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之上
《論語》開卷第一頁寫道：「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學習時經常複習，難道不是件值得高興的事嗎？）接下來便是上一章中提到的「有朋自遠方來……」。學習可以帶來愉悅，開篇就提到了。朋友遠道而來也能帶來愉悅，是因為可以一起學習探討。
《論語》二十篇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如同《聖經》一樣神聖，然而該書開卷第一字（子曰之後）便是「學」。讀書人中或不乏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之人，將「學」字放在開篇，無論誰都可以看到。孔子死後，其門人根據夫子所言，編集了《論語》，至於誰人參與了創作，諸說紛紜。
關於《論語》的章節序列，普遍認為是未曾經過整理的。日本武內義雄認為，開篇的《學而》和《鄉黨》兩章是由孟子學派後加上去的。誠然，整卷書讀起來略顯雜亂，但也並非完全沒有章法，尤其是在開篇的章句，絕非隨意而定。第一字可以說是書的面孔。
「學」字打頭出現，一定是刻意而為。「子曰」後緊跟著便是「學」字，這在《論語》中多處出現。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泰伯篇》）
第一句的意思是，只讀書卻不動腦思考，就會感到迷惑而無所得；只是一味地空想卻不勤奮讀書，結果也是很危險的。
下面一句的意思是，學習好像是在追趕什麼，總怕趕不上，趕上了又怕被甩掉。
與這兩句相比，顯然「學而時習之……」在開篇出現更符合作為「面孔」的要求。「學」字不僅是一種象徵，更是書中的一個關鍵詞。
此處的「學」不單純指讀寫。《論語》中有一句名言：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為政篇》）
讀寫是「學」的道具。十五歲之前應當學習知識。十五歲以後，就當以所學為工具，進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志學」二字，也指十五歲，與「不惑」指四十歲相似。《論語》中對這一段的記載如下：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十五歲之前努力學習知識，三十歲時便可自立，四十歲時不再會感到困惑。五十歲時知曉何為天命，六十歲時無論聽到什麼都能接受，到了七十歲，便可隨心所欲，但也不會超越法度。
「學」乃十五歲之前的志向所在，這不是指簡單的讀寫，還要多向先生請教，然後實踐。所謂「學問」是說，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遇到不明之處便要請教先生。因此，在「學」字之後又加了一個「問」字。據《易傳·文言》（孔子做的註解）記載：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這句話描繪了世間理想中受人尊敬的君子形象。在此將「學」和「問」兩字分開了。學習將許多知識聚集到一起，提問可以明辨是非，從而獲得才智。因此，這並非將「學」、「問」完全割裂開來，而是要邊學邊問。所謂「問」也不單指向先生的請教，自問自答也是形式之一。
通過學習和提問獲得知識後，方可做到寬、仁——這完全符合理想的君子形象。學與問合在一起，即「學問」；「寬」和「仁」合在一起，即「寬仁」。
《易傳·文言》雖傳是由孔子所作，但也有人認為，不過是假托了孔子之名。然而，無論是否假托，其思想觀點必須要與孔子一致。
具備了「學問」和「寬仁」，一個人的人格方可稱為完整。只有學問而無寬仁之心，或是只有寬仁之心而學問不足，都不能稱為完整；沒有學問，所謂的寬仁也難以持久。
學問難以分開，寬仁也是同樣。進一步講，學問和寬仁也不可分割。如果比較兩者孰先孰後，那自然是「學問」在先了。
傳說由孔子之孫所作的《中庸》一書中提到：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由此便知，學問最先，博學審問後才知道今後應當如何生存。只有具備了寬仁之心，方可知如何篤行。所謂「慎思之，明辨之」，即「思辨」，也是學問的一部分。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也講到了學習的快樂，可見儒家是堅持學問至上原則的。如果用一句話概括儒家的特徵，那麼我認為應當是「重視學問」。所謂的「學問」必須「博學」，按照儒家的觀點，是不能局限於某一專門領域。
歷來有「六藝」的說法。所謂「六藝」是指君子者必修的六門科目，即禮、樂、射、御、書、數。「六經」中的「六藝」是指《易經》、《詩經》、《書經》、《春秋》、《禮經》、《樂經》。同樣是「六藝」，哪種解釋更為合理呢？
《論語·子罕》中記載：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地名。五百戶以上的集落被稱為「黨」。上面這句話的意思是，達巷人說：「孔子被稱為大哉，他學問淵博，可惜沒有一技之長以成名。」孔子聽到後，便對他的門弟子說：「我要專長於哪個方面呢？駕車還是射箭？我還是駕車吧。」
