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愛樂的亞洲之行浩蕩地結束了，它所到之地，無一不捲起搶票的熱潮。畢竟是當今世上最高水平的管絃樂團，連許多平常不聽古典音樂的紳士淑女也都想辦法弄張門票進場。所以，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不免聽到一些有趣的對話，比如說有人問他同行的朋友：「其實一個樂團沒有指揮難道就不能演奏了嗎？樂手們不都有樂譜嗎？」這個問題其實不難回答，只要看一看當年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主持的一套音樂入門電視節目就行了。其中一個片段是大師本人在指揮中途放下手站到一旁，沒半晌樂團的拍子就亂成一團了。
但是，這個問題卻引起我的一些聯想，那就是指揮除了指揮之外，到底還有什麼功能呢？看這趟柏林愛樂來港的宣傳海報，其常任總指揮西蒙·拉特爾爵士的大頭照總是放在顯眼的位置，使他那一頭銀白色的蓬鬆亂髮格外耀眼。這種特別強調指揮地位的海報設計，幾乎是所有管弦音樂會宣傳品的定規。可見指揮的一大功能，就是充當他棒下樂團的面孔。一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或總指揮是一個樂團的代表聲音，即使是柏林愛樂也不例外。
歷史上最偉大的指揮之一，富特文格勒曾經形容柏林愛樂是個「自由的管絃樂共和國」，意思是這個樂團的成員各自擁有極大的權力，而有關樂團的一切大事都要以民主協商或投票的方式決定。就像一個國家的百姓有權決定自己的元首一樣，他們的歷任總指揮也是團員們投票選出的。一般樂團的樂手是音樂總監挑選的，但在柏林愛樂，你還得經過三分之二的團員同意才能留在這個小共和國裡。就算是他們這趟東亞六城之行，團員對要去哪一站不去哪一站也有莫大的影響力。
但即使是性格獨立得舉世罕見的柏林愛樂，它還是不可避免地要被一個明星代表。比如說它前任總指揮卡拉揚，出了名的獨裁者，有「樂壇皇帝」之稱，動不動就發脾氣丟棒子，不可一世。更要命的是卡拉揚天生有表演欲。一張唱片是他率領柏林愛樂與其他三名大師級音樂家合作，只見那三位大師在唱片封面上掛著老者的微笑對著鏡頭湊在一起，十分和藹可親，偏偏他一人坐在遠處非常有型地冷著臉做深思狀。卡拉揚時期的柏林愛樂，音質雄渾沉厚，和他君臨天下的架勢十分匹配。
西蒙·拉特爾則不愧是生活在21世紀的青年新銳，特別和善健談。他老哥在中國三城亮相時穿著唐裝不用說，到了香港的第三天早上還特地去最地道的老派茶樓「蓮香樓」飲茶，並且和一桌老茶客「搭台」品嚐點心，活生生一個文化大使的模樣。兩晚演出結束之後，他知道場外有買不到票的觀眾看大銀幕現場轉播，還跑到外面和大家打招呼。所到之處有閃光燈照耀，他興奮地用麥克風向大家喊：「我太愛你們了，香港！」指揮的新時代職責原來是公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