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邪，骨子正
哥也「不惑」了
不惑中的收穫，是曾經最荒蕪的心底萌出的那一抹亮色。只要不停下腳步，那抹亮色就永遠在前方等著你。
從我懂事開始，就知道像自己這樣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著的人，這輩子不會有什麼太高的追求和造詣，索性給自己編了一條座右銘：「如果人生實在沒法拓展長度和寬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說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瑣事多；也體現在工作上，嘗試多，轉型多，想法多，跟頭多。掐指一算，混跡於電視這個行當，也有十五六年了。十五六年間，始終願意把自己定義成一個「小人物」，說起來，也沒啥驚天動地，都是點點滴滴。
「小人物」最初的記憶，要從剛進湖南衛視說起。
二十五歲那年，結束了悲催的北漂歲月，懷著很臭的心情，頂著很臭的運氣，接手了湖南衛視一檔很「臭」的節目，叫《晚間新聞》。恰好辦公室門口又對著廁所。
謝滌葵，現在《爸爸去哪兒》的總導演，當時是《晚間新聞》執行製片人。我總是熱情洋溢地請他吃飯，買單時再說沒帶錢，這哥們兒一直耿耿於懷念叨到現在，幸好不是真記仇。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為播報汛情時語氣不夠沉重，被領導批評「心中沒有人民群眾」。想創新接地氣說新聞，又因為很多人習慣了字正腔圓的方式，差點兒把觀眾嚇出心臟病，還給准岳父岳母留下個「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師不利，四面楚歌。我怎麼也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在這個團隊紮下根來，和兄弟姐妹們一混就是十幾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雖然今天，外界對我們的稱呼多是「謝滌葵團隊」或「爸爸團隊」，我們卻始終自稱「晚間團隊」。一路走來，所有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都是從《晚間新聞》開始的。
2000年，《晚間新聞》走出一條標新立異的路線，在同類節目中收視第一，廣告第一，被稱為「行業奇觀」「中國最流行電視台的怪味豆」。
朱鎔基總理致電湖南省委專門提出表揚，大意是「湖南衛視不錯，《晚間新聞》不錯，主持《晚間新聞》的小伙子不錯」。
因這表揚，台裡給我漲了工資，岳父母欣然納我為婿。我的名字還被寫進了廣播學院的教材，驀然回首，值得得瑟。
2006年，《晚間新聞》開播整整八週年之際，遭遇瓶頸，無奈停播。隨後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沖關》《大家一起上》等很多節目，最忙時每週五六檔，但觀眾印象最深的還是《晚間新聞》。
一位大叔，看面相能有六十多歲了，握著我手激動地說「銳哥，我是看著你節目長大的。」暴汗！我是有多老啊！
汶川地震現場，一位大姐在災民棚裡邊做飯邊對我說：「生活還好，就是看不到你的《晚間新聞》了，什麼時候再播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鎮拍《爸爸去哪兒》，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見《晚間新聞》跟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湖南衛視的節目團隊都很有特點。在辦公大樓裡溜躂一圈，不用看門牌，基本就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