在此出現了「御」和「射」，由此可見所謂的博學應指的是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上面這段話表現了孔子的謙遜。
孔子雖通曉六藝，但哪項都不擅長。達巷黨人一邊稱讚孔子為「大哉」，一邊質問道孔子「無所成名」，不知是讚揚還是有其他意味。孔子也苦笑著自嘲，成為哪方面的專家呢？他選擇了一般人認為較為下等的射和御，從一開始便放棄了比較上等的禮、樂和書、數，最後決定還是成為御的專家吧……
六藝中各項技能都擅長，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但儒家對各項技能的重視程度有所不同。如果射箭達到百發百中，但是卻不能計算數字也是枉然。儒家對全能人才評價很高，而對專項人才評價不高。
一段時間以來「全能人」一詞很流行。所謂「全能人」是指在多個領域內都擅長的人。比如繪畫一流的人，還擅長寫小說，並獲得了文學獎；或者傑出的藝人成為國會議員，並且還會寫詩；再或是知名企業領導是一位詩人，等等。這都是儒教追求的理想狀態。
孔子時代騎馬還沒有出現。古典文獻中曾有過關於騎馬的記載，而馬鐙和馬鞍都是在此後才出現的。騎馬技術實際上學自北方民族。孔子時代馬的作用主要是拉車，而人乘坐在車上。因此作為六藝之一的是「御」而不是「騎」。
「射」指捕獵、禦敵之術。孔子時代，「射」作為儀禮之一較受重視。祭祀時，在祭祀場所通過「會射」（集團舉行的射箭儀式）來達到驅逐不祥之物的目的。與「禮、樂」及「書、數」相比，「射」和「御」屬於體力勞動，因此被看做下等技術。孔子在選擇成為哪種專項人才時說，是選擇御呢，還是選擇射呢？——與謙遜相比，玩笑的意味更濃一些。這兩項技能中，射與「禮」相關，略微高級，於是便直言說，還是成為最下等——御的專家吧，這更增加了幽默效果。
多才多藝
「吾執御矣」是孔子對其門弟子所說的話。弟子、門人這兩種說法在《論語》中曾多次出現，而門弟子只出現過兩次。《論語·泰伯》中描寫曾子（孔子的弟子。相傳是《孝經》的作者）臨終之時，出現了「召門弟子曰」。臨終時召來之人，必定是弟子中最可信賴之人，甚至可以稱為親人。對於親近之人，開「吾執御矣」此類玩笑自然無妨。關於「達巷黨人」，日本的荻生徂徠（1666—1728）認為這是一個姓為「達巷」，名為「黨人」的人，雖然意思上解釋不通，但讀法卻沒問題，如同貝塚茂樹作出「有朋，自遠方前來比較」的解釋一樣，讀法有多種，這就是漢文的宿命。
或許是由於說話對象是親近之人，所以孔子的言語便略隨便了些，但是對六藝區別對待，卻是儒家無法擺脫的癥結。
所謂的癥結，就是對專項人才的歧視。
開卷第一頁顯示出了對「學」重視，這無可厚非。儒教圈內之所以會出現經濟的迅速發展，重視「學問」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在提倡「學問至上」的同時，也受到了這種思想的限制，對待專項人才——也可以說是技術者或手藝人——不重視，重心都偏向了「學問」。
《論語·陽貨》中有孔子教訓弟子仲由（子路）的一段文字，其中列舉了六言（仁、知、信、直、勇、剛）的利弊。這六項本是好的德目，但若不與學問相結合修煉的話，便會招致損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具備仁、知、信、直、勇、剛六德目，卻不好學問，那麼便會導致愚、蕩、賊、絞、亂、狂六弊害。
「愚」指被人愚弄；「蕩」指脫離現實，行為放蕩；「賊」指過度信任對方而被人利用；「絞」指說話尖刻；「亂」指無秩序；「狂」指狂妄自大。無論喜好哪種德目，如果不好學問的話都將招致禍害。這便是學問至上主義的過剩表現。仲由是孔子弟子中性情最為粗狂樸實之人，因此孔子對其教誨時使用了相當嚴厲的詞彙。
然而對於該篇所提到的「六言六弊」，自古就有許多爭議。雖說是出現在「子曰」之後，但內容卻與孔子平日所言不甚相似。之前的「吾執御矣」之類聽起來似乎更為真實。並且，此處的六言六弊過於工整，雖說條理清晰，但與《論語》中孔子其他言論相比，缺乏生動。朱子在新注中提到「前後文體大不相似」，伊籐仁齋（1627—1705）的觀點更為鮮明，他認為孔子不是言語工整之人。
這並不意味著這段文字違背了孔子的本意，相反，學問至上主義恰恰體現了孔子的觀點，只是表現形式過於工整罷了。也有人認為，孔子死後，其門人弟子盡量將孔子原話真實再現，然而也有一些內容並非是孔子的原話，只是對孔子的觀點進行了總結，因此表現出來就會顯得較為工整和教條化了。
如果不結合學問進行修煉上述的六項德目，就會招致禍害。要控制勇、直、剛，除了學問別無他途，自制力只有通過學問才能培養出來。
例如在美術和音樂領域，藝術家們除了需要具備天分外，還需要借助於「學問」，才能將其天分發揮出來。這就充分體現了學問至上主義。與其說是看漏了其他的才能，不如說是儒家根本無心顧及其他才能。因此這樣的觀點導致儒家備受爭議。
誠然，在近代化發展過程中，儒家對學問的推崇發揮了正面作用，但是在對專項人才——技術者所表現出的歧視，則是極為消極和落後的。
