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前日，《生活》雜誌給我發問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歡回到哪個朝代？」我想了一下說：「宋朝吧。」
為什麼是宋代呢？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嗎？連錢穆老先生都說：「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裡，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其實我想說的是，強大就值得嚮往嗎？如果它老是打仗，它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它閉關鎖國，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只讓這部分人富起來，那麼，我們能否不要這樣的「強大」？
在我看來，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開國100多年後，當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在一樣，感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程伊川，說得比較具體，他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100多年裡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100多年裡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100多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裡整。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後就埋頭編《資治通鑒》，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有人問司馬光：「王安石是個多大的奸臣？」司馬光說：「他寫的文章還是挺牛的。」那時的文人還特別有錢，蘇東坡和歐陽修老是被流放，到了一個地方，看著風景不錯，就買塊地，蓋個亭子。
宋代對商人很寬鬆。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規定的「官市」中進行。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各位日後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後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
宋代的文明程度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台灣學者許倬雲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煉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宋人甚至還懂得用活塞運動製造熱氣流，並據此發明了風箱，它後來傳入歐洲，英國人根據這一科學原理發明了蒸汽機。
宋代的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稱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也不過15萬人。宋代的企業規模也很大，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36個冶煉基地，總計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採，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後，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700年後的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紀，中國的煤和鐵的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正因為如此繁華，所以馬可·波羅寫的那本遊記，讓歐洲人羨慕了幾百年。歷史學家斷定：「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南宋滅亡之後，蒙古人統治了中原98年，之後又有明清兩朝，其高壓專製程度遠遠大於宋代，更糟糕的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人的格局從此越來越小，文明創新力也幾乎喪失殆盡。
簡單說到這裡，你知道我為什麼願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黴素，而且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
其實，人生如草，活的就是「從容」兩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