低頭沉思、有基層幹部范兒，一定是《新聞聯播》的。渾身上下時尚前衛又嗨又潮，是《快樂大本營》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憂鬱、偏文藝青年氣質，是《我是歌手》音樂團隊的。衣著素樸每天無憂無慮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們團隊了。
老實說，在整個湖南衛視都在拼青春、拼娛樂那幾年，我們真心拼不過。首先這一臉褶子就暴露了年齡，不像人家，還「逆生長」。其次天生動作不協調，往舞台上一站，讓我像幼兒園老師哄小朋友一樣——「耶！你們開心嗎？」——絕對能擰巴出內傷。
眼看著全台都在走青春活力路線，我們這些「老男人」真心著急。
也曾經做過很多年輕態的嘗試。《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為王》《全家一起上》，這些收視率徘徊在中游的節目，在「除了第一，別無意義」的湖南衛視，只能算「好死不如賴活著」。
所以那時的確有些痛苦。經營多年的節目，說沒就沒；接下來往哪兒走，都有點兒茫然。忽然有種「對人生無法交代」的迷失感。
但是我們也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優勢和堅持。我們給自己的定位是「亦正亦邪」。邪，是表面邪。正，是骨子正。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裡，我們也不曾丟掉樂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對不得不完成的攤派任務，我們也要幹點兒和別人不一樣的事，順便從中找些樂子。
記得在《晚間新聞》時，「上頭」交給我們一個任務一報道「送戲下鄉」。選題著實無聊，按常規路數，無非拍一拍舞台上的三流劇團，拍一拍村口的大標語，再採訪採訪村支書或村民。很多同行媒體都覺得沒意思，機器一支跑旁邊聊天去了。
但我們把鏡頭反過來，透過舞台拍觀眾，這下精彩來了。
禿頂的沒牙老大爺，肩扛小孫子來看戲，只顧自己樂得拍巴掌，被小孫子尿了一身也渾然不覺。步履蹣跚的老太太，帶著一隻小鴨子，一前一後，搖搖擺擺到處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有觀眾評價：「《晚間新聞》團隊能用鏡頭語彙把土新聞處理成懸疑劇。」在我們眼裡，台下的戲，永遠比台上的戲好看。
2009年，在寧夏海原縣一個乾旱貧困的小山村拍攝《真情》。
環境艱苦的地方，我們不是沒去過。湘西大山裡的孩子，寒冬臘月，腳上只穿一雙塑料拖鞋。那天的午餐，慈善人士出錢給孩子打牙祭，有個女孩只吃米飯，把肉埋在飯下面，一口也捨不得吃。問她為什麼，她低頭說要留給弟弟妹妹。盛飯的大姐眼圈紅了，訓斥她「趕緊吃了！我再給他們盛！」小女孩吃了一口，眼淚下來了，「肉真香！」
可是到了寧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麼叫絕望。一個生活著二十萬人口的地區，四五年沒有下過一滴雨。這意味著四五歲的孩子可能從來沒見過樹，沒見過草，水彩畫裡的綠色讓他們吃驚和好奇。空氣中永遠飄浮著嗆人的塵土，到老鄉家裡，輕易不敢落座，動作大了滿屋都是浮塵，甚至不得不用沾水的T恤把頭纏起來才能出門。
一位鄉村教師的工資是每月320元，其中260元要用來買水。他的孩子是個腦癱患兒，平時軟塌塌地癱倒在媽媽懷裡，可是當你用礦泉水的瓶蓋裝一點水放到他的嘴邊，他竟然會像一個見了血的狼崽一樣，「騰」一下彈起來，一口把瓶蓋叼住。