繪畫界權威長尾雨山（1864—1942）曾執教於美術學校和東大，並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編譯工作。昭和七年（1932）八月，長尾雨山在京都博物館作了《關於支那南畫》的講演，其中講述了一段令他感受頗深的經歷：
……我在支那時，從事文學及其他學問的研究，受到了諸多前輩的親切接待。每月和他們聚在一起作詩。有一次舉辦詩會，那天恰逢蘇東坡誕辰，於是有人提議畫一幅東坡像，然後大家邊看畫邊作詩，這樣會增加幾分情趣。當時擅於作畫的吳昌碩雖然也在場，但他卻不擅長畫人物像，於是召來了另外一人。該人在日本也是位頗有名氣的畫家，在此就不提及他的姓名了。此人在學問方面造詣不深。等他到後，拜託他作一幅東坡畫像，他答應後馬上洗筆作畫，不多時，一幅栩栩如生的東坡畫像便完成了。當時詩會上，有豐盛的美味佳餚，而且馬上就要開宴了，按常理應邀請他一起參加，以表達感謝。但是，即便是在繪畫方面造詣很深的他，也只被當作個畫工，連一杯酒都沒有請他品嚐，便讓他離開了。在當時的交際中，對學者和沒有學問的人的區別對待，表現得極為露骨。古往今來的史書中登場人物數不勝數，然而未被載入史冊的藝術家又會有多少呢？……（中略）……由此可見，在支那，學問極受推崇，如果人格的陶冶不能以藝術形式呈現出來，便不能被稱之尊貴。這也有一定道理，雖然藝術是藝術，學問是學問，但是兩者卻分不開……
這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例子。文人作畫，往往被給予極高的評價，這樣的人被稱為「畫家」。而像被請去為蘇東坡作畫的人則被稱為「畫工」，層次要比「畫家」低等。畫工只會畫畫，而畫家則既是文人，又是官僚或地方豪紳，或是具備其他才能。古時稱這樣的人為六藝全能之人。
全能人才是儒家追求的理想，然而，什麼都會的人就能被稱為模範嗎？《論語》中有下面一段話：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指古代官名，總理級大臣。春秋時期稱總理大臣為太宰有宋和吳二國，此處出現的太宰乃是吳國的大臣。關於吳國太宰與子貢會面一事，在《史記》中有記載，而且有過兩次會面。吳之太宰名為嚭（讀音：pǐ）。在外交會見結束後，吳太宰問道，夫子是聖人嗎？他一定具備很多的才能吧。
關於此段話的解釋，古注與新注不相同。新注為南宋朱熹所著，在此之前的《論語》註釋尚未明確孔子的思想體系。與訓詁相比，朱子採取了更合理的思辨性考察角度，對《論語》進行了重新闡釋，從而創作出了《論語集注》。此前註釋被稱為古注，其代表便是何晏（？—249）的《論語集解》。何晏之母乃曹操夫人，何晏本人在宮中長大，因此具有一定的權勢。《論語集解》是由他召集了眾多學者，將漢魏之前的古注綜合而成，因此並非他個人的著作。何晏本人信奉老莊思想，以開創清談而聞名。作為老莊的代表人物，又總結《論語》古注，也可以算是前面所述的「纏繩」一例。然而從朱子的新注中可以看出，老莊式的思考方式被排除在外。
關於古注和新注說來話長，現在我們對「儒教」所提出的闡釋多以朱子的新注為依據。
新注中對太宰的話解釋為：孔子之所以被稱為聖人，是由於孔子的多能。其中也包含了這樣的意味——聽說孔子被稱為聖人，那麼應該如傳言所云，什麼都會吧。
然而古注的解釋為，既然是聖者，那麼不應該連一些瑣碎的小事都會吧。其前提是作為聖者，不應該多能。
根據新注的解釋，太宰邊點頭邊說：「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如同傳言一樣啊。」而古注的解釋則為：「聽傳言如是說，那麼孔子究竟算是聖者嗎？」太宰一邊問道一邊側過腦袋思考，所言不免帶有挖苦之意。
針對太宰的提問，子貢回答道：「天縱之將聖。」對此，按照古注的解釋為，受上天所封的將聖。古注中寫道：「將大也」。然而，在新注中對該句的解釋為，天縱之，使之成為將聖。既然為聖，那麼必然多才——這是對子貢所言作出的解釋。成為聖人有諸多條件，假設多能是其中之一，那麼由於孔子在此方面極為突出，因此稱為「又」。然而多能未必為聖人，假設成為聖人的條件中特別強調「孝」，那麼在孝行方面尤其突出的人物，便可稱之為「又孝」。
古注針對「多能」，對聖者提出了質疑。於是，子貢的回答便有辯解之意。其回答為：孔子先生既為聖者，也是（指並非成為聖人的條件，或者為非聖者的因素）多能之人。
孔子在聽到太宰與子貢的會話後，說道，太宰怎麼會瞭解我呢？我在年少之時，由於身份卑微，生活窘迫，所以掌握了許多卑賤的技藝。君子會有這麼多的技藝嗎？應該不會吧。
根據孔子所言，對「多能」作出了否定。在孔子看來，身為君子，不應具備一些瑣碎卑微的技能。「多乎哉？不多也。」——該句為自問自答句型，進一步加強了否定意味。
君子不應該多能，何況聖者乎？孔子出身貧賤，無奈只好學習了許多的技藝。在文中繼續寫道：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共九字。古注中將此單作一章，而新注將此與前句合在一起。所謂「試」是指做官。古時候，出世便是做官。由於沒能做官，於是便學習了許多技術。「藝」表示技術。「牢」為孔子弟子之名，姓琴。孔子對牢所言被其弟子收錄到了《論語》中，由於與前章中所提到的「吾少也賤」相對應，便將此句收編至此。
