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週年，所以我為自己安排了一個小型的個人影展，一口氣看了許多關於那場災難的電影（嚴格來講，是影碟）。其中一部是引起極大爭議的《帝國的毀滅》（Der Untergang，港譯《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雖然朋友送我的德國版DVD效果也不錯，但還是很後悔那時沒趕得及上電影院看正場。因為這片子的美術實在做得出色，一絲不苟細緻到尾，惟妙惟肖地把當年淪陷（或許我該說「解放」？）前的柏林街景和希特勒最後地下指揮所裡的一木一石，如實呈現在膠片上。如果是在大銀幕上看，那該有多好啊。
但這部電影最讓人注意的，當然不是這些技術方面的事。一位柏林電影博物館的電影史家如此評論：「它居然把人味加在那頭怪物身上！那頭怪物！」怪物指的就是希特勒，人味就是他在這個戲裡展現的那些細節，例如對秘書小姐的友善，對廚子弄的家常菜的讚美。人味也是他那人盡可見的荒謬妄想，是他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展現出來的漸漸崩潰的過程。大概從來沒有一部電影像《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這樣，從納粹德國這一邊的角度去拍第三帝國的最後時光，從希特勒近身秘書的眼睛去觀察這個人稱「蓋世魔王」的人，如何經歷這段歲月，然後吞槍。
所以很多人就說這部電影美化了希特勒，因為他是一個絕對不可以原諒不可以同情的魔鬼，甚至在提到他的時候最好是用「他」或者「它」這個字。我們習慣了把希特勒叫做「希魔」，他是一個蠱惑人心、殺人無數的終極獨裁者，所以受不了Oliver Hirschbiegel把他拍成一個會體諒秘書打字不夠快的仁厚長者，受不了知名瑞士演員Bruno Ganz把他演得像個困守地牢雙手發抖的癡呆老人。同情心與令人同情的軟弱都是平常人才配得上的素質，而非那個冷酷無情的人類種族實驗計劃師所該擁有。
問題是為什麼把這些屬於人的素質加在希特勒身上，就是美化他，就是淡化他邪惡的濃度呢？因為我們傾向於認為這個世界有種其實不該存在的「極惡」（radical evil），無法想像，難以度量。納粹的種族滅絕就是「極惡」的絕佳例子。它惡到一個不得討論的地步，不只是黑白分明毋庸再議，而且還是因為言語難以形容，文字無法接近，恍如禁忌。
「極惡」猶如撒旦，是希伯來和基督文明傳統裡的一大課題，它為何存在，如何發生，是歐洲兩千年中許多最聰明的頭腦不斷思考的疑難。
困局在於如果真有極惡，它如何藉著希特勒的肉身出現而且完成呢？如果不是透過凡人雙手，極惡可能在這個世上存在嗎？逃避極惡的具體化這一環節，我們其實也就排除了它發生在我們社會中的可能性。還原希特勒「人性」的一面未必就會減輕他的罪孽，反過來，這會加強我們的恐懼，原來一個親切對待下人的傢伙，也能成就歷史上最巨大的邪惡。《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不只沒有美化希特勒，淡化他同夥們的恐怖，相反的，它更透徹地揭露了人類在極端的道路上可以走多遠。例如戈培爾夫婦，在地堡陷落前的最後一刻，一個接一個親手毒死了自己的兒女。那卻是出自父母的愛，怕子女未來不能生活在一個健康完美的雅利安新世界。觀眾們看著這一幕，都知道他們的行為是合乎邏輯的，但也一定察覺到那個邏輯何其扭曲。
真實顯影納粹的人性不一定是種美化。但還有一個問題依然令人困擾：這就是真實嗎？我們憑什麼判斷《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要比以往的電影更寫實地再現了希特勒的為人呢？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它很真實呢？的確除了它的美術十分精湛，看過的人都大概以為當年希特勒藏身柏林的地堡，應該就是片子裡那般模樣。可是，已經有親歷納粹指揮部最後歲月的工作人員出來指證：我們那時候躲藏的地下中心哪有這麼大？真正的地堡要比電影裡的佈景狹小得多了！
我又想起伍迪·艾倫的《安妮·霍爾》（Annie Hall）裡的經典一幕。戴安娜·基頓（Diane Keaton）飾演的女主角瘋狂崇拜其時如日中天的鮑勃·迪倫，認為他簡直是神。結果在一個演唱會進口處，伍迪·艾倫看到鮑勃·迪倫離開廁所，於是對戴安娜·基頓說：「瞧！上帝剛從洗手間出來了。」就是如此，我們心目中的大人物，不論是聖人英雄，還是狂徒暴君，都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儘管我們都曉得他們也是人，不可能沒有動物應有的消化排泄。人所共知的大人物，正因為他們都是在公共領域活動的人物，才得以成為大人物。因此我們對他們的印象無一不是來自大眾媒體。在公共領域裡，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憑自己的權勢不斷操弄媒體，生產自己最想看到的自己，恍如白雪公主中的魔鏡，對著天天照鏡子的惡毒皇后說「你最美」。一旦有人把多於這種鏡像的東西也拍到公共空間裡面，尤其是私人領域裡不可告人見不著光的事時，這面鏡子就會崩解碎裂。希特勒在納粹的宣傳機器中是最英明最有遠見的首領，在盟軍和戰後的記錄裡則是壞到骨子裡的人魔。拍他抖著手吃飯的《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又怎能不被看作是一塊丟向魔鏡的石子呢？（有朋友還是看了這部電影才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真個是「食素惡魔」。）
近年流行為歷史上早有定論的人物翻案，李鴻章不是賣國賊，袁世凱其實最反日，亞歷山大大帝只愛男人……名單還可以一直開下去。替巨人翻案，其中一種步驟就是把我們習慣的瑰麗鏡像揭穿，為他們裝上嘴巴吃飯，給他們廁所拉撒。也或許從他們身邊的小人物著手，目的都是還他們以人性，拉近觀者和他們的距離。所謂「人性」指的其實就是一些常人也會做的事。彷彿加上這種人性，大人物就會一一「走下神壇」，也就更顯真實。
不過，假如經過包裝神化的公眾形象不真實的話，為什麼這種平庸不過的日常就一定是真實？或者更真實呢？我們覺得《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裡的希特勒真實，是因為我們假設了過去關於他的描述都太過典型，但何以見得一個女秘書的眼睛就能照出實相呢？如果這種做法就是顯露真實的話，那麼寫實豈非太容易了？如果影片裡舞台上的鮑勃·迪倫很像神，小便就能輕易摧毀他的神格嗎？
所以我一直不敢對朋友說《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很真實，更不能說它是部翻案片，因為電影裡的那種人性不一定比傳說中的魔鬼更真，也不一定有衝突。藝術的寫實如果也是一種做作，只是一種意識形態，那麼如今流行的「人性還原風」一樣是種意識形態。它建立在我們對真實和人性的假設之上，而這些假設不無可疑之處。我寧願以為《希特勒的最後十二夜》不是更真，只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