很多孩子長期見不到父母，和爺爺奶奶相依為命。他們的父母大多數在廣東打工，為了省路費，很少回來。村裡最困難的那一家，有兩個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換點生活費，妹妹每年冬天要翻過好多座山頭，摔無數跟頭，用小背簍背積雪回來，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這些，心能疼出血來。掏光了身上的錢和吃的，還想為孩子們做點什麼。給他們上堂課吧。
老師聽說「城裡來的明星」要講課，很緊張，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門口。我信心滿滿地站在黑板前面，寫下幾個詞，用普通話說：「來，同學們跟我讀，小樹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們相互交頭接耳，不但不讀，還用一種很疑惑的眼神看著我。
「小樹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圓地帶讀。他們還是愣愣地看著我。
我走到老師身邊小聲問：「這是什麼情況？」
這回老師不緊張了，很有把握地從門口走向講台，拿起小樹棍指著黑板，用寧夏方言大聲讀：「小鼠喵，下玉料。」
孩子們提起胸脯，用地方話喊：「小鼠喵，下玉料。」
這位穿著開花的棉大衣、雙腿沾滿泥巴的鄉村教師，此刻臉上綻放出神聖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課雖然不行，課外還是有優勢的。我們帶著孩子們升國旗、放風箏、踢球，教他們用彩筆畫大江大河，畫山外的世界。長這麼大，他們從沒經歷過這些事，燦爛的笑臉，歡樂的叫喊，讓我們知道，無論生活多苦，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天堂。
離開山村的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把孩子們都叫起來，帶他們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氣極冷，大家縮成一團，緊緊靠在一起取曖。忽然天邊出現一抹亮色，太陽露出了邊緣。
我對孩子們大聲說：「雖然大多數時候，生活總讓我們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陽，它從來不讓我們失望，每天都會照常升起！」話雖然顯得矯情，但道理總是沒錯。主要是這裡連年無雨，太陽確實每天都會出現。
「讓我們對著太陽，大聲說出自己的心願吧！」
很傻很幼稚的橋段，孩子們卻信以為真。
一個六歲的女孩兒叫馬花，向著遠方喊「爸爸媽媽，我長大了，我會照顧好奶奶的，你們放心吧！別著急回來！」可是很快又低下頭，流著淚小聲說：「爸爸媽媽，我還是想你們……」
還有一個孩子，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想看看他的書包，他說什麼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著課桌。後來我才知道，他沒有書包，書本都放在一個「尿素袋子」裡。他對著太陽大喊：「我……我想要個新書包！」
孩子們小小的心願，讓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我們攝制組要離開了，在村口和孩子們道別，開車啟程。汽車繞著山梁開，坐在最後一排的化妝師忽然大喊「停車」，司機一腳急剎。
「快看！」順著她手指的方向，所有人都撲到窗邊。
只見黑夜裡，孩子們舉著小小的火把，從遠處追了過來。我們的汽車一停，他們也立刻停下，蹲在地上猛喘。好不容易倒過氣兒來，衝我們聲嘶力竭地喊：「叔叔阿姨，你們要記得回來看我們！」
車上車下哭成一片。
他們無法也不能離開這裡，因為這就是他們的家。
這些年來，我們用鏡頭記錄下的故事，十天十夜也講不完。
這些難忘的經歷提醒著我，永遠要美好，永遠要真誠。無論大環境提出怎樣的要求，節目形式怎樣改變，這顆真心，不能變。