孔子並非個人喜好而成為多才多藝的。他也曾感歎，真正的君子不應如此。
儒家將全能人才作為個人奮鬥的理想目標。所指的全能人才，是接受了全面均衡教育才實現的。「鄙事」——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技術——不在六藝之列。
六種德目如果不與學問相結合便會引起禍端。六藝中，禮、樂、書、數與學問較為接近，而射及御與學問相去較遠。孔子開玩笑說成為御的專家，正是基於御是距學問最遠的觀念。
選擇學習御的戲言，在體現了儒家追求學問至上的同時，也顯示出了其對專項技術的歧視。儒家的長短都濃縮在了這一句小小戲言之中。
文中太宰是指吳國太宰嚭。其人在吳越戰爭中充當了一個醜陋的角色。吳在會稽山將越包圍並逼其走投無路時，嚭接受了越的降服。而不接受越降服、主張徹底消滅越的伍子胥在與嚭之間進行的政治鬥爭中落敗，最後被處以死刑。嚭之所以接受越的降伏，據說是由於他收取了越的賄賂。
越在降伏二十年後，一雪「會稽之恥」而滅了吳，越便以不忠的罪名將嚭誅殺，這在《史記》中有載。吳在會稽接受越的降伏後，頻繁出兵北上。越之所以能復仇成功，與吳頻繁北伐從而導致國力衰退有關。吳王夫差最初北上伐魯，孔子弟子子貢於公元前488年作為魯國的外交代表與吳交涉，會見太宰嚭。當時，吳提出要用百牢來作為宴請。一牢為一牛、一羊、一豬。子貢拒絕了吳的要求，原因是，根據周的慣例，宴請天子不過十二牢，公為九牢，伯六牢。《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記載如下：
吳王夫差強，伐齊，至繒，征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
文身指刺青，乃吳之風習。中原視之為蠻夷風習。吳王夫差號稱自己不是聽命於周天子的中原人民，因此不應受周朝慣例的限制。然而他最終還是放棄了百牢的要求。
子貢以魯國代言人的身份與吳交涉時，孔子六十四歲。五年後，子貢再次與吳交涉，當時孔子仍然建在。
孔子時代，稱霸長江下游的吳，尚不知周禮。儒家則極為重視周禮。吳王在聽說周禮後，便突然改變了態度，撤回了百牢的要求。
關於自稱為蠻夷的吳國，曾有一個建國傳說。相傳本應為成為周天子的泰伯，將王位讓與其弟季歷（文王之父）後出奔，在南方開創了吳國。因此，吳王沒有無視周禮，或與此傳說有關。
由此可見，孔子時代，儒家僅存在於中原，但是在像吳這樣的蠻夷之地，也具備接受儒學的基礎。
《孫子兵法》的作者孫武，侍奉於吳王夫差之父，與孔子同時代。《兵法》論述了在戰爭中獲勝的技巧。與歧視技術的儒教思想相對立的法家思想，在蠻夷之地上發展起來。前面曾講到，儒家具有極強的吸納力，因此在子貢與吳交涉的過程中，儒家極可能吸收了南方重視技術的思想。
從教條到教養
春秋戰國（前771—前221）時期，各國尚處於溫飽未解決、競爭殘酷的時代。要想在戰爭中取勝，必須不斷努力，因此各個諸侯都十分重視富國強兵之道。而儒家並不重視此，這是其反體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亂世被平定後，以孝為先、強調秩序的儒家，便成為符合體制需要的思想體系。
漢武帝雖然將儒家國教化，但並不意味著摒棄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孫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稱為明君，他統治時採用的不僅僅是儒家思想。皇太子（此後的元帝）十分醉心於儒教，曾多次向其父諫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國政。宣帝怒斥道：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國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視技術的治國思想。皇太子對其父重用法家、嚴於刑罰極為不滿。他再次進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時，宣帝道：「俗儒不達時宜。」將其斥退。意思是說，愚蠢的儒生還不能順應時代，不能起用。看到兒子癡迷於儒教，宣帝不禁感歎：
亂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廢掉太子。這在《漢書》中有載。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許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將太子廢掉。
