的命運主題。
當年褚時健與老妻兩人獨上哀牢山，並沒有想過「褚橙」的商業模式，也不知道會有什麼電子商務，他對所受遭遇毫無反抗和辯駁，亦不打算與過往的生活及故人有任何的交集。自上山那日起，他的生命已與哀牢山上的枯木同朽，其行為本身是一種典型的自我放逐。也正因此，在公共同情與刻意沉默之間，無形中營造出了巨大的悲劇性效果。
我由此聯想起另外一位企業家的遭遇。
2006年，我創作《大敗局2》，為了健力寶案，專赴廣東調研。健力寶曾是中國知名度最高的飲料品牌，創始人李經緯白手起家，締造了一個商業傳奇，然而在2001年前後，李經緯與當地政府在健力寶的產權改革方案上溝通失敗，他被硬生生地排擠出企業，後又因「涉嫌貪污犯罪」被罷免全國人大代表職務。
我在粵期間，先後拜會了一些相關的核心及外圍人士，但始終無法訪到李經緯本人。有一次，他的一位身邊人約我至廣州的一家茶館相見，詳聊有關史料細節，我再次提出見面懇請，他用手一指窗外說，李總就住在馬路對面的這家醫院。
我凝視醫院大樓，知道裡面困居著一具委屈的病軀。
2013年4月，李經緯去世。10年間，他沒有見過任何媒體或「外人」。聽聞他的死訊，我當夜在微博中寫文遙悼：「一瓶魔水，廿載豪情，從來中原無敵手；半腹委屈，十年沉默，不向人間歎是非。」
2014年在廣州，又見到當年接受訪談的健力寶舊部，他說老人晚年將一部《大敗局2》置於病床枕下，有鄉親老友到訪，就翻出來說，這書裡寫的都是實情。
一言至此，舉座淒然。
在某種意義上，褚時健的哀牢山和李經緯的病房，均屬「圈地自困」，帶有極濃烈的意象特徵，宛如一代在扭曲的市場環境中掙扎成長的企業家們的「極限情境」。面對這一場景，他們會不由自主地喚起同理心，構成集體心理的強烈回應。
根據全國工商聯的數據，到2014年年底，全國的私營企業數量多達1200萬家，個體工商戶約3600萬人，其和相當於西班牙的全國人口或兩個台灣島人口，亦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私人資本集群。但是，這些財富階層的權益自我保護能力非常羸弱，在公共事務上的話語權無從談起，甚至隨著貧富懸殊的擴大，因煽動而出現的仇富現象時時引發，人人心中都好像有一座雲纏霧繞的「哀牢山」。
這兩年，每逢「褚橙」新鮮面市，我都會去網上默默地訂購兩箱，一則感奮於八旬老人的創業勵志，再則是品味一下哀牢山的甘甜與「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