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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漠是成熟的另一個標籤

今天,在一個週末午後,我從書架上取下《不合時宜的思想》,瞭望1917年的作家高爾基和十多年後的大師高爾基,在這道分裂了的身影裡,我找到了一個嚴厲的警告。

1917年,俄皇尼古拉二世政權被推翻,俄皇和他的妻子費奧多羅夫娜被軟禁在葉卡捷琳娜堡。這一天,一位叫海辛的年輕作家來到了皇村,在《印象記》中,他寫道:費奧多羅夫娜人變瘦了,穿著一身黑衣服,左腿很厲害地瘸著。

「瞧,病人,」人群中有人叫道,「腿都斷了。」

「該讓格列沙(俄皇寵臣)到她這兒來,」有人在嬉笑著,「那就立刻好了。」

一陣響亮的哄笑。

那是一個革命狂熱的大年代,海辛的「印象」記錄了一段真實的細節。這樣的細節,在那樣的大時代中,不但人見不怪而且還顯得有一點點有趣。然而,便是海辛的這段描述,惹出了一個「不合時宜」的聲音。

「放肆地嘲笑病人和不幸的人——不管她是什麼人,是一件卑鄙而下流的事……我們應該牢記這一點,使得權力不至於毒害我們,把我們變成比那些我們終生反對並與之鬥爭的人更卑鄙的魔鬼。」

人們吃驚地發現,說出這句話的是全俄羅斯最同情革命的作家瑪克西姆·高爾基。

這便是幾年前才被解密的事實:在1917年,在十月革命的暴風雨中,在20世紀初的某一些激越的俄羅斯之夜,在槍聲和炮聲交織的窗下,信仰革命的高爾基曾經說了很不合時宜的話,很多讓當時的當權者感到尷尬、當時的革命者感到憤懣的話。

——在走向自由的時候,不可能把對人的愛和關心拋棄在一旁;

——千百年來,人類致力於創建了還算不錯的生存條件,並不是為了在20世紀來摧毀他們創造出來的東西;

——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國家裡發展緊張的文化建設,那麼,照我看,革命就是沒有結果的,就是無意義的,而我們也就是不善於生活的人民。

因為這些文字,高爾基遭到了廣泛的批判和革命群眾的「信封子彈」。終於,到第二年的7月,彼得格勒出版事務人民委員部查封了刊登高爾基這些文章的《新生活報》編輯部。有人提議應該把高爾基扔進集中營。唯有他的「朋友」列寧保持了一種較寬容的態度,他對手下的幹部說,「高爾基會很快無條件地回到我們這邊的」。

過了10年,流浪海外的高爾基回到了蘇維埃,這時候的他已經被供在了革命文學大師的祭壇上。

這一年,一名逃亡到英國的詩人加松諾夫出版了《我的二十六座監獄和我從索羅維茨島的逃亡》,這便是索爾仁尼琴日後發表的《古拉格群島》的原型,蘇聯的監獄群島地獄般的生活第一次血淋淋地剝現在世人的眼前。

為了駁斥這本書的無恥謠言,有關當局決定邀請大師高爾基親自出馬視察索羅維茨島。

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索羅維茨島,犯人們似乎在黑暗的深淵中看到了一絲微微的亮光。然而,在克格勒的精心安排和導演下,在大師視察群島的那些日子裡,所有的犯人都無法獲得接近大師的機會。

終於,在大師去兒童教養院參觀的那個下午,高潮出現了。

在一群歡樂地跳舞的孩子中間,一位14歲的男孩子突然衝出了人群,他來到了大師的眼前,睜著俄羅斯人的蔚藍的大眼睛,說:「你聽著,高爾基,你看見的都是假的。」

所有在場的人都驚慌失措。正直的上帝借孩子之口把真相告訴了文學大師。一個小時後,大師老淚縱橫地從教養院中踉蹌而出,一輛轎車接上他,駛向了遠方。

第二天,大師離開了惴惴不安的索羅維茨島。

第二天,說真話的男孩子被槍斃了。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著大師的視察記。

終於,在《真理報》上,大師的文章發表了。「索羅維茨島——寂靜和驚人的美。晚上聽音樂會。招待我們吃本地產的鯡魚,肉嫩味美,吃到嘴裡像要融化似的……」

若干年後,受難的索爾仁尼琴忍不住大聲地質問已經過世的大師:啊,闡釋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學的專家!為了對得住自己那被恩賜下來的僕人成群的宮殿般的生活,你或許可能對所有的災難都視而不見,可是,可是你怎麼竟沒有把那個對你說出真話的孩子帶走?

槍聲已經不再在恬靜的窗前響起,眼淚已經不再從優雅的文字中湧出,坐在鮮花和榮譽的祭壇上的大師已經不再聽到受難者的哭泣和號鳴了。

或許,你們今天的受難是昨天作孽的結果;或許,暫時的人道的缺乏是階級利益的需要;或許,為了俄羅斯更燦爛的明天,你們這群人包括那個14歲的男孩子都注定了要在這個群島上經歷非人的苦難。

或許,冷漠不需要理由;或許,所有的殘忍只需要片刻脆弱的自我安慰和心靈的暫時的寧靜;更或許,這樣的質問本身,已經不僅僅是針對高爾基了,而是構成了人類文明史以來所有種族和所有世紀的悲喜劇之源。

曾幾何時,冷漠的基因便是以這樣的方式注入我們的血液之中,它成為一個人走向成熟或成功的另一個標籤。今天,在一個週末午後,我從書架上取下《不合時宜的思想》,瞭望1917年的作家高爾基和十多年後的大師高爾基,在這道分裂了的身影裡,我找到了一個嚴厲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