癡迷於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後，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眾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統治，正如其父所擔心的那樣，漢王朝搖搖欲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終篡奪了西漢政權。漢朝之所以被篡權，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強有力的政體。
元帝只採用王道進行統治的方式，最終導致失敗。此後中國歷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敗的教訓，以防重蹈覆轍。我認為，這是教條主義導致的失敗，癥結並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單純的教條主義必將導致失敗。
簡單回顧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這段失敗的統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首先，儒教提倡農本主義，主張取消讓商人獲利的貨幣經濟，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換經濟狀態下——實際上，這種主張根本無法施行。
施行鹽鐵專賣制度以及國家做買賣的行為，與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這些政策被取消後，國家財政危機爆發了。因此過了沒幾年，這些政策又開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國民疲憊不堪，民不聊生，這都是政治混亂所導致的災難。
宮廷費用的削減，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並非為節約經費，僅僅是為效仿古代聖王的宮廷制度。
漢時，宮中有九廟，但古禮記載「天子七廟」，於是元帝便決定裁減兩廟。應該裁減哪兩個廟，便成了元帝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日日夜夜只討論此事，完全無暇顧及民生問題。
王莽奪取漢朝政權後，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轍，仍然採取了儒教的教條主義政治，最終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滅亡了。
元帝認為國家不應從事買賣交易，曾一度取締了鹽鐵的專賣政策。王莽認為讓商人獲利是與儒之農本精神相違背的，因此強化了專賣政策，獨佔利益。
王莽重新採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導致天下大亂。天下土地皆為「王田」，禁止買賣。在禁止土地私人佔有後，地方豪紳便被「攆」到了反對王莽的陣營中。
原來賜予匈奴首領的印為「璽」，王莽將其改為「章」。璽乃王印，而章為諸侯之印，這意味著匈奴首領被降格為諸侯。並且王莽將匈奴的名字改為「降奴」，這無異於向匈奴挑釁，結果引起了叛亂。王莽認為重視序列才能體現儒教的精神，於是將官名、地名都改為與周朝一致，比如長安被改為「常安」。改稱匈奴為「降奴」後，「新」王朝的外交變得困難重重，後來又改稱匈奴為「恭奴」——反覆無常，如同兒戲。
據《論語·子路》記載，子路問孔子：「如果衛國的國王讓您去主持政治的話，您首先會做什麼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糾正名分，使名與實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這樣的嗎？那您就太迂腐了，糾正名分有什麼用呢？
衛國靈公死後，其孫出公即位。靈公太子（後來的莊公）因與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認為他如果再回國，會令他的兒子下場可憐，於是決定在國外活動。正所謂父子之爭。對此，子路詢問孔子，有沒有什麼可行的對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聽後覺得索然無味。有諸多棘手的問題等著解決，而孔子卻選擇以正名為先。
孔子責怪子路，無論情況何等緊急，都應當先正名分。所謂的名分是指，誰是國君這一問題必須明確。而並非局長改稱部長，副知事改稱為知事。
王莽所為或許也是出於「正名」的考慮。然而改稱「匈奴」為「降奴」，之後又改為「恭奴」——這決非「正名」。至於地名和官名的改稱更是什麼也算不上了。不過是「隨意改動機構名稱」罷了，除了增加麻煩，毫無意義。
儒教具有流於形式的弊病。王莽對「正名」的理解也出現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識到其本身具有流於形式性、教條性的弱點，那麼在採用時就應當盡量避免。儒教的教條主義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避開了教條主義，儒教開始向教養主義傾斜。
