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個過河的卒子，單槍匹馬地和嚴陣以待的王作戰，這殘局持續了50年，而對峙本身就是勝利。
——北島
剛剛從歐洲歸來，去了德國和西班牙。走在歐洲寧靜的田園小城裡，一次次地被打動，靜靜地想了很多關於中國的話題。1870年，中國開始洋務運動，德國剛剛被俾斯麥統一；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西班牙結束了佛朗哥的獨裁統治；而今，德國與西班牙早已完成市場化改造，而我們還蹣跚在路上。若以時間而論，我們實在無法用「遲到」為自己找借口。
1966年的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國家歷史中的一道傷口。在那一年的8月5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接下來的3個多月裡，他8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從此拉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想當年，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用皮帶抽打他們，然後再衝進全中國幾乎所有的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多年之後，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在反覆地警思，青春的生命為什麼可以瘋狂成如此模樣，而這樣的景像是否會在日後的歷史中再次重演？
答案是模糊和不確定的。
我願意把視野放得更廣泛一點，來思考這個問題。
放眼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的世界，你會發現一個十分奇異的現象：在那幾年，陷入狂飆的不僅僅只有中國，那似乎是一個「造反者的年代」。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戰後「嬰兒潮」一代正集體地進入青春期，當有關人類命運的偉大敘事漸漸讓位於平庸的商業生活時，這一代青年人表現出了非同尋常的不安，他們在尋找宣洩的出口。哈佛大學的美籍日裔學者入江昭（Akira Iryie）日後評論說，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全球性現象，全世界的青年人都在反對他們的領袖。
在美國，幾乎每一所大學都在發生學生遊行，他們反對越戰，要求性自由，自稱是「垮掉的一代」，著名的哥倫比亞大學和伯克利大學一度被學生「佔領」。
1968年的4月4日，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在一家旅館陽台上被刺殺，憤怒的黑人在100多個城市發動了抗議示威。
在日本，學生運動也是風起雲湧，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大樓成了一個象徵性的城堡，在這裡經常發生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事件。
到了5月，法國首都巴黎爆發了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巴黎大學的學生們集體罷課並佔領了大學校舍，警察封閉了校園，學生們在街頭築起街壘同警察對峙。接著，工人舉行總罷工，20多萬人湧上街頭，高呼反政府口號。學生佔領學校，工人佔領工廠，水陸空交通停頓，整個法國陷於癱瘓，戴高樂總統被迫改組了政府。
在那些渴望革命的歐美學生中，最讓他們醉心的偶像是兩個社會主義的領袖。一個是毛澤東，很多人把他的頭像刺在手臂上，據1967年2月17日的《紐約日報》報道，《毛主席語錄》正風靡全球，它出現在紐約曼哈頓的每一個書店和書報攤上，在日本東京售出了15萬冊，而在法國巴黎，甚至成了暢銷書排行榜上的第一名。有關數據顯示，在十年「文革」時期，全世界出版了50多種文字、500多種版本的《毛主席語錄》，總印數達50餘億冊，以當時全世界30多億人口計算，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擁有一本半還有餘，以至於它被認為是「20世紀世界上最流行的書」。另一個是古巴的切·格瓦拉，他在追隨卡斯特羅取得古巴革命勝利後，又跑進南美叢林中繼續打游擊戰，1967年10月，39歲的格瓦拉被美國中央情報局和玻利維亞政府軍殺死，誰料這竟讓他成了左翼學生運動的「聖徒」，在後來的40多年裡，他的一張頭戴金五星貝雷帽的頭像被印在無數的T恤、咖啡杯、海報和鑰匙串上。
然後，與中國不同的是，1968年的歐美學生風潮沒有演變成一場顛覆性的社會革命，如法國政治評論家雷蒙·阿隆所描述的，它最終成了一場發洩情緒的「心理劇」。而這又是因為什麼呢？
傑出的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給出了解釋：其一，日漸富足起來的中產階級沒有成為學生的同盟軍，革命失去了必要的社會土壤；其二，知識分子表現出了理性、制衡的能力；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西方產業工人的結構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從1965年開始，以出賣體力為主的製造業工人數量開始大幅度下降，服務業迅速繁榮，「知識工人」成了新的主流，在英國和當時的聯邦德國，煤炭和紡織工人的數量在10年間減少了一半，在美國，鋼鐵工人的人數甚至少於麥當勞快餐連鎖店的員工。新型資本主義的產業特徵和商業進步軌跡，最終改變了成型於19世紀末葉的階級鬥爭理論。
也就是說，中產階層的成熟是讓一個國家擺脫非理性瘋狂的唯一藥方。
這樣的結論不知是否適合當今的中國，不過，我們也許從此可以尋找到一個思考的出口。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學生運動中，一個叫艾倫·金斯堡的大鬍子詩人是青年們的偶像，他最出名的詩歌是《嚎叫》，它的頭一句是——「我看見這一代精英被瘋狂毀掉。」
很多年後，當過紅衛兵的中國詩人北島與金斯堡成了好朋友。在《失敗之書》中，北島寫道：「說來我和艾倫南轅北轍，性格相反，詩歌上旨趣也不同。他有一次告訴我，他看不懂我這些年的詩。我也如此，除了他早年的詩外，我根本不知他在寫什麼。但這似乎並不妨礙我們的友誼。讓我佩服的是他對權力從不妥協的姿勢和戲謔的態度，而後者恰恰緩和了前者的疲勞感。我想這50年來，無論誰執政，權力中心都從沒有把他從敵人的名單中抹掉。他就像個過河的卒子，單槍匹馬地和嚴陣以待的王作戰，這殘局持續了50年，而對峙本身就是勝利。」
是的，「對峙本身就是勝利」，這是一種無與倫比的、空前迷人的青春姿態。不過，50年來，金斯堡死了，北島老了。此刻，在江南初秋的暗夜中，當我讀著金斯堡的詩歌和北島的散文，卻開始想著另外的話題——
比如，對峙是否有理性的邊界？所謂的勝利是單邊的壓倒還是雙邊的妥協？青春的建設性與破壞性是否可能合為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