每當看到原野上那些無人照料也一樣茂盛的無名花草，我就會想起這些孩子，也會想起自己。我沒有顯赫家境，長得不帥，沒有天生的幽默機靈，但我生命力還算頑強。
在競爭激烈的電視圈，我還活著。
笑中帶淚才是最好的
曾經與地方台合作，做一檔慈善節目時，和製片團隊發生了激烈爭執。
主人公是個小男孩。現場先播放他簡陋不堪的家，再播他殘疾的父親和精神恍惚的媽、玩泥巴的弟弟妹妹。那一刻，小男孩在舞台上羞愧得不肯抬頭。我憤怒了，比起貧窮，這些對他傷害更大！停止錄製！
我希望做的節目，是能在快樂的體驗過程中讓孩子自己領悟：「笑一下，這些只是暫時的，只要有夢想，在哪兒都能飛起來！」
這樣的機會來了，就是《勇往直前》。
有一個河南新鄉的女孩，叫青果，豆蔻年華，才華橫溢，卻因車禍而高位截癱，從此臥床不起。媽媽照顧了她五年，她卻時常覺得生活沒意義，沒指望，給家人徒增煩惱。她總對媽媽說：「讓我死吧，不想再拖累你了。」
偶爾也有讓她感到快樂的事，其中之一是每週末的《勇往直前》有一次她看到電視裡的明星蹦極，對媽媽說「你肯定不敢！」媽媽說：「只要不放棄希望，什麼都有可能。」
後來我們收到了這位母親的來信，說「我要為女兒蹦一回極！」
那一期節目是在桂林錄製的。年過半百的母親站上七十多米高的跳台，嚇得抖作一團。見慣了明星們開跳之前，哭得眼淚鼻涕一把抓，這位大姐的表現已算很勇敢了。
「大姐，我跟你說個事兒。」我故作輕鬆，準備給她戴眼罩。
「銳哥，你放心，為了青果我能行。」她緊緊抓住我的手，眼神很堅定。
「我放心，放心，我就想跟您說，跳的時候千萬別拽著我不撒手……」
無論生活中還是鏡頭前，我總是習慣於在別人陷入悲情的時刻，冷不丁打個岔。我奶奶教會我改變人生，首先要改變人生態度，她老人家就是用微笑化解了大半個世紀的各種磨難。
大姐果然樂了，蒙著眼罩，底氣十足地喊了一句：「青果，你要幸福地活下去！勇往直前，不後悔！」
這一刻，現場所有的人，編導、攝像、化妝師……無不淚飛如雨。
而我在給她戴眼罩的時候，偷偷做了個手腳，把她的身體扳到了相反的方向。她鼓足勇氣往後一倒，逕直倒在了提前備好的海綿墊子上。
這把年紀，不敢讓她真跳啊。
替她往下跳的，是台灣藝人王仁甫和幾個小伙子。一幫大老爺們兒，站了足足幾個小時，從中午11點到下午1點，愣是不敢往下跳。
我和海濤都等餓了，蹲在寒風中吃方便麵。突然聽仁甫大叫一聲：「我跳了！」全速向跳板跑去。我和海濤扔下飯盒同時跳起來緊緊壓住他，好險！他腿上沒拴保險繩！緊張得全忘了！
感謝所有參加過《勇往直前》的朋友。你們用行動創造了希望工程「捐款額第一」的成績，更讓孩子們懂得，該用什麼樣的態度面對苦難和困惑。
記憶裡有這樣一幕與你們分享。汶川地震中，有個小女孩失去了雙腿和所有親人，但當我和楊樂樂、譚維維在成都醫院看望她時，她滿面陽光地喊出了我們挑戰時常喊的那句話：「勇往直前，我做主！」喊得我們仨當面對她笑，卻在走廊裡抱頭痛哭。
直到今天，還是有些公益節目仍然繞在悲悲慼戚的套路裡，「看我家多慘，看我多慘」。但我們更願意堅持「快樂慈善」。我們已經證明了笑中帶淚才是強者的人生，陽光和歡樂也可以成就善舉。
我看不起那些舞台上淚流滿面煽情的人，攝像機一停就變了模樣，對弱勢群體冷若冰霜；也瞧不上燈紅酒綠的名流慈善夜，百萬鑽戒豪車卻只從手指縫裡捐出一點點。
對於慈善，有一顆真心足矣。
蒙上眼睛，才能打出好球
有一次去日本錄《勇往直前》，和楊千嬅、金晶在鏡頭前打高爾夫球。
我們平常打球還可以，但一旦有攝像機對著，連球都挨不著了。
焦慮中，只聽旁邊接連幾聲「砰、砰、砰」，清脆利落，個個都是好球。偏頭一看，是位戴墨鏡的日本老人，年紀大約在八十上下，身手卻一點不差。
我請翻譯跟他說，能不能教教我。他答應了，隨後把墨鏡摘下來，我才知道他竟然是個盲人。
老人說，教可以，但要像他一樣，先用布把眼睛蒙上。我心想，睜著眼都打不著，還蒙上眼睛？哪知閉上眼睛之後，輕輕一揮桿，「啪」，球觸桿的瞬間，手感極好，聲音也格外動聽。迫不及待把眼罩掀開，看到自己剛剛打出去的球，劃出一條漂亮的弧線。
其他人也一樣，個個都是好球！
大家興奮得扔下球桿，問老人家怎麼會這樣。