雖然儒教具有國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較弱，作為眾多教養之一，即one of them，僅僅是主流文化的一種。譬如，王莽政權被推翻後，匡復漢朝的東漢光武帝劉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學習儒教的君主，同時還研究讖緯等預言書之類。讖緯不屬於儒教的範疇。據文獻記載，光武帝之子楚王劉英（57—75年在位）是中國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對佛教理解到什麼程度尚不明確，然而由「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僅是黃老之信徒，而且還是佛教信徒。
老莊一派也在佛教的影響下，組織成立了教團。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團的叛亂拉開了三國動亂時代的大幕。同一時代，四川方面存在著名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團，後來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過向道教和佛教學習，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間經常展開論戰。鎮壓佛教的發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卻不曾參與論戰。
佛教經歷了「三武一宗法難」。其中最後一宗，即後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廢佛」，嚴格來講，並非「廢佛」，只是規定僧尼在出家時要通過考試，對墮落的佛教進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發難是由道士寇謙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發難的主角是道士衛元嵩和張賓。唐武帝廢佛，即所謂「會昌廢佛」，是由道士趙歸真的調唆而引起。據說當時留學於唐的日本僧人圓仁（慈覺大師），也被強制還俗。
在北周武帝施行的廢佛中，除儒、道、佛三教外，還召集了文武百官兩千餘人展開了大論戰。儒教雖在其中，但這只是道佛之間的對決。
最初的論戰發生於天和四年（569），在大德殿舉行，武帝親自出席，聚集了數百名官員、道士和沙門。據《周書》記載，只是
——討論釋老義。
釋，即佛教；老，即道教。儒教不在討論之列。
建德二年（573）十二月，武帝出席，集群臣、沙門、道士
——辨釋三教先後。
這裡出現了儒教。按照優劣對三教排序，結果為儒、道、佛。次年五月，武帝再次下詔：
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僧尼）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道佛之爭進入白熱化，儒教卻只在一旁觀戰，成為最終的勝利者，道、佛打成平局，不分勝負。
無論是道教信徒還是佛教信徒，都是站在儒教的立場上。北齊顏之推（531—595？）在《顏氏家訓》一書中論述了佛教的五戒與儒教的五常一致的觀點。此觀點得到了普遍肯定。
即便是在教養主義時代，儒教依然保持了與中國等身大的姿態。
受試之儒
經過了教養主義，儒教開始轉變為受試主義，這種說法略帶諷刺意味。北周武帝排除掉道教和佛教後，將儒教作為國家的思想基礎，而儒教原本就是以國教的身份而存在的。漢代儒教之勁敵——曾號稱國教的佛教已經不復存在，道教中的大多數人也都變身為隱者，逃離了世俗，於是儒教的對手都不存在了。受佛教的影響的老莊集團經過組織化、系統化後，成為儒教的競爭對手。然而，儒教幾乎沒有做任何努力，佛教、道教便被北周武帝認為過於陳腐，從此一蹶不振。之後，北周外戚楊氏篡奪了北周政權，建立了隋王朝。
科舉考試制度始於隋朝。宣稱為儒教之國的北周政權體制，被隋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
科舉之前的官吏錄用主要是通過中央高官及地方長官（郡太守）根據德目進行推薦。所謂的德目包括「賢良方正」、「直言」、「明經」、「有道」、「茂才」、「孝廉」。這些德目也有先後，其中「孝廉」為最上，若能以此被薦，那麼很快便可出人頭地。孝敬父母且清廉之人自然是儒教的遵循者。除「孝廉」外，其他德目也是如此，都屬儒教的範疇。
該推薦法被稱為「選舉」，與現在的選舉截然不同。古代的這種選舉有一定弊端，通過推薦被錄用的人，不得不聽從於推薦他的人。這就很容易產生派系鬥爭。
推薦一方責任也很重大，如果自己推薦的人物有不合規矩的行為，那麼自己將被迫承擔連帶責任，連坐也時有發生，甚至會丟掉性命。因此有才能之人往往很難從這種制度下誕生。工作能力強的人往往會到處引發禍端，而平庸之輩卻能相安無事。在這種體制下，鋒芒畢露、才華出眾者很難有出頭之日。
由於承擔連帶責任後果會很嚴重，所以即便有符合條件之人，也不願意推薦。於是「推薦」便被規定為一種義務。否則，官員們便會以「今年無符合條件者」為由，推卸責任。
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山東淄川國推薦了公孫弘，當時公孫弘已年過七旬。此人年輕時身為獄吏，因過失被免職，之後在海邊養豬為生。六十歲時再度出仕為官，作為出使匈奴的使節團員，由於不能正確傳達皇帝之意，便告病還鄉。七十歲時被地方官員再度推薦，他推辭說：「我是有過失之人，請推薦其他人吧。」然而地方長官不答應。公孫弘原本以為到了七十歲便可以高掛安全牌了，可沒想到還是被地方長官再度推薦。經過地方長官的再三懇求，公孫弘不得不上京任職。年事已高的公孫弘在官界終於可以游刃有餘，先被封為平津侯，最後一直晉陞為宰相。據說此人不僅極其善於迎合皇上之意，而且還能給政敵設圈套，可謂老奸巨猾。表面上不掀起大風浪，這完全符合了推薦者的意願。正如司馬遷（前145？—前90？）對他作出的評價——不過是「逢時」罷了，決算不上什麼有能之賢才。
3世紀初，魏繼承了東漢的禪讓制，根據「九品官人法」錄用官員。官吏等級被分為九等。一品為大將軍、大丞相、三公，二品為車騎將軍、驃騎將軍，三品為侍中、散騎常侍等。之後又加上了「正」與「從」，從而演變成了十八等級。日本採用的是「位」，而非「品」，但實質一樣，如正一位或從三位等。日本內裡紫宸殿正面有十八個台階，其由來便基於此。據導遊介紹，韓國王宮（景福宮）的前庭左右設有十八個框，文武大臣分別列於左右兩側，或許這也與九品官人法有關。
地方各郡設有「中正」，負責郡內官吏志願者的考核評定。志願者中以年輕人居多，對他們按照九級官階進行考核。例如某位志願者具有成為侍中（天子的顧問，樞要之職）的才能，便會被定為三品。侍中為三品官。雖然考核結果為三品，但是此人的實際任職要比評定低四等，也就是說他必須從七品官做起。這樣的目的是為了如果將來發現考核有誤，還可以再次修正。
九品官人法原本是較為合理的推薦制度，但由於逐漸被地方豪紳掌控，原本的考核竟成了世襲制。一品為三公、大丞相，一般無人敢窺視此位；豪紳子弟便把目標盯在「二品」上。「門第二品」即世襲二品的家族，其子弟自然會被評定為二品，世世代代皆是如此。於是，這些豪紳子弟們需從四品下的六品開始做起，雖同為六品，但職位卻不相同，秘書郎為最上等，此外還有尚書侍郎及尚書左右丞。同為「門第二品」，一流家族的子弟任秘書郎，二流家族的子弟便任其他的官職，這都是固定規則。
結果導致曾奏效一時的制度逐漸形式化和空洞化。隋朝在結束南北分裂局面後，再度統一中國，需要起用大量賢才。於是持續了近四百年、有名無實的九品官人法於隋開皇十八年（598）被廢止，由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實行的「科舉制」取而代之。
歷代的科舉制度各有其特點。考試科目包括詩賦、經義和策（策論）。經義題目從四書五經範圍內選取。策論也必須以儒家經典為基礎展開。唐代有試帖，其形式為翻開一頁經書，只給考生看其中一行，其餘部分均被遮蓋，在出示給考生的一行中還有三個字被遮住，要求考生填空。策論也是要求引用儒家經典，因此考生必須通曉四書五經。
全體國民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但有志者必須學習四書五經。於是儒教便為受試所用。
此後，儒教大部分理想便被功利沖淡了。原來提倡掌握各個學科門類的理想也徹底崩潰。六藝中的射與御被從主流中分離出來，逐漸也不存在了。為了應付考試，考生們根本無暇涉及弓馬。科舉考試時要求筆答經義，謂之「墨義」，於是他們便苦練書法。「數」曾被歸為「明算科」，但由於不是主流進士科考的科目，因此無人對此深入研究。科舉時代，不知有多少理數人才被埋沒了。
多才多藝之人，雖然最符合儒學理想，但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可以說難上加難。
有一個詞語—— 「登龍門」。所謂龍門，是地名，各地都有，但以洛陽近郊的石窟寺群及白居易（772—846）墓前的龍門最為著名。「登龍門」中所說的龍門，位於山西省和陝西省之間的黃河段上，該處水流湍急，形成三段依次降落下來的瀑布，當時的人們看到那種景象，便聯想到了科舉考試。因為科舉考試分為鄉試、省試、殿試三個階段，必須依次通過了各階段的考核後方可進入下一階段的選拔。相傳有「鯉魚躍龍門」一說，是指普普通通的鯉魚在成功跳過三段瀑布後就會化身為「龍」。因此普通人進入高昇之路，也被比喻成鯉魚化身為龍。
科舉考試的最後一個階段難度最大。許多考生如同跳龍門的鯉魚，大多以失敗而告終。大部分在第一階段便被淘汰出局。在第二、三階段落第考生們，往往會用手拍自己的額頭，因此也將考試失利形容為「點額」。
白居易在他的七言絕句《醉別程秀才》一詩的開頭中寫道：
五度龍門點額回，卻緣多藝復多才。
貧泥客路粘難出，愁鎖鄉心掣不開。