老人淡淡一笑：「當你睜著眼睛打球，會對自己要求很高。要求越高，壓力越大，越打不好。而當你蒙上眼睛，要求就降到最低，感覺能碰到球就已經很好了。恰恰因為我們放低了要求，甚至根本沒有要求，反倒能發揮出最好的狀態。」
醍醐灌頂！我們有多少時候在全力奔跑，卻沒發現已經錯了方向？
不禁回想起我得過且過、無甚追求的青年時代。上大學的時候，和央視的趙普同班同宿舍，他的自律一度令我望塵莫及，作息時刻表詳細到幾點幾分，而且一板一眼，對照執行。他當我是最好的哥們兒，才把他的時刻表拿給我看，可我剛看了一眼就開始頭疼，心裡冒出一句話：自虐至此，毋寧死。
普哥為了自我激勵，在租住的破院子門口掛了個牌子「趙公館」，後來被我偷偷改成了「趙公公」，同學們狂笑。普哥搖頭歎息：這小子沒一點兒正經。
殊途同歸吧？他去了最嚴謹的央視，我去了最自由的湖南衛視，這是不是也證明了蒙著眼睛打球的道理？只要不走邪路，死耗子多得是！老天爺餓不著瞎貓和瞎麻雀！
我也有過對自己特別苛求的時候，但是除了痛苦，並沒帶來其他什麼。
有那麼一年多的時間，由於台裡整體大調整，很多主持人，包括我，節目都停了，處於半休息狀態。每天的任務就是接送跳跳，陪她玩兒。她上幼兒園了，我就自己坐在院裡發呆。
記憶中，從出道那天開始，永遠都在忙忙碌碌，東跑西顛，追求人生密度嘛。在湖南衛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裡，數我節目做得多，同時應付五六個欄目幾乎是工作常態。所以，忽然清閒下來，找不到存在感了，相當迷茫痛苦。
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過渡，等到大的方向明確下來，一切都會重新步入正軌。但是對我自己，一個四十歲的男人，未來是否還有機會，是個未知數。
電視人，無論在哪兒，無論在幹什麼，心裡最愛的，永遠是電視。
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看看自己身邊，何炅和汪涵是中國電視主持界的標桿，我一直都想向他們學習。可是我既比不得老何的青春活潑，永遠一張歲月無痕的娃娃臉，帶著一群孩子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也比不上老汪的深沉底蘊，既不玩微博也不玩微信，平時交往的多是七十歲以上的老藝術家、老學者，熏染得滿身都是學問；更比不了那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哭就哭說笑就笑，說打滾就打滾說下腰就下腰，歡樂無極限，緊跟時代大潮。
如果說我身上還有點兒《晚間新聞》造就出的風格，也得被時勢淘汰了嗎？
那時我甚至羨慕台裡最普通的實習生，每天打卡上班，從早上八點忙到晚上八點。開車從湖南衛視大樓前路過，也會失落得濕了眼睛。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還有這麼多愁善感的一面，因為實在不是我的風格。
後來我決定從精神上給自己鬆綁，放下所謂的自尊和期待。
不是想做事嗎？那就去做，別再患得患失。
有一家公司，用極低的價格從各個電視台收購「垃圾節目」，買節目的成本大約100多萬，經改裝後再打包賣給電視台，一年365期，一家電視台25萬，一百家電視台就是2000多萬。
他們想請一個主持人把這些節目重新組織、講述一遍，當新節目賣。這活兒的要領，我當年在《晚間新聞》就已經摸索透了，幹起來得心應手。
儘管時不時地，也會冒出一些「虎落平陽」的哀怨，但我會告訴自己，就當是職業生涯中一個新的開始吧。此刻的我，不圖名，不圖利，圖的只是做事而已。人生自古誰無低谷，認真做事，憑本事賺錢，起碼不會空虛難過得用吸毒、賭博的方式麻醉自己，或者像很多閒極無聊的人那樣悶在家裡玩電腦打麻將。要相信老天，給你機會就努力工作，沒給你機會那是讓你享受生活！