程秀才為何許人也，不詳；秀才指科舉考試最初階段及第之人。在三個階段的考試中，如果第一或第二階段失利，那麼將不能進入下一階段，連續五次均以失敗告終的程秀才，自然是沒希望化身為「龍」了。白居易在詩中還指明了程秀才率戰屢敗的原因——多才多藝，他還在詩的末尾加註：
程生善琴，尤能沉湘曲。
說明程秀才是極具有音樂才華之人。儒教曾多次提到「禮樂」，可見儒學的理想人才也應具備音樂才華。遺憾的是，音樂未被列為科舉考試科目。
科舉考試令歷代的有志青年投入到儒學學習中來，但同時，儒學最為精華的部分也被忽視掉了。
考試越來越難，考試科目之外的內容更加不受重視。除了數學和音樂，其他科目都被荒廢了。
在蒙古族統治中原的元朝時期，漢文化並沒有得到重視，科舉考試曾一度被廢除。元朝文化的精華是戲曲，歷史上稱之為「元曲」。這一時期出現了關漢卿、馬致遠、鄭德輝及白樸等優秀的作家。並不是在這一時期中國人這方面的寫作才能才被挖掘出來，而是由於在應試教育的限制下，擅長寫作甚至被稱為天才的人，在此前未曾發現自己這方面的寫作才能。正是科舉制度的一度廢止，才使得這種寫作才能被發掘出來。
在此之前也有戲劇和評書，然而都是那些放棄科舉考試的二流文人的作品。科舉被廢止後，一流文人才開始了進行這一題材的創作，因此看起來這些名作彷彿是突然冒出來的。
《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和《三國誌演義》的作者羅貫中都是這一時期的人物。
科舉之末流
《源氏物語》創作於11世紀初。當時中國已經出現了許多短篇小說，然而可以稱為長篇小說的《水滸傳》則是在14世紀才問世。與日本相比，中國長篇小說的登場遲了三百多年。
遣唐使為日本帶去了中國的文物制度，使日本走上了律令國家的道路。然而日本並沒有採用所有的制度，「科舉」制度便是其一。也或許是由於日本政府擔心原本根據門派制定的職位分配序列會導致崩潰。無論如何，沒有採納科舉制是明智之舉。不存在應試地獄，國民便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作出選擇。
雖然德川幕府也將朱子學作為官學，但沒有考試，學生們也可以從事朱子學以外的學問研究。從朱子學走出來的伊籐仁齋，他所進行的研究便與朱子學相去甚遠。由他設立的家塾古義堂就是主張撇開朱子注回歸古典原文。狄生徂徠也構建了獨立的學問體系。山鹿素行（1622—1685）甚至著有批判朱子學的《聖教要錄》一書。此外陽明學者中江籐樹（1608—1648）和熊澤蕃山（1619—1691）也都在日本歷史上活躍一時。正是由於不存在科舉制度，日本的價值觀才可以呈現出多樣化。
從原則上講，所有國民無論貧賤富貴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即便是因貧困無法從事學問研究的人，也可以通過努力勞動，讓自己的後代參加考試，因此價值觀十分單一。
進士頭名被稱為「狀元」，這是所有士子追求的目標。無論是商人、工匠還是農民，都希望能夠成為狀元。然而，在日本從事木工的人將左甚五郎作為自己的偶像，商人將紀文作為自己的偶像，各個行業的人們追求的理想都不相同，許多人的興趣都表現在不同層面上，這對日本的近代化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中國，即便是不識字的貧苦農民也清楚地知道，哪裡誰家的大少爺學習刻苦，誰家的次子整天無所事事。
甲午中日戰爭中，李鴻章幾乎是憑借一己之力同日本作戰，資金方面極其匱乏。北京的中央政府中有政敵，財源方面十分緊張，因此軍費支出極其困難。於是李鴻章便向擔任兩廣總督的兄長李瀚章請求軍費援助。李瀚章沒有通過進士考試，而是依靠李鴻章的力量獲得晉陞。因此他想方設法希望能夠幫助李鴻章走出困境。為了籌措資金，他甚至想到了「闈姓捐」。所謂「闈姓捐」是指，在參加鄉試（省級科舉考試，及第之人被稱為舉人，可以參加最後階段的會試，有任官資格）的人身上下注，賭誰能通過考試——這無異於公營賭博。闈指科舉考場。鄉試第一名被稱為「解元」，闈姓捐就是把賭注下在能夠成為解元的考生身上。這好比是賽馬場上在馬上下注，只不過這裡下注的並非「馬票」而是「人票」。通過這種方式這樣可以斂收大量的金錢。買「人票」的越多，說明對科舉的關心程度越高，因此考生們的學習情況備受關注。
不久李鴻章的政敵便揭發了他的兄長李瀚章通過「闈姓捐」來籌措軍費的卑鄙行為。於是李瀚章策劃的「闈姓捐」被取消。然而，由闈姓捐的「復活」便可得知，這種賭博行為在以前就存在過。被禁止的原因是不允許這種骯髒的行為玷污神聖的科舉，但是在民間這種行為仍在暗地裡進行。孫文最初在廣州起義失敗時，地方長官（當時的兩廣總督為譚鍾麟）稱孫文為盜賊報告北京政府。如果報告是謀反，那麼地方長官將被追究重要的責任。於是便上報說孫文是不逞之盜賊，憑借出售彩票，籌集了大量錢財。
通過民眾在科舉上押寶一事，便充分說明了科舉的受重視程度。科舉的內涵體現的是儒教的內容。儒教在各個層面都有體現，而「受試儒教」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種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