也正是那段低谷，讓我有機會停下來，重新審視自己。我想每個人都不應該只被一種生活方式套牢，而要去瞭解和追求更廣闊的世界。
我開始盡己所能做更多事情，調動力所能及的資源，做一個新生活方式的倡導者，引領人們走出家門，看看外面的風景。當我們站在高山之巔和白雲對話，當我們潛入大海和魚群一起暢遊，當我們靜靜地在古城中穿越，騎著機車、駿馬在草原飛馳，我們還會再為一些雞毛蒜皮的瑣事糾結嗎？
當然啦，會有人問：「沒錢怎麼辦？」
呵呵，銳哥的回答是「出了家門即風景啊！」
諸事不順的日子裡，湖南又總是下雨見不到太陽，心情極差。
乘飛機穿越雲層時，突然一縷強光射入，瞬間開朗起來：「原來太陽一直都在那兒，只是被雲層阻隔而已。如果眼中都是烏雲，那說明我們飛得不夠高。」
「兄弟，咱終於鹹魚翻身了！」
「兄弟，咱終於鹹魚翻身了！」
這句話，是《爸爸去哪兒》一炮打響之後，我們團隊老大謝滌葵的肺腑之言。
老謝是我在湖南衛視認識的第一個同事，也是「晚間團隊」的精神領袖。十幾年來，我們哥兒倆相互瞭解，相互照應，常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
他見證了我單槍匹馬來長沙闖蕩的歷程。從騎一輛破摩托車、租一間小房子、沒朋友沒親戚的單身漢，到成家立業、一步一步在這個城市扎根。
一個製作人和一個主持人，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合作了十幾檔節目，外部的因緣際會始終沒把我們拆開。如此強悍的存在，在這個行業裡並不多見。
我們倆都屬牛，一同邁入不惑之年。老謝的女兒比我女兒小一歲。他的心思多半都在工作上，養女兒的風格和我很不一樣。我是「女兒控」，他是「大撒把」。
幾年前，第一次去他家看孩子。只見夫人在廚房做飯，他在客廳看電視，倆腳翹得老高，很是悠閒。
「寶貝在家嗎？叔叔給她帶禮物了！」我興高采烈地問。
「在家，在家。」
「哪兒呢？」我往小床裡一看，空的。
「啊？等著啊，我給你找找去。」
老謝這才站起來，滿地找孩子，終於把小姑娘從桌子底下拎出來了。天可憐見，一歲多點兒的丫頭，像小貓似的，正自己趴瓷磚地板上玩兒呢。
寒冬臘月啊，長沙室內是沒有暖氣的，給娃凍得手腳冰涼。
我這當叔叔的都看不下去了，說了句沒過大腦的話：「你這是養孩子還是養小狗啊？」
老謝滿不在乎地說：「孩子就得這麼養，不生病，皮實。」
2013年初，台裡從韓國MBC電視台買下《爸爸去哪兒》的版權。交給誰做？理論上需要各個團隊競標，但是謝滌葵團隊尚未競標，就因為多年的戶外項目經驗、團隊的默契、共同的價值觀，成為大家心目中默認的不二之選。
湖南衛視這個平台，永遠鼓勵你去做與眾不同的事情。
過去我在其他一些電視台學習交流，看到很多人做決策時，思維方式是「排除法」：這件事其他電視台做沒做過？如果都做過，那麼我們也做。
跟風策略往往很保險，別人當老大，自己爭取當老二。
但湖南衛視的決策思路完全相反：這件事，如果其他人做過，我們就不做了。
我們的理念是：干別人幹過的事，先輸五成；干別人沒幹過的事，先贏一半。
湖南衛視的人，不惜豁出命來幹活。很多前來取經的同行，來的時候懷著各種好奇，走的時候都是同一個反饋：「湖南衛視真學不了，這兒的人都不睡覺！」一年365天，機房夜夜無休，燈火通明。製片主任可能凌晨兩點被叫來開會。所有保障部門都跟隨節目進度走，時刻準備著為一線服務。
所以在這個平台上打磨多年，我們自有一套獨特的生存方式。
韓國的模式，我們學習借鑒，但不是照搬。
在父親與孩子的關係方面，中韓兩國有近似之處，比如父親賺錢養家，和孩子相處機會較少，而且大多數父親不善表達情感，這種「夾生」狀態容易碰撞出火花。
但兩國文化也存在很大差異。比如韓國父親在家中的地位很高，說一不二，孩子對父親多有敬畏心，這在中國家庭中並不典型。韓國家庭通常有兩個或更多孩子，在教養模式上，和獨生子女家庭有著天壤之別。此外韓國已算發達國家，生活節奏不像中國這麼快，節目節奏相應也慢。鏡頭前，父親優哉游哉地喝著茶，跟孩子聊家常，還沒看出什麼亮點來，時間已經過去了十分鐘。
所以節目移植過來，需要進行本土化的改造。這時候就發現，真的沒有無源之水，也沒有無本之木，一切看似偶然的事件，冥冥中都是注定的必然。我們這個團隊，過去吃苦受累磨出來的那些經驗、教訓、技術、風格，統統派上了用場。
與最後一名嘉賓簽署合約，距離正式開拍只有幾天時間。這麼短的磨合時間，對於其他團隊或許實在太倉促，對於我們這個團隊，卻是綽綽有餘。
《晚間新聞》的生動平實，《變形記》的戲劇化衝突，《勇往直前》的競技設置……紀實、綜藝、戶外，再加上細節的判斷、分寸的拿捏，以及對普世情感和價值的呈現，共同形成了《爸爸去哪兒》的超強爆發力。
曾經以為在我的職業生涯裡，《晚間新聞》就是頂點了。後來《晚間新聞》停播，又以為《勇往直前》《智勇大沖關》就是頂點了。誰也沒想到過了四十歲，沉寂了一年多，還能收穫《爸爸去哪兒》這樣一個奇跡。
儘管奇跡被創造出來之前，誰也不知道有多艱難。特別是老謝。工作夜以繼日就不說了，父親又突發腦溢血，昏迷不醒。上有老下有小，最煎熬就是這人到中年。實在扛不下去的時候，他會突然搭著我的肩膀對我說：「兄弟，我已經心力交瘁了。」說完再接著扛。
是啊，我們湖南有最可愛最可敬的電視人！《爸爸去哪兒》的後期機房是從不關燈的，那些被譽為「神剪輯」「神字幕」的兄弟姐妹們，帶著牙刷來上班。好節目都是拼出來的。
《爸爸去哪兒》有上百台攝像機，每個爸爸和孩子都有若干台機器24小時跟拍。整個活動空間裡，上天入地，甚至水中，都有鏡頭。即使夜裡睡覺，每間臥室旁邊都會安置一個機房，各種各樣的設備照常運轉，有專人徹夜值守。沒有這樣的現代化生產流程，就做不出感同身受的真人秀節目。
如果爸爸和孩子們是早上6點起床出門，攝像們從凌晨3點多開始，就得在各自的機位做好準備。在雪鄉，攝像要扛著很重的機器，坐在摩托雪橇上拍攝。天冷，雪橇跑起來就更冷。為了防寒，每個人都配一個面罩，但是哈氣會影響看鏡頭。於是大家就把面罩拉到頭頂上。
南方人不懂北方的冷。沒過一會兒，我就發現他們個個笑容都很「詭異」，立刻喊停。所有人關閉攝像機，我教他們雙手捧雪使勁搓臉，千萬不能碰熱水，東北的凍傷可不是開玩笑。好在大家都聽否則保不齊第二天集體「面癱」。
人生常是起起伏伏的。節目「風光」了，村長的人生又充實起來了，每天的日程滿滿當當。彷徨和摸索中，《爸爸去哪兒》給了我「捲土重來」的機會。
看看大火的幾位老爸，張亮、郭濤、岳倫、田亮、小志，誰是一直一帆風順的？我悟到：人生在世，只要努力，總可能有機會。
在我心裡，收視率第一，口碑第一，當然都很好。但還有比這些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們付出的努力，真的給人帶去了久違的歡樂。
在威海雞鳴島錄節目，那裡有一群老兵。我帶著孩子們陪老人聊天、吃飯，幫他們修補房子，給他們表演節目。那天晚上，節目錄完了，攝像機也都撤了，突然有一位九十歲的老人拉著我的手，顫顫巍巍對我敬了一個禮，說：「謝謝村長！」
別人叫我「村長」，都是輕鬆玩笑的口吻，只有這位老人是認認真真的，彷彿這是一個很像樣的頭銜。他說：「我上一次這麼開心，還是二十年前，解放軍上島慰問的時候。」
他囑咐說，冒著大雨給我們捉的螃蟹，一定趁新鮮吃！我們走了很遠，老人家還站在原地向我們揮手。
在零下二十幾攝氐度的牡丹江，那麼多人頂風冒雪，合夥租了三輛大巴追來，就是為了親眼看看這些可愛的寶貝。雖然不能進拍攝場地，但遠遠地站著瞄上一眼，也值得在嚴寒中等上一天。這就是觀眾的愛。
還記得錄製節目的第一天，幾個爸爸都不約而同地動了念頭，想當逃兵。到了最後一天，無論大人還是孩子，大家都因為不捨而流下眼淚。
《爸爸去哪兒》還會繼續，如同我們的事業還會繼續，生活還會繼續。也許第二季、第三季還會更好，但我們永遠感激第一季，帶給我們的鼓舞和感動。如同初戀並不完美，但不會被任何情感所取代。
每一個節目都是一座山頭，翻過去的山頭，就是生命中的里程碑。「鹹魚翻身」只是玩笑。不惑中的收穫，是曾經最荒蕪的心底萌出的那一抹亮色。只要自己不放棄希望，不停下腳步，那抹亮色就永遠在前方等著你。